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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1903年7月）
在党纲草案中，我们提出了建立有民主宪法的共和国的要求，民主宪法应当保证“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这样的纲领性要求，有许多人还以为不够明确，所以在本报第33号上谈到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时，我们对这一条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说明。社会民主党将始终反对一切想用暴力或其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我们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自由的斗争，但是并不一定要支持任何的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积极的和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经常地、无条件地力求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各别的、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的要求，或者用比较涣散的联邦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完全的统一等等要求（见《列宁全集》第6卷第293－296页。——编者注）。
这样解释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引起了波兰社会党[1]强烈的反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一文中[1903年3月《Prieds’wit》）（《黎明报》——编者注）]，波兰社会党对于这种“令人惊异的”解释，对于我们“玄妙的”自决“含糊不清”表示愤慨；责备我们有教条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似乎我们认为“工人只要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其余什么都可以不管，语言、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资产阶级的虚构”，如此等等。这个论据把社会党人在民族问题上常有的、普遍的误解几乎暴露无遗，因此值得详细地谈一谈。
为什么我们的解释那样“令人惊异”呢？为什么说它离开了“本来的”含意呢？难道承认民族自决权就要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任何要求吗？要知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承认一切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但并不一定要支持组织任何新的社团，并不妨碍我们认为组织某种新的社团的想法是不适宜的和不明智的，而且进行鼓动加以反对。我们甚至承认耶稣会教徒有自由传道的权利，可是我们反对（当然不是用警察手段来反对）耶稣会教徒同无产者结社。《Prieds’wit》说：“如果自由自决这个要求能按它的本意来了解（我们一直是这样来了解的），那我们就满意了。”这就十分明显，违背纲领的本意的正是波兰社会党。从形式上看来，它的结论无疑是不合逻辑的。
但是我们不愿只从形式上来审查我们的解释。我们也要直接地提出一个实质问题：社会民主党是否应当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还是只在某些条件下，在什么条件下才应当要求民族独立？波兰社会党解决这个问题时始终主张无条件地承认民族独立。因此，它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好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主张“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革命俄国报”第18号“民族的奴役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文）。可惜这只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这种空话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地表明了所谓社会革命党的本性。波兰社会党误食了这种空话的诱饵，为这种叫嚣所迷惑，这证明，它在理论认识和政治活动方面，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联系是多么薄弱。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完全服从这种斗争的利益。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提法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条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及步他后尘的现代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为民主制度可以消除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用“全民”利益的观点，甚至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情揭露这种资产阶级的幻想，不管这种幻想表现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上，还是表现在无条件的民族独立的要求上。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有条件地而且只能在上述条件下才承认民族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如果还要证明的话，我们可以援引一位曾经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赞成波兰无产阶级提出波兰独立要求的著作家。这位著作家就是卡尔·考茨基，他在1896年写的《Fillis Poloniae？》（“波兰完了吗？”——编者注）一文中说。“既然只有波兰无产阶级在研究波兰问题，他们就不能不主张波兰独立，也不能不欢迎目前在这方面可能实行的每一步骤，只要这种步骤总的说来同斗争着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符合。”
考茨基继续说道：“这个附带条件，无论如何必须加上。民族独立同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联系并不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十分坚决地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和解放，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1859年反对意大利和拿破仑结成联盟。”（《Neue Zeit》）XIV，2，S．520（《新时代》创刊第14年第2卷第520页——编者注）
