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40卷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63]
（19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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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64]
（12月21日）
同志们！你们决定先在党团会议上谈一谈租让问题，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租让问题不仅在党内和工人群众中，而且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到处都引起了不小的波动，甚至引起了不安。同志们都指出，自从今年11月23日租让法令公布以后，在讨论不同议题的大多数会议上，人们都常常提出许多问题，递来许多询问租让问题的字条，而这些字条或议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担心我们把本国的资本家赶走以后，现在又要把外国资本家放进来。我认为，这种担心、这种决不仅仅限于党内同志的对租让的普遍关心，是一个好兆头，它向我们表明，在三年艰苦无比的斗争中，工农政权已经相当巩固，同资本家打交道的经验已经扎了根，因此，广大群众认为工农政权十分巩固，不需要实行租让；他们还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教训，不是绝对需要，决不同资本家做什么生意。来自下面的这种监督，来自群众的这种担心，党外人士的这种波动都证实群众对我们同资本家的关系是非常注意的。我认为，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无疑应该欢迎这种表明广大群众情绪的担心。
但是，我认为我们终究会相信，在租让问题上决不能只受这种革命本能的支配。我们权衡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后，深信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实行租让的政策是正确的。我可以简略地说，我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或者确切些说，我所要重复的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同几百位负责工作人员的谈话［注：见本卷第58—85页。——编者注］（因为我没有准备，所以不能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证明两点：第一，任何战争都是和平时期的政治的继续，只不过采取了另一种手段；第二，我们所实行的，我们不得不实行的租让，就是战争以另一种形式，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两点，或者确切些说，只是证明第二点，因为第一点不需要专门来论证，现在我从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谈起。我先谈现代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对于了解现在整个对外政策，是很重要的。这对于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也是很重要的。
美国人万德利普给人民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说：“我们美国共和党，这个历史可以远溯到南北战争时期的大金融资本政党，现在没有执政。”这还是他在 11月选举以前写的，他写道：“我们在 11月的选举中一定会胜利 〈现在他们已经获胜〉，到明年3月总统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不会再实行那些尽干蠢事的政策了，不会再使美国卷进欧洲事务中去了，我们要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美国的利益使我们同日本发生冲突，我们将要同日本作战。也许你们会不无兴趣地知道，到1923年我们的海军要比英国的还强大。要打仗，我们自己手里就要有石油，没有石油，我们便不能进行现代的战争。不仅要有石油，而且要设法使敌人没有石油。日本在这方面的条件是很差的。日本近旁的堪察加有一个海湾（我忘记了它的名字），是一个蕴藏石油的地区，我们不想使日本人得到那里的石油。如果你们把这块地方卖给我们，那我敢保证我国人民的热情将会很高，使我们能立刻承认你们的政府。如果你们不愿意出卖，只愿意租让，那我虽然不能说我们会拒绝研究这个方案，但是，会不会有那种能够保证承认苏维埃政府的热情，我就不能肯定了。”
万德利普的来信十分露骨地、极其无耻地叙述了一个帝国主义者的观点，他清楚地看到，对日战争就要到来，于是直接地公开地提出问题：快和我们做生意吧，这样你们会得到一定的好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远东，堪察加和西伯利亚的一部分现在事实上为日本所占有，因为日本的军事力量在那里发号施令，因为正象你们所知道的，形势促成了远东共和国这个缓冲国的建立，我们很清楚，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使西伯利亚的农民遭受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日本人在西伯利亚犯下了大量闻所未闻的兽行。从西伯利亚来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不久前他们的出版物曾经详细地叙述了这一点[65]。但是，我们不能同日本打仗，我们不仅应该尽力设法推迟对日战争，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避免这场战争，因为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情况看来，我们现在无力进行这场战争。同时，日本还切断了我们通过太平洋同全世界的贸易联系，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失。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占领太平洋沿岸地区，日本和美国之间，几十年来都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争斗，而有关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全部外交史、经济史、贸易史都十分肯定地表明，这种冲突正在日益加剧，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在美日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仍然和过去三年一样：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着，它们在军事方面比我们强大得多，它们使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来加深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仇恨，它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
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并且根据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总起来看一看过去的三年，那就很清楚，我们所以能够支持下来，能够战胜受到我国白卫分子支持的空前强大的协约国列强联盟，只是因为这些强国一点也不团结。我们迄今为止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争执，完全是由于这些争执不是偶然的党派内部的争执，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最深刻的、无法消除的矛盾。这些国家以土地和资本私有制为基础，不能不实行掠夺政策，而在这种政策下，要想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那是徒劳的。我们就拿日本来说吧，日本几乎控制了整个西伯利亚，它当然随时都能够帮助高尔察克，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根本不一致，它不愿意为美国资本火中取栗。我们知道了他们这个弱点，自然就只能采取利用美日矛盾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任何其他政策，以便巩固自己，推迟日本和美国可能达成反对我们的协议的时间。但是，达成这种协议是可能的，我们已经有过一个例子，美国报纸上登过所有答应援助高尔察克的国家之间所达成的[66]协议全文。
当然，这个协议是完蛋了，但是，它们一有机会就试图恢复这个协议，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愈深入，声势愈浩大，它们就愈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扼杀我们的共和国。因此，我们的政策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使这种协议难以达成，或者尽可能使它暂时不能达成。这就是过去三年中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它要求我们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必须同布利特签订对我们极端不利的关于和平和停战的条约。而根据这个方针，我们现在必须紧紧抓住租让这样的建议。我们现在把堪察加租给美国，反正堪察加现在实际上不在我们手中，因为日本军队盘踞在那里。我们现在还不能同日本打仗。我们租给美国这块领土，是为了从经济上加以利用，在那里我们根本没有陆军和海军，也不能把陆海军调到那里去。我们出租这块地方，是让美帝国主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去反对离我们最近、至今还控制着远东共和国的日本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在租让谈判上，我们的主要利益是政治上的利益。最近的事态也十分清楚地证明，光是谈谈租让问题，我们就得到了好处。我们还没有实行租让，并且在美国总统就职（这不会早于3月）以前，我们是不能租让的。此外，我们还保留了在拟订详细合同时拒绝签字的权利。
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在经济上是十分次要的，它的全部实质是在于它的政治意义。从我们收到的报刊来看，一切消息都证明，我们已经得到了好处。万德利普自己主张，租让草案暂时还要保密，直到共和党取得胜利为止。我们同意既不公布他的信件，也不公布整个合同草案。但实际表明，这种秘密是隐瞒不了多久的。万德利普一回到美国，立即就有人开始作种种揭露。在美国大选以前，总统候选人是哈定，他现在已经取得了胜利。这位哈定曾经在各报发表声明，对所谓他曾通过万德利普同苏维埃政权往来一事进行辟谣。他的辟谣很坚决，几乎是这样说的：我不认识万德利普，更不承认同苏维埃政权有任何往来。然而，作出这种辟谣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在资产阶级美国大选前夕，如果让人知道哈定主张同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这就可能使他失去几十万张选票，因此他赶快宣布他不认识什么万德利普。但是大选刚一结束，我们就从美国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消息。万德利普在报上发表很多文章，竭力主张同苏维埃政权达成协议。他在一家报纸上甚至把列宁比作华盛顿。这样一来，我们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就有了主张同我们达成协议的宣传员，而我们的这些宣传员不是苏维埃大使，也不是任何新闻记者，而是象万德利普那样的最坏的剥削者的代表人物。
当我在负责工作人员的大会上谈到我刚才所说的话的时候［注：见本卷第64—68页。——编者注］，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曾经在万德利普工厂工作过的同志向我们叙述了他的悲惨的遭遇，他说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象万德利普工厂那样厉害的剥削。而这样一个资本主义豺狼却成了主张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宣传员，即使我们除了拟订的租让合同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那也可以说我们得到了好处。我们收到很多消息，当然是秘密的消息，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明春重新同苏维埃俄国开战的打算。我们还得到很多消息，说明某些资本主义强国正在为此作准备，而白卫分子，可以说是正在一切大国内进行准备工作。因此，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恢复贸易关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资本家争取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哪怕是一部分资本家也好。
在英国，斗争已进行很久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好处，因为有一些最残暴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代表人物主张实行同俄国恢复贸易关系的政策。对英条约，即同英国的贸易协定还没有签订。克拉辛现在正在伦敦加紧进行这方面的谈判。英国政府已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草案，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但是，我们毕竟看出：英国政府在拖延协定的签订；好战的反动派正在那里加紧活动，它们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占上风的，并且在阻挠贸易协定的缔结。我们所直接关心的，我们的直接的职责就是支持一切能够加强愿意同我们缔结这个条约的党派的事情。万德利普就是这样的一位拥护者，这不仅是偶然的事情，也不能把这件事情单单解释为万德利普特别精明强干，或者万德利普十分熟悉西伯利亚的情况。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同拥有无数殖民地的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扩张有关系。在这方面美英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很深刻的，利用这种矛盾我们是责无旁贷的。
我已经说过，万德利普是西伯利亚通。当我们的商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契切林同志说，应当接见一下万德利普，因为这对于他今后在西欧的活动会起良好的影响。当然，要同这样的资本主义豺狼谈话是不会令人愉快的，但是，既然我由于职务关系，甚至非常客气地同已故的米尔巴赫谈过话，现在我当然也不怕同万德利普谈话。有趣的是，当我和万德利普互相寒暄以后，他开玩笑说，美国人是非常讲求实际的，在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以前，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他说：“您现在可以看一看苏维埃俄国有多么好。你们美国也来实行这种制度吧。”他不是用英语，而是用俄语回答我这个问题说：“也许吧。”“您怎么还懂俄语？”他说：“多年以前，我在西伯利亚走了5000俄里，我对西伯利亚很感兴趣。”同万德利普客气的笑谈结束时，他告辞说：“是的，应该承认密斯特列宁头上没有长犄角，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在美国的所有朋友。”如果我们今后在欧洲报刊上再也看不到关于苏维埃政权是妖魔鬼怪以及不能同它往来的消息，那当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向这潭死水里投一块石头的机会，这块石头就是主张同我们恢复贸易关系的万德利普。
来自日本的每条消息，都谈到日本商界现在极为不安。日本的舆论说，它决不放弃自己的利益，它反对同苏维埃政权搞租让。总之，我们大大加深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仇恨，从而无疑地缓和了它们两国对我们的攻击。
