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传记·回忆·评论 ->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1995）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荣幸地为《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这部著作的中文版作序，这是该书第一次被翻译成英语以外的语言。《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出版于1995年，我最初在书中试图阐明三个观点：第一，我认为列宁1914—1915年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笔记是对辩证法的一种严肃的和原创性的研究，这种研究超越了其早期的机械论著作，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第二，我试图表明，对于1914年之后列宁的重要著作来说，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关于民族解放的著作以及《国家与革命》（1917）来说，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充当着哲学上的基础作用。第三，我试图把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和后来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可见于20世纪20年代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和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之中，他们中间最为杰出的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拉娅·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1]在这个序言中，我将把我这本著作的主题尤其是第一点与该书出版以来对于列宁的重要讨论联系起来。
最近欧洲和北美关于列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两个基本的走向。原来从事苏联和俄国研究的一些学者，倾向于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改变了他们早期对待列宁的态度。他们这样做是对苏联垮台和最新公布的苏联档案的回应，这其中的许多材料都更加清楚地显露出列宁专制主义的一面。过去主要是从事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另一类学者试图重新复活列宁的思想，或者至少是以某种肯定的方式来重新加以解释，把它与最近十年中出现的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批判联系起来。许多这类作家都突出列宁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联系。
尼尔·哈丁（Neil Harding）的著作体现了上述所提到对待列宁的第一种方式，即从早期对列宁较为肯定的评价走向了对列宁较为否定的评价。哈丁两卷本的《列宁的政治思想》（1978—1981）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讨论从一种几乎完全是聚焦在作为领导的先锋队政党上面转移开来。在这部著作中，哈丁所关注的是列宁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著作，如《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而不是《怎么办？》。他总是把列宁描述成一位充满自由主义冲动的思想家，最为显著的是他拥护1917年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的统治。遗憾的是，在这个研究中，哈丁完全忽视了列宁关于黑格尔和辩证法的著作。
在《列宁主义》（1966）中，哈丁试图通过一章论述列宁和哲学的内容来弥补这种疏漏。他写道，在1914—1915年，“列宁似乎是打碎了恩格斯更加具决定论色彩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早期马克思辩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2]此外，哈丁还认为，列宁思想中的这种转变不同于正统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后来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他注意到列宁拒绝发表
其1914—1915年的深刻见解，这种发表对于这种思想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不幸的是，哈丁的论述方式具有某种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一开始，他就错误地将黑格尔辩证法描述为是以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为基础，而不是一种双重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后者是一种更为开放和批判的观念。他也极度依赖于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这个列宁与哲学的不可靠的引导者。哈丁得出了一个极其值得怀疑的结论，即对辩证法的研究并没有使列宁成为一个更加灵活的、批判的思想家，反而加强了“他自己的确信感”（238）。因此，尽管哈丁本人承认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与斯大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之间有着显著的分离，但他仍然倾向于认为列宁的辩证法为那些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更深入地探究那些把列宁的思想与官方的列宁主义区分开来的东西。
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的著作是第一类研究列宁的学者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类学者对列宁的解释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苛刻。尽管瑟维斯经常把列宁的思想描述为从根本上说是死板的和教条的，但是他的三卷本《列宁：政治生涯》（1985—1995）还是对列宁理论上的敏锐性给予了一定的赞赏。关于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瑟维斯写道：“列宁也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认识到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考察，甚至也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3]瑟维斯也揭示了列宁世界观的独特性，甚至与是其同伴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和追随者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相对立。虽然他把与布哈林的这些不同之处解释为列宁的死板和教条主义的标记，但他还是比包括哈丁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更加准确地了解它们的性质。众所周知，在他1920年关于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旁注中，列宁称赞了那部著作的一
