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革命历史片断
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捷利克桑）
1903年10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会议开得十分激烈。弗·伊·列宁（他有代表同盟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作过总结报告后，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立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对一个不久前还因坐牢而脱离党的工作的新来的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立即分清是非的。但是，一旦参加过实际工作的人熟悉了大会的文件，他的注意力就被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的手稿吸引住了。手稿中谈到，为使有可能把做实际工作的人和说空话的人分开，防止组织上的混乱现象，必须缩小党员的概念。
讨论到党章第一条——谁能做党员——这一问题时，一个实际工作者就不可能不站到弗·伊·列宁一边。我们在各地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同情分子”发生过的麻烦和争执已经是够多的了：从本质上讲，他们同党的纪律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害怕丢失自己的安逸生活和合法身份，因此，允许他们入党是不符合党的利益的。
那些追随孟什维克的人，尽管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立场，他们的论据却很少有说服力，而这些正是我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原因所在。那时我还没有直接认识弗·伊·列宁。但是，自从对我们党内生活的整个体系起着组织作用的《火星报》诞生的那一天起，特别是在列宁的闻名的著作《怎么办？》问世之后，我的一切都同他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在彼得堡被捕之前就是《火星报》的代办员，所以当我收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用卡佳署名的密信时，我就知道，我是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的。
我盼望能见到弗·伊·列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一见到他，我就意识到，他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既伟大又平凡。我第一次见到弗·伊·列宁是在兰多尔特咖啡馆。当时这个咖啡馆是弗·伊·列宁通常用来同临时耽搁在日内瓦的同志们会面的场所。这些同志中有的才开完代表大会，有的才从流放地逃跑出来或出狱不久。他们对这种临时性的侨居生活感到很苦恼，一心想回到俄国去开展秘密工作，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没有这笔派遣费。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控制了党的中央机关，他们还攫取了同各地、俄国的各党组织进行联系的所有技术条件。他们还掌握了印刷基地以及属于党的经费。
我是跟几个因党的工作而熟悉的火星派同志一起到兰多尔特去的，他们也是临时耽搁在日内瓦的。这些人是尼古拉·鲍曼[1]（即白嘴鸦）、马克西姆·李维诺夫[2]（即老大爷）、弗拉基米尔·博勃罗夫斯基（即叶弗烈姆），这三个人都是1902年从基辅监狱英勇越狱的参加者。此外，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在《北方协会》一起工作的一个老同志，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从彼得堡流放到科斯特罗马去的伊万·亚历山大罗夫（即马卡尔），后者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他是到日内瓦来养病的。
我的所有同伴早已作出抉择，正如当时常说的，已成为最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们无比热爱伊里奇，而对孟什维克，特别是对背叛弗·伊·列宁的普列汉诺夫十分愤懑。
不言而喻，同这些同志交往极有助于我确定自己的立场，因此在同弗·伊·列宁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我就已经站到他一边了，尽管前几天孟什维克的首领还竭力使我相信他们呢。
在兰多尔特我们遇见了一些等候弗·伊·列宁的人。不一会儿，他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陪同下快步走进咖啡馆，边走边向同志们问候，接着就同我们谈论跟党内形势有关的一些迫切问题。他说，孟什维克诽谤党，他们对出席代表大会的多数派散布种种谎言，败坏代表大会选出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誉；党内的这种情况是同代表大会上讨论到党章第一条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动摇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了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形势之后说道，然而他寄莫大的希望于把我们的人派回俄国去，其目的是让他们正确地向各地党组织汇报；但是由于当时布尔什维克手头的经费极其有限，因此暂时只能派遣少数人，其余的同志必须耐心地等待。
弗·伊·列宁讲话后，同志们把我介绍给他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知道，孟什维克的首领拜访过我，所以就开玩笑地问我，我到这里来是否害怕，这里有个“可怕的列宁”啊。他听我说一点也不害怕，便邀请我有便到他家里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附和着一起邀请我。当然，他们当时并没有再三邀请我。在弗·伊·列宁的寓所个别地同他交谈，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似乎就在初次见面的第二天我就到日内瓦近郊的塞舍罗去了。在一幢不大的别墅里住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她的老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无论在流放期间或是侨居国外期间她都从来没有同自己的女儿分离过。