我在莫斯科那次负责工作人员大会上曾经把这一事实告诉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说来——象一位同志所写的那样——我们在挑动日本和美国打仗，但是作战的却是工人和农民。虽然这是帝国主义列强，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难道应当挑动两个强国打仗而让工人流血吗？”我对这个问题回答说：如果我们确实是在挑动工人和农民打仗，那是犯罪行为。但是，我们的一切政策和宣传决不是为了挑动各国人民去打仗，而是为了结束战争。经验也充分表明，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摆脱接连不断的战争的出路。因此，我们的政策不是挑起战争。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说过日美之间的战争是正确的。我们的一切宣传和报纸上的一切文章都在阐明这样一个真理：日美之间的战争，跟1914年英国集团同德国集团间所进行的战争一样，将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该考虑的不是保卫祖国，而是推翻资本家的政权，进行工人革命。我们正在竭力促使这场革命尽快发生，但是，既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常受帝国主义强盗攻击的很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么我们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使它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我们，这种政策是否正确呢？当然，这种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三年多来一直在实行这种政策。布列斯特条约就是体现这个政策的主要事实。当时德帝国主义还在挣扎，由于我们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我们甚至在红军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也坚持了下来。
这就是形成我们租让堪察加的政策的情况。这种租让是相当特别的。我在下面还要谈谈其他租让项目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我只谈谈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我要指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明为什么提出租让的建议或以租让相招引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实行租让就得先这样或那样地恢复和平协定，恢复贸易关系，就使我们能够直接大批购买我们所需要的机器。我们必须竭力办到这一点。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没有办到。
一位同志提出关于同英国恢复贸易关系的问题，他问，为什么同英国的协定迟迟没有签订？我回答说，拖延的原因是英国政府犹豫不决。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多数人都主张恢复往来，他们清楚地看到，采取支持战争的步骤，就意味着冒极大的风险和加速革命的到来。你们都记得，当我们向华沙进军的时候，英国政府曾用最后通牒来威吓我们，说它要命令舰队进攻彼得格勒。你们记得，当时英国到处都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英国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领袖也声明他们反对战争，不准进行这场战争。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和宫廷好战集团却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毫无疑问，贸易协定迟迟未能签订是由于它们的影响。我不想叙述这种同英国的贸易关系，这个同英国贸易关系的条约谈判中的某些周折，因为这样会使我离题太远。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我们多次复议这个问题，并且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显然是要作最大的让步。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以便较正常地进行贸易，使我们能够尽快地买到实现恢复国民经济的庞大计划所需要的机器。这个工作进行得愈快，我们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就愈有基础。正是在目前，它们在对俄国的军事侵略中碰了壁，因而不可能立刻考虑重新挑起战争的问题；我们应当抓住时机，尽一切力量，哪怕以最大的让步为代价，建立起贸易关系，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相信能同帝国主义列强保持牢固的贸易关系，这只是暂时的间歇。历次革命和大规模冲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争，一系列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事情，比如，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的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这是资本主义不能容忍的，它们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挑起战争。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已经使人民精疲力竭，再打仗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但是不能排除几年后资本家重新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既然有机会，我们就应当竭力加以利用，来缔结贸易协定，我可以在这里谈一谈下面这一点（请不要作记录）。我想，我们采取的共产国际不是政府机关这一坚定立场，最终必将获得胜利。况且英国资产阶级理智地想一想，就一定会认识到，反对第三国际的做法是荒唐的。第三国际建立于1919年3月。1920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67]会，而大会之后，各国都公布了莫斯科的条件。现在争取加入共产国际的斗争正在公开进行。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到处都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试图向我们提出清算共产国际这样一个严重的最后通牒式的问题，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们坚持这一点，表明这一点正是他们的痛处，正是我们的政策中使他们感到不高兴的地方。他们不说我们也知道，我们政策中有哪些地方使他们感到不高兴。另一个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谈谈的引起英国不安的问题，就是东方问题。英国想让我们承担义务，不做任何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的事情。我们很乐意承担这样的义务。例如，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68]，即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是在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巴库举行的，而不是在俄罗斯联邦举行的。英国政府无法指责我们做了什么损害英国利益的事情。他们对我国的宪法不甚了了，有时把阿塞拜疆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混为一谈。我们的法律在这一点上的表述是精确的，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倒英国大臣们的曲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仍然存在。克拉辛正在同大臣们就这两个棘手的问题进行讨论。
在7月，当波兰将要遭到彻底失败，红军就要击败波兰的时候，英国提出了一份协定书，其中说：在原则上你们必须声明，不进行官方的宣传，不做任何损害英国在东方的利益的事情。这将由以后的政治会议来研究解决，而现在我们要签订的是这个贸易协定。你们愿意签订吗？我们回答说：愿意。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是说我们要签订这个协定。英国在东方的利益将由政治会议更确切地加以规定。我们在东方也有某些利益，如有必要我们将详细加以说明。英国不能公开说它要放弃7月的建议。因此，它就拖延，并对本国人民隐瞒谈判的真相。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担保协定一定能签订。在英国，影响最大的宫廷势力和军方势力都反对这个协定。然而，我们现在准备作最大的让步，并且认为我们关心的就是得到贸易协定，尽快地购买恢复运输业所需要的主要东西即机车，以及购买恢复工业和实行电气化所需要的主要东西。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在几年之内便能大大巩固起来，万一在几年以后再发生武装干涉，这种干涉也一定失败，因为那时我们要比现在强大。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就是对英国实行最大让步。如果这班先生想要我们作出什么承诺，那我们可以声明，我国政府将不再进行任何官方宣传，我们不打算触犯英国在东方的任何利益。如果他们想在这方面给自己找点小便宜，那就让他们试试吧，我们是不会因此而吃亏的。
我来谈谈英法关系问题。它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英法都加入了国际联盟[69]，有义务一致行动；另一方面，每当形势紧张起来的时候，它们总是不能一致行动。当加米涅夫同志和克拉辛一起在伦敦进行谈判的时候，这一点暴露得很明显。法国主张支持波兰和弗兰格尔，而英国政府却声明：“我们不同法国走一条路。”英国与法国相比，比较愿意接受租让，因为法国还在幻想收回债款，而精明一点的英国资本家已经不再考虑这一点了。从这方面看来，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此应当坚持向英国提出关于租让的政治建议。现在我们拟订了关于北部边远地区森林租让的合同草案。我们现在处于这种情况：由于英法在政治上不一致，我们的任务就是甚至不惜冒一定的风险，只要能够使英法难于结成反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就行。一旦爆发了由英法支持的反对我们的新战争（即使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就象现在击败弗兰格尔一样），那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困难，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使我们少受损失。至于租让带来的损失，同耽误我国的经济建设和造成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的死亡（如果我们不能制止帝国主义者联合的话）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制止他们联合的办法之一，就是同英国进行租让谈判。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
末了，谈谈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英国和整个协约国同德国的关系。除美国以外，德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就电力发展方面的技术水平来说，它甚至比美国还要高。而这个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的国家，现在却处于不能生存下去的境地。这种情况自然会促使德国同俄国联合。当俄国军队逼近华沙城下的时候，整个德国都沸腾起来了。这个备受压迫但又蕴蓄着巨大生产力的国家要同俄国联合，这就引起了德国政治上的混乱：德国的黑帮分子竟和斯巴达克派[70]一道同情起俄国布尔什维克来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整个经济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当我们孤立而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必须利用分歧（能战胜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这当然最好，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德意志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生活下去。凡尔赛和约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德国连想喘息一下，想不遭到抢劫，生活资料不被夺走，居民不致挨饿和死亡，都成了不可能的事，因而它的唯一的自救办法，自然只有同苏维埃俄国联合，所以它就把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他们疯狂地反对苏维埃俄国，仇恨布尔什维克，他们象地道的白卫分子一样在枪杀本国的共产党员。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却促使它违心地同苏维埃俄国和好。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政策，即对外政策的第二个支柱，它向那些意识到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证明，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拯救他们。既然苏维埃共和国在三年中顶住了帝国主义者的压力，这就说明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抵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就算这是一个“蟊贼”、“土匪”、“强盗”、布尔什维克等等的国家吧，就算是这样吧，但是没有这个国家，经济状况毕竟是不能改善的。
在这种情况下，租让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我手里拿的这本小册子，就是11月23日颁布的租让法令。这本小册子将要分发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我们打算把这本关于租让的小册子用几种文字在国外出版。我们的目的是立即尽一切可能使绝大多数国家的居民，尤其是那些最受压迫的国家的居民感到租让是有利的。日本和美国的利益很不一致。它们两国为了瓜分中国和许多岛屿而相持不下。德国和协约国之间利益上的不一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协约国给德国造成的条件，使德国无法生存下去。那里的人民奄奄待毙，因为协约国抢走了发动机和牲畜。这种情形促使德国向苏维埃俄国靠拢。我不知道德国和协约国所缔结的条约的详细内容，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条约禁止德国同苏维埃俄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我们做了一笔购买德国机车的生意，但是出面做这笔生意的不是德国，而是瑞典。德国在1921年4月之前恐怕不能和我们恢复公开的贸易关系。但是我们同德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步子要比同协约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步子快。生存条件迫使全体德国人民，包括德国的黑帮分子和资本家在内，设法同苏维埃俄国往来。德国通过一些贸易关系已经同我们有了联系。德国同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联系，因为我们向他们提出了粮食方面的租让建议。因此，很显然，甚至不管草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我们都必须把租让当作一种经济办法提出来。对租让的兴趣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我们连一项租让也不能实现，连一个合同也没有执行（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果真如此，我们还是会得到好处的，我们还是要执行这个政策的，因为这样做就能使帝国主义国家难于对我们发动进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向一切被压迫民族指出，凡尔赛条约造成的结果是，少数几个国家压迫着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公开地或隐蔽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呼吁我们给予援助，但是它们已经习惯地意识到，在经济上必须联合苏维埃俄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因此，粮食方面的租让已经超出以前的资产阶级租让的范围，已经不同于以前的资本主义租让。