些特点，但同时也将它的缺陷描述为“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像布哈林传记作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这样一些著名的学者，已经把列宁的评论视为他在根本上亲近布哈林的一种表露。但瑟维斯理解列宁评论的破坏性：“只有傻瓜才信以为真。”[4]瑟维斯把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列宁的这样一种指责联系起来，即布哈林的哲学世界观所充斥的更多的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r Bogdanov）的经验批判主义而不是辩证法。在列宁1922年的遗嘱中也有这个话题，列宁在遗嘱中贬低布哈林对于辩证法的理解。最后，瑟维斯把列宁忧虑布哈林哲学对俄国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列宁1920年决定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联系起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充满着对波格丹诺夫的谩骂式攻击。遗憾的是，列宁这样做时并没有对他在1914年之后在黑格尔和辩证法问题上的观点变化作出任何暗示。瑟维斯也没有提到这种情况对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列宁再版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论著作——而且没有怎么公开其1914—1915年的笔记——为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性在哲学上奠定了基础。
瑟维斯的《列宁：传记》（2000）虽然充满了来自最新解禁档案中详细的个人材料，但是缺乏他早期论列宁的三卷本著作中那种慎重的学术判断。的确，他把列宁家庭出身的种族多样性和他父母致力于少数民族权利作为列宁后来同样献身这个事业的缘由，并作了很好的发挥。他也揭示了这些问题对于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与斯大林意见不合的重要性。在几个关键点上，瑟维斯都以新的方式强调列宁的国际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把1917年十月革命视为更加广泛的欧洲革命的前兆，没有欧洲的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可能。然而，这部著作其他方面的内容就很成问题，尤其是他倾向于把列宁描写为一个恶人，在这部著作的结尾中他警告说：列宁“非同寻常的人生表明，每一个人都必须保持警惕”，防止这类人可能再次复活。[5]例如，瑟维斯描述说，对于一战的爆发“列宁是非常兴奋的”，而且他“对于人类大规模地遭受苦难漠不关心”，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从战争的杀戮中看到了革命爆发的可能性（228）。在另外一个问题上，瑟维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就写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友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919年在德国被暗杀，由于同他们存在着意见分歧，列宁并没有感到“寝食难安”。1917年之后，据说向所有那些反对和伤害过他的人“复仇的愿望”，激发了他镇压那些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人（322）。然而，为什么他没有攻击托洛茨基（Trotsky）——这名1917年之前他的强劲的反对者，反而与他重归于、好呢？实际上，正如瑟维斯所表明的那样，在他处于弥留之际同斯大林的斗争中，列宁开始把托洛茨基视为他在领导层中最亲密的同事。
在这部传记中，瑟维斯对列宁和哲学的讨论也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从肯定的方面说，他意识到了1914—1915年列宁“抛弃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大部分认识论观点”（243）。但当瑟维斯开始讨论列宁的《黑格尔笔记》时，他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简短批注，而不是关于黑格尔的大量笔记，他并没有真正讨论过列宁关于黑格尔的大量笔记。更大的问题是，瑟维斯在这里对于列宁和哲学的讨论推测过度。他不是严肃地讨论列宁的哲学著作，而是暗示说列宁“可能是一名神秘的知识分子”（203）。然后，瑟维斯在缺乏文本证据的情况下就猜测说，列宁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进行政治镇压一定是受到了马基雅弗利（Machiavlli）的《君主论》的重大影响。但是，在他对列宁最严肃和持久的哲学活动即1914—1915年论黑格尔的笔记的讨论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瑟维斯对其探讨主题的傲慢态度：“笔记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哲学入门训练的人在业余时间写下的简短笔记”（244）。我们不清楚瑟维斯如何能够对有关黑格尔出了名的晦涩难懂的《逻辑学》的材料作出这样的判断。从这个以及其他意义上来说，他2000年关于列宁的传记缺乏平衡性。
如上所述，第二类学者们自2000年以来就试图重新复兴列宁的思想，或以一个更加肯定的方式重新加以阐释。在他2004年的传记中，让_雅克·玛丽（Jean-Jacques Marie）把精力集中于列宁的革命政治学。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头几年的解释特别深刻地说明了列宁的不妥协方面，甚至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其他反战的革命社会党人。在玛丽看来，这种不妥协的关键，从列宁这方面来说，是他坚持认为革命的社会党人不仅要明确地谴责那些支持战争的社会党人，而且还要明确地谴责像考茨基（Kautsky）那样的“中间派”。在他对《黑格尔笔记》非常简短的论述中，玛丽把它们与上述问题联系起来：“当隆隆的炮声响遍欧洲每个角落，以及东部和西部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冰冷的、臭气熏天的战壕中度过他们第一个冬季的时候，为什么他花费了几乎八个月的时间去研究黑格尔呢？或许是他想要弄明白对于辩证法缺乏了解是如何把像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考茨基这样著名的第二国际的思想家推向社会爱国者的怀抱。”玛丽也把1914—1915年的笔记和列宁早期的哲学著作严格地区分开来。玛丽认为，在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研究黑格尔因而不能完全理解《资本论》这种批判中，列宁也把“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段时期的他自己”（156）包括进来了。
