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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149]
（19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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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开幕词
（4月24日〔5月7日〕）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会议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爆发革命和国际革命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论断以及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社会党人关于世界大战必然导致革命的一致预见，已经在各地得到证实。
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了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研究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的前途，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这些国家分别扮演的角色将与它们各自的民族历史特点大体相适应，相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这个思想简要地表述如下：法国工人开始，德国工人完成。
现在，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但它不应当忘记，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个运动——例如在德国——正一天天地壮大起来。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任务。
现在我宣布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请选举主席团。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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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4月24日〔5月7日〕）
（1）
记录
同志们，我所要谈的关于目前形势的问题，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对我们俄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对政府、对目前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态度；第二，对战争的态度；第三，目前工人运动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已使世界工人运动面临社会主义革命。
我想，有几点我只能简要地讲一下。此外，我准备向你们提出一个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决议草案，但要附带声明，由于我们人员非常不够，也由于在彼得格勒这里发生了政治危机，我们不仅没有能够讨论这个草案，而且没有能够及时让地方上了解这个草案。因此，我再说一遍，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草案，写出来是为了使委员会便于工作，使它的工作能够集中到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上。
现在我开始谈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莫斯科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决议是一样的。（有人喊道：“有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我没有看到，我无法表示意见。但是，既然彼得格勒的决议在《真理报》上登过，假如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决议了。现在我就把这个决议作为草案提交本届全国代表会议。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联盟中的多数政党，都认为我们的政策和他们的政策不同，是一种冒进政策。我们的政策的特点，是我们首先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精确的阶级分析。小资产阶级联盟的主要过错在于用空话蒙蔽人民，使他们无法了解政府的阶级性质。
如果莫斯科的同志有修正案，他们现在可以宣读。[150]
（报告人念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
（1）临时政府按其阶级性质来说，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
（2）临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俄国帝国主义和英法两国帝国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临时政府只是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压力下，某些方面也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才部分地执行它所宣布的纲领；
（4）正在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力量，在临时政府旗帜的掩护下，在它的公开纵容下，已经开始向革命民主派进攻；
（5）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阻挠人民普遍武装，反对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强迫人民接受地主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阻挠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纵容军队中的反革命鼓动（古契柯夫之流的鼓动），策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来对付士兵等等……”
我已经念完决议的第一部分，这部分对临时政府作了阶级分析。单从决议的条文来看，可以说与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把政府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政府，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说，那就应当弄清楚这里指的是哪一种革命。如果是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说是不可以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如果是指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这样说为时过早，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农民一定会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特别是在目前，当农民已经转向帝国主义和护国主义即转向支持战争的时候，对农民表示信任，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农民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因此，我认为莫斯科的同志的决议的这一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们希望农民能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希望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但现在还根本无法断言农民将会怎样行事。
我们尽量注意避免使用“革命民主”这个词。在谈到政府的进攻时，可以用这个词，但是现在，这样说就掩盖着很大的欺骗，因为卷入这个漩涡的各个阶级实在是清浊难辨。我们的任务是要解放那些做尾巴的人。对我们重要的不是苏维埃这种形式，而是苏维埃代表什么阶级。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意识……
（报告人继续念决议。）
“……（6）同时，这个政府目前依靠把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即农民）联合起来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信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依靠同它直接达成的协议；
（7）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的每一个步骤，不仅会使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而且会使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看清这个政府的真正性质；
因此，代表会议决定：
（1）为了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或其他直接表达人民意志的机关手中，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城乡无产者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保证全体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2）为此，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内部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苏维埃内部我们党的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小组团结起来；
（3）加紧组织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以便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掀起革命运动的新浪潮。”
我们整个政策的关键就在这里。整个小资产阶级现在是动摇的，并且用革命民主这种空话来掩饰自己的动摇，我们应当推行无产阶级的路线来同这种动摇相对抗。反革命分子希望出现过早的发动以破坏无产阶级的路线。我们的任务是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我们党内团结起来。
莫斯科的同志在第三点上加了监督一项。监督是齐赫泽、斯切克洛夫、策列铁里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其他领导人提出来的。没有取得政权，监督就是空话。我怎样监督英国呢？要监督英国就必须夺取英国的舰队。我知道，不成熟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会天真地不自觉地相信监督，但是只要想一想监督的基本因素，就会了解，这种相信是背离阶级斗争基本原则的。什么是监督呢？如果我写一个文件或决议，人家就会写一个反决议。要监督必须有政权。如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广大群众不了解这一点，就应当向他们耐心地解释，但决不应当对他们说假话。假如我用监督把这个基本条件掩盖起来，那就是说假话，那就是帮助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他们说：“请你来监督我吧，但我有大炮，你尽管监督好了。”他们知道，现在拒绝人民是不行的。没有政权的监督是小资产阶级的空话，它将阻碍俄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因此我反对莫斯科的同志的第三点。
至于说到两个政权独特地交织在一起的局面，在临时政府没有掌握实权、大炮、士兵和武装群众而依靠苏维埃的时候，在苏维埃还信赖诺言并执行支持这些诺言的政策的时候，如果你们想参加这种游戏，你们就一定会垮台。我们的任务不是参加这种游戏，我们要继续向无产阶级说明这个政策毫无根据，而实际生活也将不断地证明我们多么正确。我们现在是少数，群众还不信任我们。我们要善于等待，一旦政府显露出本来面目，群众就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政府的摇摆不定将使它失掉群众，群众一定会涌到我们这一边来，那时，我们就会根据力量的对比宣布：我们的时候到了。
现在我来谈战争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在反对公债的时候实际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公债的态度立即清楚地显示出各派政治力量是怎样划分的。正象《言语报》所写的那样，除《统一报》外，大家都在动摇，整个小资产阶级都赞成公债，但有保留。资本家装出一副不满的神情，冷笑着把决议塞进口袋说：“你们尽可以讲，但还得由我们来做。”现在，世界上凡是举手赞成这类公债的人，都叫作社会沙文主义者。
现在我就来念关于战争的决议。这个决议分三部分：（1）从战争的阶级意义来剖析战争，（2）群众的革命护国主义，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3）怎样结束战争。
我们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在群众面前，特别是在士兵面前讲过话，我想，假如所有问题都用阶级观点去解释，那么他们最难理解的是我们在怎样结束战争、怎样才能结束战争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立场有许多误解和完全不理解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讲得极其通俗。
（报告人念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了分赃、为了金融资本即银行资本获得有利的市场、为了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
俄国的国家政权从尼古拉二世转到古契柯夫、李沃夫等人的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的这种阶级性质和意义并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
事实非常明显，新政府进行的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即侵略性的强盗战争，这表现在它不仅没有公布前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正式承认了这些条约。新政府这样做，并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显然是有意欺骗人民，因为大家知道，前沙皇签订的这些秘密条约是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们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和奥地利等等。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公债，不管这些公债的名称多么响亮。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也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第一，同俄、英、法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并维护其利益的资本家，只要他们还是资本家，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第三，有克伦斯基部长参加的《人民事业报》揭露说，米留可夫甚至没有把他的放弃兼并的声明发往国外。
因此，为了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代表会议声明必须严格区别口头上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真正的放弃兼并，也就是立即公布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切文件，立即使遭受资本家阶级（他们还在继续执行使我国人民蒙受耻辱的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策）压迫的、被强行并入俄国的、不享有充分权利的各民族获得彻底解放。”
这部分决议的后一半谈到了政府的诺言，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部分也许是多余的，但对于人民这是重要的。因此应当补充说明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这些诺言，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信任政府。现政府的放弃帝国主义政策的诺言是完全不可信的。这里我们的方针不应当是指出我们要求政府公布条约。这种要求是幻想。要求资本家政府公布条约，就和要求资本家公开商业上的欺诈行为一模一样。既然我们谈到必须放弃兼并和赔款，那就应当指出怎样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们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告诉他，这实质上是一个革命的步骤，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能迈出这一步。否则，这不过是资本家用来诱骗人民的空洞的诺言和愿望而已。
（报告人继续念决议草案。）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几乎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人民群众，不公布秘密条约而用许愿和花言巧语来敷衍搪塞的结果。
必须承认‘革命护国派’的广大群众是真诚的，就是说，他们的确不愿意兼并、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的确希望各交战国缔结一个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完全靠或部分靠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来维持生活的那些人）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中得不到好处。
因此，代表会议一方面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同时声明，只要俄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临时政府还只是用暴力威胁人民（例如，古契柯夫颁发了一个臭名昭彰的命令，威胁说要惩办擅自撤换长官的士兵），只要资本家还没有用暴力来对付自由组织起来的、可以自由地撤换和选举一切当权者的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我们党就要宣传不使用暴力，完全用同志的说服方法来反对‘革命护国主义’的严重而致命的错误，也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广大群众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资本家的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在目前的俄国是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
毫无疑义，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从资本家的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现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们在努力把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方面。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是不要战争的。他们受到传统和欺骗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政治经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行长期的解释工作。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作丝毫的原则性让步，但是我们不能象对待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居民中的这些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异常迅速地提高觉悟，开阔眼界。必须善于对他们进行解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对于一个昨天还处于地下的党来说，就尤其困难。
有人会想，我们是不是抛弃了自己的主张，我们本来是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现在却自食其言。但是要知道，俄国的第一次内战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正转入第二次战争，即帝国主义和武装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过渡期间，只要武装力量还在士兵手中，只要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还没有使用暴力，这种内战对我们来说就转化为和平的、长期的、耐心的阶级宣传。假如我们在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内战的必要性时就提出内战，那我们一定会陷入布朗基主义。我们主张内战，但只能是由觉悟的阶级所进行的内战。只有人民知道谁是使用暴力的人，才能起来把他推翻。但现在根本没有人使用暴力，枪炮在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目前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欺骗行事的，所以现在不能叫喊使用暴力，那样做是荒谬的。应当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必须根据客观条件，而不能根据主观条件。我们暂时不提这个口号，但也仅仅是暂时。现在武器在工人和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只要政府还没有挑起战争，我们就要进行和平宣传。
对政府有利的是我们率先采取不慎重的行动步骤，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党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因此他们非常恼恨。我们对现在采取观望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作丝毫的原则性让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最危险的错误莫过于在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把自己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多数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不信任、不信任、再一个不信任。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掉。
第三点是关于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困难在于如何用最明白的方式把这个观点告诉群众。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不能放弃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和资本主义战争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要看从战争中得益的是哪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战争中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向群众讲话的时候，应当向他们作出具体的答复。这样，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革命战争同资本主义战争区别开来？群众宣传员不理解这里有什么区别，不理解这里的区别就是指阶级的差别。我们不仅应当在理论上说明，而且应当在实践上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真正革命的战争。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才能比较清楚地答复这是哪种战争、谁在进行战争的问题。
《真理报》登载了告各交战国士兵书的草稿［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我们得到消息，说前线在举行联欢，但联欢还是半自发的。联欢所缺乏的正是明确的政治思想。士兵们本能地感到应当从下面行动起来，他们的阶级本能——一种有革命情绪的人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意识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对革命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要在政治上作出明确的答复。为了使战争能够结束，必须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我想建议用代表会议的名义草拟一个告各交战国士兵书，并把这个号召书印成各国文字。如果我们不是跟着大家空谈和平会议（这种会议的一半参加者是帝国主义政府的秘密的或公开的代理人）而是去散发这个号召书，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达到目的，比召开各种各样的和平会议要快千百倍。我们不愿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打交道。当我们乘火车路过德国的时候，这些社会沙文主义者先生即德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硬要上我们的车厢，我们对他们说，你们这些社会党人谁也别进我们的车厢，要是进来了，我们不同你们大吵一场，是不会放你们走的。如果让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的人来找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同他谈谈。只要我们发出告各国劳动者书并在号召书中对怎样结束战争的问题作出答复，只要士兵们看到我们的答复指出了从政治上摆脱战争的出路，联欢就会大大前进一步。为了使联欢的举行不是出于本能地害怕战争，而是提高到从政治上明确地意识到怎样摆脱这场战争，这样做是必要的。