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租让，因为我们对德国资本家说：只要运多少多少拖拉机来，我们就给你们提供上好的生荒地和粮食。我们现在正用巨额利润来吸引资本。就这一点来说，租让仍然是纯资本主义的措施，但是它有重大得多的意义，因为德国这个国家，还有奥地利和其他国家都无法生存下去，因为它们需要粮食援助，因为尽管资本家可以赚 100％或200％的利润，尽管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偏见，但是全体人民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使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过去三年来的胜利一定会使我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一年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的政策正在使那些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国家聚集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周围。所以，关于租让的建议不仅具有资本主义的意义；所以，这不仅是一只向德国资本家伸出的手：“只要给我们运几百部拖拉机来，每一个卢布你们甚至可以赚 300％的利润”；而且这还是一只向被压迫民族伸出的手，这是被压迫群众的联盟，这个联盟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之一。在先进国家内还有这样的怀疑和顾虑，认为俄国所以能够冒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俄国是个大国，有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我们这些欧洲的工业国家就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同盟者——这些怀疑和顾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说：“你们已经有了苏维埃俄国这个同盟者。”既然我们要实行租让，这就是一个能够巩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联盟的联盟。这一点决不能忽视，它证明了我们租让政策的正确性，并且指出了签订这些租让合同的必要性。
其次是几个纯粹经济上的考虑。我现在来谈经济上的考虑，并且把法令中的某些条文念一下，虽然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们都已读过11月23日颁布的这项法令。但是我还想简要地提一下，法令上规定：给承租人一部分产品作为报酬；如有特殊的技术革新，我们准备给以贸易上的优惠权；租让期限的长短根据费用的多少和性质来决定。我们保证，不没收不征用投入企业的资产。
当然，不这样做私人资本和私有主就不会同我们打交道。但是，这里去掉了合同草案中起先提到的法院问题。后来我们看出这样提对我们没有好处。反正我国境内的司法权现在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一旦发生争执，将由我们的法官来审理。这不是征用，而是运用我国司法机关合法的司法权利。
第五条谈的是劳动法典。在合同最初的草案中，我们已和万德利普预先商定，劳动法典不适用于不发达部落（我们不知道有哪些）居住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实施劳动法典是不可能的。所谓不适用，就是签订一项保障工人的专门合同来代替劳动法典。
最后一条是我们向承租人保证，不允许单方面的改变。当然，没有这一点也就谈不到实行租让。不作单方面的改变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取决于每项租让合同的条文。可以由某些中立国来仲裁。这一条有可能产生分歧，并且在确定租让条件时会留下一定的余地。必须指出，例如，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工人中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算是可靠的人物。他们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资产阶级政府很难拒绝欧洲各国的孟什维克或社会主义叛徒这样的人来担任中间人或仲裁法官。同时，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欧美孟什维克先生同俄国孟什维克一样，只要情况稍微紧张，他们就不知所措，尽管他们仍然是革命的敌人，却不得不屈服于革命群众的压力。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事先就决定。
从我所读的这些条款中你们会看出，承租的资本家和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很不巩固、很不稳定的。显然，保持私有制和剥削关系的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内不能不是一种异物。由此便产生了我的报告的主要论题之一：租让是战争的继续，只不过采用了另一种形式。我现在再来详细谈谈这一点，首先我想说明三种主要的租让形式或租让项目。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已经列了一张主要租让项目的单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为这本小册子提供了资料并作了审订，附上了清楚标明这些租让项目的地图。在这些地图上可以看到，租让项目分作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北部边远地区的森林租让，第二种是粮食租让，第三种是西伯利亚的矿业租让。
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边远地区有几千万、几亿俄亩森林，这些森林我们根本不能采伐，因为我们没有交通线，缺乏生产资料以及不能运送粮食给那些地方的工人，而拥有强大船队的国家可以在这里正常地采伐商品木材，并且把它们大量运出来——这些地区的森林租让对我们的经济意义是很明显的。
既然我们想同外国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想这样做，我们懂得进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那么我们主要应该关心的是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资料，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稍许象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因为我们得不到工厂所需要的机器。要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得到额外的利润——这种额外的利润由它去吧——我们所得到的将是能使我们巩固起来，最终站立起来，并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主要的东西。要获得优良的机器等等，我们就必须付出代价。拿什么来偿付呢？我们有接收下来的几百万金卢布的储备。你们从俄罗斯电气化的专门计划中会看到，包括工业恢复工作在内的这个为期几十年的计划，根据大约的估算，必须支出将近 170亿金卢布。单是电气化一项的费用就要超过 10亿金卢布。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黄金储备来抵偿，输出粮食我们是万分不愿意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充分保证自己的工业所需的粮食，可是又必须抵偿。在这方面除了我们在北部边远地区拥有的大量森林，在经济上就没有对我们更适当的项目了，这些森林在那里腐烂，散失，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力量开发它们。但是木材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高。从政治上来说，北部边远地区在这一点上对我们也是合适的，因为这是边远地区。这种租让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对我们都合适，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依靠它。米柳亭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会议[71]（我已向你们提起过这次会议）上说，同英国就俄国欧洲部分北部的这项租让举行的谈判正在进行。那里有几千万俄亩森林。如果我们把300万或500万俄亩森林划成棋盘的格式租给承租人，同时给自己创造条件，利用这些改进了的企业，利用学习的机会，争取让我国技术人员参加进去，那我们就会给自己赢得许多好处，我们就能使同我们做生意的资本主义列强难以对我们采取军事措施，因为战争会毁掉一切，一旦战争爆发，工程建筑和交通线都将归我们所有。可能产生的新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之流，要搞反对我们的活动也就不大容易了。
第二种租让就是粮食方面的租让。西西伯利亚有大片我们无力开发的上好土地，因为它离交通线很远。此外，光是在俄国欧洲部分和乌拉尔河流域，我们的农业人民委员部曾提出一个相应的任务，并且算出乌拉尔河流域我们耕种不了的土地至少有300万俄亩，这些土地都是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哥萨克丢弃的，当时哥萨克整村整村地逃跑了。那里有着上好的土地，这些土地应该加以开垦，但是在耕畜不足和生产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我们是耕种不了的。
在顿河州的国营农场里，大约有 80万俄亩土地我们不能耕种，因为耕种这些土地需要大批耕畜或者很多拖拉机队，但这样的拖拉机队我们还拿不出来，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迫切需要粮食的奥地利、德国、波希米亚，就能拿出这样的拖拉机队来，在夏收中就可以收获上好的小麦。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有两个拖拉机制造厂在生产，但是这些工厂由于条件困难，还不能大批生产拖拉机。我们多买一些拖拉机就可以使情况缓和。拖拉机是彻底打破旧耕作习惯和扩大耕地的最重要的手段。实行这些租让，我们就可以向许多国家表明，我们能够大规模地发展世界经济。
如果我们的宣传和我们的建议没有奏效，如果我们的建议未被接受，那么我们的建议不仅仍然有政治上的好处，而且还有社会主义的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仅有巧取豪夺的事，而且还可以看到荒谬现象和犯罪行为，因为在一些国家里粮食过剩，这些过剩的粮食由于各种币制改革，由于很多战败国的货币贬值而卖不出去。大批粮食在霉烂，而同时在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却有几千万居民因挨饿而濒临死亡。资本主义的这些荒谬现象、犯罪行为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周围的小国里愈来愈明显。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出来说：“我们有几十万俄亩上好的土地，可以用拖拉机来开垦，你们有拖拉机，有汽油，也有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因此，我们向各国人民，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建议，要把恢复国民经济和拯救各国人民免于饥饿当作一切的基础。”如果资本家不理解这一点，那正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荒谬和罪恶的论据。这不仅会有宣传的意义；这还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号召，因为这无可怀疑地表明——各国人民也愈来愈深信不疑——资本主义正在土崩瓦解，它无法满足种种需要。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大发其财，其他许多国家则濒于毁灭。世界经济需要改组。所以苏维埃共和国提出了这个改组计划，提出了这个完全实事求是、不容争辩、切实可行的建议：“你们虽然有极其丰富的技术，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饿得奄奄待毙，而我们却可以把你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原料结合起来来解决危机，但资本家是一个障碍。我们建议他们这样做，可是他们却从中阻挠、破坏。”这就是第二种租让，粮食方面的租让或者说拖拉机租让。
第三种租让是矿业租让。这些租让项目在西伯利亚地图上都已列出，在地图上详细标出了要租让的每一块地方。西伯利亚的矿藏是十分丰富的，然而我们即使在最好情况下，即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几年以内也无法开采这些矿藏的1％。开采这些矿藏要求装备精良的机器。那里有铜矿之类的矿藏，铜矿是资本主义国家、是电力工业所迫切需要的，因为这些东西非常缺乏。如果同我们进行正常的往来，就能恢复世界经济，提高全世界的技术。
当然，这种租让实行起来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要比森林租让、粮食方面的租让困难得多。实行后一种租让，只要在短时间内使用一下拖拉机就行了。森林租让也没有这样困难，何况这是我们还无力开发的项目，但是，矿业租让项目有一部分离铁路线并不远，一部分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因此，矿业租让就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一定要更仔细地斟酌是否租让的问题，并且要提出一定的条件来，因为毫无疑问，租让就是一场新的战争。资本家到我们这里来是进行新的战争，资本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周围社会主义世界进行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里有资本主义经济企业——这就是拥护自由贸易、反对余粮收集制政策的战争，就是拥护私有制、反对废除私有制的共和国的战争。在这种经济根[72]基上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相互关系（如 “苏哈列夫卡”同我们的机关之间的战争关系）。人们会向我们说，你们封闭了一个“苏哈列夫卡”，但是又把资本家放进来，开放了很多新的 “苏哈列夫卡”。我们并不无视这一点，我们说，既然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取得胜利，并且是在我们的敌人使尽一切手段，内外夹攻来破坏我们的事业这种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那么，在我们规定了明确的条件和关系之后，我们在一定地区内反而对付不了、监视不了吗？我们有同军事间谍活动和资本家的暗中破坏活动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当他们潜伏在我们机关内部的时候，我们尚且进行过斗争，难道我们按照一定的名单、根据明确的条件把资本家放进来，反而就对付不了吗？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会违反这些条件，我们要同这种行为作斗争。但是，同志们，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租让——这是一场战争。只要我们还没有把其他国家的资本推翻，只要资本还比我们强大得多，那么，它随时都能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我们，重新对我们开战。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更强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展大工业，必须振兴运输业。我们这么干是冒风险的，这里仍然是战争关系，仍然是斗争，如果它们要破坏我们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同它们作战。如果把和平的租让合同看作是同资本家订立的媾和条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是关于开战的条约，但是签订这个条约对我们的危险性比较小，对于工人或农民来说负担也比较轻，总比人家用装备精良的坦克和加农炮来进攻我们好得多，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以经济上的让步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力量，促进我国经济恢复的事业。害怕实行租让的同志说，资本家当然不会履行合同。不言而喻，绝对不能自我安慰，说资本家会履行合同。这将是一场战争，最后的理由还是战争，而这个理由对社会主义共和国始终是一个理由。