在第二类对列宁持更加肯定态度的学者中，最为显著的例子体现在由几个政治哲学家所编辑的文集之中，其中著名的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的《重塑列宁》（Lenin Reloaded）（2007）[6]。这本书中列宁论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篇幅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一名愤怒的评论者把他的回应命名为“重塑黑格尔”[7]。在这些论述辩证法的文章中，斯塔西斯·科维拉克斯（Stathis Kouvelakis）的文章最有价值。科维拉克斯的文章一开始就强调说，列宁独自数月在伯尔尼图书馆既是必要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列宁从战火纷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退回到黑格尔的研究。列宁不仅遭受战争的折磨，而且还为先前反战的革命社会党人的背叛而感到痛苦，正如科维拉克斯引证的那样：“对社会党人来说，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不是战争的恐惧……而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背叛的恐惧，是对当时第二国际瓦解的恐惧。”[8]“贬低或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黑格尔和辩证法是第二国际的显著特征”（170），列宁在回应中则强调黑格尔的重要性，科维拉克斯对此表示赞赏。他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列宁并没有试图用青年马克思的方式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而是试图“把黑格尔理解为一个唯物主义者”（173）。然而，他注意到，在列宁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时候，当他进入《逻辑学》的中间部分“本质论”时，列宁“开始思量其‘唯物主义’二元论的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征，并开始进入在黑格尔逻辑范畴中所展开的内在的层面”（185）。在这里，科维拉克斯强调了列宁对黑格尔“自已运动”范畴的运用，强调了他拒绝那种他当时称之为普列汉诺夫和整个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科维拉克斯把这些哲学探索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是列宁的“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论点”（194）以及他“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195）。
总的说来，这篇文章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与他对唯心主义的不满相一致，科维拉克斯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明确地把列宁早期《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对立起来，尽管他提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科维拉克斯认为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可能对列宁的辩证法概念进行批判，即使隐约地认识到它的缺陷时，例如列宁对否定之否定这个概念的认识就或多或少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他拒绝了我对列宁过于依赖黑格尔的实践理念而排斥理论理念的批判。最后，科维拉克斯没有对列宁1914—1915年之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任何批判，无论是卢森堡批判过的对于一党制政权的强化，还是列宁未能把他对辩证法的研究公之于众。
站在今天的高度并根据最近对列宁的探讨，尤其是对列宁辩证法概念的探讨来审视《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情况又如何呢？自这本著作1995年第一次出版以来，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一是，列宁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现在已经被看作其著作中更为重要的部分。这不仅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于那些研究列宁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种新的对于列宁和黑格尔关系的强调拉近了上面提到的两类研究列宁的学者的距离，无论是强烈批判列宁的还是那些试图更为肯定地重新解释列宁的学者。自1995年来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之二是，人们现在已经相当广泛地赞同这种观点，即在1914—1915年的《黑格尔笔记》中，列宁已经远离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他早期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其他著作。人们认为他此时已经将这些著作与像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放在一起，以列宁的观点看来，后者没有真正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础的黑格尔著作。也就是说，关于列宁笔记在哲学上的重要性问题，即它们是否更加接近于唯心主义以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学者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
我仍将证明列宁1914—1915年《黑格尔笔记》的创造性，即它们对于“庸俗唯物主义”的重大突破以及笔记重新在马克思主义中运用黑格尔的核心观念——例如“矛盾”、“主体性”、“自己运动”。列宁拒绝庸俗唯物主义包含着一个黑格尔式的否定之中的肯定（或第二次否定），正如在他对人类意识的创造性、认识的创造性的理解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当时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断不仅拒绝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建设方案，这种方案防止任何人滑向唯意志论。人的意识根源于物质的、客观的世界并反映它，但在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这是因为人的主观性——既包括反抗群众的集体主观性也包括革命哲学家更加具有个体性的主观性——都能塑造或重新塑造客观现实，或者是有助于这种塑造或重塑。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这种统一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1844年《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相类似。
