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 （1905年1月11日〔24日〕） 社会民主派或工人民主派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永远是一个新问题。其所以是老问题，是因为从社会民主派刚一产生的时候起这一问题就被提出来了。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就已经阐明了。其所以永远是新问题，是因为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每一步，都会使不同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流派发生特别的、独特的结合。 这个老问题目前在我们俄国也已成为特别新的问题。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现在的提法，我们先简略地叙述一下历史上的情况。旧的俄国革命民粹派采取空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村社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有教养社会的自由主义背后，他们清楚地看到俄国资产阶级的欲望。他们否认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认为这是争取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设施的斗争。民意党人向前迈进了一步，转向了政治斗争，但是他们未能把政治斗争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当人们用瓦·沃·先生式的关于俄国民主派知识分子具有非阶级性、非资产阶级性的理论来重新恢复对我国村社社会主义性质的日益减弱的信念时，问题的明确的社会主义提法甚至被模糊了。从此，以前绝对否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就开始同这个自由主义逐渐融合成一个自由主义民粹派。随着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社会民主主义）和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出现与发展，俄国知识分子运动（从最温和的文化派运动到最极端的革命恐怖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就愈来愈明显了。但是伴随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来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前者代表的是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后者代表的是我们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倾向。合法马克思主义[105]实际上很快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106]并经过伯恩施坦机会主义而直接发展成为自由主义。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醉心于纯粹工人运动的半无政府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者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就是背叛阶级观点，声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幻影［注：见反对《火星报》的工人事业派小册子《两个代表大会》（第32页）。］。另一方面，另一种色彩的经济派同样醉心于纯粹工人运动，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忽视我们的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文化派同专制制度所作的社会斗争［注：见1899年9月号《〈工人思想报〉增刊》。］。 旧《火星报》早就指出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素，而这在当时是许多人所没有看到的。它要求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见《火星报》第2号关于支持大学生运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第8号关于地方自治人士秘密代表大会，第16号关于自由派贵族代表［注：同上，第6卷第246—252页。——编者注］，第18号［注：同上，第6卷第339—347页。——编者注］关于地方自治机关中的不满［注：顺便向斯塔罗韦尔和普列汉诺夫表示衷心的谢意，他们开始了一件非常有益工作——揭示旧《火星报》未署名文章的作者。希望他们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因为这份材料最能说明新《火星报》向工人事业派的转变。］等）。它经常指出自由派和激进派运动的资产阶级的性质，并对左右摇摆的解放派说：“是时候了，应该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要保证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协同一致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能靠政治手腕，不能靠已故的斯捷普尼亚克曾经称之为自我克制和自我隐藏的东西，不能靠外交上的互相承认这种暗中约定的谎言，而要靠真正参加斗争，真正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军事警察反动派和封建僧侣反动派的斗争，同依靠人民的一定阶级（如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某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的斗争真正一致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协同起来了，而并没有讲互相承认的漂亮空话。”（第26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8页——编者注］ 旧《火星报》这样提出问题，就使我们直接参加到目前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自由派态度的争论中来。