别墅的底层是厨房，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就住在那里，她总是为并不复杂的家务不停地操劳着。有个木楼梯通向楼上两个比较宽敞的房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里有一张大桌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房间里的桌子小一些，他们的家具就这些。每个房间里还有一张铺上毛毯的普通的铁床，几把椅子和几只钉得很粗糙的书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桌上堆满了剪报、手稿和各种各样的统计汇编、图表物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穿一件斜领衬衫，衣襟露在裤腰的外面，这副装束使他那矮壮的身材增添了某种特殊的“俄罗斯人”的神态。再说这里的整个陈设都同瑞士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不相协调。难怪爱说俏皮话的马卡尔第一次来到这里就感叹地说：“这里有俄罗斯的特征，这里笼罩着俄罗斯的气氛！”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殷勤地接待我，然而这次会面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除了在兰多尔特咖啡馆听到的以外，我盘算着能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再听到些什么，而结果相反，倒是他更多地问我，甚至对俄国党的工作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感兴趣，同时对我们这些坐过牢的职业革命家如何在条件许可下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习的问题也很关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我说，1901年我在哈尔科夫坐牢时曾设法搞到过一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是公开出版的，署名为伊林。他听了显然很高兴。由于他想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所以对我开玩笑说：“您可真不走运，在牢房里只能啃我那些又长又枯燥的统计表。我真为您感到遗憾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详细地向我询问特维尔组织的日常情况。我说，这个组织同农村有联系。他听了特别感兴趣。而当我谈到，他的小册子《给农村贫民》对我们巩固同农村的小组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时，他甚至并没有打算掩饰自己的高兴的心情。
我曾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作笑话谈起一件小事。他就借此机会谈了深入了解所处环境的必要性。一个党的工作者应该对所有细节都要周密地考虑并随时保持警惕，这一点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下显得尤其必要。
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的这件小事发生在我快要离开特维尔的时候。我们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到农村去给一个小组讲课，但是第二天他就从农村回来了，并带回了一封给特维尔委员会的打印好的信。小组的组织员在信中私下要求再不要把这位宣传员派来，因为他“不是自己人”，“他是老爷”。证据是：他在—个农民家里过了 一夜，清晨起来梳洗的时候，从口袋里不仅掏出了肥皂，而且还掏出一把牙刷，“刷起牙齿来，只有老爷才这样梳洗，我们农村可不知道有什么牙刷。”
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沙俄的先进省份之一——特维尔省农村居民的文明程度。
我们经常想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去，就彖到理所当然的中心去一样，因此我们中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到他的别墅去打扰他，不是一个人去，就是三五成群地去。尽管我们的访问占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很多时间，然而他们家总是盛情地接待我们，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甚至还给我们做便饭吃。我们就在厨房进餐。晚上，每当我们几个人到来后，也在那里边喝茶边谈话。
1904年的新年前夕……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说，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将进一步使我国的革命运动走向高潮，新的一年将指引我们去进行决定性的战斗，因此，同志们，让我们尽情地欢度新年之夜吧。就这样，我们大家都上歌剧院看了《卡门》。散场后大家来到喜欢常去的兰多尔特咖啡馆，喝一杯啤酒或者一杯咖啡，然后到灯火辉煌的日内瓦大街上去游逛。这一夜，大街上到处都在举行传统的新年狂欢。这是旧时瑞士的一种优良民主传统。所有的人都走上街头，很多人戴着假面具，在彩灯下不相识的人们愉快地互相交谈起来。音乐阵阵，年轻人翩翩起舞。我们在人民的节日里也感到万分愉快。
我们在普兰广场上遇到一群孟什维克，我们同这些人已经不打招呼了，他们中间有人对我们挖苦说：“铁石心肠的人走开！”我们紧接着对他们说：“软骨头让开！”。
在这新年之夜我们大家似乎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们在一起……
随着1904年新的一年的到来，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也有了好转。出现了一些可以派遣我们的人回俄国去工作的机会。弗·伊·列宁首先把在创办《火星报》时期的亲密助手之一和在1902年8月火星派分子从基辅监狱英勇越狱的主要组织者尼古拉·厄内斯托维奇·鲍曼派回俄国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896年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彼得堡工人小组的组织员和直传员。
鲍曼接受了一项任务：在莫斯科成立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即布尔什维克中央，它应该把各地的情况报导加以汇总并协助把弗·伊·列宁的指示传达给各地党组织。
基辅越狱的第二个参加者李维诺夫被委派去做“边境上”的工作：组织运输，在走私者的协助下运送布尔什维克的书刊，向各地党组织正常地供应这些书刊，再就是组织我们的人秘密越境。
弗拉基米尔·博勃罗夫斯基被派往高加索受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在高加索发生了大逮捕以后，高加索组织特别需要充实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而那里的孟什维克仍然在活动，同他们的斗争是很艰难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派马尔丁·利亚多夫[3]长住柏林，要他负责跟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联系。
