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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0卷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1921年2月7日） 2月5日《真理报》第25号上刊载了《俄共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人员的指示（关于人民委员部的改组）》。 遗憾的是，在第1条里竟然三次出现了歪曲原意的印刷错误：把“综合技术”教育印成了政治教育！！ 我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指示，并就某些特别重要的条文交换一下意见。 1920年12月举行了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134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9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会议共进行5天。《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关于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1921年1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从会议的决议、命议的报道以及上述《公报附录》登载的所有文章（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引言和格林科同志的文章除外）中，可以看出对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的提法不正确，也可以看出中央委员会在指示中要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会“大力”加以克服的那个缺点，即对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的“迷恋”。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我们的党纲（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部分的第1条和第8条）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也提到了这些条文。第1条内容为对未满17岁的人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第8条内容为“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 由此可见，在党纲中问题是提得很清楚的。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即专业技术教育”（我们在上述《公报附录》第4页上看到的，正是这些由我加上引号并用黑体标出的极其荒谬的字眼！）的议论[134]是根本不正确的，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议论既表明了对党纲的无知，也表明了对抽象口号的毫无根据的“迷恋”。我们不得不暂时把从普通综合技术教育转到职业综合技术教育的年龄从17岁降低到15岁，“党认为”这样降低年龄标准“不过”（中央委员会指示第1条）是由“国家的贫困和破产”所引起的一种实际的需要，一种暂时的措施。 妄图用空泛议论对这种降低年龄的做法加以“论证”，这是非常荒谬的。不要再玩弄这种空泛议论和所谓的理论研究了！工作的全部重心应当转到“考虑和检验实际经验”上，转到“经常地利用这种经验教训”上。 在我国，头脑清晰、学识渊博和富有实际教育经验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这样的人无疑还是有的。问题是我们不善于发现他们，不善于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领导岗位上，不善于和他们一起研究苏维埃建设的实际经验。1920年12月党的会议恰恰就没有提到这一点。既然在有163个（一百六十三个！）国民教育工作者出席的党的会议上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就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根本的缺点，正因为这个缺点的存在，党中央委员会就有必要颁布一项特别指示。 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负有特殊任务的同志。那就是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副人民委员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前者担任总的领导；后者首先是担任副人民委员这一领导工作，其次在科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是当然的顾问（和领导者）。全党对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是十分了解的，当然相信他们两人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上述工作中可以算是“专家”。所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不可能有这种“专长”。所有其他的工作人员的“专长”应当是：善于处理吸收教育专家参加工作的事务，正确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经常地利用实际经验教训。关于这一点，中央委员会指示第2条、第3条和第5条都谈到了。 在党员工作人员会议上应当听取专家和教师们的意见，因为这些人从事实际工作已有十来年，他们能够告诉我们大家：在某一方面，例如在职业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和正在做什么；苏维埃建设是怎样办好职业教育的；取得了什么成就；这些成就的典型是什么（尽管这种典型很少，但是想必是会有的）；主要缺点和消除这些缺点的方法具体说来有哪些。 在党员工作人员会议上没有这样考虑实际经验，没有听取这样或那样运用过这些经验的教师们的意见，却徒劳地大发“空泛的议论”和评价“抽象的口号”。全党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这个缺点，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消除这个缺点。地方工作人员必须交流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帮助党选出那些在较小的范围内即在局部或在某种专业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的模范的省、县、区、学校和模范教师。我们应当依靠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就，推动工作前进，把地方的经验——经过必要的检验之后——推广到全国，把有才华的或能干的教师提拔到比较负责的和活动范围比较大的岗位上去，等等。 衡量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工作成绩，首先应当看他吸收专家的这项工作做得如何，是否善于发现他们，善于使用他们，善于实现教育专家和共产党员领导者的合作，善于检验已经做了的工作及其进度，善于前进——哪怕是极其缓慢极其有限地前进，只要是切切实实、依靠实际经验就行。