大家知道，这些争论是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的，这次大会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决议符合多数派的观点（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另一个决议符合少数派的观点（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第一个决议案确切指出自由主义这种资产阶级运动的阶级性质，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向无产阶级说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解放派）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性质。这个决议案承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必要的，但没有陷入政客式的互相承认，而是根据旧《火星报》的精神把问题归结为共同斗争：“只要资产阶级在自己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是革命的或仅仅是反对派”，社会民主党人就“应该支持”他们。 相反地，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却没有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作阶级分析。这个决议案充满了善良愿望，它把协议的条件订得尽可能高而且好，但遗憾的是，这些条件是虚假的、口头上的：自由派或民主派应该声明什么啦，不应该提出哪些要求啦，应该给自己提出什么口号啦。好象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没有处处告诫过工人不要相信声明、要求和口号！好象历史没有向我们提供数以百计这样的例子：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提出过完全自由的口号，而且提出过平等的口号，还提出过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它并不因此就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了，它这样就更加“模糊”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翼想向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不容模糊的条件来反对这种模糊！无产阶级翼则通过对民主主义的阶级内容的分析来进行斗争。知识分子翼追求口头的协议条件。无产阶级翼则要求进行实际的共同斗争。知识分子翼定出一种衡量好的、善良的和可以与之达成协议的资产阶级的尺度。无产阶级翼则不期望资产阶级有什么善良愿望，而是支持一切资产阶级，哪怕是最坏的资产阶级，只要它实际上反对沙皇制度。知识分子翼坚持讨价还价的观点：如果你站在社会民主党人一边，而不站在社会革命党人一边，那么我们就同意达成协议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否则就拉倒。无产阶级翼则采取因事制宜的观点：我们是否支持你们，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更灵活地打击我们的敌人。 斯塔罗韦尔决议案一接触到实际，它的一切缺点就暴露无遗了。新《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名的计划，即“高级形式的动员”计划，以及第77号（社论：《站在十字路口的民主派》）和第78号（斯塔罗韦尔的小品文）的原则性议论，就是如此。关于计划，在列宁的小册子中已经谈到了，现在就来谈一下这些议论。 新《火星报》上述议论的主要思想（或者确切些说，主要的糊涂思想）就是要对地方自治人士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加以区别。这种区别贯穿在这两篇文章中，而且细心的读者会看到，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术语外，同时还使用了它的一些同义语：民主派、激进知识分子（原文如此！）、新兴民主派、知识分子民主派。新《火星报》以它素有的谦逊把这个区别颂之为伟大的发现，可怜的列宁“所无法理解的”独特观念。这种区别和我们从托洛茨基以及直接从《火星报》编辑部那里不断听到的新斗争方法直接有关，这种斗争方法就是：地方自治自由派“只配挨蝎子鞭[107]责打”，而知识分子民主派适合于同我们达成协议。民主派应该作为独立的力量独立行动。“俄国自由派，如果除掉它的历史上必要的部分，除掉它的运动神经〈请听！〉，即除掉它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半，就只配挨蝎子鞭责打。”在列宁关于“俄国自由派”的观念中，“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这一民主派的先锋队能够随时〈！〉施加影响的社会成分”。 新理论就是如此。和现在的《火星报》的一切新理论一样，这个理论也是极端混乱的。第一，以首先发现知识分子民主派自居，这是没有根据的和可笑的。第二，把地方自治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别开来是不对的。第三，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独立力量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第四，地方自治自由派（除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半）只配受鞭责等等的说法是不公正的。下面就来分析所有这些论点。 列宁仿佛忽视了知识分子民主派和第三种分子的产生。 打开《曙光》第2—3期合刊。拿斯塔罗韦尔小品文中引用了的《内政评论》来看。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标题：《第三种分子》［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93—301页。——编者注］。浏览这一章，就会读到“在地方自治机关任职的医生、技术员等等的人数和影响的日益增长”，读到“非人力所能左右的经济的发展引起对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些知识分子同官僚和地方自治局的掌权人必然发生冲突”，“近来这些冲突简直带有流行性”，“专制制度和整个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读到直接号召这些分子站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面来”…… 很好，是不是？新发现的知识分子民主派和号召他们站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面来的必要性，竟由可恶的列宁在三年以前“发现了”。 自然，当时还没有发现地方自治人士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种截然不同所包含的合理性，就象我们说莫斯科省和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截然不同一样。