现在我来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情况来估计目前形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彼此联系得很紧密的时候，谈帝国主义而只谈一国的情况是荒谬的。现在，在战争期间，这种联系大大地增强了。全人类卷入一团血污之中，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尽管各国发达程度不同，但这场战争已经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单独脱身都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
我们大家都同意，政权应当由工兵代表苏维埃来掌握。但是，一旦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即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来掌握以后，苏维埃能够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呢？这是一个既复杂又困难的问题。既然这里说的是政权转移，那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革命阶级拿到了国家政权而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一政权。这种危险在过去的革命中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革命因此而失败的例子在革命史上是有的。现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已经遍布全俄国，成为目前整个革命的中心，但我觉得，我们对苏维埃的了解和研究是不够的。如果苏维埃取得政权，那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样的国家政权，而且是能长久维持的政权，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但世界整个工人运动已在向它接近。这正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这种政权就是专政，就是说，它不是依靠法律，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直接依靠暴力。暴力是政权的工具。苏维埃究竟怎样运用这种政权呢？是否要回到依仗警察来进行管理的老路，是否要借助旧的政权机关来进行管理呢？在我看来，苏维埃是不能这样做的，无论如何苏维埃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建立一个非资产阶级的国家。我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曾经在如下意义上把这个国家比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打碎旧的管理机关，并用崭新的、公开的、直接的工人机关来代替它。有人责备我不该在目前这个时候使用资本家最害怕的词，因为资本家会把这个词解释成想直接实施社会主义。但我使用它只是指用新的无产阶级的机关代替旧的机关。马克思说，这表示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编者注］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任务问题，在我们看来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和其他各国联系在一起的，无法从中解脱出来——要么无产阶级整个解脱出来，要么全都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是因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已是事实。现在谁也不会怀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俄国，成为一种政权，而且也不可能有另外一种政权。既然这样，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知道，苏维埃会怎样运用这个政权。有人说，这种政权同法国、美国的政权一样，其实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权，这种直接的政权在那里是不存在的。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说明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客观形势，即世界资本主义所处的状况；第二部分是说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况；第三部分是说明俄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的任务。在第一部分，我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战争时期比战前更加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把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抓在自己手中。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象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既然有了托拉斯，无计划性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大大向前发展了，战争做了25年来没有做到的事情。工业国家化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也得到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客观情况表明，战争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从垄断向国家化发展。这一切使社会主义革命临近了，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可见，战争的进程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
战前，英国是自由最多的一个国家，这是立宪民主党那类政治家经常提到的。过去在英国之所以有自由，是因为那里没有革命运动。战争一下子就改变了一切。一个数十年来没有侵犯过社会党报刊出版自由的国家，现在一下子采取了纯沙皇式的书报检查制度，所有的监狱都关满了社会党人。英国资本家在几个世纪里学会了不用暴力管理人民，现在他们使用了暴力，这就是说，他们感到革命运动起来了，感到非这样做不可了。我们一直说，李卜克内西代表着群众，尽管他是一个人而反对他的是上百个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可是有人却对我们说，这是空想，这是幻想。可是谁要是在国外参加过一次工人集会，他就会看到群众对李卜克内西表示同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连反对李卜克内西最厉害的敌人，也不得不在群众面前耍滑头；如果不假装拥护李卜克内西，谁怎么也不敢出来反对李卜克内西。现在的情况又进了一步。现在已经发生了群众性的罢工，前线在举行联欢。在这方面急于作出预言会犯极大的错误，但是，对国际的同情在日益增长，德国军队中开始出现革命风潮，这毕竟是事实，表明那里的革命在成熟起来。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在社会党人的各种议论中，主要的缺点，主要的错误就是把问题提得太笼统，只是说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实，应当谈到具体的步骤和措施。有些具体的步骤和措施已经成熟，有些还没有成熟。我们正处在过渡的时候。我们明确地提出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国家形式是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和过去都没有的。这种形式标志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步骤，这种形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所不可避免的。这个事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俄国革命创立了苏维埃。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国家机构，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这种政权以外不可能运用任何其他的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取得政权不是为了建立通常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不行的。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苏维埃取得政权是为了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的和具体的步骤，这些步骤可以实现，而且应当实现。在这方面，主要的敌人是畏惧。应当向群众宣传：必须马上采取这些步骤，否则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政权就毫无意义，就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我想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向人民提出哪些具体的步骤而又不违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为什么我们想使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呢？
苏维埃应当实行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土地国有化。目前各族人民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有人说这种措施完全是空想，但是大家都赞成它，这是因为俄国的土地占有制十分混乱，不铲除一切地界，不把土地变为国家财产，就没有出路。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这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因为人民大多数是主张这样做的。为此我们就需要苏维埃。旧的国家官吏是不可能实行这种措施的。
第二个措施。我们不能主张“实施”社会主义，这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应当宣传社会主义。俄国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小业主，他们根本不会想到社会主义。但是，对于在每一个村里设立银行，使他们有可能改善经济——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有什么好反对呢？他们根本提不出反对意见。我们应当向农民宣传这些实际措施，使他们感到有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
糖厂主的辛迪加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建议应当是可以直接付诸实施的，因为这些已经成熟的辛迪加应当转归国家所有。如果说苏维埃想掌握政权，那仅仅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除此之外，苏维埃掌握政权没有其他目的。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是苏维埃继续发展，要么是苏维埃象巴黎公社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如果需要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立宪民主党人就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最后，我要谈谈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的一次讲话。一个煤矿工人作了一次出色的讲话，他没有用一个书本上的字眼，讲了他们怎样进行革命。他们谈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有个总统，他所关心的倒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占据矿井以后，必须保存好钢绳，以防生产中断。后来出现粮食问题，他们没有粮食，于是又商量好取得粮食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纲领，而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东西。这才是地方上的真正的夺取政权。
资产阶级无论在哪里都没有象在彼得格勒那样有组织，这里资本家掌握着政权。但在地方上，农民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社会主义计划，而是采取了完全切实的措施。我认为只有这个革命运动纲领才正确地指出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我们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应当尽量小心谨慎，但是必须实行这些措施，必须只朝这个方向向前看，否则就没有出路。否则工兵代表苏维埃就会被驱散，就会无声无息地死去；而政权真正要由革命无产阶级掌握，那也只是为了前进。所谓前进，就是采取具体步骤，而不是光用空话来保证摆脱战争。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条件下，当革命扑灭了战争，各国工人都起来支持革命的时候，这些步骤才能完全取得胜利，因此，取得政权是唯一的具体办法，唯一的出路。
（2）
报道
列宁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报告人阐述了党在两个政权并存问题上的立场，指出阶级斗争形式随着客观条件而改变，指出由于武装的人民战胜了沙皇制度，并在未经官方准许的情况下实现了最充分的政治自由，所以除了通过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启发教育的方式进行斗争之外，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进行其他方式的斗争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当然，这是在资本家本身不对大多数人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报告人接着分析了战争在我国和在西欧所造成的客观形势。
全人类都卷入一团血污之中，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交战国任何一方的士兵单方面拒绝继续作战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出路在于使政权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以及阶级地位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者各阶层手中。
日益遍及整个俄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新的特殊的国家政权组织，至少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一种新的国家政权组织。这种组织与迄今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对于设立资产阶级机关来说，对于建立拥有常备军、警察和官吏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来说，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
现在，政权直接掌握在有组织的武装起来的人民手中。强力工具由大多数人所支配。政府能维持下来，是因为这大多数人对它抱不觉悟的轻信态度。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做启发工作，说明使政权转到革命阶级手中的必要性，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方面来。
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一旦取得政权，它们就将采取一种与统治阶级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政权。必然会采取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好的、符合大多数居民（在俄国，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利益的具体措施。
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工兵等等代表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运用的政权组织。这样的组织在西欧是根本没有的。
因此，加强苏维埃是我们的任务。因此，工人等等代表苏维埃的具体任务是：（1）土地国有化（使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不再为私人所有）——这是农民的要求；（2）把私人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把已经联合成辛迪加的生产部门收归国有；（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如果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代表苏维埃不执行这些任务，它们就一定会垮台。它们必将遭到与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那些机关同样的命运：不是干脆被解散或驱散，就是由于完成不了革命本身向它们提出的任务而自行瓦解（公社的例子）。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前进，采取坚决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另一条是倒退，走向灭亡。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报道载于1917年4月25日（5月8日）《真理报》第4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42—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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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4月24日〔5月7日〕）
加米涅夫同志巧妙地抓住了冒险主义这个话题。这一点需要谈一谈。加米涅夫同志深信并且断定，我们在反对“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时表现了动摇。我同意他的意见，偏离革命政策路线的动摇当然有过，而这些动摇是必须避免的。我想，我们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分歧并不很大，因为他是在赞同我们的意见的情况下站到另一立场上去的。我们的冒险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曾经企图使用暴力手段。我们不知道，在这一紧急关头群众是否明显倒向了我们这一边，如果群众明显倒向了我们这一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而彼得堡委员会的某些同志却提出了另外的口号，我们取消了这个口号，但是阻止已经来不及了，群众已经跟着彼得堡委员会的口号走了。我们说，“打倒临时政府”是冒险主义的口号，现在还不能推翻政府，因此我们提出了和平示威游行的口号。我们只是想和平地试探一下敌人的力量，并不想投入战斗[151]，而彼得堡委员会却做得稍左了一点，自然，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极大的犯罪行为。实际表明组织机构并不健全，不是所有的人都执行我们的决定。在提出“工兵代表苏维埃万岁！”这个正确口号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口号——“打倒临时政府”。在行动的时刻，做得“稍左一点”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犯罪行为，是瓦解组织的行为。假如我们有意识地容许这样做，那就一分钟也不能呆在中央。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组织机构不完善。是的，我们的组织有缺点。改善组织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孟什维克及其同伙滥用“冒险主义”这个字眼，但实际上正是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什么路线。我们有组织，也有路线。
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动员了全部力量，中间派躲起来了，而我们则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只有我们才有政治路线。犯过错误没有？犯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要组织得好，这是一件难事。
现在谈一谈监督。
除了监督问题，我们同加米涅夫同志是一致的。他认为监督是政治行动。但是他主观上对这个词的理解比齐赫泽等人清楚。我们是不会同意监督的。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你们老是令人可怕地谈论共产主义，把资产阶级都吓得晕过去了……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使我们孤立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使我们孤立的是公债问题，是这个问题使我们陷于孤立的。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成了少数。是的，我们是少数。这又有什么关系！在沙文主义如此猖獗的时候，要当社会主义者就会是少数，要成为多数只有去当沙文主义者。现在，农民同米留可夫一起用公债来打击社会主义。农民跟着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走。这是事实。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已是陈旧的公式。
要推动农民去革命，就必须把无产阶级区分出来，把无产阶级政党区分出来，因为农民有沙文主义情绪。要现在就把农夫争取过来，那等于乞求米留可夫开恩。
临时政府必须推翻，但不是现在，也不能用一般的办法。我们同意加米涅夫同志的意见。但是应当做解释工作。正是对这一点加米涅夫同志喋喋不休。然而，我们目前能够做的就只是进行解释。
李可夫同志说，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这是不对的。不能说谁来开始和谁来结束。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的模仿。
马克思说过，法国开始，德国人完成。可是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成就比谁都大。
如果我们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跃过小资产阶级。但我们说的是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帮助革命。决不能陷入改良主义。我们进行斗争，不是要使自己失败，而是要成为胜利者，至少要取得部分的成功。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一定会取得部分的成功。那就是实行改良。改良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
其次，李可夫同志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过渡时期。这是不对的。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
我们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今后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组织，使不听从中央的彼得堡委员会委员那样的人不再存在。我们正在成长，一个真正的党也理应如此。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61—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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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方案的讲话[152]
（4月25日〔5月8日〕）
（1）
记录
我不能同意诺根同志的意见。我认为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事实，它使我们有责任开展一个反对俄国和英法沙文主义者的强有力的运动，这些国家的沙文主义者没有接受这位伯格比尔关于参加代表会议的建议。不应当忘记这整个事件的实质和背景。我要给你们念一念在《工人报》上作了准确报道的伯格比尔的建议，并要指出，在这整出所谓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滑稽剧背后，隐藏着德国帝国主义的最实际的政治步骤。德国资本家通过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建议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代表会议。因此，我们必须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他们为什么要通过社会党人来干呢？因为他们想欺骗工人群众。搞外交的先生们是很精明的，他们知道直截了当地谈这种事不行，必须暗中派出丹麦的普列汉诺夫。我们在国外见识过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上百次，应当把他们的真面目揭露出来。
（报告人念1917年5月8日（4月25日）《工人报》第39号上的一段话。）
