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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论善于为工农群众写作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1930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写给国外的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1897年8月16日的信）[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以前就已经为工人写作了。

　　1895年，他为工人写了一本题为《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是1895年在拉赫塔印刷所秘密印行的。

　　在1895年，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后来成为有名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2]，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列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柯夫、拉德琴柯、瓦涅也夫、西尔文和雅库波娃等人，——曾决定出版一种供工人阅读的秘密杂志《工人事业》。在创刊号准备就绪的时候，发生了逮捕事件，本期原稿从瓦涅也夫家里被搜走了，这一期杂志就没有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为这一期杂志写了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狱中寄出了用化学药水写在书上供工人阅读的两份传单：《五一工人节》和《告沙皇政府》。

　　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对伊里奇的小册子《对罚款法的解释》给了很高的评价。

　　伊里奇在1897年8月16日给阿克雪里罗得的同一信中写道：“您和他（普列汉诺夫。——娜·康·注）对我的习作（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3]

　　希望学会写广大群众易懂的作品的青年作者，必须仔细研究伊里奇的这些著作。

　　如果我们看一下《对罚款法的解释》这本小册子，那末就会发现，这本小册子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写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本小册子同那些在目前还大量流行的肤浅的宣传品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本小册子里完全没有鼓动的词句和号召。但是主题的选择本身就很恰当。这个在当时大大地激动了工人的题目正是工人所关心的。这本小册子是从工人非常熟悉的具体事实出发，完全以仔细收集来的大批材料作根据，事实的叙述又很清楚。在小册子内所讲到的，拿来说服人的，都不是空话，而是具体的事实。这些事实说得这样明白，这样令人信服，使工人一读之后，就能自己做出结论。小册子的提纲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它从各方面来阐明问题；这个纲要可以归纳如下：

　　（1）什么是罚款；
　　（2）从前是怎样规定罚款的，是什么东西引起了新的罚款法；
　　（3）厂主可以根据什么理由来课处罚款；
　　（4）最多可以罚款多少；
　　（5）怎样课处罚款；
　　（6）按法律规定，罚款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7）罚款法是否适用于全体工人；
　　（8）结束语。

　　结束语把工人自己根据前几章引来的事实已能作出的那些结论简要地表述出来，只是帮助去概括和最后表述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很简单，但是对工人运动有极大的意义。

　　列宁在《我们的大臣在想些什么？》这篇短文中所采取的对读者的态度也象《对罚款法的解释》一文一样。他把内务大臣杜尔诺沃给宗教事务院最高检察官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拿来加以分析，并引导工人得出以下的结论：

　　“工人们！你们看，我们的大臣们多么害怕知识和工人的结合！你们应当向所有的人表明：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工人的觉醒！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他们就有了力量！”[4]

　　传单《五一工人节》是在狱中为纪念1896年五一节而写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份传单是哪一年写的，那末这很容易从传单本身的性质来确定。在传单里讲到工人的国际节日，讲到工人的国际斗争，但是出发点是当时大中心城市的工人状况和工人斗争。传单指出了斗争的前途，并直接号召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传单是在1896年5月1日发表的，而在六月彼得堡就有三万纺织工人罢工。

　　第二份传单《告沙皇政府》对罢工作了总结，并号召工人作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斗争。传单的结尾几句话是：“1895-1896年的罢工没有白白进行。它大大帮助了俄国工人，它表明他们应该怎样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它教他们懂得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需要。”[5]

　　1897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第一本小册子的体裁为工人写了第二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叫《新工厂法》。1899年写了《论工业法庭》和《谈谈罢工》两个小册子。

　　这些小册子的写作工作帮助了列宁更好地来学习写作和讲话，使他的演说和文章对群众特别亲切易懂。

　　列宁是向谁学习讲话和写作通俗化呢？是向皮萨列夫[6]（当时列宁读过他很多作品）学，向车尔尼雪夫斯基[7]学，但是主要是向工人学，他同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问他们关于厂内他们生活上的一切详情细节，专心地倾听他们偶然提出的意见，听他们怎样提问题，观察他们的知识水平，他们对某一问题有什么不了解的，为什么不了解。工人们在回忆列宁时叙述了这些谈话情况。

　　伊里奇为了要把自己的意思更明白地、更好地向工人表达，曾作了许多努力，同时对任何庸俗化以及在工人面前缩小问题并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表示气愤。伊里奇在《怎么办？》（1901-1902）一书中写道：