现在这场战争时时刻刻都威胁着我们。我们正在同波兰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有充分把握签订和约，或者确切些说，至少有很大的把握来缔结这一和约。但是，萨文柯夫分子和法国资本家正在尽力破坏这个条约，这是毫无疑问的。资本家很可能不是今天发动战争，就是明天发动战争，要不是三年来他们取得了经验教训，他们很想现在马上就发动战争。租让，这是有一定风险的；租让，这就是损失；租让，这就是战争的继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场战争对我们是比较有利的。如果我们获得某一最低限度的生产资料、机车和机器，那么，我们在经济上就不会再是目前这个状况，而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说来就不那么危险了。
有人对我们说，承租人会替他们的工人创造特殊的条件，给他们运来好的衣服、鞋子、上等的粮食。那时他们会对我国不得不忍受苦难、并且还要长期忍受苦难的工人进行这样的宣传：瞧，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过着贫困生活，在旁边的资本主义孤岛，工人却过着美好的生活。这种顾虑在我们党的会议上常常听得到。当然，这种危险性是会有的，并且它表明租让就是战争的继续，而不是和平，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苦难更大，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明明知道俄国的经济条件坏得多，可是仍然跑到我们这里来，难道在这方面我们就不能用我们的反宣传来对付这种宣传以进行自卫吗？资本主义当然可以给自己的一部分工人创造一些较好的条件，但是其他工人群众的条件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改善，难道我们就不能向工人证明这一点吗？最后，为什么在同欧美资产阶级打交道时，得到好处的总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呢？为什么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害怕派代表团到我们这里来，而不是我们害怕派代表团到他们那里去呢？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能从他们派来的代表团中把一小部分人争取过来，尽管这些代表团主要是由孟什维克分子组成的，而且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间都很短。可是我们却怕给工人说不清真相？！如果我们怕的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些考虑看得比租让所具有的极重要的直接意义更重，那是很糟糕的。
我们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状况还是很困难的。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我认为，我们会一致同意，租让政策也就是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但是我们的任务是维持一个被资本主义敌人包围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捍卫一个比它周围的资本主义敌人弱得多的共和国，从而使敌人无法建立反对我们的联盟，使他们难以实行自己的政策，使他们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金，因为我们一旦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牢牢地站立起来，那时任何资本主义敌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足惧的。这就是指导我们实行租让政策的观点，这就是我所说明的观点。
载于1920年12月底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弗·列宁《论租让（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91—117页 |
2
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21日）
同志们！我收到许多字条，对其中尚未回答的，我将简略地回答一下。但是，首先宣读一张提供情况的字条，我也认为这张字条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告诉你们一个有代表性的征兆，在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的代表大会上，一位非党农民谈到租让问题时说：“同志们！我们派遣你们去参加全俄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再承担三年义务，只是你们不要用租让的办法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
我认为，这张字条在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中加以引用将是很有益的，也是应当的［注：见本卷第135页。——编者注］，因为它将显示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个方面资本家们是不会理会的，而我们对此却根本无须讳言，这里存在危险，对这种危险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些提醒可以更加引起工人和农民的注意，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但既然这样的提醒来自不识字的农民，那么，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一点更加突出了目前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这一任务之所以特殊，是由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你们将要审议提交人民委员会的关于向农民经济提供帮助的法案。要善于说服非党农民，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张字条表明，这方面完全有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而且我们一定会取得的。
下面是这样一张字条：
我们正经历着经济危机和经济破坏，不能象资本家那样满足工人的要求，那么资本家承租人会不会以此来煽动工人无产者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呢？
我已经说过，在先进国家里，在多数先进国家里，工人的待遇比我们这里好，然而居住在各先进国家的俄罗斯工人明知工人在经受苦难，却千方百计急于回到苏维埃俄国来。
俄国的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及其他坏蛋会不会同英美资本家一起出现？
这个问题应该同询问承租人是否享有治外法权的字条联系起来答复。不，我们当然决不会给他们治外法权。治外法权只给予大使，而且有一定的条件。如果里亚布申斯基以为可以瞒过有关机关，我认为，那他就错了。
其次，同志们，我告诉你们，列扎瓦同志写道：“万德利普呈交了一张 10家大辛迪加的委托书。这件事我们的专门机关已核实过。从伦敦回来的克拉辛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伦敦还考查了委派万德利普的那些集团的诚意。”
我要再次对那些询问为什么不公布合同的同志们说，公布合同对我们不利，因为互相倾轧的资本家认为在合同里面有许多坏东西。报刊上的喧嚷说明了这一点。让他们这样想吧，我们根本不打算叫他们失望。而那些想了解这个合同的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另外，我已指出，合同只有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新总统就[73]职以后才能生效。而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将在 2月召开。因此，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监督和决定应做的一切。
如果可以，请说明，堪察加要租让多久（或者打算租让多久），除了政治上的好处外，对俄罗斯联邦有没有经济上的好处？表现在哪里？
堪察加还没有租出去。而且在3月份以前不可能租出去。经济上的好处是，根据合同草案，他们开采出来的矿产品有一部分必须交给我们。
我们实行租让，这是否就是承认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是否就是认为我们关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论点是不正确的？
这一点布哈林已经回答过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承认它们长期存在，而在于有一些巨大力量正在把它们推向深渊。我们的存在以及尽快摆脱危机和饥饿状态就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和革命的因素，这股巨大的力量和革命的因素比他们将从我们身上捞取的不多的钱财（从世界经济的观点来看）要大得多。多增加成百上千台机器和机车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因为这可以缩短恢复运输业的时间——托洛茨基曾估计这要花四年半，他后来又缩短为三年半——还可以再缩短一年。而减少一年的经济破坏和饥饿，这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
如果日本不让我们把堪察加租让给美国，而出兵强占它，并宣布堪察加是他们的，那怎么办？
日本实际上现在就控制着堪察加，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是会这样做的，但是它不能这样做，因为它怕美国。
请讲一讲，资本家从哪里弄劳动力？自己带来吗？未必。如果要招收俄国工人，那么除了俄国工人又要受资本家控制以外，还会造成我们劳动市场的紊乱，从而会打乱统一的经济计划。
我不明白，我们的工人到那里去做工，怎么就会打乱经济计划。他们不通过我们的工会、我们的经济组织、我们的党，就不能去做工。先进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将为我们训练工人，教他们掌握最好的生产方法。我们的工人既服从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又使这种劳动服从我们的劳动法典或对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加以限制的专门合同；如果条件很坏，工人可以毫无顾忌地离开那里。如果条件不好，工人会走的。一些同志担心条件会好，另一些同志则担心条件会不好。我们将和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持同样的看法，并且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实行租让后，一旦承租人开始工作，俄国共产党在租让合同规定的地域内做工的工人中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工作，能公开进行还是只能秘密进行？
这是对租让和承租人的误解。承租人并不是政权。除供经济开发的地域外，他得不到任何地方。所有的政权机关，所有的法院完全掌握在俄罗斯联邦手中。
如果说在美国，失业正在促进革命，那么，我们对美国实行租让，岂不是让它摆脱危机，也就是说让它阻碍革命吗？
这个论据布哈林同志已经批驳过了。
如果国际资产阶级认清了苏维埃政权的租让策略，那么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将会如何？这会不会对我们有害？
完全不会，欧洲人都已知道租让，在那里发出的喧嚷证明资产阶级的忧虑不安。它唯恐来迟了。所有不想冒风险同俄国打交道的资本家，都已经感到他们落后了，而那些比较精明的就占了便宜。我们则要利用资本家的矛盾。
对莫斯科，或整个中部地区的大型工业企业是否有租让计划或租让方案？例如，有人谈到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柳别尔齐就有三个这样的租让企业。
我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些租让企业。在柳别尔齐有一个美国工厂，它没有被收归国有，过去一直没有被收归国有，但那里没有任何租让企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们曾经谈到的在中部地区唯一可能实行的租让，就是为了发展染料企业而把一个工厂租让给德国化学工业家。在人民委员会里大家都说可以，但是这些议论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德国比我国先进得多，以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当德国化学工业停止向各先进国家提供产品时，连这些国家也陷入了困境。而我们为了发展化学工业应当准备给予德国化学工业家以更高的报酬。把一个工厂租让给德国人——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在这方面，任何学校、讲座都不如工厂里的实际工作。在工厂里半年可以培养出一个工人，然后让他们在附近另建一个同样的工厂。担心一个工厂的德国人凭他们所处的国际地位会对我们搞出什么名堂，这是可笑的。人民委员会里没有意见分歧，原则上这是可以允许的。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解决。我必须强调指出，关于租让问题，我们谈得很多，但是至今连一项都没有租让出去。当我们哪怕租让出一个企业的时候，当你们看到了租让的具体条件的时候，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下面继续念。
可以对哪些国家实行租让？是否可以对波兰实行租让？
我们认为，对任何国家都可以实行租让，也包括波兰在内。
资本家是否会利用租让来防止本国发生危机，并以此推迟社会革命？
如果资本家能够防止本国发生危机，那么，资本主义就是永恒的了。他们无疑是受总的机制摆布的盲目的小卒——帝国主义战争证明了这一点。每个月都证明，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加深，在全世界日趋瓦解，只有俄国开始走向扎实的和真正的改善。
承租人为了在工人中间制造不和，会向他们的工人提供较好的条件。
用这种办法不可能加深我们中间的不和，我们已经强大得多了。
在承租人的地域里是否将建立工会基层组织？
承租人只从事经济开发，政权和法律依然是苏维埃的。
能不能指出哪些条件能保证我们不会发生歪曲苏维埃国家制度和培植资本主义制度的危险？
这些条件就是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如果对方违反这些法律，我们就有权废除合同。
向美帝国主义者租让堪察加的合同的初步草案有些什么内容？
我曾经说过，租让期限为50—60年。我们得到一部分产品，他们得到在离蕴藏石油的地方不远的海湾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
您说，租让给被压迫国家（如德国）的资本家，比租让给其他国家意义更大。但是，被压迫国家的资本家取得租让后将会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从而会推迟国内革命，对这一点您有什么看法？
从革命的意义来说，国际形势是围绕着苏维埃俄国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而变化的。巩固苏维埃俄国并使之不可战胜——这是主要的，这与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斗争是联系着的。
土耳其斯坦的棉花在租让中占什么地位？
目前还谈不到租让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过。
是否将实行租让以重建工业企业？铁路是否要租让？
这些情况不包括在内，铁路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企业。
没有提出过租让屠宰场的问题吗？
没有听说过。
各地反对租让的抗议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农村的强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和城市小市民的爱国主义感情，而决不是健康的情绪。
宁愿挨饿三年也不愿把俄国交给外国人，这种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支持不了三年。没有这种爱国主义，我们就保不住苏维埃共和国，消灭不了私有制，我们现在就收集不到3亿普特的余粮。这是最好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有人说，富农赞成挨饿三年，但不愿让外国资本家进来，尽管富农能从他们那里捞到某些好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里谈的不是富农，而是非党的普通农民。
