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它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响应‘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活动，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像在欧洲其它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它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20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¹ 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使他们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世。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丧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²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¹ 《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马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胡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
²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