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在最后一次地下活动中
尼·亚·叶梅利扬诺夫
4月2日（15日）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获悉：列宁将从芬兰返回俄国。3日（16日）我们争取到了几辆平车由我们使用。我们乘上平车，就开往白岛车站去迎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往迎接列宁的还有彼得格勒的工人代表团。
旅客列车徐徐地靠站了。车厢出口处的平台上站着一些人。虽然认识列宁的人不多，但当他走出车厢时，人们立刻认出了他。
这时响起了一片“乌拉”声。一顶顶帽子抛向空中。听见人群里有人在喊：“伊里奇！我们的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人们举在手上，送进了车站大厅。他在那里发表了演说。他说得简短，明了，他说推翻沙皇以后，掌权的是资产阶级，工人必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次响起了一片“乌拉”声。
列车开动了。我那时根本不可能想到，不久以后我自己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切地会见，甚至要同他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七月事变以后，列宁被临时政府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克伦斯基[1]重金悬赏缉拿列宁。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迫隐藏在工人家里。他以前的住处被反复地搜查了好几次。
留在彼得格勒，对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越来越危险了。党中央决定把列宁隐藏到更加可靠的地方去，无论如何必须保护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住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一间单独的小屋子里。一位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我同他很熟悉，过去同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作过）来找我。他说：
“叶梅利扬诺夫[2]同志，中央委员会委托你把列宁隐藏起来。”
“我很乐意，”我答道。可是出于一种要保护好列宁的责任感，我立即又感到担忧。我说：
“我来隐藏，但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你先好好考虑考虑。”
他走了。我就同妻子商量开了。她也是党员。要是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藏在家里，那是危险的，因为周围都是一些住别墅的人。但我们几乎同时想到：拉兹里夫的居民时常雇一些芬兰人在湖对岸刈草。于是我们也决定让列宁扮成一个被雇用的刈草人，住到湖对岸的一个窝棚里去。
次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来了。我向他汇报了我的计划。
“想得真妙！”他也同意了。
不久，他又上我家来告诉我，中央委员会赞成我的办法。但有个问题：如何更安全地把列宁从彼得格勒送到拉兹里夫。
“最好是乘夜里两点钟的那班列车，”我提议道。“乘坐那班列车的通常是些玩得很晚的各种身分的人，所以那班车又称‘醉汉列车’，乘这趟车是最安全的。”
我们还商量了其他一些细节问题。7月11日（24日）晚[3]我动身前往彼得格勒。当时滨海铁路在彼得格勒的终点站是在新乡。我预先买好三张票。候车室里和月台上有许多逃兵，他们可能会引起搜捕。我决定领列宁打运货的大门走。虽说我们要从停在路轨上的货运列车底下钻过去，然而走这条路去乘车是最安全的。
在约定的时间里，我在大涅夫卡那边接到了列宁和陪同他前来的约·维·斯大林和谢·雅·阿利卢耶夫[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低声对我说；
“请您朝前走，给我们带路。”
我沿着事先选好的路线把他们领到列车跟前。同志们只能用眼神同列宁告别，列车不久就开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车厢的踏板上坐了下来。
“这样可要摔下去的喩。”
“我是故意这样坐的，”他答道。“要是发生什么情况，我就能跳下去！”
从拉兹里夫车站步行五分钟就到我的家。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妻子叫什么名字。
“娜捷施达·康德拉季耶夫娜。”
转眼就到家了。我们进了门。列宁同我的妻子问好之后，就说：
“娜捷施达·康德拉季耶夫娜，关于我的事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绝对不要向任何人谈！谈话中不要为我辩护，也不要争论有关我的事情……”
我妻子向列宁保证说，秘密工作的规定她是知道的，孩子们也知道。列宁问我有几个孩子。
“七个。”
他问了他们叫什么名字，就跟他们见了面。
从厨房到干草房要经过一个台阶。我在干草房里摆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们就直接在散发草味的干草上面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搭了个铺。列宁对这个住所倒也挺喜欢，但是环境不安宁。住别墅的人，还有那些邻居，都是些好奇的人。正如俗话所说的，小心没大错，应当赶紧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湖对岸去，但是须要租一块割草的地，搭一个窝棚，把一切必需品运到那里去——总而言之，准备工作必须做得万无一失。为这件事，我花了几天工夫。中央委员们前来看过列宁。第一次，妻子不肯放他们去见列宁（我那时在湖对岸），因为她不认得来的两个同志。后来他们对上了暗号。
湖对岸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用小船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对岸去，让他住进窝棚。那是个用树枝搭成的十分普通的建筑物，上面盖了草（看上去十分简陋），当年搭棚的那个地方现在用花岗石造了一个列宁的“窝棚”纪念碑。画家有时候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画成是坐在窝棚边的树墩上面。其实是有些出入的。我在窝棚附近的茂密的灌木林里给列宁清理出一小块办公的地方，用新砍的灌木搭了一个亭子。那里没有树墩，而是放着一段圆木当凳子。靠近窝棚砌了个炉灶，木架子上面吊着一口小锅。