由于美国同日本之间正在酝酿战争，日本可能大举进攻我们苏维埃俄国，这种担心有没有必要呢？那时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联合帝国主义美国，利用美国的援助这一现实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呢？
当然，我们将这样做，而且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一个帝国主义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并不是原则上不能允许的事情。现在，日本进攻苏维埃俄国比一年前要困难得多了。
请解释一下协约国对土耳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相互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当然不便在正式报告中公开讲，因为其中的关系极其复杂。在这方面一切取决于濒于覆灭的资产阶级格鲁吉亚内部种种关系的复杂变化。我相信，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听一听从格鲁吉亚归来的《真理报》编辑美舍利亚科夫同志的报告，将会有很大的收获和感到兴趣。他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月，并搜集了关于孟什维克统治的极有趣的材料。格鲁吉亚濒于覆灭。土耳其的进攻本来是针对我们的。协约国给我们挖了陷阱，结果自己掉了进去，因为我们得到了苏维埃亚美尼亚。
在土耳其，位于上层的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民族主义者，他们打算把我们出卖给协约国。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极端困难，因为土耳其人民对协约国的疯狂压迫十分愤恨，所以我们愈是帮助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真正地解放穆斯林农民，对苏维埃俄国的同情就愈加强烈。这些穆斯林农民赶走了地主，但是还不敢夺取土地，过一个时期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了；只要他们夺取了土地，土耳其地主就呆不长了。
我们自己在高加索过去和将来都是非常愿意和平的，因此，高加索的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以免把我们卷入战争。我们的和平政策一直很成功，使得协约国焦急不安，采取断然措施反对我们，但结果只能是害了他们自己。
格鲁吉亚今后会怎样？
这一点连穆斯林的真主也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坚定不移，我们不用冒任何风险，也会有所得的。
有人问，除了堪察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租让项目。同万德利普没有搞任何其他的租让。
关于分发材料。不能分发，第一，因为印刷厂忙，第二，不让国外有机会得到这些材料，那里有人想破坏我们的事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成一项租让，还没有签订一个合同，应当先签订合同，然后再谈什么危险。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什么也没搞成，我们正在进行半公开的活动。
如果（1）承租人违反俄罗斯联邦的法律，（2）同承租人所代表的国家发生战争和（3）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将如何处理租让企业以及承租人修建的工程和建筑？
如果承租人破坏合同，将按照俄罗斯联邦的法律提交法院审理。如果发生战争，租让合同遭到破坏，其财产由俄罗斯联邦以战时方式加以接管。
逃亡国外的俄国资产阶级，会用自己的资本来参加租让企业的经营。这岂不是从前的老板打着外国资本的招牌又回来了吗？
如果从前的老板打着外国资本的招牌，到俄国欧洲部分的北部森林走一走，这并不可怕。在我们莫斯科中心就有许多从前的老板。因此，那些正在我们的企业里活动的老板（遗憾的是，对他们还没有登记），比我们将掌握名单的所有到俄国来的外国人要可怕一千倍。
您曾经指出并强调租让的政治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使地方上不安的是：要租让，要贸易往来。这样做会给共和国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和危险，苏维埃制度会从内部被瓦解和被破坏（例如，投机倒把会猖獗，等等）吗？怎样防备这些威胁和危险？
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以“苏哈列夫卡”的形式出现的投机倒把已经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我们同它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当然，我们知道，消灭了苏哈列夫卡，投机倒把依然存在，一切有小业主的地方都依然有投机倒把，而这种小业主在我们这里有千千万万。真正的危险正是在这里，而不在于大资本，大资本在我们这里将受到各个方面的特别监视。同时，还不应当忘记，我们有合同，而且随时都可以废除，大不了支付一点违约金。
请讲一讲如何处理沙皇欠下的债务，不偿还债务，协约国是否会同意做些生意？
英国现在已经同意不要求我们还债，因为我们向他们提出了贸易协定草案。现在已经开始按照这个草案进行贸易，根据这个草案，我们没有义务偿还债款。我说，英国是同意的，但是法国不愿意。于是我们对法国说，我们原则上不拒绝偿还。究竟要偿还多少，我们将在代表会议上来谈，我们打算在这个会议上说，你们也要对你们的干涉给我们造成的一切损失负责。这个问题，专门的委员会正在研究，据初步估算要 100亿金卢布。
载于1963年《共产党人》杂志第6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18—127页 |
3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12月22日）
（听众高呼：“列宁同志万岁！”掌声如雷，热烈欢呼。）同志们，我现在来作关于政府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我认为我的报告的任务，不是向你们一一列举工农政权的法案和措施，即使是一些极其重大的或者是极其重要的法案和措施。我认为，谈这个时期的各种事件也不会使你们感到兴趣，并且没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应该力求总结出这一年我们所取得的主要教训，这一年来我们政策的变化之大，并不亚于革命的头几年，而且应该根据对这一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来确定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无论从提交你们审议和批准的法案或已采取的一切措施中都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现在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任务上，认为这些任务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会因完成这些任务而取得重大的成就。因此，请允许我只简要地谈一谈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过去一年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总结。
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在西欧的——而且不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和逼迫下，把战争强加给了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今年4月曾建议波兰政府缔结和约，当时提出的条件比现在的条件对它有利得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我们同波兰的停战谈判已经完全失败以后，我们才不得不进行战争。虽然我们的部队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而在华沙城下遭到了十分惨重的失败，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却签订了一个比我们4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对我们较为有利的和约。同波兰的初步和约已经签订，现在正在进行关于签订正式和约的谈判。我们丝毫也不向自己隐瞒这种危险：某些最顽固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某些俄国白卫分子集团正在施加压力，竭力使这次谈判无法签订和约。但是，我们应该说，协约国的旨在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和武装镇压的政策日益破产；而我们正在把为数愈来愈多的、坚决站在敌视苏维埃政权立场上的国家争取到我们的和平政策这方面来。签订和约的国家的数目日益增多，很可能最近就会同波兰签订正式和约，这样一来，又会给企图用武力拔除我们政权的资本主义势力联盟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
同志们，你们当然也知道，我们所以在对波战争中暂遭失利，我们所以在战争的某些时候处于严重的境地，是由于我们当时还得和弗兰格尔作斗争，弗兰格尔当时已经得到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正式承认[74]，并且得到了巨大的物质援助，包括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我们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不得不迅速集中部队，给弗兰格尔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你们当然知道，红军攻克了连军事专家和军事权威都认为攻不破的障碍和工事，表现了非凡的英勇精神。我们彻底地、坚决地、非常迅速地打败了弗兰格尔，这个胜利是红军史上光辉的篇章之一。白卫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现在能够更加信心百倍、坚定不移地着手进行我们一心向往的、迫切需要的和早就吸引看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并且深信资本家老板们不能再象从前那样轻而易举地来破坏这项工作了。但是，我们当然要随时戒备。我们决不能说，我们保证不会再遇到战争。所以不能作这种保证，完全不在于我们还没有签订正式和约。我们很清楚：弗兰格尔的残部还没有被消灭，而且就躲藏在不很远的地方，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庇护，并靠资本主义列强的帮助正在重整旗鼓；俄国白卫分子组织也在加紧活动，企图重新建立某些部队，同弗兰格尔现有的力量配合，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进攻俄国。
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战斗准备。我们并不认为已经给了帝国主义打击就行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使自己的红军随时保持一切战斗准备，加强它的战斗力。这一点当然不能因为一部分军队的遣散和迅速复员而受到妨碍。我们估计，红军和它的指挥人员在战争期间所取得的巨大经验现在会帮助我们改善红军的素质。我们要努力做到，在裁减军队以后，我们将保留红军的基本核心，它不会使国家的开支负担过重，同时在军队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我们要比以前更好地保证：一旦需要，能够重新组织和动员更多的军事力量。
我们相信，所有支持白卫分子搞阴谋反对我们而遭到很大损失的邻国，已经充分地接受了不容置疑的经验教训，并且真正认识到了我们的和解诚意，这种诚意过去总被人当作我们软弱的表现。它们在取得三年的经验以后应该相信，在我们表示最坚定的和平愿望的同时，我们在军事方面也是有准备的。所以任何对我们发动战争的尝试，对于那些卷入这种战争的国家来说，都将意味着它们通过战争和战后所得到的条件，还不如不进行战争和战前所能获得的条件。这一点对于若干国家来说已经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战果，我们不会放弃这个战果，同时，包围着我们的或者同俄国在政治上打交道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因此我们和邻国的关系正在不断地改善。你们知道，我们同许多和俄国西部边疆毗连的国家正式签订了和约，这些国家从前都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现在苏维埃政权根据我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已经无条件地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和平完全可能比资本家和西欧某些国家想要得到的更巩固。
同拉脱维亚政府的关系，我应该说，有一个时期似乎关系在恶化，甚至使人可能产生断绝外交关系的念头。然而我国驻拉脱维亚代表最近的报告正好指出：政局已经发生变化，许多误会和引起不满的正当原因都已消除。我们在最近和拉脱维亚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的希望很大，在同西欧进行商品交换时，拉脱维亚自然要比爱沙尼亚以及其他同俄罗斯联邦毗连的国家对我们更加有用处。
同志们，我还应该指出，这一年来，我们的政策在东方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祝贺布哈拉[75]、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它们不仅重新取得了完全的独立，而且由工农掌握了政权。这些共和国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思想和原则不只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内，不只是在拥有无产阶级这个社会支柱的国家内容易被理解并能迅速得到实现，就是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内也是这样。农民苏维埃这一思想取得了胜利。掌握在农民手里的政权是有保障的；他们掌握了土地、生产资料。各农民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已经由于我们政策的实际成果而得到了巩固。
我们还可以对即将同波斯签订条约[76]表示祝贺，和波斯的友好关系是有保证的，因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我们还应该指出，我们和阿富汗，尤其是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愈来愈协调，愈来愈巩固。在对待土耳其这个国家方面，协约国竭力使它和西欧各国之间不能建立一点正常关系。尽管资产阶级进行种种阻挠和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尽管在俄国周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上述情况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愈来愈使俄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联盟和友好关系不断巩固起来，因为帝国主义全部政策中的最主要之点就是对于不幸未能置身于胜利者之列的各民族施用暴力，而这种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我们在这方面以及在西方同比较欧化的国家的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明现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原则是正确的，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好转是有坚实的基础的。我们相信，尽管帝国主义者施展一切阴谋诡计（当然，这总归会使这个或那个国家和我们发生争端的），只要我们继续执行爱好和平的政策，只要我们作出让步（而我们必须作出让步，才能避免战争），我们政策的基本路线和由帝国主义政策本质产生的基本利益就会显示出它们的作用，并且使俄罗斯联邦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而这就保证我们能够真正专心从事经济建设事业，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安心地、坚决地和满怀信心地进行工作。