地方自治人士有产者和贵族代表们在他们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这一点上是民主派。他们的民主主义是有局限性的、狭隘的和不彻底的，如同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是有局限性的、狭隘的和不彻底的一样。《火星报》第77号社论分析我国的自由派，把它划分为：（1）农奴主－地主；（2）自由派地主；（3）主张有资格限制的宪法的自由派知识分子；（4）极左的——民主派知识分子。这个分析是不完全的和混乱的，因为把知识分子的划分和不同阶级与集团的划分混淆起来了，而知识分子是代表这些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除了反映地主的一个广大阶层的利益以外，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反映大量工商业者，主要是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以及（这尤其重要）农民中间大批大小业主的利益。忽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个最广大的阶层，是《火星报》分析中的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是忘记了，俄国民主派知识分子按其政治立场来说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分裂为三个流派：解放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所有这些派别都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分别代表了（以专制国家所能允许的明确程度）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温和的和革命的思想家的观点以及无产阶级的观点。没有比新《火星报》的天真愿望更可笑的了：“民主派应当作为独立的力量行动”，可是同时又把民主派和激进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新《火星报》忘记了，成为“独立力量”的激进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民主派也就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在我们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中不可能有别的“极左的”知识分子。不言而喻，只有从讽刺的意义上或只有从暗杀分子的意义上才可以谈到这种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并从《解放》向左转，那就是转向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转到其他地方去。 最后，新《火星报》的最后一个新发现更是经不住批评的，它说：“除掉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半的自由派”只配挨蝎子鞭责打，如果除了地方自治人士以外就没有人可以接近的话，“抛弃领导权的思想是比较明智的”。一切自由派，只有当它在实际上反对专制制度时，才配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唯一彻底的民主派即无产阶级对一切不彻底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这种支持，就是实现领导权的思想。只有从小资产阶级、小贩的观点出发，才会把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口头的条件看作是领导权的实质。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在战争中实现领导权的应该是斗争最坚决、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敌人并且言行一致的人，因而也就是那个批评任何不彻底性的民主派思想领袖。［注：给有见识的新火星派加一个附注。人们大概会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任何条件作为保证，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将会导致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我们要反问：除了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以外，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执行无产阶级的条件？］新《火星报》认为不彻底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精神特性，而不是政治经济特性，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找到一种衡量不彻底性的尺度，达不到这种尺度自由派只该挨蝎子鞭责打，超出这种尺度就值得同它达成协议，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正是“预先确定可容许的卑鄙行为的尺度”。其实，请仔细地想一想下面一段话：把反对派集团承认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提出来，作为同它们达成协议的条件，就是“向它们奉送一种检验自己要求的有效试剂，即民主主义的石蕊试纸，并把无产阶级支持的全部价值置于他们的政治打算的天平上”（第78号）。写得多漂亮！真想对这位说漂亮话的斯塔罗韦尔说：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别说得那么漂亮吧！司徒卢威先生大笔一挥，在“解放社”的纲领中写上普选权，就使斯塔罗韦尔的有效试剂失了效。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已经不止一次在实际上向我们证明，这些纲领对于自由派只不过是一张纸，不是石蕊试纸，而是一张普通的纸，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毫不在乎地今天这样写，明天那样写。甚至许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这种特点。欧洲和俄国的自由主义的全部历史提供了数以百计的言行不一的例子。正因为如此，斯塔罗韦尔想发明有效试纸的意图是幼稚可笑的。 这种幼稚的意图使斯塔罗韦尔产生一种伟大的思想：支持不同意普选权的资产者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就是“一笔勾销普选权思想”！