如果今后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还有许多人一味追求“共产主义的领导”，在实践方面还是一事无成，还缺少或没有具有实际经验的专家，还不善于提拔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经验，那么，工作就不会有进展。共产党员领导者应当这样而且也只能这样来表明自己有权领导：在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当中为自己找到许许多多而且是愈来愈多的助手，善于帮助他们进行工作，善于提拔他们，善于介绍和考虑他们的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定不移的口号应当是：少当点“领导”，多做些实际工作，也就是少发一些空泛议论，多提供些事实，特别是经过检验的事实；这些事实要说明：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是前进了，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后退了。共产党员领导者要能修正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的教学大纲，编写适用的教科书，切实地改进（即使改进很少）10个、100个和1000个教育专家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只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者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只会侈谈“领导”，却不善于安排专家做实际工作，不善于使他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就，不善于利用成千上万的教员的实际经验，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无用处。 只要把《教育人民委员部简要报告（1917年10月—1920年10月）》这本编写得很好的小册子浏览一下，就可以看出，上面提到的那个缺点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整个工作中极为严重。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序言（第5页）中谈到“根本不切实际的情况”。但是，要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共产党员都认识到这一点，要使他们真正地去实现自己所认识到的真理，那还需要顽强地做许多工作。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表明：我们知道的实际情况很少，简直是太少了；我们不善于搜集实际情况；我们不知道必须提出并且可以（根据我们的文化水平、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联络手段）期望得到答复的问题有多少；我们不善于搜集实际经验并加以总结；我们只沉溺于言之无物的“空泛的议论和抽象的口号”，根本不善于使用熟练的教员，特别是不善于使用熟练的工程师和农艺师来进行技术教育，不善于利用工厂、国营农场、办得还可以的农庄和发电站来进行综合技术教育。 苏维埃共和国尽管有这些缺点，但是在国民教育方面还是在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从下面”，也就是从先前被资本主义用明目张胆的暴力手段和伪善的欺骗手段关在教育大门之外的劳动群众中，正在掀起一个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汹涌澎湃的高潮。我们有权以推动这个高潮并为它服务而感到自豪。但是，如果无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无视我们还没有学会正确地组织国家教育机关的工作这一情况，那简直就是犯罪。 现在我们再谈谈报纸和书籍的分配问题，也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的最后一条即第7条所谈的问题。 1920年11月3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工作》，即建立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图书馆网的法令（《法令汇编》1920年第87号第439页）。 下面是我从“中央出版物发行处”马尔金同志和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图书馆科莫杰斯托夫同志那里得到的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实际材料。苏维埃俄国中部（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除外）38个省，305个县的图书馆数目如下：
莫杰斯托夫同志根据他的经验认为，这些图书馆实际上存在的大约有34，其余的只存在于纸上。根据“中央出版物发行处”的材料，莫斯科省有1223个图书馆。根据莫杰斯托夫同志的材料，则只有1018个；其中204个图书馆在市内，814个图书馆在省的其他地方，工会图书馆（将近有16个）和军队图书馆（将近有125个）不包括在内。 通过对各省材料的比较可以断定，这些数字的可靠程度是不太大的——也许实际上要少于75％！例如，维亚特卡省有1703个农村阅览室，弗拉基米尔省有37个，彼得格勒省有98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有75个，等等。彼得格勒省“其他的”图书馆有36个，沃罗涅日省有378个，乌法省有525个，普斯科夫省有31个，等等。 看来，这些材料正表明工农群众掀起的追求知识的高潮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组织、引导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合理地满足这种愿望。在建立真正统一的图书馆网方面，还必须顽强地进行许许多多的工作。 我们是怎样分配报纸和书籍的呢？根据“中央出版物发行处”的材料，1920年分了40100万份报纸，1400万册书（在11个月内）。下面是关于三种报纸（1921年1月12日）分配情况的材料。分配数字由中央图书分配委员会[135]期刊组核定（单位：千份）：
张贴用的报纸，即给最广大群众看的报纸，少得惊人。供给首都“各机关”等等的报纸——大概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军人和非军人）侵吞和官僚式地使用的——则多得惊人。 这里再举“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地方分处报告中的几个数字。“中央出版物发行处”沃罗涅日省办事处在1920年9月份中收到报纸12次（即在9月份的30天中有18天没有收到报纸）。收到的报纸是这样分配的：《消息报》——“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县办事处［括号内第一个数字是《真理报》的，第二个数字是《贫苦农民报》的。］4986份（4020份；4310份）；区办事处7216份（5860份；10064份）；乡办事处3370份（3200份；4285份）；党组织447份（569份；3880份）；苏维埃机关1765份（1641份；509份）（请注意，苏维埃机关得到的《真理报》几乎比党组织多两倍！）；其次，军事委员会鼓动教育部5532份（5793份；12332份）；鼓动站352份（400份；593份）；农村阅览室一份也没有。订户7167份（3080份；764份）。可见，“订户”拿到的报纸很多，实际上当然也就是“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拿到的报纸很多。张贴的报纸460份（508份；500份）。共计32517份（25104份；37237份）。 乌法省在1920年11月收到报纸25次，即只有5天没有收到报纸。