我还应当指出，现在正在和英国进行签订贸易协定的谈判。可惜，这个谈判拖的时间大大超出了我们所期待的日期，但这决不能怪我们。早在7月间苏维埃军队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英国政府向我们正式提出使贸易关系得以建立的议定书，我们表示完全同意，然而从那时候起，这件事一直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国内派别斗争的阻碍。我们发现英国政府犹豫不定，扬言要和我们完全断绝关系，要立即派舰队开往彼得格勒。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英国到处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来回答这种威胁。我们看到，在工人的压力下，一些极端的机会主义分子及其领袖不得不走上这条他们自己昨天还在加以谴责的完全“违宪的”政策轨道。结果，劳动群众的压力和觉悟的力量，冲破至今还在英国工会运动中占着统治地位的孟什维主义的偏见，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连连折断了帝国主义者好战政策的矛头。现在我们仍然执行和平政策，仍然赞成英国政府提出的七月草案。我们愿意立即签订贸易协定；这个协定直到现在还没有签订，这只能归咎于英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派别，因为它们想破坏这个贸易协定，它们不仅违背多数工人的意志，甚至也违背英国资产阶级多数人的意志，而想再次放手进攻苏维埃俄国。这是它们的事。
英国某些有势力的集团，即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者的集团推行这种政策愈久，金融情况就愈紧张，资产阶级英国和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现在所必需的部分协定就愈难签订，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接受全部协定而不是部分协定的日子就会愈临近。
同志们，我应该说，同英国的这个贸易协定有关的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极重大的问题，就是租让问题。今年11月23日公布的租让法令，是苏维埃政权在报告总结的这段期间内通过的最重要的法令之一。当然，你们大家都看过这个法令了。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公布了一些补充材料，这些材料可以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了解。我们所发表的单行本不仅附有这个法令的全文，而且还开列了粮食、森林和矿业等最主要的租让项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使我们所公布的这个法令的全文尽快地传到西欧各国去，并且希望我们的租让政策在实践上也将获得成功。至于这个政策在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落后的弱国会引起什么危险，我们决不视而不见。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我们只要站稳脚跟，就能克服这些危险，要善于把较大的危险和较小的危险区别开来，宁愿承受较小的危险而避免较大的危险。
不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有一位非党农民谈到租让问题时说：“同志们，我们派遣你们去参加全俄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再承担三年义务，只是你们不要用租让的办法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我非常欢迎这种传布很广的情绪。我认为，这正向我们表明，在非党劳动群众中，不只是在工人中，而且在农民中，三年来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经验已经成熟。这些经验使他们能够而且不得不把摆脱资本家的压迫看得重于一切，使他们加倍警惕地、非常警觉地对待每一个可能产生新的危险即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步骤。毫无疑问，对这样的意见我们要非常认真地倾听，但是我们应该说明，这根本谈不到把俄国出卖给资本家，我们说的是租让，同时每一个租让合同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并且有种种经过周密考虑的保证条件，这些保证条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和以后各种会议上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和你们共同考虑和讨论，所以这些临时性的合同并不等于出卖。它们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是对资本家作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我们没有权利轻视任何多少有助于改善工农处境的事情。
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来迅速恢复贸易关系。这些谈判此刻正在半公开地进行。我们订购的机车和机器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订购了。如果我们能够公开地进行谈判，我们一定要大量地增加订购。依靠工业我们就能取得许多成就，并且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取得这些成就，然而即使在很顺利的情况下，这个时期也得好些年，许多年。应该记住：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得到了和平，另一方面，历史教导我们，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用一系列的战争来解决。这个教训我们不会忘记。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不敢再进行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会不会长久，我们不能担保。必须作好准备，一旦情况稍有变化，帝国主义强盗就会重新向我们进攻。必须对这一点有所准备。因此，首先应该恢复经济，应该使它牢固地站稳脚跟。没有经济方面所需要的设备，没有从资本主义国家运来的机器，就不可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要能够恢复经济，就不惜让资本家得到一些额外的利润。应该使工人和农民的心情都象那些说自己不怕牺牲和困苦的非党农民的心情一样。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干涉的危险，并不从伤感的观点来看租让问题，而是把租让看成战争的继续，也就是说无情的斗争转到了另一个方面，同时他们还看到资产阶级可能一次再次地试图复辟从前的资本主义。这很好，这样我们就有了保证：监视和保护我们的利益，将不仅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事情，而且是每个工人和农民的事情。因此，我们相信，即使在执行租让合同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保护住我们的利益，决不让资本家政权复辟；我们一定能把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小于战争的危险，而这就会使战争难以再起，并使我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即在较少的年头内（但还是要好多年）恢复和发展我们的经济。
同志们，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我研究了要向你们报告的立法材料，认为现在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大多数措施和决议，都是和这项经济工作有关的局部的、详细的、往往是十分细小的措施。当然，你们并不希望我把这些措施一一列举出来。这是极其枯燥无味的。我只想提醒大家，我们把劳动战线提到第一位，这远不是第一次了。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918年4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57—260页。——编者注］。这是我们被迫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在经济上宰割俄国的时期，我们就因为这个具有极端掠夺性的条约而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那时有可能指望获得一个喘息时机，使我们有条件来恢复和平的经济工作（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喘息时机是十分短暂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刻在4月29日的决议中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一经济建设上去。这项决议并未撤销，它还是我们的法律，它使我们能够正确地估计下列情况：我们应怎样着手执行这项任务；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将工作进行到底，现在应该更加注意什么。
仔细看看这项决议就会知道，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早在1918年4月就已经完全明确地和十分坚决地提了出来。我们想起这件事情，就会说：温故而知新。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重复经济建设的这些基本道理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们还要重复好多次，但是请注意一下，1918年宣布的抽象原则和实际上已经开始的经济工作之间有多大区别。尽管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而且经常被打断，我们还是更加接近和更加具体地去实际安排经济任务。我们还要重复许多许多次。没有多次的重复，没有一定的后退，没有检查，没有个别修正，没有新办法，不尽力去说服落后的和毫无准备的人，那就不能进行建设。
目前政治形势的全部关键，就是我们正处在转折时期即过渡时期，正处在有着某些曲折的、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时期。这在以前也曾有过，但规模没有这样大。这势必会再一次提醒我们，苏维埃政权的一般政治任务是什么，这个转变的特点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无产阶级专政不怕实行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因为受资本主义压迫最深的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因为它实行强制是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并且它拥有以往任何一个阶级所没有过的强制手段和说服手段，虽然以往这些阶级进行宣传鼓动的物质条件比我们好得多。
如果提出总结我们三年经验的问题（因为在若干根本方面总结一年的经验是很困难的），如果给自己提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大得多的敌人这个问题，那必须回答说，这是由于在红军的组织中出色地实现了无产阶级对工人和劳动农民反对一切剥削者的联盟一贯而坚强的领导。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为什么大多数农民都那样乐意走这条路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绝大部分都不是党员，但是他们确信：除了拥护苏维埃政权，没有其他的出路。当然，不是书本、宣传，而是经验使他们确信这一点的。国内战争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这个联盟同小农经济的某些基本特点有较密切的关系），使他们确信这一点。对这些小私有者政党同地主、资本家结成联盟的体验，以及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的体验，都使农民群众确信：中间道路是不可能有的，苏维埃的光明磊落的政策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钢铁般的领导是拯救农民摆脱剥削和暴力的唯一手段。只是因为我们能够使农民确信这一点，我们以有力的说服为基础的强制政策，才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效。
现在我们应该记住，在转向劳动战线时，新的情况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的规模更大，这个任务和我们跟白卫分子作战时所面临的任务是一样的，当时工农群众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在其他国家的任何战争中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非党农民就象我方才引过他的话的阿尔扎马斯的那位农民一样，的确是根据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才确信剥削者是残酷无情的敌人，确信需要有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权来镇压他们。这样，我们就吸引了空前众多的人民来自觉地对待战争，积极支援战争。要使所有党员工人和非党工人，所有非党农民（农民大部分不是党员）都这样毫无例外地支持战争，了解战争，这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任何政治制度连十分之一也办不到。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强敌的基础。这里[77]证实了一条最深刻同时也是最简单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数就愈多，反过来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改造愈深刻，就愈要使人们关心这种改造并采取自觉的态度，就愈要使成百万成千万的人都确信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我们的革命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一切革命，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通过苏维埃政权发动了那些以前不关心国家建设的千百万人来积极参加这一建设。现在我们从这方面来谈谈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的问题，这些任务通过这个时期苏维埃政权的数十数百个专门决议已经向你们提了出来，劳动国防委员会十分之九的工作（这一点下面再谈）和人民委员会大概一半以上的工作都属于这些任务。我要谈的是关于经济任务的问题：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改造俄国经济的基础，改造小农经济的基础。这些任务要求把全体工会会员都吸收到这一崭新的事业中来，这种事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同他们完全无关的。现在提出一个问题：这方面是否具备战时那种迅速取得绝对胜利的条件，是否具备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条件。工会会员和多数非党群众是否确信我们必须采取新办法，必须实现经济建设的伟大任务呢？他们是否象以前确信必须为战争献出一切，为前线的胜利牺牲一切那样确信这一切呢？要是这样提出问题，你们一定会回答：毫无疑问，还没有。这方面他们确信的程度距离所要求的还远得很。
战争是千百年来尽人皆知、习以为常的事情。过去地主的野蛮残暴行为十分明显，很容易使人们相信，甚至使那些住在盛产粮食的边远地区而同工业极少联系的农民都相信，我们进行战争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几乎激起了每一个人的热情。现在要使农民群众和工会会员懂得这些任务，要使他们懂得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管资本主义的剥削几十年来已经多么根深蒂固也应当把它连根拔除——这就比较困难了。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工农群众而且只有我们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此外别无出路。我们现在落后于而且还将落后于资本主义列强；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我们就会被打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醒你们注意组织任务的重要性、劳动纪律、工会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因为没有其他的组织能团结这么广大的群众）等老生常谈的真理。我们不仅应该反复宣传这些老生常谈的真理，而且应该充分意识到，从军事任务向经济任务的转变已经到来了。