“丹麦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格比尔以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挪威、瑞典）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邀请俄国各个社会党参加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由于丹麦和德国是近邻，伯格比尔同志有可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该党的‘多数派’交换意见，他向到会者介绍了在德国正式的社会民主党看来有可能据以签订和约的条件，这些条件将由该党的代表带到代表会议上去。
条件如下：
首先他们声明，同意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社会党人在1915年的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原则，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承认必须设立国际仲裁法庭和要求逐步裁军。然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名义补充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坚持的几点：
（1）德国及其盟国所占领的土地应全部归还；
（2）俄属波兰应获得宣布独立或并入俄国的完全自由；
（3）使比利时重新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4）同样也必须使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
（5）保加利亚取得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区，塞尔维亚获得通向亚得里亚海的自由出口。
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可以考虑以和平协商的方式修改洛林的疆界；关于波兹南的波兰人，德国人将尽量使他们获得民族文化自治权。”
毫无疑问，这是德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政府没有直接采取这些步骤，它需要丹麦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出来效劳，因为本国的代理人不便办这件事。世上所以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就是为了给人这样效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7万名工人的名义，向全世界揭露他们所隐瞒的内幕。必须发表一份详尽的决议，译成各国文字，作出应有的答复，使这些先生不敢再来纠缠社会党。（报告人念决议草案。）
今天早晨所有社会党的报纸都沉默不语。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问题的实质在哪里。他们知道，闭口是金。只有《工人报》登了一篇不作任何评论的文章：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153]
俄国政府可以比谁都不怀疑这一点：这确实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
假如有人老是向我们叫喊解放阿尔萨斯－洛林，那就应当提醒这些先生们，这不过是一个钱袋问题，因为阿尔萨斯－洛林有极丰富的资源，德国资本家和法国资本家打仗就是为了都要夺取更多的东西。当普列汉诺夫之流说解放阿尔萨斯－洛林是神圣的事业时，这对德国和法国资本家是有利的。因此，应当把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所谓和平修改阿尔萨斯－洛林疆界读作：法国帝国主义者和德国帝国主义者实行和平分赃。
我还应当补充一点，我忘了指出德国“中派”代表（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赞成这次会议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们来说是极为可耻的。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党人不赞成这次会议，这表明那些似乎是社会党人的英法沙文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们促使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而不顾德国社会党多数派通过伯格比尔所作的巨大努力；因为，毫无疑问，德国政府是通过伯格比尔说：现在的情况是我必须把你们的赃物（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还给你们。证明这一点的是，德国的情况万分危急，继续作战毫无指望，国家处于毁灭的前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愿意交出几乎是全部赃物的原由。因为他们还想借此捞到一点东西。外交家们尽情地交换了意见，而资产阶级报纸在谈到外交事务时则用空话来愚弄人民。
毫无疑问，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说他们不赞成这次会议，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全部情况，他们曾到自己的外交部去过，那里有人对他们说：内幕如此如此，我们不希望你们到那里去。事情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俄国士兵得到这个决议（我觉得这个决议应当以我们党的7万名党员的名义发出），他们就会真正明白对他们隐瞒起来的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们就会明白，德国已经不能继续进行侵略战争，问题仅仅是要扼杀德国，把德国抢光。决不能否认伯格比尔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
同志们，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揭穿社会党代表大会这出滑稽剧的原因。所有这些代表大会都不过是掩盖外交家们背着人民群众互相勾结的滑稽剧。应当把真情实况一下子统统说出来，让各国前线士兵和各国工人都知道。我们因这样的建议而开展的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解释我们无产阶级的路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要造成空前未有的群众性的发动。所以，我请你们尽可能地通过这个宣言，把它送交执行委员会，并译成各国文字，明天把它刊登在《真理报》上。[154]
（2）
另一份记录
我不同意前一位发言人的意见。
通过伯格比尔的建议，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实，这个事实使我们有责任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开展一个政治运动。英法的“社会党人”拒绝了伯格比尔的建议。英法的普列汉诺夫之流不同意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伯格比尔的建议是一出滑稽剧。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通过伯格比尔提出自己的媾和条件。他们通过一个社会党人做这件事，这样就好掩盖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阴谋。必须揭穿这一点，以打消他们求助于社会党的任何念头。
丝毫不容怀疑，这是德国政府的建议，它通过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活动。是德国政府在策划这次代表大会……它自己不能公开去做这件事，因此通过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去做。德国政府采取这个外交步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同时又通过这些人来宣扬自己的隐蔽的意图。我给你们念一念一家国外报纸关于伯格比尔的报道：“德国皇帝希望通过丹麦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召开对自己有利的和平会议。”很显然，伯格比尔的建议完全是招摇撞骗。下面是一篇《工人报》的报道。（报告人念1917年4月25日《工人报》的报道。）可见这无疑是德国政府的建议。这些勾当就是这样策划出来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向全世界揭穿这一内幕，就是说，要作出详细的决议，把它译成几国文字，并且刊登在各种报纸上。我提出一个决议草案。
耐人寻味的是资本家的报纸保持外交式的沉默。这些报纸知道一条处世之道：开口为银，闭口是金。资产阶级报纸知道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工人报》之类的报纸感到不知所措。只有《统一报》说，伯格比尔是德国政府的代理人。但是《统一报》马上又指出，无论是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还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都决不参加这次会议，因而它也就揭露了英、法、俄三国政府，这些政府知道德国的实际困难处境，所以想靠德国来满足自己的胃口。我们应该揭穿这出化装演出的滑稽剧。应该讲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贝特曼－霍尔韦格晋谒威廉，威廉召见谢德曼，谢德曼前往丹麦，结果是伯格比尔带着媾和条件来到俄国。（报告人念决议。）
特里尔是丹麦的马克思主义者。丹麦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它的资产阶级发了战争财，仇恨工人。丹麦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领袖，属于欧洲极端机会主义的领袖之列，他们的言行明显地表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我们应当办事公道，象评价普列汉诺夫那样来评价伯格比尔。假如有人老是向我们高喊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漂亮话，那就应当记住，这和钱袋大有关系。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矿山。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是德国资本家和法国资本家之间的一次和平分赃。丹麦的国际主义者拒绝参与这次交易。我忘了指出，考茨基派同意参加这次会议，这是应当加以揭露的。通过伯格比尔提出建议，这说明，德国资本家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保住赃物。德国已经陷入绝境，濒于灭亡。而德国资本家现在却还希望保住一小部分赃物。外交家相互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一切都很清楚，都很了解。他们就是不把这些情况告诉人民。英法沙文主义者不同意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们对真实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去当部长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扼杀和掠夺德国，因为德国已经不能长久地执行侵略政策了。伯格比尔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要士兵得到这个决议，他们就会明白，现在的问题是要扼杀德国。这些代表大会都是社会沙文主义外交家们合演的滑稽剧。这里在开代表大会，而隔壁屋子里却在瓜分阿尔萨斯－洛林。应当把这些代表大会的真情实况一下子统统说出来，让人民看清楚。如果我们通过这一宣言，把它刊登出来，译成各国文字，并在工人和士兵中散发，他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这场运动将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运动，将是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说明。
（3）
报道
列宁同志说，出席代表会议的邀请是向俄国各社会党发出的，自然我党也在被邀请之列，我们不能对这个国际性事件保持沉默。各交战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作为本国政府和本国统治阶级的非官方代表出现的。
德国政府在国内局势动荡的压力下，准备放弃一部分它所兼并的土地，而伯格比尔就是它的外交代表。他（斯陶宁格的政党的代表。斯陶宁格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以后，以特里尔同志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退出了这个党）无论和德国工人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的代表会议，是德国统治集团试图与另一方强盗达成协议的好机会。
社会爱国主义者参加了诺根同志称之为无耻的战争，现在他们又想参与无耻地结束这场战争的活动。另一方面，缔结三国协约的帝国主义者拒绝这个建议，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掠夺意图。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了本身的利益，应当利用这件事揭露双方的欺骗。一个有7万多工人参加的政党，应当警告各国工人国际主义者不要受骗。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另一份记录载于195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记录》一书
报道载于1917年4月26日（5月9日）《真理报》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64—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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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
（4月25日〔5月8日〕）
鉴于丹麦“社会党人”伯格比尔已经到来，以及他建议参加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以支持德国谢德曼和普列汉诺夫一派的社会党人提出的、以德国放弃它所兼并的大部分土地为条件的和约，代表会议决定：
伯格比尔是以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即瑞典、丹麦、挪威的党的名义出面的。这里面委托他的是以布兰亭为首的瑞典党，布兰亭是一个已经转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背叛了各国工人革命联盟的社会党人。我们不能承认这个瑞典党是社会主义政党。我们认为只有以霍格伦、林德哈根、斯特勒姆、卡尔松等人为首的青年党才是瑞典的社会主义政党。
同样，我们认为那个委托伯格比尔的丹麦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领导该党的斯陶宁格是资产阶级内阁的成员。斯陶宁格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曾经引起特里尔同志那一派的抗议和退党，他们声明，丹麦社会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政党。
伯格比尔本人承认，他的活动是得到谢德曼和其他德国社会党人同意的，而谢德曼等人已经转到德国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因此，毫无疑问，伯格比尔实际上是德国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代理人。
由于这种原因，代表会议认为，我党参加有伯格比尔和谢德曼参加的代表会议在原则上是不许可的，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联合各帝国主义政府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代理人，而是联合在战时就已经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工人。
只有同这样的党派会谈和接近，才能真正促进和约的签订。
我们提醒工人们不要相信伯格比尔所筹备的代表会议，因为这个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实际上将是一出掩盖外交家的幕后勾结的滑稽剧，他们用一些被兼并的土地交换另一些被兼并的土地，例如，把亚美尼亚“送给”俄国资本家，把英国所掠夺的德国殖民地“送给”英国，交换的条件也许是把洛林一部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优质铁矿的矿山“让给”德国资本家，等等。
社会党人不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就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各国资本家为了分赃而进行的这种肮脏而自私的交易。
同时，代表会议认为，就是根据伯格比尔的话来看，德国资本家也无意放弃它所兼并的全部土地，更不用说立即从他们所强占的地区撤退军队了。因为德国所占领的丹麦的一些地方、波兰的几个地区、法国阿尔萨斯的一部分，都是德国资本家所兼并的土地，正如库尔兰、芬兰、波兰、乌克兰等地是俄国历代沙皇和俄国资本家所兼并的土地一样。
至于恢复波兰的独立，那既是德奥资本家的骗人的把戏，又是高喊所谓波俄“自由”军事同盟的俄国临时政府的骗人的把戏。因为要真正判明所有被兼并地区的人民的意志，就必须撤退军队，自由地征询民意。只有在整个波兰（即不仅在俄国占领区，而且在德奥占领区）和整个亚美尼亚以及其他地区采取这种措施，才能使政府的诺言成为事实。
其次，代表会议确认如下事实：转到本国资本家政府方面去的英法社会党人已经拒绝参加伯格比尔所筹备的代表会议。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英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代理人就是这些所谓社会党人）想继续进行，想拖延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甚至不愿讨论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德国日益加深的贫困、饥饿、经济破坏和日益逼近的工人革命（这是主要的）的影响下，不得不通过伯格比尔答应让步的问题。
代表会议决定将所有这些事实公之于众，尤其要尽可能详细地把情况告诉前线的俄国士兵；让俄国士兵知道，英法资本家和追随他们的俄国资本家正在拖延战争，甚至不想让人就媾和条件进行商谈。
让俄国士兵知道，“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的口号现在所掩盖的是，英国想巩固它在巴格达和在非洲德国殖民地的统治地位，俄国资本家想掠夺和扼杀亚美尼亚和波斯等地，以及有人想完全粉碎德国。
让前线的俄国士兵在每个部队，每个团队和连队里进行表决，看他们是希望资本家拖延战争，还是希望国家政权完完全全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以便迅速结束战争。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只同那些在本国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全部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各国工人政党举行会谈和结成兄弟联盟。
载于1917年4月26日（5月9日）《真理报》第4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72—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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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如何讨论维·巴·诺根的《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这一报告的建议
（4月25日〔5月8日〕）
建议发言人围绕制定全党行动纲领的一些问题发言。这些问题是：（1）民兵，（2）工作日，（3）工资，（4）生产的增加和缩减，（5）行政机关有否变动？由哪些人以及如何组成的？（6）单一政权还是两个政权并存，（7）使革命情绪低落的因素，（8）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9）粮食，（10）……［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补充：（1）苏维埃是否变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2）在有全国苏维埃的情况下，苏维埃的作用。
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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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的讲话
（4月25日〔5月8日〕）
（1）
记录
同志们提供的关于苏维埃活动的材料，虽然并不完整，但非常有意思。也许这是代表会议所提供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材料，它使我们有可能以生活的实际进程来检验我们的口号。材料中所谈到的情况使我们得出乐观的结论。运动是从中心城市开始的，起初那里的无产阶级把全部精力用于斗争。大量的精力消耗在与沙皇制度作斗争上了。通过这一斗争，在彼得格勒推翻了国家的中央政权。一项伟大的事业实现了。但如果说这导致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那也不能由此得出悲观的结论，不能认为没有夺得政权是工人的过错。如果以为群众通过几天的斗争就能把政权夺到手中，那是一种空想。在资产阶级为接管政权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革命正在从中央转向地方。这种情况在法国也发生过——革命逐渐成为地方自治革命。地方上的运动表明，那里大多数人拥护农民，拥护工人，那里很少是由资产阶级领导，那里群众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收集的材料愈多，就愈能使我们看到，居民中无产阶级成分愈多，中间分子愈少，地方上的革命就发展得愈好。喀山的同志们已经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了。我们看到，在那些无产阶级组织极弱小的地方，实际需要已经给无产阶级规定了完全正确的任务。如果没有诸如统计之类的基本要素，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实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使工程师、技师等等处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实际监督之下。地方上的革命进展顺利。在革命中，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性随时可能存在。我们这里无政府状态不…［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资产阶级革命毫不顾及生产，而这里工人却关心生产。工人希望生产不要缩减。地方上的革命已经迅猛发展。各地的报告表明，阶级矛盾愈尖锐，革命就愈能正确地向前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愈能可靠地得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正在一些小的地方得到实现，中心城市却成了对革命发展最不适宜的地方。
任何悲观情绪都是毫无根据的。在中心城市，同资产阶级的合作正在开始，这是事实。资产阶级力图凭借自己的组织把无产阶级变成奴仆，使工人成为资产阶级所做事情的临时参加者。如果以为俄国人民是从书本里吸取指导原则，那是可笑的。不，群众的生活经验来源于直接的实践……［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人民能够在群众运动中通过实践创造这种经验。人民自己开始收集群众的经验……［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在农民专政的条件下，政权已经在奔萨省建立起来了。奔萨代表把夺取了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农民的决议给大家看了。马克思的话正在得到证实……［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革命纲领正在地方上实现，——为的是得到粮食……［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为的是让他们自己去建立联系。这场革命造就着有实践经验的人们。只有在各地实践经验的推动下，革命才能发展。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整个俄国，革命的进程大大地鼓舞着我们。
由于在中央没有足够力量把生产掌握到自己手中，这项工作在外省进行，那里容易成功。在外省进行着地方自治革命，这一革命推动着中央；中央在收集它的经验。
一位煤矿工人同志说，当……［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去取得粮食……如果认为这个经验是无用的，那是错误的。没有这个经验，中心城市就无从取得进行新的革命的推动力。新的革命在发展。事变的进程，经济生活的破坏，饥荒——正是这些因素在推动着革命。由此产生了同资产阶级的支持者的斗争。事态正朝着资产阶级无法应付的破产的方向发展。我们在准备一支新的有千百万人参加的大军，它能够在苏维埃和立宪会议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如何来显示，我们还不知道。在我们这里，在中央，力量不足。在外省占有绝对优势。正在迎头赶上和发展着的地方上的革命进程有利于我们。
人们没有向自己提出任何共产主义计划。革命阶级正在全国集结自己的力量，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收集这一经验，并根据积聚的力量的大小采取步骤，不要为他们（民粹主义者、孟什维克）占这样的绝对多数而吓倒。
现在可以根据实际经验在决议中指出……［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在地方上，必须把生产掌握起来，否则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不会提供粮食。为了得到粮食，必须有革命措施，依靠千百万群众的支持，革命阶级是能够实现这些措施的。
我向地方上的同志问过你们当地的生产情况。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八小时工作制已经实行，生产有了增长。这是保证。不然就不能摆脱经济崩溃。为此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我们正在脱离小资产阶级路线。实际生活证明我们是正确的。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办法解决不了危机，因为这些办法还不是革命措施。（盛加略夫、米留可夫。）总的革命进程表明，事业在前进。
