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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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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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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卷
附录
3
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受审笔录
（1895—1896年）
1
我，独立宪兵团克雷科夫中校，根据 1883年公布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审判条例的刑事诉讼条例第 1035条第7款，于 1895年12月21日在圣彼得堡市对被告进行审讯，出席的有圣彼得堡高等法院副检察官A．E．基钦。被告供述：
我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我不承认犯有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党或其他任何政党的罪行。我根本不知道目前有什么反对政府的政党存在。我没有在工人中间进行过反对政府的宣传。我就搜查时从我那里搜去的和向我出示的一些物证作如下说明：告工人书和记述某工厂一次罢工的材料放在我那里是偶然的，是我从别人处拿来看看的，这个人的名字我记不得了。
向我出示的那份帐单是某人开的，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受他的委托出售一批书籍：第一，别尔托夫的书（论一元史观）；第二，《为帮助圣弗拉基米尔大学贫苦学生而编印的文集》。至于这份帐单中提到的伊万·尼古拉·（欠2卢布），那是指我的熟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切博塔廖夫，他向我买了上面说过的别尔托夫的那部书中的一卷，书价2卢布。我不知道检查记录上编号第2号和第3号的手稿是谁的笔迹，第4号记述 1895年雅罗斯拉夫尔的罢工的手稿，是我根据我得到的（上面已经说过）但已归还的手稿抄录的。对向我提出的是否跟大学生扎波罗热茨相识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根本不愿意谈自己相识的人，因为担心这会使所有那些跟我相识的人受到不利的影响。附带说一下，我出国时，曾买了一些法文、德文和英文书，其中我记得的有：布·舍恩兰克的《关于巴伐利亚工人阶级的状况》、阿·施塔特哈根的《劳动法……》和《农民们》等。我动身去国外时，随身携带箱子一只，这只箱子我现在没有了，放在什么地方，我记不得了。我那次出国，大概是5月1日过的 国境线，9月上半月回来的。回国后，我直接去莫斯科我母亲那里，她当时的住址是：普列奇斯坚卡 曼苏罗夫斯基巷 洛斯科夫住宅，9月下旬离开那里，来到圣彼得堡，住在塔伊罗夫巷446号住宅30号。东西我是从车站运到住所的。这个住所是我到达当天找到的，还是过了几天才找到，我记不得了。我觉得，17日那天我还没有到达圣彼得堡，但关于日期，除上面所说的外，我不能作出确定的回答。
原本上有有关人员的签名。
经与原本核对无误：
局副官
多勃罗沃尔斯基中尉
2
我，独立宪兵团菲拉季耶夫中校，根据 1883年公布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审判条例的刑事诉讼条例第 1035条第7款，于 1896年3月30日在圣彼得堡市对被告进行审讯。出席的有圣彼得堡高等法院副检察官 A．E．基钦。被告对他的供词补充如下：
我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我没有去过涅瓦关卡和纳尔瓦关卡外的瓦西里岛上的工人住宅区。向我出示几份手稿（据审讯人员说是从阿纳托利·瓦涅耶夫处搜到的）：（1）一份写有《工人事业》杂志字样、按栏列出了不同文章的传单；（2）一份记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罢工的手稿；（3）一篇关于机制鞋厂罢工的材料；——对此我作如下说明：这些手稿是我抄写的；向我出示的那篇手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于维也纳《新评论报》），也是我的笔迹。这是我在国外逗留
［注：这里提到的列宁的几份手稿至今尚未找到。——俄文版编者注］
期间所作的翻译，准备把它刊印在俄国的一个刊物上。关于（1）、
（2）、（3）这几份手稿的实际情况，我无法加以说明。
原本上有有关人员的签名。
经与原本核对无误：
局副官
多勃罗沃尔斯基中尉
3
我，独立宪兵团菲拉季耶夫中校，根据 1883年公布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审判条例的刑事诉讼条例第 1035条第7款，于 1896年5月7日在圣彼得堡市对被告进行审讯，出席的有圣彼得堡高等法院副检察官 A．E．基钦。被告对他的供词补充如下：
我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我对本年3月30日的供词不能再作任何补充。关于那卷东西——据审讯人员说，里面有上次审讯时向我出示的我的几份手稿——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向我指出的有几份揭发我的证词材料这一点，我要说明，我不能作实质性的解释，因为没有对我指明哪些人揭发我。关于我出国旅行的问题，我的说明是：我于1895年春在圣彼得堡得了肺炎，病愈后即去国外。同时，我利用这一机会，曾在巴黎和柏林，主要是在柏林皇家图书馆，从事我的专业科目的研究。我同侨民没有进行过任何联系。
原本上有有关人员的签名。
经与原本核对无误：
局副官
多勃罗沃尔斯基中尉
4
我，独立宪兵团菲拉季耶夫中校，根据 1883年公布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审判条例的刑事诉讼条例第 1035条第7款，于 1896年5月27日在圣彼得堡市对被告进行审讯，出席的有圣彼得堡地方法院副检察官A．A．哥列梅金。被告对他的供词补充如下：
我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对向我出示的那封由 ．波洛夫署名寄到喀山街（61号住宅
A11号或括号内：11号住宅61号）的信，我作如下说明：无论这封信的笔迹，还是给我写信的人的姓氏，我一点都不熟悉，这封寄到我从来没有住过的住所的信，显然不是写给我的。向我出示的那份于1896年4月25日从雷根斯堡发往圣彼得堡3号弗·乌里扬诺夫收的内容为……
［注：抄件中的德文电报稿很不清楚，因而未能把电报的内容复原。——俄文版编者注］
的电报，按其内容判断，电报显然不是发给我的，而是发给某个商人的。由于上次审讯时向我指出，有材料证明我在国外同侨民普列汉诺夫来往，而没有告诉我，这是些什么样的材料以及这可能是哪一类性质的来往，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说明：我听说，侨民普列汉诺夫住在日内瓦附近，而我既没有到过日内瓦，也没有到过日内瓦附近，因此我不可能同他有来往。
原本上有有关人员的签名。
经与原本核对无误：
局副官
多勃罗沃尔斯基中尉
载于1927年《列宁研究院院刊》第1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443—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