我们在军事方面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我们应该为在完成更困难的、需要大多数工农发挥热情和作出自我牺牲的任务方面夺取同样的胜利而作好准备。必须使千百万世世代代受奴役、受压迫、任何主动性都遭到压制的人们都确信这些新的任务；几百万工人参加了工会，但在政治上还是不自觉的，还不习惯于当家作主人；必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但不是为了反对政权，而是为了拥护和推行自己的工人政权的措施，把这些措施贯彻到底。这个转变是有困难的，仅从提法来看，这并不是一项新的任务。其实这是一项新的任务，因为现在经济任务第一次具有这样大的规模，我们应该意识到，应该记住，经济战线上的战争更困难、更持久；要在这条战线上获胜，必须使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变得主动、积极和忠诚。我们已获得的经济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因为群众已经深刻认识到，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都是由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宣布过很多次，但是还不够，所以我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一年来所实行的各项措施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立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生产宣传局[78]；使它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又创办了一些为生产服务的报纸，不仅把注意力转到生产宣传上去，而且把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组织起来。
组织全国范围的生产宣传的必要性，是由政治局势的一切特点决定的。这无论对工人阶级、工会或农民说来都是必要的；这是我们国家机构最必要的工作，可是我们还远没有充分利用国家机构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知道如何管理工业，如何使群众关心生产，我们在这方面的书本知识要比实际应用的多千百倍。我们必须使全体工会会员的利益同生产结合起来，使他们记住，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苏维埃俄国才能提前十年摆脱现在所处的悲惨境地和所忍受的饥寒。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任务，就会葬送一切，因为我们由于机构软弱无力，就只能退却，因为资本家在稍事养息之后随时都会重新挑起战争，而那时我们却不能继续打仗。那时我们就不能发挥我们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就会在这最后一战中被打垮。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迄今为止，一切革命、一切最伟大的革命的成败都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来决定的。我们的革命也是这种最伟大的革命。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阶段，应当准备迎接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所以必须做到战争一旦到来，我们就能够应付自如。因此，我们不应该放弃强制手段，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保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专政已经为农民群众和非党工人所了解，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并不害怕这个专政，他们不怕这个专政，他们把它看作靠山和支柱，也就是说，他们把它看作可以用来同地主和资本家对抗的东西，没有它就不能取得胜利。
这种认识、这种信念已经在农民群众对待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的态度上具体生动地体现出来，但是现在要使这种认识和信念转而在经济任务方面体现出来。也许这一转变不会立刻成功。也许，不经过某些动摇，不重犯松弛涣散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老毛病，是不会转变过来的。我们还必须更加紧张、更加努力地从事这项工作，牢牢记住我们一定能够说服非党农民和觉悟低的工会会员，因为真理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若不恢复经济生活，在战争第二阶段就不能战胜敌人，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让我们使千百万人更自觉地对待经济战线上的战争吧。这是中央生产宣传局的任务，这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任务，这是党的一切工作人员的任务，这是苏维埃政权所有一切机关的任务，这是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的任务，我们曾经靠宣传工作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因为我们的宣传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向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说真话，而其他人的宣传都向他们说假话。我们现在应该把我们的宣传工作转向更加困难的方面，即涉及工人在工厂中日常工作的方面，不管这种工作的条件多么困难，不管昨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和农民不信任政权的这种影响多么巨大。必须使工人和农民确信，如果不重新组合力量，不找到由国家实行联合的新形式，不找到与这种强制相联系的新形式，我们就不可能离开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崩溃的深渊，而我们已经开始离开这个深渊了。
同志们，我来谈一谈我们经济政策的某些情况和我们的经济任务，我认为它们足以说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所面临的整个转变。首先，我应当提一下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即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帮助农民经济的法案，这项法案已在今年12月14日刊登出来，这之前用电报向所有地方工作人员专门通报了法案的要点，说明了法案的实质。
应该立刻使这项法案在代表大会上、在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各部门的代表中得到详尽的讨论，各地同志根据本地经验（法案就是根据地方经验制定的）也有同感。现在大概已经没有哪一位同志对必须采取专门的和特别有力的援助措施（不仅是鼓励性措施，而且是强制性措施）来提高农业生产这一点表示怀疑。
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战争可以而且应该要求部分成年男子参加。而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要使我们共产党人和土地局的工作人员确信应当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这并不困难。我相信，在讨论提交你们审议的12月14日法案时，对于这一点不会发生丝毫原则上的分歧。必须懂得另外一种困难，说服非党农民的困难。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那就是不理解我们的任务，那就是三年来没有学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困苦的、有时是贫穷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纲领和进行我们的事业。在这里必须清楚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把在土地局工作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总结他们的经验，了解地方上已经做了哪些事情，并把这些加到中央将以国家机关的名义，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名义颁布的法案中去。我们希望能和你们一起来做好这件事情。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说服非党农民，因为他们是大多数，而只有提高这些本身积极主动的群众对于必须从事这一事业的认识，才能做到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农民经济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取得胜利，因此，必须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必须使每一个非党农民都明白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他们并没有白白度过这整整六个艰难困苦的年头。他们已经不同于战前的庄稼汉。他们遭受过严重的苦难，他们想得很多，忍受了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痛苦，这使他们忘记了许多旧的东西。我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懂得，决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应该按另一种方式生活，而我们应当赶快用我们的一切宣传手段、一切国家力量、一切教育、一切党的手段和力量来说服非党农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我希望你们会一致通过这一法案，当然，在通过时一定会作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奠定真正的基础。只有当我们说服了多数农民并且吸引他们参加这一事业的时候，农业问题法案才能象我们的政策那样巩固，因为正如库拉耶夫同志根据鞑靼共和国的经验在一篇文章中正确指出的，从事劳动的中农和贫苦农民是苏维埃政权的朋友，懒汉是它的敌人。这是一个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内容的真理，但它是不容置疑的，非常明显的，在任何村会和任何非党农民会议上，都能为绝大多数劳动农民所理解，并且会变成他们的信念。
同志们，这就是现在我们由战争时期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我要首先向你们强调的一点。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要能够实行国家强制，以便从采取最必要的最迫切的、农民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理解的措施入手，来发展农民经济。只要我们再能说服几百万对此没有准备的人，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把一切力量都用在这上面，并且设法使活跃而巩固的强制机关立足于说服并开展更大规模的说服工作，这样我们就会胜利地结束这一战局。克服农民群众中的守旧、无知和不信任等思想残余的战局现在开始了。在这方面用旧的办法是不能取胜的；如果用我们已学会的宣传、鼓动和有组织地诱导的办法，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们就不只是能通过法令，而且能设置机关，草拟公文，光发布命令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开春时的全部播种工作做得比过去好，使小农经济得到某种改善，即使是最起码的改善也好（说得愈谨慎愈好），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大规模地进行。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任务，十分重视非党农民，把三年来获得的全部本领、全部经验都用在这上面，那我们就能取得胜利。不取得这样的胜利，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并使农民领会这一点；希望同志们告诉 1000万至 1500万象阿尔扎马斯那位农民一样的非党农民，决不能无止境地忍受饥寒，不然我们在下一阶段的战争中就会被打倒。这是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在这方面，谁要是表现出丝毫的软弱、丝毫的松懈，谁就是工农政权的极大罪人，谁就是在帮助地主和资本家，而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近在咫尺，他们的军队正伺机而动，只要一发现我们虚弱，就会向我们扑过来。要使我们有力量，除了发展我们的农业和城市工业这个主要支柱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使非党农民确信必须这样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他们，在实际上给他们这种支援。
我们承认欠了农民的债。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我们应当偿还这笔债务，恢复了我们的工业以后，我们一定要偿还。但是，为了恢复工业，就需要有富余的农产品。因此，我们的农业问题法案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一定要达到实际的目标，而且在于它是苏维埃政权的几百个决定和法案的中心。
现在我来谈谈，为我们开始恢复俄国的经济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建设的基础是怎样在我国形成的。在这里我应当首先请你们把注意力从各人民委员部发给的或日内即将发给的一大堆报告转到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报告中的一个地方。每个人民委员部最近都会向你们提出一大堆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实际的总结材料，但是必须从中找出最重要的东西，以便取得即使是十分微小的成就；必须从中找出对于执行我们整个经济计划来说是基本的东西，以便恢复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工业。而这种基础之一，就是我们粮食征购工作的状况。在发给你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三年工作报告这本小册子里有一张图表，我只把其中的总计数字念一念，并且只念整数，因为数字念起来，特别是听起来很困难。这是每年征购的总计数。从1916年8月1日到1917年8月1日征购了32000万普特，下一年征购了5000万普特，接着的两年是 1亿普特和2亿普特。32000万、5000万、1亿和2亿这些数字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史，即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方面的工作的主要情况，并且为我们真正开始我们的建设准备了基础。革命前的32000万普特——这是一个最低的大概数，达不到这个数字，就不能开始建设。革命的头一年征购了5000万普特，饥饿、挨冻和贫困现象严重；第二年征购了1亿普特；第三年征购了2亿普特。每年增加1倍。根据斯维杰尔斯基昨天给我的材料看来，到 12月15日共有15500万普特。我们第一次站稳了脚跟，这中间经过了非同寻常的努力，克服了难以设想的困难，往往是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和南方不在我们手中的条件下来完成粮食供应任务的。现在，我们征购的粮食已经超过了 15000万普特，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任务。我们将掌握大约3亿普特粮食，可能更多一些，没有这么多粮食就不可能恢复国家的工业，就谈不到恢复运输业，更不可能去着手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这一伟大任务。任何一个工农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努力来收集这么多的粮食，保证产业工人有饭吃，保证把几万几十万工人安置到苏维埃政权所需要的地方去的话，那它就无法生存。