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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卷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
［注：这封信的原文是德文。——编者注］ 敬爱的同志们： 我本来打算写一篇详细的文章阐述我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的看法。可惜因为生病，直到今天还没能动笔。你们党——“德国统一共产党”（VKPD）[64]定于8月22日召开代表大会，这使我不得不赶紧写信，在几小时内写完，以免耽误此信发往德国。 据我看，德国共产党的处境特别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而且主要的一点是，从1918年年底开始，德国所处的国际局势骤然加剧了国内的革命危机，推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立刻去夺取政权。在这同时，武装精良、组织严密、接受了“俄国经验”的德国资产阶级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咬牙切齿地向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猛扑过来。成千上万优秀的德国儿女——德国的革命工人——遭到屠杀和虐杀，杀害他们的是资产阶级，是它的英雄诺斯克之流，它的直接的奴仆谢德曼之流，它的间接的和“精明的”（因而也是特别可贵的）帮凶——卑贱、动摇、迂腐和庸俗的“第二半国际”骑士们。武装的资产阶级给手无寸铁的工人设下圈套，大批屠杀他们；他们给工人领袖设下埋伏，有计划地逐个地加以杀害，其间还巧妙地利用了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两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反革命叫嚣。而由于分裂过迟，由于受到同一帮卖身求荣的（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和毫无气节的（考茨基、希法亭之流）资本奴仆强求“统一”这种可诅咒的传统的束缚，德国工人直到危机来临之际还没有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每一个诚实的、有觉悟的工人，这些曾经对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65]信以为真而没有把它看作“第二”等和“第二半”等无赖们的“官样文章”的工人，都充满了对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强烈仇恨，而这种仇恨，这种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中优秀分子的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使得一些人失去了理智，使得他们不能冷静地思考并制定正确的战略来对付武装精良、组织严密、接受了“俄国经验”、得到了法英美三国支持的协约国资本家的卓越战略。这股仇恨驱使人们过早地发动了起义。 因此，从1918年年底起，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走上了一条特别艰难坎坷的道路。可是，运动一直在发展，而且正在勇往直前。德国的工人群众，被剥削劳动者的真正的多数，无论是参加旧的孟什维克（即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工会的，还是完全或几乎完全没有参加组织的，都正在逐渐向左转，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保持冷静和沉着，不断纠正过去的错误，坚持不懈地在工会内外争取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耐心地建设一个能够在任何转折关头真正领导群众的坚强而英明的共产党，给自己制定出能与最“有教养的”（被多年的经验特别是“俄国经验”教养出来的）先进资产阶级的最佳国际战略相匹敌的战略，——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所应做的事情，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保证。 另一方面，由于糟糕的左派共产党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和右派共产党人（保尔•莱维和他的杂志《我们的道路》即《苏维埃》）的退出，目前德国共产党的处境就更加困难。 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曾在国际场合三番五次地警告过“左派”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还没有产生，至少在几个主要国家内还没有产生十分强大的、富有经验的和具有威信的共产党以前，只好容忍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参加我们的国际大会，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有益的。其所以有益，是因为这些人可以作为没有经验的共产党员看得见的“应当引以为戒的例子”，其次是因为这些人自己还可以再学习。全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分裂并不是昨天开始的，而是从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一爆发就开始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苏维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派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应当让无政府主义的这一分裂过程加速完成并彻底完成。在西欧，几乎没有人经历过什么大的革命；在那里，几次大革命的经验几乎全被遗忘了；而从愿意革命和谈论革命（包括通过关于革命的决议）转到脚踏实地地做革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缓慢和痛苦的转变。 不言而喻，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可以容忍和应当容忍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德国，我们已经容忍他们很久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向他们提出了有明确期限的最后通牒。他们现在自动退出共产国际，那就更好。第一，我们就不用费事开除他们了；第二，可以让所有立场动摇的工人，让所有因痛恨旧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非常具体、非常清楚地看到，通过确凿的事实看到：共产国际是有耐心的，它并不是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把无政府主义者赶走，而是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学习。 现在要尽量不去理睬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我们同他们论战，只是替他们作广告。