你们看到：考茨基坚决反对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他不仅坚决要求在一般的历史基础上提出问题，而且要求在阶级基础上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问题的提法，那就会看到，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新莱茵报”[2]曾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波兰问题，它不仅坚决要求波兰独立，而且坚决要求德国为波兰的自由向俄国宣战。然而，马克思同时也抨击过在法兰克福议会主张波兰自由的卢格，因为他只用“可耻的非正义行为”这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解决波兰问题，而不作任何历史分析。革命中的腐儒和庸人最怕在革命的历史关头进行“论战”，马克思就不是这样的人。马克思用辛辣的讽刺无情地嘲笑了“人道的”卢格先生，用法国北部压迫南部的例子向他说明，在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看来，并不是任何民族压迫在任何时候所引起的独立要求都是合理的。马克思引述了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波兰已经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部分……甚至部分地还是站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波兰贵族，也以无比的忘我精神参加了民主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最庸俗的立宪思想和浮夸的哲学思想中徘徊的时候，波兰已经成了东欧（在列宁的引文中是“欧洲”——译者注）民主的发源地……”“只要我们（德国人）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使波兰的一部分受德国的束缚，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3]
我们这样详细地摘录了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很明显地指出，国际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几乎整个后半期对波兰问题的提法，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那时候到现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忽视这一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面，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当时和现在，一个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一个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十分紧张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当时整个波兰，不仅是农民而且很多贵族也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是那样强烈，那样深刻，以至在本土失败之后，波兰的优秀儿女还到处去帮助革命阶级，达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4]的英名，同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同巴黎工人最后一次失败的——我们相信是最后一次失败的——起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不恢复波兰的独立，欧洲民主运动的确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当时，波兰的确是反沙皇制度的文明的堡垒，是民主运动的先驱。现在，波兰的统治阶级、德奥的贵族地主、俄国的工业金融大亨，都支持压迫波兰的各国统治阶级。但是德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同英勇地继承了过去革命波兰的伟大传统的波兰无产阶级一起，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现在，邻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密切地注视着欧洲政局的发展，并且完全同情波兰人的英勇斗争；但是他们也公开承认：“彼得堡现在已经成为比华沙重要得多的革命中心，俄国革命运动已经具有比波兰更大的国际意义。”早在1896年，考茨基在赞成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提出波兰复国要求的同肘，就有过这样的评语。在1902年，梅林考察了从1848年到1902年间波兰问题的演变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波兰无产阶级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恢复波兰的阶级国家，关于这种复国要求，统治阶级自己连听都不愿意听，那就等于在演出历史的滑稽剧，有产阶级是常有这样的事的（如1791年的波兰贵族就是如此），但是无产阶级不应当堕落到这种地步。如果提出这种反动的空想，为的是吸引那些对有关民族利益的鼓动还能起一定共鸣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接受无产阶级的鼓动，那末这种空想更加应该予以斥责，因为它是一种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机会主义贪图一时微小的和廉价的胜利而牺牲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
这种利益绝对地要求：在瓜分波兰的三个国家中的波兰工人，同自己的阶级弟兄肩并肩、同心同德地进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建立自由波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通过现代无产阶级打断自己身上锁链的社会革命，波兰才有复国的可能。”[5]
我们完全同意梅林这个结论。我们只是指出一点，我们即使不把论据引伸到梅林那么远，这个结论也是千真万确的。毫无疑问，现在波兰问题的情况和50年前根本不同了。但是不能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是万古不变的。毫无疑问，现在阶级的对抗已经把民族问题远远地抛在次要地位了，但是，也不能绝对肯定这个或那个民族问题不可能暂时地出现于政治戏剧舞台的主要地位，否则就有陷入教条主义的危险。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波兰的复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能说波兰资产阶级不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站到主张独立这边来，如此等等。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丝毫也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估计到各种可能性，甚至凡是可以设想到的一切情况都设想到了。这个纲领丝毫不排斥波兰无产阶级拿建立波兰自由独立的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口号，尽管在社会主义以前，它极少有实现的可能。这个纲领只是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腐蚀无产阶级的认识，不要蒙蔽阶级斗争，不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来诱惑工人阶级，不要破坏现代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统一。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承认民族自决，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波兰社会党妄图把事情说成，它所以同德国或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有分歧，似乎是因为后两者否认自决权，否认要求建立良由独立的共和国的权利。