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不在于他们说要“谨慎”，而我们说要“迅速”；我们说要“更加谨慎”。毫不留情地反对玩国家游戏……［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与其早些，不如迟些，——中央也会取得胜利。（掌声）
（2）
报道
列宁同志指出，法国革命经历了地方自治革命的时期，它是在成为革命支柱的地方自治机关中巩固起来的。在俄国革命中，中心城市表现了某些官僚主义，而外省的各个地方则比较充分地行使了苏维埃所掌握的权力。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在政治上都比省苏维埃更加依赖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在中心城市，支配生产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外省，这个工作已经部分地实现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要巩固各地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在这方面可能获得进展，而首先是从外省开始。
记录载于193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报道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77—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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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维埃的决议的提纲草稿
（4月25—26日〔5月8—9日〕）
在许多地方的中心城市，特别是在工人集中的中心城市，苏维埃的作用显得特别大。单一的政权已建立起来；资产阶级完全被解除武装，完全处于服从的地位；工资提高了，在不降低生产的条件下工作日缩短了；粮食有了保证；开始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撤换了所有旧的当权者；农民在政权问题上（扫除所有旧的政权机关，产生新的政权机关）和土地问题上的革命主动性得到了鼓励。
在首都和某些大的中心城市，情况却截然相反：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成分比较少；在执行委员会中，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大得多，“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特别是在各个委员会中——也极其普遍，而资产阶级就是要阻止群众的革命主动性，使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任务官僚主义化，对一切会“触犯”资本家的革命措施加以阻挠。
在首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革命劲头之后（在那里，人民特别是工人为推翻沙皇制度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在那里，国家的中央政权已被推翻，非常集中的资本政权赋予了资本家以最大的权力），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显得力量很弱，把革命向前推进的任务特别艰巨，要使革命向新阶段过渡特别困难，资产阶级的反抗极其猛烈，这都是非常自然和不可避免的。
因此，当两个首都和某些大的中心城市正把主要精力用来准备力量以便完成第二阶段的革命时，各地可以而且应当直接把革命向前推进，实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发挥工农群众的革命劲头，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等等。
革命发展的进程是这样：（1）在中央推翻旧政权；（2）由于无产阶级对巨大的全国性的任务准备得不够，政权被资产阶级夺去；（3）革命转向地方；（4）在地方上，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集中的中心城市，公社屡见不鲜，群众的革命劲头得到了发挥；（5）夺取土地等等；（6）工厂；对工厂实行监督；（7）建立单一政权；（8）各地的地方自治革命向前发展；（9）中央官僚化，听命于资产阶级。
结论：（α）1：在中央进行准备（准备力量进行新的革命）：（β）2：在地方上把革命向前推进（政权？土地？工厂？）；（γ）3：在各地建立公社，即（αα）实行完全的地方自治；自己作主；（ββ）没有警察，没有官吏，武装的工农群众掌握全部政权；（δ）4：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官僚主义的影响和他们所起的资产阶级安抚人心的作用进行斗争；（ε）5：收集各地的经验，以便推动中央，因为“地方”正在作出榜样。
（ζ）6：向工农兵群众解释，单一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各地革命成功的原因。
（η）7：当然，中央比较困难，需要更多的时间。
＋（ι）8：使革命在大城市的郊区和街区所建立的各个公社里开展起来……
（χ）9：变成“资产阶级的奴仆”（在两个首都等等）。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82—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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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关于战争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
（4月27日〔5月10日〕）
（1）
记录
同志们，我在全市代表会议上宣读了关于战争的决议草案初稿。由于彼得格勒所有同志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危机上了，我们没有能修改这个草案。但昨天和今天委员会的工作很有成绩，草案已经修改了，大大压缩了，我们认为比原来的好了。
我想谈谈这个决议的结构。这个决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战争进行阶级分析，同时说明我们的根本态度，说明为什么党提醒人民千万不要相信政府的诺言，千万不要支持临时政府。决议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革命护国主义的问题。革命护国主义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群众思潮，现在它使绝大多数人联合起来反对我们。问题在于如何规定这一革命护国主义的阶级意义，它的实质是什么，力量的实际对比怎样，我们应当如何同这种思潮作斗争。决议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对党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上，必须作出详细的回答，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从《真理报》的许多文章和外省报纸（外省报纸到达的时间非常不准，因为邮政不通，得碰机会才能给中央带些地方小报）所刊载的大量关于战争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对战争和公债问题是采取否定态度的。我认为，投票反对公债已经解决了对革命护国主义采取否定态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详细地讲了。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分享统治世界的利益、为了争夺金融（银行）资本的市场、为了征服弱小民族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基本的和首要的一点就是战争的内容问题，战争的一般性质和政治性质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资本家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都竭力避而不谈。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首位并加以补充：
“战争每天都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增加财富，使所有交战国以至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贫弱。而在俄国，战争拖延下去还会给革命的成果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
俄国的国家政权转到临时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的这种性质和意义并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
我刚才读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整个宣传鼓动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战争的阶级性质现在是否已经改变和可能改变呢？我们作了回答，根据是：政权转到了地主和资本家手中，转到了就是策划这场战争的政府手中。下面我们来谈一件极清楚地表明战争性质的事实。一定的阶级在几十年内推行的全部政治所反映的阶级性质是一回事，战争的明显的阶级性质又是一回事。
“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新政府不仅没有公布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就正式承认了这些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由于隐瞒这些条约，俄国人民就会在战争的真正性质问题上蒙受欺骗。”
总之，我再强调一下，我们提出了特别清楚地说明战争性质的证据。即使根本没有条约，战争的性质也丝毫不会改变，因为资本家集团往往不缔结任何条约也会达成协议。但是现在有条约，这些条约的意义又非常明显，我们认为，为了协调鼓动员和宣传员的工作，着重指出这一事实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决定把这一项特别提出来。人民很注意而且应当注意这一事实，尤其是因为我国的这些条约是被推翻了的沙皇缔结的。所以，应当使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即这场战争是各国政府根据旧政府所缔结的条约进行的。我认为，这里非常突出地暴露了资本家利益和人民意志之间的矛盾，而鼓动员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矛盾，使人民注意这些矛盾，在于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努力使他们觉醒。条约的内容毫无疑问是允许资本家靠掠夺其他国家而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条约在所有的国家里向来是秘密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共和国执行对外政策是公开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就不要指望资本家会公开自己的帐本。既然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存在着股票和金融业务的私有制。现在外交的主要基础就是金融业务，而金融业务归根到底就是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评价战争所依据的一些基本原理就是如此。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国债。”
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结论，它决定着我们的整个策略，并且把我们和所有其他政党（尽管他们自称为社会党）区别开来。这个对我们大家都是无可争辩的原理，预先就解决了我们对待所有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
其次，谈一谈我国政府大肆宣扬的诺言。围绕这些诺言苏维埃展开了长时间的宣传运动；苏维埃被这些诺言所迷惑，它正考验着人民。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纯粹客观地分析阶级状况外，还必须评价这些诺言。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诺言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对广大群众来说却有很大的意义，从政治上来说则意义更大。彼得格勒苏维埃被这些诺言迷惑住了，认为这些诺言很有份量，答应给以支持。因此我们对这一点要作如下的补充：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是完全不可信的。”
“兼并”这个词是外来语，所以我们给它下一个确切的政治定义，这是立宪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政党办不到的。没有比这个词用得更乱更含混不清的了。
“因为第一，同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家，只要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和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新政府4月18日的照会和4月22日对照会的说明也证实了它的政策的侵略性质。
因此，为了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代表会议声明必须严格区别口头上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真正的放弃兼并，也就是立即公布并废除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立即给予各民族以权利，让他们通过自由投票决定他们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还是愿意加入某个国家的问题。”
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兼并的和约问题是历次讨论媾和条件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所有的党派都认为，媾和是唯一的抉择，而有兼并的和约对所有的国家都是空前的灾难。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向人民提和平问题只能提没有兼并的和约问题。因此只好拥护没有兼并的和约，只好用模糊兼并这个概念的办法来撒谎或者回避这个问题。例如，《言语报》喊道：归还库尔兰就是放弃兼并。我在工兵代表苏维埃讲话时，一个士兵递给我一张条子，他问道：“我们应该战斗，把库尔兰夺回来。难道夺回库尔兰就是赞成兼并吗？”我自然作了肯定的答复。［注：见本卷第275页。——编者注］我们反对德国用暴力吞并库尔兰，但是也反对俄国用强力保住库尔兰。例如，我国政府发出了一个关于波兰独立的宣言，其中堆砌了许多空空洞洞的词句。他们写道：波兰应当同俄国结成自由军事同盟。真正的用意就在后面这六个字上。一个小小的波兰和一个巨大的俄国结成自由军事同盟，这实际上就是在军事上完全奴役波兰。在政治上，这种同盟可以赋予自由，反正这种自由的范围要受到军事同盟的制约。
假如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按照原来的疆界占有库尔兰和波兰，那就是说，德国资本家有权去掠夺库尔兰。他们会说：我们曾经一道掠夺波兰；在18世纪末我们开始瓜分波兰的时候，普鲁士是一个很弱很小的国家，而俄国是一个大国，因此俄国掠夺得多些；现在我们强大一些了，就让我们多夺得一些吧。对于资本家的这种逻辑根本无法反驳。1863年日本同俄国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1905年它却把俄国揍了一顿。在1863—1873年，德国同英国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现在它却比英国强了。德国人会说：过去我们力量弱，你们从我们手中夺去了库尔兰，现在我们比你们强大了，因此要把它夺回来。不放弃兼并就是为侵略弱小民族的无休止的战争辩护。放弃兼并就是让每个民族自由地决定，它是愿意单独生活还是愿意同其他民族生活在一起。当然，为此就得撤兵。在兼并问题上有稍许动摇就是为无休止的战争辩护。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关于兼并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各民族自由决定。要使这一政治自由也成为经济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要这样，就必须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挣脱资本的枷锁。
现在来谈决议的第二部分。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富裕农民和部分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部分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结果，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得不到好处。”
可见，这方面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判明哪些阶层可能滋生并且已经滋生了护国主义情绪。俄国是一个最具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是从这场战争的继续进行中直接得到好处的。富裕农民同资本家一样从战争中获得利润。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却从兼并中得不到好处，因为他们并不拿银行资本的利润。这些阶级怎么会采取革命护国主义立场呢？这些阶级对革命护国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受了资本家思想的影响（就是决议中所说的“欺骗”）。这些阶级不会区别资本家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代表会议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护国主义情绪，我们党将同这种情绪作斗争，即不断地说明这样一个真理：不觉悟地轻信资本家的政府是目前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之一。”
最后一句话表明俄国根本不同于西欧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一切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特点。因为在西欧，不能说不觉悟的群众的轻信态度是战争继续打下去的主要原因。那里的群众现在已被军事纪律的铁钳夹住了，共和国愈民主，纪律就愈严格，因为在共和国里，法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依据的。在俄国，由于革命，这种纪律是没有的。群众自由地选举苏维埃代表，这种现象是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但群众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所以在斗争中被别人利用。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进行解释没有别的办法。在解释时，必须提到直接的革命任务和行动方法。在群众享有自由的时候，企图不向群众解释而以少数人的名义行事，这是荒谬的布朗基主义，纯属冒险举动。只有争取群众（如果能争取的话），我们才能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胜利奠定巩固的基础。
现在来谈决议的第三部分：
“怎样才能尽快结束，不是以强制的和约而是以真正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由资本家掀起的战争，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会议确认：
仅仅是一方的士兵拒绝继续作战，交战的一方简单地停止军事行动，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
有人经常硬说我们想用这种办法结束战争，他们想用歪曲对方的观点的办法轻易取胜，这是资本家的惯技，他们总是硬说我们荒谬地想用单方面拒绝作战来结束战争。他们反驳说：“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这是一个士兵说的话，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护国主义者。我说这不是反驳。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即以为不更换执政阶级就能结束战争；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没有国家观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者是一种模糊的和平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完全不理解政治和压迫阶级之间的联系。战争是祸害，和平是幸福……当然，应当向群众解释这种思想，使群众都理解。一般说来，我们所有的决议都是为领导人员、为马克思主义者写的，根本不适合群众阅读，但它们应当为每一个宣传员和鼓动员提供一个解释全部政策的统一的指导原则。因此又补充了一段：
“代表会议再一次抗议资本家对我党进行的无耻诽谤，他们说我们赞同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认为德国资本家同俄、英、法等国的资本家一样是强盗，而德皇威廉同尼古拉二世以及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一样是戴王冠的强盗。”
委员会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人认为我们的这一段话过于通俗，另一些人则认为在这里值不得提到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但是，在详细地讨论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我们的目的是驳斥报纸对我们的诬蔑。《交易所小报》的诬蔑大多是粗暴的，《言语报》比较含蓄，而《统一报》则含沙射影。在这种问题上应当着眼于最广大的群众而对这些诬蔑进行极其鲜明极其尖锐的批判。有人对我们说，既然你们认为威廉是强盗，就帮助我们把他推翻吧，我们可以回答说，所有其他的君主也是强盗，同他们也应当进行斗争，因此不应当忘记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国王，同时在我们的盟国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两段的内容是驳斥那些要把事情弄糟和引起争吵的诬蔑。因此，下面我们必须谈一谈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这个重大的实际问题。
“我们党将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说明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是由政府进行的，战争总是同一定阶级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使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
战争是各国资本家进行的，它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真理是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不需要什么解释。但是对广大群众来说，一切有本事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应该善于不用外来语而把这一真理解释清楚，因为在我们这里，争论往往会变成无谓的对骂。我们在决议的各个部分中都谈到这一点。我们说：要了解战争，就必须问一问战争对谁有利；要懂得用什么方法结束战争，就必须问一问战争对哪些阶级不利。这里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并且由此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革命阶级在俄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并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并会立即公开向各国人民建议，在完全放弃任何兼并的基础上缔结民主的和约。”
既然我们代表革命阶级说话，那么人民就有权问：如果你们处在他们的地位，你们将怎样结束战争呢？这样的问题是必然会提出来的。现在人民选举我们当他们的代表，我们一定要给予十分确切的答复。革命阶级掌握政权后，首先要摧毁资本家的统治，然后向各国人民提出确切的媾和条件，因为不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一切就只会是一纸空文。只有胜利的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政治改变过来。
我再说一遍：需要向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由浅入深地解释这一真理，使那些缺乏认识的人了解问题的实质。目前有关战争的通俗读物的全部错误和虚伪就在于它们回避这个问题，对此保持沉默，把事情描绘成似乎阶级斗争并不存在，似乎两个国家本来是友好相处的，后来一个国家攻击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国家就起来自卫。这是一种丝毫不客观的庸俗议论，是有教养的人对人民的有意识的欺骗。如果我们善于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人民中的任何一员都会抓住实质，因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回事，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又是一回事。
如果革命阶级取得政权，那会怎样呢？
“这些措施和这个公开的和平建议，会使各交战国的工人彼此完全信任……”
现在不可能有这种信任，我们靠宣言建立不起这种信任。一个思想家说过，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外交家则常说：“召开会议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不仅资本家而且社会党人也在这样议论。伯格比尔所要召开的代表会议更可以说是抱着这种目的的。
“……必然会使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反对那些拒绝接受所建议的和约的帝国主义政府。”