他们太愚蠢了，认真对待他们是错误的，对他们生气也不值得。他们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误，他们在群众中是成不了气候的。让这个小派别自生自灭吧；工人们自己会认识到这个派别是软弱无能的。让我们更加认真地宣传和贯彻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决定，而少跟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论战，少替他们作广告吧。左倾幼稚病正在消失，它一定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完全消失。 同样，我们现在帮助保尔•莱维也是徒劳，我们同他论战也只是白白替他作广告。他正巴不得我们同他争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后，应当把他忘掉，应当根据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些决定的精神，集中精力心平气和地（不闹无谓的纠纷，不进行论战，也不重提过去的争吵）做一些切实的和建设性的工作。我认为，卡•拉狄克同志的文章《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论三月行动和今后的策略》（载于1921年7月14日和15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66]）有不少地方是违反第三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上述那项共同决定的。这篇文章是一位波兰共产党员同志寄给我的。文章毫无必要地（而且对事业完全有害）出语伤人，不但伤了保尔•莱维（这倒不要紧），而且伤了克拉拉•蔡特金。而克拉拉•蔡特金自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莫斯科已经同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订立了和衷共济、不进行派别活动的“和约”。这个和约我们大家都是赞成的。卡•拉狄克在发挥他那用得不当的论战热情时，竟撒下弥天大谎，硬说蔡特金想把“党的任何一项行动”（jede allgemeine A ktion der Partei）都“推迟”（ver－legt）“到广大群众奋起的那一天”（aufden Tag，wo die grossen Massen aufstehen werden）。不言自明，卡•拉狄克同志的这种做法是对保尔•莱维再好不过的效劳。保尔•莱维正巴不得让争论无休止地拖下去，让更多的人卷入争论，让蔡特金参加争论而违反她自己所签订的并得到共产国际全体赞同的“和约”，从而迫使她离开党。卡•拉狄克同志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如何从“左面”帮助保尔•莱维的极好范例。 这里我应当向德国同志们解释一下，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为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替保尔•莱维辩护。第一，因为我是在1915年或1916年在瑞士通过拉狄克认识莱维的。那时莱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而我对那些见到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连串胜利以后才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不能不抱有某种戒心。当然，这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本人对保尔•莱维的了解毕竟很少。非常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莱维对德国1921年三月行动的批评在很多方面实质上是正确的（当然，不是指他说的三月行动是“盲动”这个论断，保尔•莱维的这个论断是荒谬的）。 诚然，莱维千方百计地削弱和糟踏自己的批评，扯出许多细枝末节（在这些细节上他显然不正确），从而使自己和别人难于理解问题的实质。莱维那种批评方式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是有害的。莱维教训别人要采取慎重的、考虑周到的战略，自己却做得比任何一个毛孩子都愚蠢，他过早地、毫无准备地、荒唐而卤莽地投入战斗，所以在“战斗”中失败是必然的（并且将在多年内损害他的工作或使他难于开展工作），而这场“战斗”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取胜的。莱维的所作所为很象一个“有学问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德语叫作Edelanarchist），而不象无产阶级共产国际的有组织的一员。莱维违反了纪律。 莱维的这一系列极端愚蠢的错误，使人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实质上。而问题的实质，即说明和纠正德国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三月行动期间所犯的大量错误，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分析和纠正这些错误（有人把这些错误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策略的精华），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必须站在右翼的立场上，否则共产国际的路线就是错误的。 我替莱维辩护，而且应当替他辩护，因为当时我看到反对他的人毫不客气地叫嚷什么“孟什维主义”、“中派主义”，而不愿看到三月行动的错误以及分析和纠正这些错误的必要。这些人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把反对“中派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可笑的游戏。这些人可能给整个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损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信，如果他们自己不损害的话”。 我对这些人说：就算莱维成了孟什维克吧。我本人对莱维了解不多，如果有谁能向我证明这一点，我决不固执己见。但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一点。目前所能证明的，只是他曾经丧失理智。但光凭这点就把一个人称作孟什维克，这是幼稚和愚蠢的。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我们俄国，造就一批领导者曾经花了15年（1903—1917年）的工夫，这是同孟什维主义作斗争的15年，是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15年，是包括第一次革命（1905年）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的年代在内的15年。虽然如此，但我们仍有过最优秀的同志“丧失理智”这种不幸的事。如果西欧的同志们以为他们有充分的保障，不会发生这类“不幸的事”，那是幼稚的想法，我们不能不同这种想法进行斗争。 莱维违反了纪律，应当开除。应当在十分详细地分析和纠正1921年三月行动的错误这个基础上制定出策略。