蚊虫尤其到了夜间把人咬得很不好受，躲也躲不开。但是也只好忍受着。食品和报纸由妻子或儿子用小船给送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的报纸很多，凡是那时出版的报纸他都有。为了不致因为购买太多的报纸而引起怀疑，孩子们分了工，哪些报纸由谁负责去买。
记得，在报纸上看见过一些描写列宁是如何躲到国外去的短文：有说坐潜水艇的，又有说乘飞机的。只有一点是对的：走水路，但不是坐潜水艇，而是坐一只普普通通的双桨划子出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到这类短文时就放声大笑，他称那些资产阶级文痞为“胡闹的小丑”。
列宁的工作很多一要看书又要写作。同志们时常来找他。斯大林来过两次，奥尔忠尼启则[5]来过几次。捷尔任斯基[6]和斯维尔德洛夫[7]也来探望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拉兹里夫湖畔的简陋的窝棚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指挥部。
时间一天天过去，秋天渐渐来临。下雨天愈来愈多了。
天气逐渐变冷了。妻子从家里把御寒的衣服几乎全部都送来了，但仍然无济于事，我们还是免不了要受寒冷和潮湿的折磨。再加上那时谣传纷纷，说列宁装扮成钳工躲进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啦；说列宁到疗养地隐藏起来啦，等等。
该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另外寻找一个更可靠更安全的地方。中央委员会决定送列宁到芬兰去。
居住在拉伊沃拉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们有边境通行证。当时我在搞技术革新工作，又是苏维埃代表和工长，可以出入厂长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见有他签署的通行证。我稍稍来得早一点。门卫同我是很熟悉的。我从厂长的办公桌上取了五张通行证，拿给了列宁。他选了一张具名伊万诺夫的通行证。我们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化了装，戴上了假发。德·伊·列慎科[8]来替他照了像。一个熟悉的雕刻师在照片上面画了一个逼真的印鉴[9]。
我们把通行证给了列宁。他看了又看，找不出一点破绽来。
“嗯，好极了！你们真行！”
现在只须从森林里走到芬兰铁路，再乘火车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上彼得格勒，在那里把他打扮成司炉送到芬兰去。这件事托付给了芬兰的布尔什维克去完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动身去彼得格勒的那天，我们在等候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同志。灌木林后面出现了一个人。
“谁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
“邻居。”
“他来做什么？”
“大概来雇您去割草。因为您这里已堆起了一个相当大的草垛。”
邻居走近跟前打了个招呼。
“这是谁替你割的草？”
“一个芬兰人。”
“他会说俄国话吗？”
“不会。”
“他肯上我那里去割草吗？”
“不会去的，你也不必喊他。”
“可惜。我自己又在害病，儿子又不能干。我须要找一个割草的人……”
邻居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起身来，以惯常的戏谑口吻说道：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谢你没有让我去当雇工！”
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以及来接他的同志徒步穿过森林，朝芬兰铁路走去。天色一片漆黑。我们出了森林，来到了迪布纳车站，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列宁一向严格遵守秘密活动的规定，即使在这里他也是信守不渝的。他立刻站起来说道：
“我们全坐在这里可不行。应该有两个人到灌木林去隐蔽起来。”
这个预防措施绝非多余。列宁和拉希亚[10]同志刚隐藏起来，从车站的房子里就走出一个人来，腰里挂着把军刀。他环视了一下月台，就朝我们走来，他说：
“你们的证件呢？”
我们那位同志拿出了一张芬兰铁路职工的证件。
“你有证明吗？”他问我。
“只有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号。”
“那么晚你在这里干什么？”
“难道不可以吗？”
我已猜测到，这是一个反间谍机关的军官；知道列宁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预先没有察看一下车站，这是我的过错，是我的疏忽”，我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决心千方百计地把军官的注意力吸引开去，使他不去注意将要开往彼得格勒的列车。
“跟我走！”军官下令道。
“为什么要跟你走？”
“走！”他抓住我的手。
房间里有许多非军人和拿步枪的中学生。
军官在桌旁坐了下来。我也懒洋洋地随便一坐。
“交代，你是什么人？”
“我是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
“工人？瞧你这副样子！站起来！搜身！”
列宁在路上把一个彼得格勒同志的代表证交给了我，要我转交给这个同志。这张代表证我没来得及扔掉。
“你还是个布尔什维克啊！”
“这张代表证不是我的。我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工作，也住在那儿。”
“莫明其妙…… 你做工几年啦？”
“四十年。”
“那么说所有的上司你应该都认识罗。你把他们的姓名都给讲出来。"
我——都说了，甚至连当官的也说了；但表上的时针走得慢腾腾的。我已打定主意要揍这个军官一顿，这样好大闹一场，惹出点麻烦，以争取时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给我解了围。
军官突然问道：
“谁是工厂的主治医生？”
“格烈琴，哎哟，他可是个捞外快的人呢！”
军官暴跳了起来。
“混蛋，你竟敢侮辱我的叔叔！”
列车靠站了。有人来向这个军官报告了，可是他并不介意。他坐下动手写起东西来，并且朝着我低声咒骂：“我要枪毙你！”
房门被启开了一点，从门缝里我认出了那个同志的脸孔。这意味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已经上车了。
当军官还在写东西的时候，从彼得格勒开来的第二趟列车靠站了。我被人用手枪逼着押出月台，关进了车厢。我决定不在中途跳车。我抱着一个希望：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同志们会帮我解围的。