现在资本家政府说：“我们拥护没有兼并的和约。”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人民群众具有被压迫阶级的本能，这种本能告诉他们说，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有一个国家里的政策真正改变了，才会产生信任，才会有起义的尝试。我们这里所讲的“起义”指的是各国的起义。“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里发生，现在应该轮到德国了”，这是一种荒谬的论调。有人企图规定一个顺序，但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大家都经历过1905年革命，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这次革命曾引起全世界革命思潮的高涨。马克思一向都是这么说的。革命既不能制造，也不能规定顺序。革命不能预订，——革命是发展起来的。现在俄国经常有人采用这种十足的江湖骗术。他们对人民说：瞧，你们在俄国已经完成了革命，现在该轮到德国人了。如果客观条件改变，起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怎样的顺序，在什么时候，会得到什么成果，这些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有人对我们说：如果俄国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国家里没有起义，那时革命政党做什么呢？那时怎么办呢？我们的决议的最后一段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在俄国的革命阶级还没有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党将全力支持在战争期间事实上已向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无产阶级党派。”
这就是我们所能立即答应和应该做的一切。各国革命正在发展，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展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人在进行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斗争。我们应当支持的是这些人，而且只能是这些人。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其他一切都是假话。接着我们说：
“党尤其会支持已经在前线开始的各交战国士兵的群众性联欢……”
这是针对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意见写的，普列汉诺夫说：“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好，就算举行了联欢，以后又怎样呢？这就是说，可能在前线单独媾和。”这是耍花招，不是严肃的论证。我们希望各条战线都进行联欢，我们关心的是这一点。当我们在瑞士工作时，我们用两种文字刊印了呼吁书，一面是法文，一面是德文，我们号召走我们现在引导俄国士兵走的道路。我们并没有把联欢局限于俄德两国之间，我们号召所有的国家进行联欢。现在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联欢呢？
“……争取把被压迫者这种自发表现出来的团结变为自觉的和尽可能有组织的运动，使所有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都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
现在，联欢是自发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当欺骗自己。必须承认这一点，以免人民误解。现在参加联欢的士兵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这是出于被压迫者的本能，他们厌倦了，受苦受够了，不再相信资本家了，他们说：“你们在那里讲和平，我们已经听了两年半了，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干吧。”这是真实的阶级本能。没有这种本能，革命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工人自己不解放自己，谁也不会来解放他们。但是，只有这种本能是否够了呢？只有这种本能还是成不了大事。因此必须把这种本能变成觉悟。
这种联欢应当变成什么呢？我们在《告各交战国士兵书》中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就是要使政权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注：见本卷第292—294页。——编者注］当然，德国工人会给自己的苏维埃取个别的名称，这是无关紧要的。实质在于：我们十分正确地认为，联欢是自发的，我们不是只鼓励联欢，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身穿军装的各国工农的这种自发的接近变成自觉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目的是使各交战国的政权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类在资本家统治下的处境本来就非常困难，而且正在把人类直接引向毁灭。因此，这种处境一定会引起愤怒的爆发，而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保证。
这就是我们的决议，请代表会议审议。
（2）
报道
为了论证第一个决议，列宁同志作了报告，他指出，决议分以下三部分是必要的：第一部分是对战争的阶级分析；第二部分是剖析所谓“革命护国主义”；第三部分是回答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决议的第一部分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动力，指出这些动力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联系，阐明各国统治阶级的兼并意图。第二部分评述一种独特的思潮。第三部分在驳斥关于“单独”媾和的荒谬诽谤的同时，指出结束战争的途径，指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途径。
记录载于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报道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387—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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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讨论关于战争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
（4月27日〔5月10日〕）
（1）
格尔曼提议把“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改为“党的机会主义一翼”，他这样提议的理由是：并非所有的孟什维克都是护国派，左翼是不同意护国主义观点的。
列宁反对这种修改，他说，我们说的是大多数，是整个孟什维克党，所以这一评语不必改动。
（2）
韦杰尔尼科夫提议删去下列人名：“齐赫泽、策列铁里等”……如果我们删去这些人名，决议丝毫不会走样。
奥弗相尼科夫……提议去掉下列字样：齐赫泽，策列铁里，组织委员会。
列宁反对这两种修改意见。
如果不想同时保留人名和组织委员会，那么必须保留其中之一。第一位同志建议保留组织委员会，删去人名。但是群众很熟悉组织委员会吗？为了向群众说明情况，写上策列铁里、齐赫泽这两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不必要吗？
（3）
索柯里尼柯夫提议把“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一句中的“完全”二字删掉，因为只有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后，才能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能为害……
列宁反对删去“完全”二字，他建议这样写：“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并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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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战争的决议[155]
（4月27日〔5月10日〕）
一
目前的战争，从两个交战国集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说，是资本家为了分享统治世界的利益、为了争夺金融（银行）资本的市场、为了征服弱小民族等等而进行的战争。战争每天都为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增加财富，使所有交战国以至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贫弱。而在俄国，战争拖延下去还会给革命的成果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危险。
俄国的国家政权转到临时政府手中，转到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手中，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的这种性质和意义并没有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
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新政府不仅没有公布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而且没有征询人民的意见就正式承认了这些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中国、波斯、土耳其、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约。由于隐瞒这些条约，俄国人民就会在战争的真正性质问题上蒙受欺骗。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彻底背弃国际主义，就是说，不彻底破坏世界各国工人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兄弟团结，就决不能支持目前的战争、目前的政府和它发行的公债。
现政府答应放弃兼并，即不再侵占别国或强迫任何民族留在俄国疆界以内，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第一，同银行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家，只要还没有放弃投入公债、租让企业和军工企业等等的数十亿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放弃兼并。第二，新政府为了欺骗人民而表示放弃兼并之后，却又于1917年4月9日通过米留可夫之口在莫斯科声明，它不会放弃兼并，新政府4月18日的照会和4月22日对照会的说明也证实了它的政策的侵略性质。因此，为了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资本家的空洞诺言，代表会议声明必须严格区别口头上的放弃兼并和真正的放弃兼并，真正的放弃兼并，也就是立即公布并废除一切掠夺性的秘密条约，立即给予各民族以权利，让他们通过自由投票决定他们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还是愿意加入某个国家的问题。
二
现在俄国的一切民粹主义党派（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即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以及大多数无党派革命者，都醉心于所谓“革命护国主义”，这种革命护国主义，就其阶级意义来说，一方面代表着同资本家一样靠压迫弱小民族来攫取利润的富裕农民和部分小业主的利益和观点，另一方面，它是资本家欺骗部分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结果，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得不到好处。
代表会议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护国主义情绪，我们党将同这种情绪作斗争，即不断地说明这样一个真理：不觉悟地轻信资本家的政府是目前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
怎样才能尽快结束，不是以强制的和约而是以真正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由资本家掀起的战争，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会议确认：
仅仅是一方的士兵拒绝继续作战，交战的一方简单地停止军事行动，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
代表会议再一次抗议资本家对我党进行的无耻诽谤，他们说我们赞同和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认为德国资本家同俄、英、法等国的资本家一样是强盗，而德皇威廉同尼古拉二世以及英、意、罗等国的君主一样是戴王冠的强盗。
我们党将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说明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是由政府进行的，战争总是同一定阶级的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使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
革命阶级在俄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摧毁资本家的经济统治，并采取一些措施使他们在政治上完全不能为害，并会立即公开向各国人民建议，在完全放弃任何兼并和赔款的基础上缔结民主的和约。这些措施和这个公开的和平建议，会使各交战国的工人彼此完全信任，必然会使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反对那些拒绝接受所建议的和约的帝国主义政府。
在俄国的革命阶级还没有掌握全部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党将全力支持在战争期间事实上已向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各国无产阶级党派。党尤其会支持已经在前线开始的各交战国士兵的群众性联欢，争取把被压迫者这种自发表现出来的团结变为自觉的和尽可能有组织的运动，使所有交战国的全部国家政权都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手中。
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03—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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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156]
（4月27日〔5月1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
（1）临时政府按其性质来说，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
（2）临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俄国帝国主义和英法两国帝国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3）临时政府只是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压力下，某些方面也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才部分地执行它所宣布的纲领；
（4）正在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反革命力量，在临时政府旗帜的掩护下，在它的公开协助下，已经开始向革命民主派进攻，如：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阻挠人民普遍武装，反对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强迫人民接受地主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阻挠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纵容军队中的反革命鼓动（古契柯夫之流的鼓动），策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来对付士兵等等；
（5）临时政府由于要维护资本家和地主的利润，不会在经济方面（粮食等方面）采取一些因受到经济崩溃的直接威胁而绝对必须立即实行的革命措施；
（6）同时，这个政府目前依靠至今一直是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即农民）的领导组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信任，而且还依靠同它直接达成的协议；
（7）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上的每一个步骤，都将使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看得很清楚，并将迫使小资产阶级各阶层选择一定的政治立场。
根据上述情况，代表会议决定：
（1）必须进行长期的工作来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团结城乡无产者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全部国家政权胜利地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或其他直接表达人民大多数意志的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立宪会议等）手中。
（2）为此，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内部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苏维埃内部我们党的一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小组团结起来。
（3）为了立即巩固和扩大各地的革命成果，必须依靠当地居民的稳定的多数，全面地开展、组织和加强独立自主的活动，以便实现自由，消灭反革命政权，实行监督生产和分配等等经济措施。
（4）临时政府的照会所引起的4月19—21日的政治危机表明，执政的立宪民主党在军队中和在街道上正在把反革命分子切实地组织起来，着手枪杀工人。由于两个政权并存所造成的不稳定的局面，这种事件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用全部精力向人民说明：必须组织和武装无产阶级，使它同革命军队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完全抛弃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以防止发生类似1848年6月巴黎大规模枪杀无产阶级的那种严重的危险。
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07—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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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修改党纲问题的报告[157]
（4月28日〔5月11日〕）
（1）
记录
同志们，修改党纲的情况是这样的：总纲和政治部分若干主要点的初步修改草案，已经交给小组了。党纲应当全部修改，因为早在大战以前，党内就有人指出这个党纲已经完全陈旧了。但最后的实际情况表明，要讨论整个党纲的修改草案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另一方面，小组的全体成员都认为修改党纲是绝对必要的，在许多问题上能够而且应当指出修改党纲的方针是什么。因此，我们拟了一个决议草案，现在我来念一下，并稍微作一些说明。我们不打算现在就提出一个措词确切的提纲，而仅仅指出修改所应遵循的方针。
（报告人念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必须依据下述方针修改党纲：
（1）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同所谓‘护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斗争，护国派忘记了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的口号。”
这一点非常清楚，用不着解释。的确，我们党的政策已经大大向前迈进，实际上已经采取了这一条所表述的立场。
“（2）修改关于国家的论断和条文，应本着如下的精神：不是要求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农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一种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类型）。”
这一条还拟了另外的提法。一个提法是引用巴黎公社的经验和70—80年代的经验，但这种提法不能令人满意，过于一般化；另一种是提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提法也不能令人满意。这里提法是必需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机构的名称，而在于它的政治性质和制度。我们提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指的就是它的社会内容和政治性质。
“（3）删除或修改政治纲领中已经陈旧的部分。”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我们总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已经朝这个方向进行，因此，不容置疑，修改党纲的这个方面和确切地表述我们党所处的这一革命时期是不会引起意见分歧的。
“（4）修改最低政治纲领中的若干条文，比较确切地指出更彻底的民主要求。
（5）最低纲领中的经济部分有许多地方已经陈旧，要全部改写，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也要全部改写。”
主要是这些条文已经陈旧，落在工会运动后面了。
“（6）按照已经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改写土地纲领。
（7）增加一项要求，即把若干已经有条件实行国有化的辛迪加等等收归国有。”
这条的措词比较谨慎，可以根据将来印出的不同草案或者压缩或者展开。
“（8）增加对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派别的评述。”
《共产党宣言》就作过这样的补充。
“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原则在两个月内制定出党纲草案，以便提交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代表会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讨论党纲各条的草案，进行修订，或者另拟草案。”
有人指出，最好能出有关这个问题的读物，再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力和财力。以上就是会有助于尽快修改好党纲的决议。这个决议还将送到国外去，让我们那些国际主义者同志们也能参加我们党根据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进行的修改党纲的工作。
（2）
报道
委员会建议通过一项关于修改党纲所应遵循的方针的决议：（1）鉴于社会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作出评价；（2）应当修改关于国家的条文——建立没有常备军、警察和特权官吏的国家；（3）必须删除政治纲领中已经陈旧的部分（关于沙皇制度等）；（4）应当修改最低纲领；（5）改写纲领中显然已经陈旧的经济部分，以及纲领中的学校教育部分；（6—7）增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变而产生的各种要求（把辛迪加化的生产部门收归国有等）；（8）增加对社会主义运动中各种派别的评述。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报道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10—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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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
（不晚于4月28日〔5月11日〕）
代表会议认为必须依据下述方针修改党纲：
（1）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同所谓“护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斗争，护国派忘记了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口号。
（2）修改关于国家的论断和条文，应本着如下的精神：不是要求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要求建立无产阶级－农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一种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特权官吏的国家类型）。
（3）删除或修改政治纲领中已经陈旧的部分。
（4）修改最低政治纲领中的若干条文，比较确切地指出更彻底的民主要求。
（5）最低纲领中的经济部分有许多地方已经陈旧，要全部改写，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也要全部改写。
（6）按照已经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改写土地纲领。
（7）增加一项要求，即把若干已经有条件实行国有化的辛迪加等等收归国有。
（8）增加对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派别的评述。