假如在这以后莱维仍然我行我素，这就证明开除他是正确的，这就将更有力、更令人信服地向立场动摇或信心不足的工人们证明：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保尔•莱维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莱维所犯错误的评价愈慎重，现在就愈有把握这样说：莱维迫不及待地证实了人们对他所作的坏的估计。我手头有一份他的杂志《我们的道路》第6期（1921年7月15日出版）。从杂志开头的编辑部声明中可以看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保尔•莱维是知道的。但他对这些决定是怎样回答的呢？全是孟什维克的那一套，什么“大批地革出教门”（groβer Bann）啦，“教会法”（kanonisches Recht）啦，什么他将“充分自由地”（in vollständiger Frciheit）“讨论”这些决定啦，等等。一个人失去了党员称号和共产国际成员的身分，还有什么比这更充分的自由呢！你们看吧，会有一些党员匿名给莱维的杂志写文章的！ 最初是搞阴谋，放暗箭，破坏党的工作。 接着是讨论代表大会决定的实质。 这一手太漂亮了。 但是，莱维也就因此彻底毁掉了自己。 保尔•莱维希望继续争吵下去。 满足他的这种愿望会是战略上的极大错误。我要劝告德国同志们：禁止在党报上同莱维和他的杂志进行论战。不应当替他作广告。不要让他把战斗的党的注意力从大事转移到小事上去。在万分必要时，可在周刊、月刊或小册子上进行论战，而且尽可能不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保尔•莱维称心满意，即不点他们的名，而只称呼“某些想硬充共产党人的不太聪明的批评家”。 有人告诉我：在中央委员会（Ausschuβ）最近一次扩大会议上，甚至左派分子弗里斯兰特也不得不激烈反对玩弄左的把戏和想把“讨伐中派”当作体育训练的马斯洛夫。这位马斯洛夫的行为不得体（说得温和一点），在这里，在莫斯科也有所表现。的确，德国党应该把这位马斯洛夫和他的两三个显然不愿意遵守“和约”而热心过头的同道者和战友派到苏维埃俄国来工作一两年。我们会替他们找到有益的事情做的。我们会把他们消化的。这对国际的和德国的运动显然会有好处。 德国共产党员无论如何要结束内部的争吵，要把双方的好斗分子除掉，要丢开保尔•莱维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要从事真正的工作。 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依我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标志着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应当尽一切努力使这两个决议切实得到贯彻。这是困难的事情，但这是可以做到而且应当做到的。 首先，共产党人应当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原则。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了。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建立共产国际的组织并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即真正地同中派、同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直接和间接的代理人分离。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样做了。 第三次代表大会应当着手进行切实的、建设性的工作，根据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确定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这第三步我们也已经做到了。我们在全世界已经有一支共产党人大军。这支军队还训练得不够，组织得不好。忽视这一事实或害怕承认这一事实都会使事业受到莫大的损害。我们必须极其仔细地、严格地检查自己的工作，研究自己运动的经验，采取切实步骤把这支军队好好加以训练，好好加以组织，并通过各种演习和作战、通过进攻和退却来考验它。不经过这种长期的艰苦的锻炼，胜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1921年夏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某些优秀的、有极高威望的支部没有完全正确地理解上述任务，稍微夸大了“同中派主义的斗争”，稍微超过了限度而使这个斗争变成了游戏，使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开始受到损害。 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 夸大的程度不大，但它非常危险。同这种夸大作斗争是很困难的，因为造成这种夸大的是一些真正优秀的、无限忠诚的分子，而没有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报》发表（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发表并有德奥意三国代表团签字）的策略修正案中，这种夸大表现得十分鲜明，尤其是因为这些修正写进了已经定稿的（作了长时间的多方面的准备才定稿的）决议草案，上述夸大就更加确定了。否决这个修正案也就拨正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战胜了夸大的危险性。 这种夸大如果不纠正，势必会断送共产国际。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损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信，如果他们自己不损害的话”。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阻碍共产党人战胜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而在20世纪的西欧和美国的条件下，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这也就意味着战胜资产阶级），如果共产党人自己不阻碍自己的话。 但夸大，哪怕少许的夸大，就等于阻碍胜利。 夸大同中派主义的斗争，就等于挽救中派主义，巩固它的地位和它对工人的影响。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同中派主义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有事实作证明。今后我们是会把这种斗争（开除莱维和塞拉蒂党）进行到底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在国际范围内同夸大反中派主义斗争这种错误作斗争。但是，正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和结局所证明的，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缺点。正因为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它。 到了那时，我们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支柱（通过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造成的）就无法保持住政权。 第三次代表大会各项决定中根本的、主要的一点，就是为新的、日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既有防御战，也有进攻战——作更周密、更扎实的准备。