在白岛车站，斯米尔诺夫军士——我挺要好的一个熟人，登上了车厢。他是我们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的成员。
“叶梅利扬诺夫同志，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是您的上司把我抓来的。”
他打开车厢门，说：
“快跑吧！”
我悄悄地跑回家之后，马上就躺下睡觉了。这一番折腾弄得我筋疲力尽。一阵叫喊声把我吵醒了。我睁眼一看，妻子在哭泣：“您干的好事，您干的好事！”
原来，我们的一个女联络员来了。她没有发现我在睡觉，于是就谈起了我的事情：
“他被捕了，但好象逃跑了。”
妻子一想事关列宁，不由得就哭泣起来。我从床上跳了起来，——事情这才算弄清楚了。
后来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列宁平安到达了芬兰！
不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我们拉兹里夫来了。她要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此就要弄到一张去芬兰的边境通行证。我在拉伊沃拉认识的一个抄写员弄到了一张这样的通行证，拿给上司签了字，自己又盖了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装扮成一个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女工，一个名叫阿加菲娅·阿塔玛诺娃[11]的在拉伊沃拉出生的人，这样她也顺利地越过了国境。
载于1955年4月20日《列宁格勒真理报》93号第3版
[1]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叶梅利扬诺夫（Емельян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71年12月20日——1958年8月13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7月事件后参与掩护了处于通缉中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9年任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2年因支持季诺维也夫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斯大林死后获释。1956年平反并退休。
[3] 这是1917年7月9日（22日）夜里的事。——编者注
[4]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Серг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Аллилуев，1866年10月7日——1945年7月27日），斯大林的岳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成员。1907年移居彼得堡，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秘密集会场所。七月事件后曾为列宁提供躲藏地。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开展地下工作。此后在电气化领域工作。1945年逝世。
[5]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6]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7]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8] 德米特里·伊里奇·列慎科（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Лéщенко，187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期间任《前进报》、《新生活报》秘书。1907年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任《消息报》编委会秘书。1917—1918年任彼得格勒电影委员会主席。1917—1920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书记。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中央电影委员会主席。1923—192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委员。1924—1929年任列宁格勒州立照片电影学校校长。1937年逝世。
[9] 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里的尼·亚·叶梅利扬诺夫写的《伊里奇在拉兹里夫》这篇回忆录的手稿里，这件来是另外一种说法。“按照伊里奇的意见，——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回忆道，——我找到了一个熟悉的钳工，他那时在军事委员部里做事，给抓来的人送饭。经过长时间的劝说以后，他撬开了上司的办公桌，取出了印章。我们拿它在照片上盖了印。这样，通行证上面的手续就完备了。”——编者注
[10] 埃诺·阿布拉莫维奇·拉希亚（Eino Abramovich Rahja，1885年6月20日——1936年4月26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8年芬兰革命期间任芬兰赤卫队总司令。1918—1927年任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退休。1936年逝世。
[11] 在《伊里奇在拉兹里夫》这篇回忆录的手稿里关于给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领取通行证的经过是这样写的：“不在工厂里工作，但是居住在拉伊沃拉的人的逋行证是由乡长发给的。娜捷施达·康德拉季耶夫娜（她认识乡长的妻子）通过乡长的妻子在乡长那里取得一张通行证。通行证是用我的姨母阿加菲娅·阿塔玛诺娃的名义领取的，顺便提一句，我的姨母是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就在拉伊沃拉去世了。娜捷施达·康德拉季耶夫娜给乡长解释说，我的姨母是因为去办理家事需要一张通行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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