　　“……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象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象《自由》[8]杂志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杂志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我决不是否认为工人写通俗读物，为特别落后的工人写特别通俗的（当然不是庸俗的）读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气愤的是，人们常常把教育和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混在一起。你们这些关心‘中等工人’的先生一讲到工人政治和工人组织时就弯下腰来，实际上这倒是侮辱了工人。你们还是直起腰来谈严肃的问题吧，你们还是把教育交给教育家去做吧，而不要把它交给政治家和组织家！”[9]

　　伊里奇对于任何对工人含糊其词的行为，对于以“花言巧语”[10]来代替严肃讨论问题的做法，都很气愤。

　　在伊里奇的演说和文章中工人们始终可以看到，伊里奇——象一个工人所说的那样，——总是“认真”地和他们谈话。

　　过了三年（1905年6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回到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他写道：

　　“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现在和将来始终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必须把整个雇佣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使全人类摆脱一切压迫而斗争的战士；必须经常教育这一阶级的不断出现的新阶层；必须善于接近这一阶级的最不开化、最不成熟、而我们的科学和生活的科学也很少触动的代表们，以便能够跟他们谈得来，能够接近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耐心地提高他们，使他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但不要把我们的理论变成枯燥乏味的教条，不要光用书本子教他们理论，而要让他们参加日常的斗争。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日常活动中是有某种教育学的因素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忘掉了这种活动，就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人常常忘记这一点，即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政治任务归结为教育学，同样（虽然另有原因）也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了。谁要想把这种‘教育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口号，使它跟‘政治’对立起来，并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别，用这种口号去号召群众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谁就必定要堕落到从事蛊惑宣传的地步。”[11]

　　这只是来说明以前说过的话，并明确伊里奇对通俗读物的要求。

　　1903年，当自发的农民起义开始时，伊里奇就写了一本《给农村贫民》的通俗小册子，在小册子中向农村贫民解释工人为了什么而斗争，为什么农村贫民应当同工人一起前进。

　　1905年7月，伊里奇写了《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的著名传单。传单上把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者按形式、内容和目的来加以比较。这个传单是明确和通俗的范例，但同时是严肃解释问题的范例，是“认真”谈话的范例。

　　按伊里奇的意见，共产党员在形势急剧转变的关头，特别应当写得通俗，讲得通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7年4月代表会议上说：

　　“许多人，连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一切问题都从阶级观点来解释，那末他们很难了解我们的立场，很难了解我们想怎样结束战争，我们认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应该讲得极其通俗。”[12]

　　列宁在同一演说中说：“必须面对群众，向他们作具体的答复。”[13]要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联欢缺乏明确的政治思想。”[14]列宁在讲到不摧毁资本家的统治，就不能实行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时，曾坚持要把这一思想向群众解释清楚：

　　“我再说一遍：需要把这一真理向不觉悟的人民群众由浅入深地解释清楚，使那些没有修养的人了解问题的实质。目前流行的论战争的书刊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把事情描绘成似乎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两个国家是友好相处的，后来一个国家攻击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实行自卫。这些书刊的全部错误和谎言就在这里。这是一种丝毫没有客观精神的庸俗议论，是有教养的人对人民的有意识的欺骗。”[15]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列宁认为善于通俗地讲话和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对群众说来成为象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明白易懂的东西。通俗演讲和通俗小册子应当有激起某种行动的具体目的。通俗演讲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应当是准确、鲜明而含意深长的。任何的庸俗化、简单化和脱离客观性的做法都是不允许的。应当准确地按提纲阐述问题，帮助听众或读者自己去作结论，而只把这些已经被听众或读者意识到的结论加以总括和表述。

　　不要从抽象的议论出发，而要从切近听众或读者、能激动听众或读者的事实出发，并逐渐地、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释这些事实同阶级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最重要问题之间的联系。

　　列宁就是这样来教大家通俗地讲话和写作的。

　　目前，通俗读物具有特别的意义。由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群众必须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形势，学会了解日常生活中他们关心的事实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读物简直少得可笑。应当写这种读物。必须向列宁、向群众学习怎样通俗地写作。必须学会善于写通俗作品的本领，努力工作，集体地养成这样写作的本领，并在实践中检查取得的成绩。


写于1930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是党的报刊的编辑和组织者》






[1]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2]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起来组成的，是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萌芽。

[3] 《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4] 《列宁全集》第2卷第68页。

[5] 《列宁全集》第2卷第98页。

[6]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

[7]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批评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

[8] 《自由》是革命社会主义自由社（由叶·奥·捷连斯基创立，曾与彼得堡经济主义者结成同盟反对列宁）1901年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它标榜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实际上宣扬恐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

[9]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0-341页。

[10] 同上书第341页。

[11] 《列宁全集》第8卷第423页。

[12]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3页。

[13] 同上书第208页。

[14] 同上。

[15] 同上书第236-237页。


感谢 傲铁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