以上这些同志动身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被派回俄国去。终于轮到我了，但是我暂时不回俄国，而要到柏林去，这一情况使我大失所望。我在柏林要担任日内瓦同我们的“边境人员”之间的联络员。沙皇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在国外豢养着一些密探。日内瓦是个不大的城市，我们被监视得很严，因而我们的人从日内瓦直接回俄国去从事秘密工作是不妥当的。在回俄国之前，他们必须在国外还要住一段时间，在大城市里隐匿起来，然后从那里悄悄地消失踪影。
为达到这一目的，柏林是一个合适的城市。那里有成千上万个俄国男女青年，他们已在那里居住多年，在大学里读书或者装成大学生的样子东游西荡。这些人已为警察局所熟悉，并不引起特别的怀疑。那时已在柏林的马尔克·利亚多夫是个显眼的人。很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知道他是弗·伊·列宁的代表，警察局也可能知道他。因此，要走的人必须同我这个完全“不受怀疑的”、在那里谁也不熟悉的人打交道。
离开日内瓦到另一个新的侨居地去，那里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令人难受的。动身以前，我总算有幸就一个使我十分苦恼的问题去请教他。当时我心里总是怀疑，我既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没有特殊的鼓动能力，是否有权被称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代表呢。要知道，当你作为从中央、从弗·伊·列宁那里派出的使者来到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时候，人们会对你肃然起敬，对你抱有某种希望，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听完了我的话，然后说，谁能舍己为公地忠于党和工人阶级，谁就有权被称为职业革命家。那些把个人的生命和党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人，应该享有这个权利。不应该把革命家组织的范围缩小到仅限于领导人的程度。需要有专职工作者，他们不辞劳苦，同群众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我带着一张为我准备好的大学生身份证（这个女学生是乌拉尔一个叫哈利东诺夫的厂主的女儿），很不乐意地到柏林去了。至于这张身份证是真的还是“伪造的”，我并不了解。到达柏林后，我在俄国大学生通常安身的沙洛顿堡租了一个房间，把身份证交出去登记，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不过几天以后，我被叫到警察分局，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象我这样一个工厂主的女儿，竟然租用这样便宜的房间，而且穿着又如此朴素。我回答说，我爸爸虽然是个工厂主，但他反对我到柏林来学习，因此我不可能指望他的接济。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们就不再找我麻烦了。
实际上我在柏林的工作并不多，空闲的时间不少。我就尽量利用这段时间参加各种类型的群众大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公开集会，特别是在柏林的工人中间享有盛誉的倍倍尔作讲演的那些集会我都参加了。克拉拉·蔡特金[4]的讲演我多半是在妇女的集会上听到的。她的讲演在清晰明了方面较之倍倍尔的讲演更胜一筹。然而这一切都很少使我满足。我想回家，回俄国去，去参加真正的、更有成效的党的工作。因此当有人通知我说，我在柏林的使命已告结束，在最近几个星期内我将动身去高加索，这时我真感到喜出望外。
1904年夏，我回到了俄国，由设在梯弗利斯的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安排我的工作。
载于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捷利克桑）；《革命历史片断（1903—1908年）》1955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9—16页
[1] 尼古拉·厄尔涅斯托维奇·鲍曼（Никола́й Эрне́стович Ба́уман，1873年5月17日——1905年10月18日），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9年在流放途中越狱并流亡国外。1901—190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积极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沙皇统治，10月18日被一名君主制支持者刺杀身亡。
[2]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3] 马尔金·尼古拉耶维奇·利亚多夫（Марты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ядов，1872年8月24日——1947年1月6日），1890年入伍。1891年被开除。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判处5年徒刑。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期间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秘密回国，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12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国外。1909年是“前进派”，参加了卡普里学校。1911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巴库新闻报》主编，接近孟什维克。1918—1920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员。1920年回到莫斯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23—192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2年任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1932年退休。
[4]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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