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又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采用”议会制！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么，怎么说得上“回头再去采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证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活动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左派或左派荷兰人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证明，为什么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他们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证据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里，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里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证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赞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么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异常残暴，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悉，所以对别人身上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你们应该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βbauern）走，那么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它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第三，“左派”共产党人说了许许多多称赞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好话。有时我不禁要说：你们还是少称赞我们几句，多研究研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这些策略吧！1917年9─11月间，我们参加了俄国资产阶级议会即立宪会议的选举。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否正确呢？如果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明确地说出来，并且加以证明，因为这样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制定正确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确的，那就应该由此作出一定的结论。当然，不能把俄国的条件和西欧的条件等量齐观。但是在专门谈“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我国的经验，因为不估计到具体经验，这类概念就很容易流为空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收到了非常可贵的（对于无产阶级极为有益的）政治效果，我想，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详尽分析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材料的文章中已经证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丝毫不容争辩的结论：经验证明，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以前的几个星期里，甚至在胜利以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不仅对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害处，反而会使它易于向落后群众证明为什么这种议会应该解散，易于把这种议会解散，易于促使资产阶级议会制“在政治上过时”。不重视这种经验，同时却希望留在必须以国际的观点来制定策略（不是狭隘的或片面的一国的策略，而正是国际的策略）的共产国际，那就是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恰恰是口头上承认国际主义，行动上背弃国际主义。
　　我们现在来看看“荷兰左派”主张不参加议会的论据。下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荷兰人的”提纲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4条的译文（译自英文）：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已经崩溃而社会已处于革命状态的时候，议会活动同群众本身的行动比较起来，便逐渐失去意义。在这种条件下，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机构，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这时候，拒绝以任何方式参加议会活动，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头一句话显然就错了，因为群众的行动，例如大罢工，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势下才如此。这种显然站不住脚的、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看都是错误的论据，只是特别清楚地表明，提纲作者们既绝对没有考虑到全欧洲的经验（法国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经验，德国1878─1890年的经验等等），也绝对没有考虑到俄国的经验（见上面），没有考虑到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一般说来，或是就特定的情况说来，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一切文明的先进的国家内，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日益成熟和逼近，由于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只要看看美国的例子就够了），等等，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愈来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却根本不懂。
　　第二句话，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就是错误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极端反革命的议会，而且经验表明：正是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之后，这样做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准备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以及后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这句话说得极其不合逻辑。既然议会正在变成反革命的机构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带说一句，实际上议会从来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而工人正在创立自己的政权工具即苏维埃，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工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思想上、政治上、技术上作好准备），去开展苏维埃反对议会的斗争，用苏维埃去解散议会。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反革命的议会内部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会使解散议会变得困难或者变得不那么方便。当我们胜利地进行反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斗争时，我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那里有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即无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点，对我们获得胜利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十分清楚，反革命立宪会议内部有布尔什维克这样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不彻底的拥护苏维埃的反对派，这对于我们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不是造成了困难，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纲的作者们陷入了混乱，他们忘记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条经验，而这条经验证明，在革命时期，把反动议会外的群众行动和议会内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对派的活动配合起来，是特别有益的。荷兰人以至一切“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像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从来没有深入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定”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合成的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是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说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荷兰和德国的左派给予苏维埃政权比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优越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这种熊的帮忙。自然，谁要是按照老套套笼统地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以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那也是不对的。我不想在这里来说明在哪些条件下抵制议会才是有利的，因为本文的任务要小得多，只是结合国际共产主义策略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来考察俄国的经验。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抵制一次是成功的、正确的（1905年），另一次则是错误的（1906年）。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够使反动政权召开不了反动议会，是因为当时群众的议会外的（尤其是罢工的）革命行动正在异常迅速地发展，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给反动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无产阶级通过罢工斗争和土地运动保证了自己对广大落后群众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欧洲目前的条件下这个经验是不适用的。根据上述理由，同样十分明显，荷兰人和“左派”为拒绝参加议会的主张辩护（哪怕是有条件的辩护），是根本错误的，对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
　　在西欧和美国，议会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中先进革命分子深恶痛绝的东西。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大多数社会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议员战时和战后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更卑鄙无耻，更具有叛卖性了。但是，如果在解决应当怎样去同这一公认的祸害作斗争的问题时，竟任凭这种情绪来支配，那就不仅不明智，而且简直是犯罪了。在西欧许多国家里出现革命情绪，目前可以说是件“新鲜事”，或者说是“希罕事”，人们盼望这种情绪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这样容易为情绪所支配。当然，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俄国过于长久的惨痛的血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样一个真理：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靠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靠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在欧洲各国议会里，建立真正革命的议会党团，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只是说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给工农带来重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其它一些原因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要想“避开”这种困难，“跳过”利用反动议会来达到革命目的这个难关，那是十足的孩子气。你们要建立新社会吗？可是你们又害怕困难，不去在反动议会内建立一个由坚定、忠诚、英勇的共产党人组成的优秀的议会党团！难道这不是孩子气吗？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瑞典的塞·霍格伦甚至在得不到来自下面的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尚且能够树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动议会的榜样，难道一个迅速发展着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处在战后群众大失所望、愤怒异常的环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恶的议会里锻造出一个共产党党团来吗？！正因为西欧工人中的落后群众，尤其是小农中的落后群众，受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的熏染比俄国的要厉害得多，所以共产党人只有从资产阶级议会这种机构内部，才能（并且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争，来揭露、消除和克服这些偏见。
　　德国“左派”抱怨他们党的那些“领袖”不好，因此悲观失望，以至于采取“否定”“领袖”的可笑态度。然而处在常常必须把“领袖”秘密隐藏起来的条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领袖”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要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来，使“领袖”受到考验不可，其中包括议会斗争的考验。批评，而且是最尖锐、最无情和最不调和的批评，不应该是针对议会斗争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针对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议会选举和议会讲坛的领袖。只有这种批评（当然同时也要驱逐不称职的领袖，而代之以称职的领袖）才是既有益处又有实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领袖”，使他们无愧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教育群众，使他们学会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了解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产生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任务。¹

¹ 我很少有机会了解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博尔迪加同志及其“共产主义者抵制派”（Communista astensionista）维护不参加议会的主张无疑是不对的。可是，根据两号他主编的《苏维埃报》（1920年1月18日和2月1日《苏维埃报》第3号和第4号）、四期塞拉蒂同志主编的出色的《共产主义》杂志（1919年10月1日─11月30日《共产主义》第1─4期）以及我所能读到的几份零散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报纸看来，我以为他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说，博尔迪加同志和他那一派人对屠拉梯及其同伙的抨击是正确的，因为后者依然留在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里，依然当议员，并继续奉行危害极大的机会主义的老政策。塞拉蒂同志和整个意大利社会党容忍这种现象，当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也会像在匈牙利那样带来很大的害处和危险，匈牙利的屠拉梯之流的先生们就是从内部暗中破坏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对机会主义的议员采取这种错误的、不彻底的或软弱的态度，一方面促成“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存在是对的。塞拉蒂同志指责议员屠拉梯“不彻底”（《共产主义》第3期）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不彻底的正是意大利社会党，它容忍了屠拉梯之流这样的机会主义的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