代表会议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原则在两个月内制定出党纲草案，以便提交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代表会议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讨论党纲各条的草案，进行修订，或者另拟草案。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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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
（4月28日〔5月11日〕）
（1）
记录
同志们，早在第一次革命时期我们党就详细讨论过土地问题，所以我认为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间接证明这一点的是：由熟悉这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所组成的代表会议小组一致同意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作根本性的修改。因此，我只想极简要地谈几点意见。由于这个草案的校样已经分发给所有的代表，照念也就没有必要了。
目前，整个俄国的土地运动正在发展，这是大家有目共睹、无可争辩的事实。由孟什维克提出并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我党土地纲领，已被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进程所否定。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使他们的地方公有的纲领获得通过，地方公有的实质就是使农民的土地，不管是村社的或个体农户的，仍旧归农民所有，而地主的土地则从地主的手中转到地方自治机关的手里。孟什维克主张这种纲领的主要论据之一是：不把农民的土地交给农民而交给其他任何人，农民是永远不能理解的。凡是研究过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记录的人都会记得，报告人马斯洛夫和科斯特罗夫都曾经特别强调这个论据。不要忘记（现在人们常常忘记），这是第一届国家杜马以前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客观事实表明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力量。当时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土地革命的烈火在熊熊燃烧，但是，谁也不知道土地运动将如何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将会怎样。那次代表大会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农民自己的严正的、求实的意见，是无法验证的，正因为这样，孟什维克的这些论据就起了作用。在我们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第一次获得了说明农民群众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有力证据。还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国家杜马中，农民自己就提出了劳动派的“104人草案”。我专门研究过这个草案的署名，详细地考察了代表们的意见，考察了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他们中有多少人可以称作农民。我在一本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焚毁、现在还是要再版的书中断然肯定，在这104个署名者中大多数是农民。这个草案要求土地国有化。农民说，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
因此，问题就在于怎样解释这一事实：在两届国家杜马中全俄农民的代表宁愿土地国有化，而不愿采纳孟什维克在两届国家杜马中从农民的利益出发而提出的措施。孟什维克建议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留归自己所有，只有地主的土地才应当交给人民，但农民说，他们要把全部土地交给人民。这怎样解释呢？社会革命党人是这样解释的：俄国农民习惯于村社，所以同情社会化，同情劳动原则。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简直是空话。但是应该怎样解释呢？我认为农民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俄国的全部土地占有制，无论是农民的或地主的，无论是村社的或个体农户的，都彻头彻尾贯穿着旧的半农奴制的关系，因此从市场条件来看，农民必然要求把土地交给全体人民。农民说，只有国有化才能消除以前土地处置中的混乱情况。他们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把平均使用土地理解为夺走地主的土地，而不是使各个业主彼此拉平。他们认为，国有化就是把全部土地拿来实际分配。这是一个宏大的资产阶级方案。没有一个农民说过平均化和社会化，但他们都说，再也不能等待了，必须铲除一切地界，也就是说，在20世纪的条件下，不能再按老办法经营了。斯托雷平的改革实行以来土地问题被弄得更加混乱。这就是农民要求土地国有化时所要说的话。这就是说，把所有的土地都拿来重新分配。决不应当有各种土地占有形式。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化的意思。农民的这个要求之所以被叫作平均化的要求，是因为正如1905年土地占有情况统计的简要总结所表明的，一个地主有2000俄亩土地，300个农户也只有2000俄亩土地，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要求自然带有平均化的性质，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要使一切小农户彼此拉平。104人草案所说的正好相反。
可见，必须讲明上述基本情况，才能科学地论证以下见解：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在俄国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但是，土地国有化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它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以为在废除土地私有制之后俄国的一切还会照旧，那简直是荒谬的了。
其次，决议草案中得出了实际的结论并提出了实际的要求。我想提出如下几点小小的修正。第一条写道：“无产阶级政党全力支持立即完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应当把“支持”改为“争取”。我们并不认为农民的土地少，所以应该多给他们一些。这是一种流行的观点。我们说，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压迫农民使之窒息和落后的根源。问题并不在于农民的土地少或不少；从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而不从议论农民有多少土地、需要根据什么标准来分配土地的那些官吏的观点出发，问题的提法应当是：打倒农奴制。我建议把第二条和第三条对调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如果你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么，你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
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这样说，实行国有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吏机构。这话是对的，但是要知道，国家所有意味着每一个农民都是国家土地的承租者。转让租地是禁止的。但农民能租多少地，租什么样的地，这个问题将完全由有关的民主机关来解决，而不是由官僚机关来解决。
“雇农”应改成“农业工人”。有些同志说“雇农”这个词带有侮辱的意思，反对用这个词。应当改掉。
现在，在解决土地问题时，谈论无产阶级－农民委员会或无产阶级－农民苏维埃是不适当的，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农民已经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从而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区别开来了。
大家知道，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政党主张把土地问题拖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去解决。我们则主张尽量有组织地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我们绝对反对无政府主义地夺取土地。你们建议农民跟地主协商。我们说，必须马上把土地拿过来并进行播种，以便同粮荒作斗争，使国家免遭飞速逼近的崩溃。现在决不能接受盛加略夫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方案，他们建议等待遥遥无期的立宪会议，或是跟地主协商租地问题。但农民已经在夺取土地，有的不付任何代价，有的只缴四分之一的地租。
有一位同志从地方上，从奔萨省带来一份决议，决议上说，农民正在夺取地主的农具，但他们没有把农具按农户分掉，而是把它变为公共财产。他们定下次序和规则，以便用这些农具来耕种所有的土地。他们采取这些办法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不管地主和资本家怎样叫喊这是无政府状态，这个事实是具有极大的原则意义的。如果你们胡乱叫喊这是无政府状态，而农民则等待观望，那倒真是无政府状态了。农民已经表明，他们比官吏们更懂得经营条件和社会监督，他们运用社会监督比官吏们强百倍。自然，这种措施在小村庄是容易实现的，它无疑会推动农民采取更广泛的措施。如果农民学会这一点（他们已经开始这样学了），这里就用不着资产阶级教授的那种才能，农民自己会得出结论：农具不仅是供小农户用的，而且必须用来耕种所有的土地。至于他们的做法怎样，那并不重要。他们是否把小块土地合在一起共同耕种，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的做法不同，那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们幸而没有遇到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一本正经地教导人民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而农民现在不能夺取土地。很幸运，在俄国农村中，这类先生还不多。如果农民只是根据同地主达成的协议来取得土地，而不集体地运用自己的经验，那么失败就不可避免，农民委员会就会变成玩具，变成毫无意思的游戏。因此，我们建议在决议草案中加上第8条［注：见本卷第420页。——编者注］。
既然我们知道地方上的农民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创举，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宣布：我们支持并推荐这种创举。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不致局限于形式方面的措施，才能保证克服危机的斗争不致继续成为办公室里和盛加略夫的书信里讨论的课题，才能使农民在克服粮荒和提高生产的斗争中真正有组织地前进。
（2）
报道
列宁同志指出，地主土地占有制，土地零乱插花的状况（这种状况是由于村长、1861年调停人以及斯托雷平的官吏先后对农民的土地乱加处置所造成的），是农村中仍然保留着农奴制盘剥关系的主要原因。
因此，农民自然渴望“铲除地界”，重新分配全部土地。“一切土地都是上帝的”这句话正表达了这种渴望。私有者农民不能允许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新条件下对他来说已无法容忍的那些障碍存在。这一点已被第一届和第二届的杜马中104个农民代表的草案所证明。
社会革命党人自己承认，在这个草案中，“小经济思想”战胜了“平均原则”。农民需要有自己的土地，但他需要的是适应商品经济新要求而分配的土地。如果说某些农民似乎也接受平均使用土地的原则，那么农民对这个原则的理解是与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理解不同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统计的总结如下：300个农户占有2000俄亩土地，一个地主占有的也是这么多。显然，对农民来说，“平均”的要求意味着使300个农户和一个地主的权利均等。
必须实行土地国有化这种完全资产阶级的、非常进步的措施，这是由以往俄国土地处置情况的演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所决定的。战争使一切矛盾尖锐化了。现在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这是战时的需要所威严提出的要求。盛加略夫之流建议农民等待立宪会议（而现在却必须播种），实际上是在扩大危机，很可能把粮荒变为真正的饥荒。他们正在把官僚－资产阶级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强加给农民。然而不能等待由法律规定土地所有制，因为危机将飞快来到。农民已经有了革命创举，奔萨省农民正在夺取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以供公共使用。当然，我们党只主张有组织地夺取土地和农具，因为这对增加生产是必要的，任何损坏农具的行为首先有害于农民和工人自己。
另一方面，我们主张把农业工人单独组织起来。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报道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16—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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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讨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时提出的反驳意见
（4月28日〔5月11日〕）
（1）
同志们，我觉得安加尔斯基同志的意见有很多矛盾。我说的是国有化这种要求的物质基础。农民决没有国有化的思想。我是说存在着全俄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条件，而且这表现在昂贵的粮食价格上。任何一个农民都看到、知道和感觉到粮食价格的波动。而经济必须适应这些条件，适应粮食价格。就是说旧的土地占有制同新的经营体制完全不相适应，这种不相适应正好说明农民为什么要向前冲。安加尔斯基同志说，农民是私有者。他说得完全对。斯托雷平根据这一点曾经想改变土地关系，他尽了一切力量，但他没有成功，因为不实行革命的破坏，要改变土地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农民渴望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虽然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作国有化。作为私有者的农民，他们本能地要说土地是上帝的，因为在旧的土地占有制条件下已无法生活下去。安加尔斯基同志的建议完全是出于误解。第二段说：农民土地占有制完完全全彻头彻尾被旧的半农奴制的联系和关系束缚着。难道这说的是地主的土地吗？不是。安加尔斯基同志的修正是出于误解。他把决议中没有的、农民甚至毫无概念的东西强加在我的身上。农民根据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来了解世界的情况，如果有铁路经过村子，农民就会通过他自己的经营来了解这种情况。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了，这是农民感觉到的，而且用一种想扫除整个旧的土地占有制的激进要求表达出来了。农民希望成为私有者，但是希望成为按新的方式划分的土地上的私有者，以便在这样的土地上经营，即这种土地的占有是根据他们现时的要求，而不是根据任何官吏的指示确定的。这一点农民非常清楚，当然，他们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的，但这正是他们要求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
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3—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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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索洛维约夫认为，决议开头就应当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党要求实行土地国有化。
这个修正不是很重要的。我把国有化放在第三位，因为首要的应该是创举和革命行动，而国有化则是表达人民意志的法律。我反对这个修正。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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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4月24日〔5月7日〕以前）
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存在，是农奴主－地主权力的物质支柱，是君主制有可能复辟的保证。这种土地占有制必然使俄国绝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处于贫困、受奴役、受折磨的境地，必然使全国各方面的生活处于落后状态。
俄国的农民土地占有制，无论是份地的（村社的和个体农户的）还是私有土地的（租用的和购买的），完完全全彻头彻尾被旧的半农奴制的联系和关系束缚着，农民仍然分成从农奴制时代承袭下来的各种类别，土地零乱插花等等。必须冲破所有这些陈旧的有害的樊篱，必须“铲除”地界，重新改造土地占有和土地经营的一切关系，以适应全俄国和全世界经济的新条件，这就是农民渴望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的物质基础。
不管一切民粹主义党派给农民群众反对农奴主地主土地占有制、反对俄国全部土地占有关系和使用关系上的一切农奴制羁绊的斗争蒙上什么样的小资产阶级空想，这场斗争本身却反映了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绝对进步的、经济上必然的、要求彻底摧毁所有这些羁绊的倾向。
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措施，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实现的和可以设想的最充分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意味着土地的使用最彻底地摆脱一切非资产阶级的附加物。此外，土地国有化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在实践上会给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有力的打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力促进这种改革。
另一方面，俄国的富裕农民早已造就了农村资产阶级分子，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无疑使这些分子增多、壮大和巩固起来了。在农村的另一极，农业雇佣工人即无产者，以及与他们相近的半无产的农民群众也同样增多和壮大起来了。
地主土地占有制摧毁和消灭得愈坚决愈彻底，俄国整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愈坚决愈彻底，农业无产阶级反抗富裕农民（农村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会开展得愈有力、愈迅速。
由于正在开始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对我国发生直接的强大的影响，俄国革命的命运和结局将以如下情况为转移：或者是城市无产阶级能够率领农村无产阶级前进并使农村半无产者群众与之联合，或者是这些群众跟着一心想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资本家和地主结成联盟、一心向往整个反革命势力的农村资产阶级走。
根据这种阶级状况和力量对比，代表会议决定：
（1）无产阶级政党全力争取在俄国立即完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以及皇族、教会、皇室等等的土地）。
（2）党坚决主张立即把全部土地交给组织在农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农民，或交给组织在其他真正完全按民主原则选出的、完全不依附地主和官吏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农民。
（3）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国有化就是把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交给国家，把土地的支配权交给地方民主机关。
（4）党应当坚决反对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通过盛加略夫之口和它的一些集体声明，强迫农民“同地主达成自愿协议”，实际上就是强迫他们接受地主式的改良，它还扬言要惩办农民的“越轨行动”，也就是说少数居民（地主和资本家）要用暴力来对付大多数居民，同时党又应当坚决反对大多数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的小资产阶级动摇，因为他们劝告农民不要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夺取全部土地。
（5）党建议农民有组织地夺取土地，绝对不许损坏一点财物，并且要关心增加生产。
（6）只有整个国家完全民主化，即一方面消灭警察、常备军和实际享有特权的官吏，另一方面最广泛地推行完全不受上面监视和监护的地方自治，整个土地改革才能顺利实现并得到巩固。
（7）必须立即在各地建立单独的农业无产阶级组织，其形式或者是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单独的半无产阶级农民代表苏维埃），或者是在一般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在一切地方的和城市的管理机关等等中成立无产阶级小组或团体。
（8）党应当支持俄国若干地方的农民委员会的创举，把地主的耕畜和农具交给组织在这些委员会中的农民共同调剂使用，以耕种全部土地。
（9）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建议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设法把各个地主田庄改建成有相当规模的示范农场，由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用公款经营，受农艺师指导，并使用优等的技术设备。
载于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真理报》第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5—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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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联合国际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护国主义联盟的决议
（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1）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等在绝大多数场合已经转到“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即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投票赞成公债，支持代表资本利益的临时政府）；
（2）这些政党的全部政策体现着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它们用资产阶级的影响腐蚀无产阶级，要无产阶级相信，似乎通过协议、“监督”和参加内阁等，就可以改变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使政府离开侵犯自由的反革命道路；
（3）这种政策助长并加强群众对资本家的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使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有可能击败革命。
有鉴于此，代表会议决定：
（1）绝对不能同执行这种政策的党派联合；
（2）同真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集团和派别接近和联合是必要的，但其基础必须是同小资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的政策决裂。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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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决议
（4月25—26日〔5月8—9日〕）
代表会议讨论了在俄国各地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工作的同志们的报告和介绍，认为：
在许多省份，革命正在向前推进：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动地起来组织苏维埃，自动地起来消灭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兵，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实行工人对工厂的监督，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保证生产进度不下降，建立工人对粮食分配的监督等等。
革命在各省的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一方面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工农自己监督生产的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在全俄国范围内为革命的第二阶段准备力量的保证。革命的第二阶段应当使全部国家政权转归苏维埃或其他直接表达人民大多数的意志的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立宪会议等等）。