我仍然相信，全面评价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成就首先有必要理解其局限。实际上，成就和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即在我看来，局限来自于没有从一些观点进一步得出其逻辑结论。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贴切话来说，这些局限之一涉及列宁的“哲学上的矛盾心态”[9]。虽然列宁在1914年之后就转到了黑格尔和辩证法的立场上来的一些信息已经人尽皆知，但列宁没有能够公开在1922年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之友”的重要信息，甚至也没怎么公布他已经得出的新结论。加上他决定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都会把他的追随者导向另外一个方向，即导向机械的唯物主义。这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在斯大林主义之下被进一步庸俗化，《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被好几代人当作鞭子用来惩罚离经叛道的“唯心主义”知识分子。
列宁思想中的第二种局限性是《黑格尔笔记》本身所固有的。最为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如本书第3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当他发现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相当关注实践范畴，在几个关键的地方甚至宣称实践范畴高于理论理念时，列宁变得兴奋起来。不幸的是，他实际上只抓住这一点，而忽视了黑格尔在《逻辑学》同一章略为稍后一点的地方对实践理念的批判。在2007年，在我看来，这些局限性比1995年时有些更加令人担忧，但是应该强调的是，除非首先理解列宁1914—1915年笔记的巨大成就，否则就不能充分认清这些局限性。远不能像瑟维斯所做的那样，把这些笔记当作只是小学生的简短笔记而不屑一顾。
基于上述理由，我也相信，列宁作为马克思之后第一位深入研究黑格尔和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握其理论成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研究来说，对于考察通常被作为异端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公开的迹象表明列宁献出了他自己在1914—1915年的新发现，因而对于卢卡奇和科尔施来说，应当很难断定他们自己是20世纪20年代早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先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此时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也还没有发表。对葛兰西（Gramsci）来说可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理解了列宁《黑格尔笔记》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这些联系，这些联系通常被马克思主义史的正统的和“批判的”解释所忽视，那么就更加难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思想中最具批判性的、辩证的方面分离开来，也有助于对这二者的研究。这种新的有利形势也有助于我们把列宁与官方的列宁主义区分开来，同时凸显后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后来被称为“批判理论"的革命源泉。
凯文·安德森
2008年3月于芝加哥
[1] 我没有考虑甚至更为杰出的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因为他的著作更多地受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其后的《黑格尔笔记》的影响。
[2] Neil Harding， Leni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 p.236.
[3] Robert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Vol.2．Worlds in Colli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92.
[4]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Vol.3．The Iron R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8.
[5]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94．以下参考页码直接在文中标注。
[6] 因为这本书与列宁的《黑格尔笔记》及其其他后期著作没有关系，我把《怎么办？》这个重要的新译本和评论放在一边。参见Lars T.Lih， Lenin Rediscovered—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Leiden： Brill， 2006）
[7] James Turley， "Hegel Reloaded？"， Weekly Worker No．701 （Dec， 13， 2007）.
[8] Stathis Kouvelakis， "Lenin as Reader of Hegel，" in Lenin Reloaded ：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 edited by Sebastian Budgen， Stathis Kouvelakis， and Slavoj Zizek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9.以下对该书的引用直接在文中标注，这本书中也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
[9] 正如在文本中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术语可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1973）中找到。最近，彼得·休迪斯（Peter Hudis）和我在The Power of Negativity（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2）中已收集和注解了许多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论辩证法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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