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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
（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军校学员晚会上的演说）
约·维·斯大林
同志们！我接到通知，说你们这里要举行回忆列宁的晚会，并邀请我也来做一个报告。我认为没有必要做一个关于列宁的生平事业的连贯性的报告。我想，倒不如只把一些表明列宁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这些事实相互间也许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到一个关于列宁的总的概念。不管怎样，我这一次向你们讲的不可能比我刚才所答应的更多。
山鹰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上的创建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1]、阿克雪里罗德[2]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1903年底——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单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
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
谦逊
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在1905年12月坦默福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着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它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们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逻辑力量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许多万能的触手，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不灰心
我第二次会见列宁是在1906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大家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失败。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丝毫不象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恰恰相反，失败使列宁更加精神百倍，鼓舞自己的拥护者去作新的战斗，争取未来的胜利。我现在说的是列宁的失败。但这究竟是怎样的失败呢？必须看一看列宁的反对者，即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者——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和马尔托夫等人：他们很少象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列宁用他对于孟什维主义的无情的批判把他们打得体无完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聚集在一起，望着列宁，问他的意见。在某些代表的言论中流露出疲倦和气馁的情绪。我记得列宁对于这种言论用讽刺的蔑视的口气回答说：“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当时令人感到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是暂时的，布尔什维克在最近的将来一定会胜利。
“不因失败而灰心”，——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一支忠实到底和相信自己力量的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
不骄傲
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当时我第一次看见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就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象这种领袖。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我记得当时列宁十分坚决地教导代表们说：“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击溃对手，因为对手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击溃。”他狠狠地嘲笑那些轻率地断言“孟什维克从此完蛋了”的代表。他毫不困难地证明：孟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还有基础，我们还必须善于和他们作斗争，竭力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尤其要避免过低估计对手的力量。
“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对手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原则性
党的领袖们不能不尊重党内多数的意见。多数，这是领袖们不能不重视的力量。列宁对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党内其他任何领导者。但是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的多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下面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事实。在1909—1911年的时期，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地下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党性而进行的争论中，后来列宁成了胜利者。
第二个事实。在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炽烈的时期，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染上了流行的爱国主义狂热，替本国的帝国主义尽忠效劳。这是第二国际在资本面前放下自己的旗帜，连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盖得[3]等等一类人物都抵挡不住沙文主义浪潮的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或几乎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盖得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的变节行为，痛斥骑墙派“革命家”的不彻底性。列宁明知跟随他走的只有很少的少数，但是他认为这没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有前途的政策；因为他知道，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大家知道，在这个为新国际而进行的争论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相信群众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们和领袖们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样一些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善于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革命天才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说明，列宁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许，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四溢，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
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
我记得有两个事实可以特别明显地说明列宁的这个特点。
第一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前夜的时期，为后方和前线的危机所激动的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和平和自由；将军和资产阶级准备军事专政，以求“作战到底”；整个所谓“舆论界”，一切所谓“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诬蔑他们是“德国间谍”；克伦斯基[4]企图把布尔什维克党驱入（而且已经把一部分驱入）地下；还很强大的有纪律的德奥联军同我国疲惫的处于瓦解状态的军队对峙着，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安然和本国政府结成联盟，以求“作战到完全胜利”……
在这样的关头举行起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掷。但是列宁不怕冒险，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会准备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空前准确地实现了。
第二个事实。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5]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6]（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彼得格勒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一千四百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组织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格勒正酝酿着士官生的暴动。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格勒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拿到自己手里。”
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反而乐于进行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和平道路上所有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起来。
大家知道，列宁的这个革命预见后来也完全准确地实现了。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6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0—67页
[1]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2]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3] 儒勒·巴西尔·盖得（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
[4]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5]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杜鹤宁（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хонин，1876年12月1日——1917年11月20日），1894年入伍。1917年6—9月任西南阵线参谋长，9—11月任俄军总参谋长，11月1—20日任俄军总司令，期间反对十月革命，拒绝和平谈判，并被解除职务。11月20日被一群水兵私刑处死。
[6]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军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1月被捕，7月遇害。1955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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