在两个首都和某些大城市，使国家政权转归苏维埃是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需要极长时间来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集结了最大的力量。在这些地方，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政策往往妨碍群众的革命创举，削弱他们的主动性。由于这些苏维埃对外省具有指导意义，上述情况就特别危险。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一方面全面支持以上所谈的各地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苏维埃内部不断地（通过宣传和改选）为争取无产阶级路线的胜利而斗争；把全付精力和注意力用来对工人和士兵群众进行工作，把无产阶级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国际主义路线和护国主义路线、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区分开来，组织和武装工人，使他们准备力量迎接下一阶段的革命。
代表会议再一次声明，必须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增加苏维埃的数量，加强苏维埃的力量，使苏维埃内部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各小组团结起来。
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30—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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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
（4月29日〔5月12日〕）
（1）
记录
自从1903年我党通过党纲以来，我们一再遭到波兰同志的激烈反对。如果你们研究一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些论据，他们在当时就提出来过。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退出了那次代表大会，他们认为承认民族自决权是不能接受的。从那时起，我们总是遇到这个问题。在1903年，帝国主义已经出现了，但是在他们的论据中并没有提到帝国主义，因此无论在当时或现在，波兰社会民主党采取这种立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些人想把我们党的立场变成沙文主义者的立场。
由于俄国长期的压迫，波兰的政策完全是民族主义的，整个波兰民族充满了向莫斯卡里[158]复仇的思想。谁也没有象俄罗斯民族那样压迫过波兰人。俄罗斯民族充当了沙皇扼杀波兰自由的刽子手。没有一个民族象波兰人那样憎恨俄国，那样不喜欢俄国，因此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波兰的资产阶级使波兰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哪怕全世界遍地烽火，只要波兰自由就行。这种提法当然是对国际主义的嘲笑。自然，波兰现在是在暴力的控制下，但是波兰民族主义者指望俄国来解放波兰，那是背叛国际。波兰民族主义者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了波兰人民，使他们也有了这种看法。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的巨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提出了国际主义的口号，他们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同其他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联盟，我们决不会去为波兰的解放而战。这是他们的功绩，因此，我们一直认为只有这些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同志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则是爱国主义者，是波兰的普列汉诺夫们。但是，由于这种特殊的立场，在人们为了拯救社会主义而不得不反对疯狂的病态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同志们跑来对我们说，我们应当拒绝给波兰自由，拒绝让波兰分离。
为什么我们这些比其他民族压迫着更多民族的大俄罗斯人应当拒绝承认波兰、乌克兰、芬兰的分离权呢？有人建议我们当沙文主义者，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使社会民主党人在波兰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并不妄图解放波兰，因为波兰人民处在两个有战斗力的国家之间。波兰工人应当这样谈论问题：只有那些认为波兰人民应该获得自由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是民主主义者，因为在社会党的队伍中不容有沙文主义者；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对工人这样说，反而说，正因为我们认为同俄国工人结成联盟有利，所以我们反对波兰分离。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这些人不想了解，为了加强国际主义，就不需要重复这些话，而是应当在俄国强调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在波兰强调联合的自由。联合的自由是以分离的自由为前提的。我们俄国人应当强调分离的自由，在波兰则应当强调联合的自由。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诡辩，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抛弃了。皮达可夫同志的观点是罗莎·卢森堡观点的重复……［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荷兰的例子）……［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皮达可夫同志这样说，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在理论上他否认分离自由，但对人民却又说：谁否认分离自由，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皮达可夫同志的话是非常混乱的。在西欧大多数国家，民族问题早已解决。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那是指西欧。皮达可夫同志却把这一点搬到与此毫无关系的东欧来了，因此我们就陷入了可笑的境地。
你们想一想，这有多么糊涂！要知道，芬兰就在我们旁边。皮达可夫同志没有对芬兰问题作具体答复，他完全糊涂了。昨天你们在《工人报》上看到，在芬兰滋长着分离主义。芬兰人跑来说，他们那里的分离主义加强了，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不让芬兰完全自治。那里的危机增长了，对罗季切夫总督的不满增长了，而《工人报》写道，芬兰人应当等待立宪会议，因为在立宪会议上芬兰和俄国将达成协议。协议是什么意思呢？芬兰人应当说，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大俄罗斯人要是否认这种权利，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如果我们对芬兰工人说，随你们自己怎样决定……［注：记录上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皮达可夫同志只是否定我们的口号，说这就是不肯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他自己并没有提出适当的口号来。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极端荒谬的。我在一篇没有能刊登出来的文章中把这种观点称作“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编者注］。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张必须有国家，而有国家就得有国界。自然，国家可以有资产阶级政府，而我们需要的是苏维埃。但苏维埃也还是有国界问题。“取消国界”是什么意思呢？无政府状态就从这里开始……在“取消国界”的口号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简直是糊涂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成熟、爆发以后，它就会蔓延到别的国家去，我们将帮助这个革命，但怎样帮助，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既然还存在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主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对分离主义运动是不感兴趣的，是中立的。如果芬兰、波兰、乌克兰同俄国分离，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呢？谁说不好，谁就是沙文主义者。只有疯子才会继续奉行沙皇尼古拉的政策。要知道挪威已经脱离了瑞典……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曾经把民族当作交换品，皇帝们曾经把波兰当作交换品。难道我们还继续奉行这种皇帝的策略吗？这是抛弃国际主义的策略，是最坏的沙文主义。如果芬兰分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挪威同瑞典分离后，两国人民、两国无产阶级更加互相信任了。瑞典的地主想进行战争，但是瑞典的工人反对战争，他们说：我们不打这种仗。
芬兰人现在仅仅希望自治。我们主张让芬兰完全自由，那他们对俄国民主派就会更加信任，只要实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会分离。当罗季切夫先生到芬兰人那里去为了自治问题讨价还价时，芬兰同志跑来对我们说，我们要自治。人们一齐向他们开火说：“你们等待立宪会议吧。”但我们说：“否认芬兰自由的俄国社会党人就是沙文主义者。”
我们说，国界是根据居民的意志确定的。俄国，不许为争夺库尔兰而打仗！德国，把军队撤出库尔兰！我们就是这样来解决分离问题的。无产阶级不能采取暴力，因为它不应当妨碍各民族的自由。当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种方法的时候，“取消国界”的口号才是正确的，那时我们就会说：同志们，到我们这里来吧……
关于战争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必要时我们不会拒绝革命战争。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现在米留可夫在俄国执政，把罗季切夫派到芬兰去，让他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同芬兰人讨价还价，我们说：不，俄罗斯民族，不许对芬兰人采取暴力，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在关于伯格比尔的决议中，我们说：撤出军队，让各民族自己独立地解决问题。如果苏维埃明天把政权拿到手里，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了，那时我们就会说：德国，把军队撤出波兰；俄国，把军队撤出亚美尼亚，——否则就是欺骗。
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谈到他的被压迫的波兰时对我们说，那里全是沙文主义者。但是关于怎样对待芬兰和乌克兰，为什么没有一个波兰人讲一句话呢？从1903年起，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得够多了，现在很难再谈了。愿意怎样就怎样吧……谁不赞成这种观点，谁就是兼并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我们希望所有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只要成立了乌克兰共和国和俄罗斯共和国，它们的联系和信任就会加强。如果马克兰人看到我们这里是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就不会分离；如果我们这里是米留可夫共和国，他们就会分离。皮达可夫同志的观点完全自相矛盾，他说，我们反对把其他民族强迫留在疆界内，——其实这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我们决不希望希瓦[159]的农民处在希瓦可汗的统治下。我们将靠我们革命的发展去影响被压迫群众。在被压迫群众中的鼓动工作只能这样做。
一切不承认芬兰和乌克兰自由的俄国社会党人都会陷入沙文主义。无论他们怎样进行诡辩，怎样求助于自己的“方法”，他们永远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2）
报道
列宁同志提醒说，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1903年就反对民族自决权，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还没有联系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特殊立场，是由他们在波兰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沙皇的压迫使波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曾不得不与“社会党人”（波兰社会党[160]）中那些为解放波兰而准备参加欧洲战争的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且只有他们，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波兰工人中间培养了国际主义团结的感情，使波兰工人同俄国工人接近。然而，他们企图把否认自决权的观点强加给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这是极端错误的。这种企图如果得逞，只能导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转到沙文主义立场上去，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如果否认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就会变成沙文主义者，就会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俄国社会党人应当竭力争取使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则应当拥护联合的自由，双方都应当通过形式上不同的（实质上相同的）途径达到同一个目的：用国际主义精神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那些说民族问题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已经解决的人们，忘记了以下事实：这个问题仅仅在西欧已经解决（也不是到处），那里居民中的民族单一程度达90％，但不是在东欧，东欧居民中的民族单一程度仅仅为43％。芬兰的例子证明，民族问题实际上已经摆到日程上了，并且必须在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履行国际团结的义务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而要履行国际团结的义务就不允许践踏被压迫民族的意志。孟什维克建议芬兰社会民主党人“等待”立宪会议并同它共同解决自治问题，他们实际上是在按俄国帝国主义者的调子说话。
记录载于1921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册
报道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32—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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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4月27日〔5月10日〕以前）
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遗留下来的，地主、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这种政策，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特权，分化各民族的工人。现代帝国主义加强了控制弱小民族的趋向，它是加剧民族压迫的新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消除民族压迫，除非建立最民主的共和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
必须承认构成俄国的一切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否认这种权利和不设法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就等于拥护侵略政策或兼并政策。无产阶级只有承认民族分离权，才能保证各民族工人的充分团结，才能促进各民族真正民主的接近。
目前芬兰和俄国临时政府间的冲突特别清楚地表明：否认自由分离权，就会导致直接继续奉行沙皇政府的政策。
决不允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候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后一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分别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
党要求广泛的区域自治，取消来自上面的监督，废除强制性国语，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于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的民族成分等等的考虑来确定自治区域的范围。
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屏弃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就是说，反对把原来由国家管理的学校教育事宜等等交给某种民族议会管理。民族文化自治人为地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甚至在同一企业做工的工人按其所属的“民族文化”分开，也就是加强工人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联系，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则是要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党要求在宪法中列入一条根本性的法律，宣布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特权以及对于少数民族权利的任何侵犯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如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教育组织等等中打成一片。只有各族工人在这种统一的组织中打成一片，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反对国际资本、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胜利斗争。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39—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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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国际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任务问题的讲话
（4月29日〔5月12日〕）
（1）
记录
季诺维也夫同志自己承认，我们访问斯德哥尔摩将是最后一次，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了解情况。
格里姆邀请我们参加代表会议，我不去，因为我认为不能同拥护社会沙文主义的人谈问题。我们说：“决不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起参加。”我们去是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接触。格里姆无论在道义上或在手续上都有权写今天的决议。他有权是因为他依靠德国的考茨基和法国的龙格。从手续方面说，事情是这样的：格里姆曾经书面声明，“只要胡斯曼把执行局召集起来，我们就马上解散我们的执行局。”我们说，齐美尔瓦尔德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格里姆表示同意，但他声明，“多数人都这样看”，——这倒是实话。
关于访问：“可以去了解情况，我们将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交往。”指望我们会争取到别的什么人，这种希望不大。不应抱任何幻想，因为第一，访问也许实现不了；第二，即使实现也是最后一次；第三，从技术方面说，我们无法把那些想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的人争取过来。但让诺根同志第一次、季诺维也夫同志最后一次去访问斯德哥尔摩吧。至于我，理所当然希望最后一次访问的尝试尽可能快、尽可能顺利地实现。
（2）
报道
列宁同志建议声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只是为了了解情况，因此它已经退出联盟。他说，经验证明，继续留在联盟内是没有意义的。齐美尔瓦尔德在许多国家里甚至成了前进的障碍。社会沙文主义者用它来掩护自己。
记录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报道载于1917年5月2日（15日）《真理报》第4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1—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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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
（4月29日〔5月12日〕）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只谈俄国的情况，这是错误的。战争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忽视国际关系的总和，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全世界的运动使我们面临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将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案里所分析的主要问题。
“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中小经济更加迅速地遭到排挤和破产。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正在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进而采取普遍劳动义务制。”
战前就存在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垄断，战时更出现了国家垄断。而普遍劳动义务制则是一种新的东西，它构成社会主义整体的一部分，这一点往往被害怕对当前情况作具体分析的人忘记了。
决议的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评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27年前就已指出，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恩格斯指出：“哪里有托拉斯，哪里就没有无计划性，而有资本主义。”［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现在指出这一点尤其恰当，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军事国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计划性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
决议的第二部分不需要作任何解释。
决议的第三部分必须比较详细地讲一讲。（报告人念决议。）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在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人们常常根据以上的前提作出这样的结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战争使我们处于特殊的境地，与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大资本。政权一旦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将做些什么呢？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吗？答复是：工人阶级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掌政权的条件下，能够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呢？
首先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土地国有化是一项资产阶级措施，它不排斥资本主义，而资本也不排斥它，但对私有制却是很大的打击。接下去是（报告人念决议。）：