斯塔罗韦尔也许还要给我们写一篇漂亮的［注：请再看看我们的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的一篇散文中的一段话：“凡是近年来注意俄国社会生活的人，无疑不能不看到一种日益加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想要实行除掉一切思想表层和过去历史残余的赤裸裸的、不加粉饰的立宪自由思想。这种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派内部成分变化的长远过程的实现，是它的奥维狄乌斯变化[108]过程的实现，这种变化在20年当中以其万花筒般的五光十色吸引了好几代人的注意和兴趣。”可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自由的思想不是赤裸裸的，而正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诺夫哥罗德采夫等。见《唯心主义问题》[109]和《新路》[110]）粉饰起来的。同样可惜的是，在斯塔罗韦尔、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的万花筒般的五光十色的奥维狄乌斯变化中，贯穿着一种追求空泛辞藻的露骨倾向。］小品文来证明，我们支持君主派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就是勾销共和国“思想”？可惜斯塔罗韦尔的思想只是在条件、口号、要求、声明的框子里一筹莫展地兜圈子，而忽略了唯一现实的标准：实际参加斗争的程度。这样在实践上必然会粉饰激进知识分子，声明可以和他们达成“协议”。知识分子竟被说成是自由派的“运动神经”（而不是尽说漂亮话的奴仆？），这是拿马克思主义开玩笑。法国和意大利的激进派被誉为敌视反民主的要求或反无产阶级的要求的人，虽然尽人皆知，这些激进派无数次背叛了自己的纲领和模糊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虽然在同一号（第78号）《火星报》的下一版（第7版）上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君主派与共和派“在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萨拉托夫的知识分子（卫生界）关于全民代表必须参加立法的决议被宣布为“民主派的真正呼声〈！！〉”（第77号）。随同无产者参加地方自治运动的实际计划而来的，是建议“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左翼代表达成某种协议”（关于不引起惊恐的有名的协议）。对于列宁提出的关于臭名昭著的斯塔罗韦尔协议条件跑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新《火星报》编辑部回答说： “这些条件应当永远留在党员的记忆中，党员知道在哪些条件下党才同意正式和民主派政党达成政治协议，在达成信中所谈到的那种局部协议时，他们在道义上就有责任把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可靠代表——真正的民主派和坐享其成的自由派严格区别开来。”［注：见编辑部第二封《给各党组织的信》，这也是秘密出版的（“仅供党员阅读”），虽然其中没有丝毫秘密的东西。把整个编辑部的这个回答和普列汉诺夫的“秘密”小册子《论我们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1905年日内瓦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仅供党员阅读）比较一下是很有教益的。我们希望能再谈谈这两篇著作。］
一步接着一步，除了全党的协议（按照斯塔罗韦尔的决议案，这是唯一可允许的协议），在各个城市出现了局部协议。除了正式协议，出现了道义上的协议。口头承认“条件”并对此负“道义上的”责任，这原来是为了授予“可靠的”和“真正的民主派”的称号，虽然每个小孩子都懂得，许许多多地方自治机关的空谈家，只要能安抚社会民主党人，是会作出任何口头声明，甚至会用激进派的誓言保证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无产阶级不会去玩弄口号、声明和协议的这种把戏。无产阶级决不会忘记，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可能是可靠的民主派。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基于同他们达成不引起惊恐的协议，也不是基于相信他们的可靠性，而是根据他们实际上是否同专制制度作斗争和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如何。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独立的社会革命的目的，这种支持是必要的。
注释： [105]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科夫、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试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起初是社会民主党的暂时同路人，后来彻底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1900年《火星报》出版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流派已不再存在。——166。 [106] 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列宁的手稿中此处删去了如下的字样：“（正如土林还在1894年称司徒卢威的《评述》一书那样）”。列宁指的是他自己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25页）。——166。 [107] 蝎子鞭是一种末梢系有状如蝎子毒钩的金属物的鞭子，出自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第12章。——169。 [108] 奥维狄乌斯变化一词是由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长篇叙事诗《变形记》里所描写的种种奇幻莫测的变化而来的，多用以指人们的思想、主张或事物面貌的变化多端，令人不可捉摸。——172。 [109] 《唯心主义问题》是谢·尼·布尔加柯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人的一本哲学论文集，由帕·伊·诺夫哥罗德采夫编辑，1902年在莫斯科出版。——173。 [110] 《新路》杂志（《Новый Путв》）是俄国颓废派的所谓“宗教哲学协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3—1904年在彼得堡出版。“宗教哲学协会”的参加者有象征派分子和寻神派分子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季·尼·吉皮乌斯等人。——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