“……假如意大利共产党能够始终不渝地、不屈不挠地反对塞拉蒂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同时能够在工会中、在罢工中、在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组织的战斗中同无产阶级群众保持联系，把工人阶级所有组织的运动汇合起来，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变成准备周密的战斗，那么，共产主义在意大利就将成为一支群众性的力量……”
这就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最重要的地方。“……德国统一共产党今后愈是能够使自己的战斗口号适应实际形势，愈是能够周密地研究实际形势，愈是能够团结一致、纪律严明地发动群众性的斗争，那它就愈是能够顺利地发动这种斗争……” 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这就是“最主要的任务”（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的第3节标题）。 当然，我们并不象第二半国际中那些庸俗“民主派”的骑士们那样，从形式上去理解争取大多数的问题。1921年7月间，罗马所有的无产者，不管是工会中的改良派无产者，或是塞拉蒂党内的中派无产者，都跟着共产党人反对法西斯分子，这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了。 这还远不是决定性地争取到了大多数，而只是局部地、在一时一地争取到了大多数。但终究是争取到了大多数。这样的争取工作，甚至在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形式上还跟着资产阶级的领袖或执行资产阶级政策的领袖（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就是这样一种人）走的时候，或者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动摇不定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的争取工作，正在世界各地以各种形式不断地进行着。我们要更加扎实、更加周密地进行准备，我们决不放过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任何一个重大机会，我们要学会正确把握无产阶级群众定会和我们一道奋起战斗的时机。 那时，不管在我们伟大的进军中个别的失败如何惨重，个别的转折如何艰难，我们的胜利都是有保证的。 我们的策略手法和战略手法仍然比资产阶级卓越的战略稍逊一筹（就国际范围来说），因为资产阶级从俄国的实例中学到了东西，不会让人打得“措手不及”了。但是我们的力量比他们大，而且大得多，我们正在学习策略和战略，我们已经从1921年三月行动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掌握这门“科学”方面有了长进。我们必将完全攻下这门“科学”。 在大多数国家内，我们那些政党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还远没有成为真正革命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先锋队，还远不是个个党员都参加斗争，参加运动和深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缺点，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个缺点。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个缺点。 德国共产党员同志们！请允许我在结束这封信时表示我的愿望：愿你们8月22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坚决地和永远地结束同左的和右的脱党分子的无谓斗争。党内斗争该收场了！打倒所有那些还想直接或间接地继续进行这种斗争的人！我们现在远比过去更明确、更具体、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任务；为了纠正错误，我们不怕公开指出自己的错误。我们现在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把党组织得更好，改进党的工作的质量和内容，同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工人阶级制定出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战略。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注释： [64] 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在 1920年 12月4—7日于柏林举行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文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同德国共产党合并，是德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由于这一合并，德国共产党当时成了共产国际中仅次于俄共（布）的最大的支部。德国无产阶级最有声望的领袖恩 •台尔曼随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一起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列宁的信中说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于 1921年8月22—26日在耶拿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当前任务、关于工会的活动、关于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和援助它的措施等报告。代表大会在决议中赞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承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对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21年三月行动中所犯的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代表大会恢复了党原来的名称——德国共产党。—— 95。 [65] 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 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领袖们就背叛了巴塞尔宣言。—— 96。 [66] 《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 •李 卜克内西和罗 •卢森堡创办，1918年 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继续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