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们忘掉了阶级观点，用沙文主义蒙蔽阶级观点，破坏目前政治斗争的统一，正是这些东西使我们不能认出波兰社会党是真正的工人社会民主党。请看波兰社会党对问题的一般提法：“我们只能用波兰脱离俄国的行动削弱沙皇制度；而推翻沙皇制度应该是俄国同志的事。”又如：“……专制制度消灭以后，我们只能这样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使波兰同俄国分离。”请看，这种即使从波兰复国的纲领性要求来看也是十分奇怪的逻辑，得出了多么奇怪的结论。因为波兰的复国是民主进化可能产生的（但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无疑是没有保障的）结果之一，所以波兰无产阶级不能同俄国无产阶级共同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而“只能”使波兰脱离俄国以削弱沙皇制度。因为俄国沙皇制度同德奥等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结成日益紧密的联盟，所以波兰无产阶级虽然现在和俄德等国的无产阶级都在反对同一种压迫，但是应该削弱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联盟。这无非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民族独立的见解而牺牲无产阶级最迫切的利益。我们的目的是推翻专制政体，而波兰社会党所追求的却和我们不同，它要求分裂俄国；然而这在目前和将来永远是一句空话，因为经济的发展将使一个政治整体的各个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国资产阶级将更加齐心地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支持共同的盟友———沙皇。而目前在专制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分散，这倒是可悲的现实，这是波兰社会党犯错误的直接后果，也是波兰社会党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公式的直接后果。波兰社会党无视无产阶级力量的分散，不得不堕落到沙文主义的地步，例如，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曲解：“我们（波兰人）应当等待社会革命，在这以前应该耐心忍受民族压迫。”这简直是造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劝告，相反地他们自己在反对，而且号召全体俄国无产阶级反对俄国的任何民族压迫，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仅要求语言、民族等等完全平权，而且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我们在承认这种权利的同时，认为支持民族独立的要求应该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只有沙文主义者才会把我们的立场说成是俄罗斯人对异族人的不信任；实际上，这种立场是由于觉悟的无产者对资产阶级不信任而必然产生的。在波兰社会党看来，只要把“我们”（波兰人）同“他们”（德国人，俄国人等等）对立起来，民族问题就解决了。而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我们”无产者同“他们”资产阶级的对立放在主要地位。“我们”无产者多次地看到，只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站了起来，资产阶级就会出卖自由、祖国、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在法兰西民族受压迫、受屈辱最厉害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如何把自己出卖给了普鲁士人，保卫民族的政府如何变成了背叛人民的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依靠压迫民族的士兵来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同胞。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本不理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攻击，我们要经常地告诉波兰工人：只有同俄国无产阶级结成亲密无间的联盟，才能满足日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
关于波兰问题我们所说的论点，也完全适用其他任何民族问题。万恶的专制统治的历史，把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各族工人阶级之间严重的隔阂遗留给了我们。这种隔阂是反专制制度斗争中最大的祸害、最严重的障碍。我们不应当使这种祸害合法化，不应当用什么党的独立性或党的“联邦制”“原则”把这种丑事奉为神圣。比较简便的办法当然是走阻力最小的道路，各管各，“各人自扫门前雪”，现在崩得就想这样做。我们愈是认识到统一的必要性，愈是坚信没有完全的统一就不能对专制制度进行总攻击，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下集中的斗争组织愈是必要，我们就愈不能满足于用看来是“简单的”而实质上是十分虚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认识不到隔阂的危害，既然不愿意绝对地、彻底地消灭无产阶级政党阵营内的这种隔阂，那就用不着“联邦制”这块遮羞布了，也用不着解决什么问题，因为有“一方”实质上并不想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最好还是让生活经验和实际运动的教训去说服人们；受专制制度压迫的各族无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反对日益紧密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是非要有集中制不可的。
载于1903年7月15日《火星报》第44号
按《火星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6卷第413－421页
注 释
[1] 波兰社会党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2年。（详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注释9。）
[2] “新莱茵报”见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一文注释10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421、391页。
[4] 达布罗夫斯基·雅·和符卢勃列夫斯基·符·是1863—1864年波兰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波兰起义被镇压后，他们流亡法国，1871年成为巴黎公社的将军。
[5] 列宁引自弗·梅林为1902年他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41－1850年）写的引言（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ud Friedrich Engels·1841 bis 1850．Dritter Band．Stuttgart．Verlag vonJ．H．W．Dietz Nachf，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