分配的情况是：党组织113份（1572份；153份）；苏维埃机关2763份（1296份；1267份）；军事委员会鼓动教育部687份（470份；6500份）；乡执行委员会903份（308份；3511份）；农村阅览室36份（8份—8份《真理报》！——2538份）；订户一份也没有；“县的各种组织”1044份（219份；991份）。共计5841份（4069份；15429份）。 最后，1920年12月弗拉基米尔省苏多格达县普斯托申斯卡亚乡办事处的报告如下：党组织1份（1份；2份）；苏维埃机关2份（1份；3份）；军事委员会鼓动教育部2份（1份；2份）；乡执行委员会2份（1份；3份）；邮电机关1份（1份；1份）；乌尔舍尔斯基工厂委员会1份（1份；2份）；区社会保障局1份（0份；3份）。共计10份（6份；16份）。 从这些片断的材料中可以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认为我们党纲中的一句话就是结论，即“……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我们开始使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在赶跑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怎样生活，怎样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但是，我们还刚刚开始这样做。三年多以来我们做的工作不多。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走很长的道路。少来一些政治上的喧嚷，少发表一些没有经验和不了解自己任务的共产党员所欣赏的空泛议论和抽象口号，多作一些生产宣传，尤其是对实际经验多作一些切实的、在行的、适合群众水平的考虑。 在报纸的分配方面（我没有关于书籍的材料；大概这方面的情况更糟），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消灭的。它在“苏维埃官僚主义者”，即用各种借口侵吞报纸的苏维埃官僚的身上得到复活。要算清楚他们侵吞了多少报纸，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看来为数是很多的。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以“打击”官僚，不让他们侵吞报纸和书籍，减少官僚分得的份额，不断减少“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本身的数目。可惜，我们不能一下子把这个数目减少910或99％——在我国现有的文化水平下，许下这样的诺言是骗人的——但是，经常不断地减少这个数目，我们是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不这样做的共产党员，那只是口头上的共产党员。 必须不断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合理地为全国，为广大工人、士兵和农民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那时人民就会以百倍的干劲、百倍的速度、百倍的成效来要求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识。那时教育事业就会飞速地向前发展。 为了明显起见，不妨用一个小小的统计作例子，比如《消息报》的全国发行额是35万份，《真理报》是25万份。我们很穷。没有纸张。工人们受冻挨饿，无衣无鞋。机器陈旧不堪。建筑物摇摇欲坠。假定我们在全国，在1万多个乡里，有5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并且这些图书馆和阅览室不是在纸上，而是实际上存在的。假定每一个乡至少要有三份报纸，每一个工厂、每一个部队一定要有一份。假定我们不仅学会了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个步骤”，而且学会了实行第二个和第三个步骤。假定我们学会了合理地分配，每个图书馆和阅览室有三份报纸，比如说其中两份用来“张贴”（假如我们实行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四个步骤，那我主张，而且坚决主张，不再用那种损坏报纸的野蛮的“张贴”方法，而改用木楔——没有铁钉，即使在实行“第四个步骤”时我们的铁还是不够用的！——把报纸固定在光滑的木板上，既便于阅览又便于保存）。总之，5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有两份报纸用于“张贴”，一份用于保存。再假定我们虽仍然白白地供给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报纸，但我们学会了只供给他们适当的数量，比如说，最多只供给全苏维埃共和国的娇生惯养的“大官们”几千份报纸。 在这些大胆的假设下，全国只要发行16万份报纸，或者175000份就足够了，而且比现在的情况要好5倍。大家都有可能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在适当地建立“流动图书馆”的情况下。弗•多勃列尔同志最近在《真理报》上为流动图书馆所作的辩护，我认为［指弗•多勃列尔发表在1921年2月4日《真理报》第24号上的文章《现代图书馆网》。——编者注］是很成功的）。两种报纸加起来是35万份。现在虽然发行60万份，但完全由于资本主义习气而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他们白白拿去“卷纸烟了”，等等。这就可以节省25万份报纸。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很穷，我们还是可以使这两种日报各节省125000份。而且通过这两种报纸每天都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优秀的和古典的文学作品、普通教育的教材、农业教材和工业教材。法国资产者为了赚钱早在战前就学会了用无产阶级报纸的形式为大众出版每本价格10生丁（即精装本价格的135，等于战前的4戈比）的小说，而不是出版价格3．5法郎的精装本小说，为什么我们在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二个步骤时，反而不能学会这样做呢？用这种办法，一年之内，即使在目前贫困状况下，就能做到给5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各两份报纸，给人民一切必需的教材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经典著作，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学会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做。
注释： [134] 指登载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党内国民教育问题研讨会）》上的《综合技术教育或专业技术教育（同职业教育总局副局长奥·施米特的谈话）》一文。在这篇谈话中，施米特企图把由于国家的贫困和破产而把青年职业技术教育开始的年龄从17岁提前到15岁这种暂时措施当作原则。他说：“生产利益、经济建设利益强烈要求缩短所谓普通的其实是纯粹语文的学校教育，而尽早转向具体的专业教育”，况且“教育学的要求同这种改革完全一致，因为在15—16岁还进行那种与个人具体志向和个人选定的生活道路脱节的教育，就简直是犯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公民都是劳动者而且大多数正是从事生产劳动，那就尤其不能这样”。——328。 [135] 中央图书分配委员会隶属于苏俄国家出版社，1919年12月成立，其任务是制定分配图书的统一计划。——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