“……对所有的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对保险机关和资本家的最大的辛迪加（如糖厂主的辛迪加、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等等）也实行国家监督，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这样的办法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立即实行，在政治上能够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因为这些改革在各方面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这一点引起了辩论。我在《真理报》上就曾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这样说过：“当人们谈到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时，总是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竭力把社会主义说得模糊不清，说它是一种跳跃。”考茨基本人写道：“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谈到废除农民的私有制。”但是，这是不是说，现有的大资本使我们不必实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生产、对糖厂主的辛迪加等等的监督呢？这项措施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过渡性的措施，但是由于有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实现这种措施就会使俄国一只脚踏进社会主义，说一只脚，是因为占多数的农民还支配着国家经济的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转变的条件业已成熟，这是不能否认的。要在政治上实现这些措施，就应当拥有多数，而多数就是农民，很明显，农民从这些改革中是能得到好处的。至于农民的组织程度够不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替他们负责。
从前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就是“大兵营”，“一大批官吏”。我们现在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提法应当不同于过去，不能再提得模糊不清，而应当提得十分具体，这就是：土地国有化，对辛迪加进行监督，等等。（报告人念决议。）
“所有上述的和类似的措施，在全部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并且做好实施的准备，只要有可能，也可以而且应当由全民政权的地方革命机关去实行。
在实行上述措施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争取稳定的居民多数，使他们自觉地确信这项或那项措施实际上已准备就绪；工人群众的有觉悟的先锋队正是应当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这一方面，因为工人群众有责任帮助农民群众找到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出路。”
最后几个字是整个决议的关键：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跳跃，而是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实际出路。
反对者说：“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应当谈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我们说：“既然资产阶级不能摆脱现状，革命就要继续前进。”我们不应当只在民主的词句上兜圈子，而应当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向他们指出一些实际的措施：把辛迪加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对它们进行监督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实现后，俄国的一只脚就踏进社会主义了。我们的经济纲领应当谈如何摆脱经济破坏——这是我们应当遵循的方针。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3—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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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讨论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时发表的反驳意见
（4月29日〔5月12日〕）
（1）
会场上有人问：对辛迪加和银行的监督，是仅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措施，还是也包括对私营企业等等的监督措施？
不错，这一点在决议中没有谈，因为这种生动的实践在另一个决议中已经谈了，那里展示了它的良好的前景。［注：见本卷第422页。——编者注］而这个决议谈的是另一个问题——实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
（2）
索洛维约夫提出修正，说对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应该略加评述，说这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
列宁反对索洛维约夫同志的修正：
在某些决议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具体的定义。工兵代表苏维埃可以不要警察而起作用，因为它有武装的士兵。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能够取代旧官吏的机关。
旧的土地纲领未能……［注：记录上有一个词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但是应当说：“党要求建立没有警察、常备军和官吏的农民－无产阶级共和国。”因此，代表会议已经预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注：见本卷第407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用适当的措词加以表述。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7—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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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
（4月24日〔5月7日〕以前）
世界托拉斯和银行资本为争夺世界市场的统治权而引起的世界大战，使物质财富遭到巨大破坏，使生产力消耗殆尽，使军事工业蓬勃发展，以致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无法进行。
因此，这次战争使人类陷入了绝境，使人类濒于毁灭。
战前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无疑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由于战争而更加成熟，并且继续在异常迅速地成熟。中小经济更加迅速地遭到排挤和破产。资本的积聚和国际化正在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进而采取普遍劳动义务制。
在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家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造成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势力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所有其他居民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使劳动群众在好几十年内都不得不向资本家缴纳贡税，即支付数十亿的借款利息。但是，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国家政权完全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同样的这些措施却会保证社会的改造获得成功，从而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且保障一切人的物质福利。
※ ※ ※
另一方面，全世界社会党人在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中一致声明，鉴于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目前正在激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预见已被事变的进程清楚地证实了。
俄国革命不过是战争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在一切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家阶级的愤恨在加深，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增强，他们认识到：只有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并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使人类免于毁灭。
在一切国家中，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千百个没有转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被资本家政府关进监狱，这种迫害明显地暴露出资本家政府害怕人民群众中不断深入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德国群众性罢工在最近几周声势特别大，德、俄士兵在前线联欢也日益增多，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正在成熟。
各国工人（今天他们还在为资本家的利益而互相残杀）之间兄弟般的信任和兄弟般的联盟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这也就为各国工人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创造了先决条件。只有这种行动才能保证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有计划地开展并最有把握取得成功。
※ ※ ※
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在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这样的步骤，首先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化。这种措施并没有直接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因而会加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对农村半无产者的影响。
其次，这样的步骤就是对所有的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对保险机关和资本家的最大的辛迪加（如糖厂主的辛迪加、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等等）也实行国家监督，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这样的办法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立即实行，在政治上能够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因为这些改革在各方面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现在日益遍及俄国的工兵农等等代表苏维埃，除采取上述办法外，还可以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因为这些机关的性质一方面可以保证一切新的改革只有在人民的绝大多数自觉地牢牢地领会到有实际必要时才加以实行，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不是由警察和官吏来实行改革，而是由武装起来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来自愿地参与调节自己的经济。
所有上述的和类似的措施，在全部政权转归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讨论，并且做好实施的准备，只要有可能，也可以而且应当由全民政权的地方革命机关去实行。
在实行上述措施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争取稳定的居民多数，使他们自觉地确信这项或那项措施实际上已准备就绪；工人群众的有觉悟的先锋队正是应当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这一方面，因为工人群众有责任帮助农民群众找到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出路。
载于1917年5月3日（16日）《士兵真理报》第13号增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49—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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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代表会议闭幕词
（4月29日〔5月12日〕）
由于时间不够，列宁放弃了为更改党的名称申述理由的发言。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他介绍大家看他新近写的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注：见本卷第150—182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将作为各地讨论的材料。
关于代表会议讲了几句话。
时间不多，工作做了不少。我们党所处的条件是困难的。护国主义政党的势力很大，但是无产阶级群众对护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抱着否定的态度。我们的决议还不适宜广大群众阅读，但是它们将使我们的鼓动员和宣传员的活动协调一致，而读了决议的人会从中找到自己工作的指南。我们要面向千百万人讲话，应当从群众中吸取新的力量，要求觉悟比较高的工人能够适应群众的水平来解释我们的主要论点。我们要花力量在我们的小册子中更通俗地阐述我们的决议，我们希望各地的同志也能这样做。无产阶级将在我们的决议中找到把我们的革命推向第二阶段的指导性材料。
（代表会议在国际歌声中闭幕）
载于192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1917年4月）》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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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4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
由于中央内部在对革命的估计、革命的前途以及党的任务问题上有分歧，根据中央的一致决定，全党在代表会议召开以前，围绕列宁的《四月提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公开争论。这样，地方组织就有可能预先讨论议程中的问题，并弄清普通党员对它们的态度。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其中133名有表决权，18名有发言权，他们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前线和后方军事组织的代表，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民族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因而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的议程是：目前形势（战争和临时政府等）；和平会议；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修改党纲；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同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合；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立宪会议；组织问题；各地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是主席团的成员，他领导了会议的全部工作，作了目前形势、修改党纲和土地问题等主要报告，发言20多次，起草了代表会议的几乎全部决议草案。斯大林作了民族问题的报告。代表会议以《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波·加米涅夫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副报告，他和阿·伊·李可夫企图证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认为只能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苏维埃监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讨论民族问题时，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各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的口号。他们的错误观点受到了会议的批判。在讨论国际的现状和党的任务时，会议通过了格·叶·季诺维也夫提出的继续留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里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的错误决议案，列宁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案。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伊·捷·斯米尔加、斯大林、Г．ф．费多罗夫共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30—456页。——339。
[150] 列宁说完这句话后，安·谢·布勃诺夫宣读了中部工业区（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接着继续作报告。——342。
[151] 参看后来列宁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一文中对这一事件的评述（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359。
[152] 关于召开交战国和中立国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问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4月进行了多次讨论。4月下半月，同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有联系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弗·伯格比尔来到彼得格勒，以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建议俄国各社会党参加定于191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签订和约问题的代表会议。
4月23日（5月6日），伯格比尔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公然声称德国政府“会同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代表会议上将要提出的媾和条件。4月25日（5月8日）执行委员会听取各党派有关这一问题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宣读了四月代表会议在当天通过的《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42—444页），表示坚决反对参加这一会议。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劳动派、崩得分子和孟什维克赞成参加会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将承担召集代表会议的发起工作并将为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苏维埃全会批准了这一决议。
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多数派拒绝参加这一会议，因为英法政府想彻底战胜德国。中派分子（法国的龙格派和以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格·累德堡为首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意参加会议，而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斯巴达克派则拒绝参加会议。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没有开成，因为一些代表没有领到本国政府的护照，还有一些代表拒绝同那些与本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代表一起开会。——362。
[153] “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礼》。——364。
[154] 列宁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关于第二国际各国党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宣言草案在四月代表会议的材料中没有保存下来。看来草案的部分内容已写入《关于伯格比尔的建议的决议》。——365。
[155] 关于战争的决议是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58—263页）为基础拟定的，在四月代表会议上以多数票（有7票弃权）通过，载于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真理报》第44号社论的位置。——397。
[156]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决议》载于1917年4月27日（5月10日）《真理报》第42号社论的位置。这项决议在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委员会中一致通过，在全体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有8票弃权，3票反对）。——401。
[157] 列宁在《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要点》中就提出了修改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的问题。四月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倡议通过了关于必须修改党纲的决议，确定了修改党纲的基本方针。在代表会之后不久，出版了《修改党纲的材料》这本小册子（见本卷第472—493页）。制定新党纲的工作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新党纲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403。
[158] 莫斯卡里是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424。
[159] 希瓦是16世纪初在中亚细亚阿姆河下游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希瓦汗国），居民中有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卡拉卡尔帕克人等，1873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其属国。——429。
[160]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6月起，左派（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领导该党。1906年11月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随后该党多数派即波兰社会党—“左派”逐步转到了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于1918年12月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皮尔苏茨基分子则成立了波兰社会党—“革命派”（1909年重新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波兰社会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德奥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该党不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联合政府。1926年5月，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派。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该党左派力量有所增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波兰社会党党员参加了华沙等地的保卫战。华沙投降以后，波兰社会党右翼领导人济·扎列姆巴宣布该党解散。1939年10月，波兰社会党右翼领袖成立了名为“自由、平等、独立”的地下组织。左派则于1941年成立名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组织，1943年改称“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在1942年成立的波兰工人党的影响下，加入了反对希特勒占领者的人民战线。1944年9月，波兰社会党重建，同波兰工人党一起参加人民民主波兰的建设。1948年12月，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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