办不到这一点，一切不过是空谈而已。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有了这些成就，有了这些粮食，就能着手恢复国民经济。我们知道，这些成就是以农民忍受巨大的困苦、饥饿和缺少饲料为代价而取得的，而这些困难可能还要增加。我们知道，旱年已使农民的贫困和苦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因此，我们便把上述法案中所列举的支援措施提到了首位。我们把这些粮食看作是恢复工业所必需的，看作是支援农民所必需的。没有这些粮食，国家政权就等于零。没有这些粮食，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除了我们决心要进行的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诱导方式，即实物奖励。实物奖励法令是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最重大的法令和决定之一。我们没有能立刻颁布这项法令。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从4月起作出了一连串的决定和决议，而这项法令只是到了我们在运输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弄到了50万普特粮食的时候才颁布的。50万普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你们大概已经看了昨天 《消息报》上登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这50万普特中已有 17万普特用掉了。正如你们看到的，所备的粮食并不可观，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走上我们将要继续走下去的那条道路。这证明我们在转而采取新的工作方法时，不仅是靠说服教育。光向农民和工人们说加强劳动纪律吧，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要帮助他们，要奖励那些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在劳动战线上仍然英勇奋斗的人。我们已经筹集了奖励粮，但是这些粮食的使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人民委员会多次指出，实际上实物奖励往往成了单纯的附加工资。在这方面还要加以详细研究。中央除了召开会议和颁布补充草案以外，还要进行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在地方上和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工作。国家不仅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且要用较好的生活条件来奖励优秀的工作人员，懂得这一点是不难的，要懂得这一点并不需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早就得到了非党工农群众的支持。我们只是需要更广泛地传播这种思想和更实际地在地方上进行这项工作。
现在我们再谈谈燃料问题，你们会从李可夫同志的提纲中看到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说明情况已经改善，不仅木柴方面有所改善，就是石油方面也有改善。现在，由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工人表现了巨大的热情，由于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由于有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委派的精明强干的领导人员，石油方面的情况很好，在燃料方面我们也开始自给了。由于派出了一个由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主席的全权委员会到顿巴斯去工作，我们每月从顿涅茨得到的煤已由2500万普特增加到5000万普特。该委员会决定，把有经验的负责工作人员派到那里去工作。现在已派皮达可夫同志到那里去领导。
由此可见，我们为了在燃料方面取得成就，采取了一些措施。顿涅茨煤田是最大的基地之一，现在已经由我们掌握。我们从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有关顿巴斯的决定。这些决定谈到，要把包括中央政权代表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有权威的高级委员会派到地方上去。我们必须加强地方工作，我认为，这些委员会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我们今后还要组织这样的委员会。我们必须抓一下我国工业的主要部门即燃料工业。
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泥炭在我国是蕴藏量非常丰富的一种燃料，但是过去由于开采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以忍受而无法加以利用。所以这种新方法将帮助我们战胜燃料荒，燃料荒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严重危险之一。如果我们依然用旧的经营方法，如果我们的工业和运输业不恢复，那么，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的泥炭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经帮助两位俄国工程师把这项新发明搞到底，他们已经使这种新方法差不多接近完成。总之，我们已经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将从经济上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有无限丰富的泥炭。但我们却不能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迫于饥饿才去做这种苦工，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不能派人去做这种苦工，如讲自愿，任何人都不会去做。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层。对下层它是不关心的。
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功推行的泥炭水力开采法，已使我们能够大量获得燃料，不必吸收受过训练的工人，因为用这种方法，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也可以工作。我们已经生产这种机器了，我个人建议代表同志们去看一看介绍泥炭开采工作的影片，这部片子在莫斯科已经放映过，现在可以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放映。它会使人们具体地了解什么是战胜燃料荒的一个基础。我们制造了采用新方法所需的机器，但是这些机器造得不好。我们已派人出国，虽然我们同国外的商品交换刚在作出安排，虽然我们的贸易往来是半公开的，但是派人出国仍然能帮助我们把这些由我国发明家设计的机器制造得很精良。这些机器的数量，泥炭总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将是衡量我们经济方面的一切成绩的尺度，因为不战胜燃料荒，就不能取得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在恢复运输业方面能否取得重大成就，也与此有关。
同时，你们已经从叶姆沙诺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我们在恢复运输业方面制定了一个为期多年的切实的计划。实现第 1042号命令[79]预计为五年，在五年当中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运输业，减少待修机车的数量；我要强调一下，提纲第九条指出我们已经把这个期限缩短了，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
预计要多年才能实现的大计划一订出来，往往会有一些怀疑分子出来说：我们哪能去预计许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坏了。同志们，必须善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运输工作的明显改进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提纲第九条的一个地方，那里说恢复运输业的期限原定为五年，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因为我们正在超额完成工作；期限现已确定为三年半。其他经济部门也应当这样工作。而这也就日益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实际的现实的任务。各地在注意科学实验和实践经验的同时，还应当不断地努力使计划完成得比原先规定的快，以便使群众看到，经验能够使我们缩短完全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漫长时期。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修配厂、每个机务段、每个部门都要改进业务，这样我们就能把期限缩短，而且我们也正在缩短。不要害怕为期多年的计划，没有这样的计划就不能恢复经济，各地要努力完成这些计划。
必须使经济计划按照既定部署完成，加快完成这些部署的应受到表扬和鼓励：群众不仅应当知道，并且还应当体会到，缩短饥饿、挨冻和穷困的时期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尽快完成我们的经济计划。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
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使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中心。我们已经着手实现这一任务，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提交你们审议。
你们要审议这一草案，我相信，这一草案经过必要的修改会被一致通过的。它的内容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却不小，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知道自己的地位并能把正在提到首位的经济工作全部统一起来的机构。
在代表大会以前出版的文献中，古谢夫同志的一本小册子也谈到了这一任务，附带提一下，他的这本小册子不象他以前那本小册子写得那样成功[80]。在这本小册子里有一个关于成立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十分庞大的计划，要把许多著名的工作人员调到该委员会去，其中我们看到有托洛茨基和李可夫的名字。我要指出，少作一些这样的空想吧。我们不能丢掉花了三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机构。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缺点，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详尽地谈到这些缺点。这个问题已经作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提到日程上了。我是指改进苏维埃机构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应当谨慎地工作，按照需要，根据实际经验来改变我们的机构。古谢夫同志讥笑我们提出的方案，说我们建议劳动国防委员会里增设一个农业人民委员部。不错，我们正是提出了这样的方案。在我们的方案中，劳动国防委员会占着不起眼的地位，它是一个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宪法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划分得不好；有时我们超出了范围，成了立法机关。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办法是，立刻把它们转给人民委员会。当必须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建设成一个更能统一经济政策的机构时，我们便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按立法程序确定这些关系。我们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划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占用很多人力来编纂法规，消耗大量纸张，最后还仍然不能保证我们不犯错误。
我们要采取另一种办法。有人认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几乎相当于人民委员会。我们不这样看。劳动国防委员会将是直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我们一定能消除大量的扯皮现象，使事情能办得更快。如果人民委员会有哪一位委员不满意，请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来，因为人民委员会在几小时内就可以召开。这样我们就会消除各主管部门之间互相扯皮的现象，并且使劳动国防委员会成为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机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它同真正制定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有关。现在的任务是把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我们为这个任务毕竟做了一点工作，这个任务已经酝酿两年了。因此，我提醒你们注意这项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法案，同时我相信，你们作了必要的补充后一定会批准这个法案，那时，统一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会进行得更顺利，更迅速，更果断，更坚决。
现在我来谈最后一点，即电气化的问题，它是作为一个特殊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的，你们就要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认为，我们是在一个大转变的时刻召开这次会议的，这个转变无论如何足以证明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取得巨大的成就。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为了真正转向经济建设事业，必须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首先树立这种风气，并且自上而下地在所有的苏维埃和团体中，在一切报纸上，在一切宣传鼓动机关内，在一切机构内部来树立这种风气。
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更多地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向他们学习，检查他们的工作，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的机关，而要变成检查经济成就的机关，变成我们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
你们将要听到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0年2月7日的决定建立的。2月2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签署了关于这一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的最后决定，首先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许多优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共 100多名，都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此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优秀力量参加。这一本书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工作成果，今天或明天就要分发给大家。我希望，你们不会被这本书吓倒。我认为，我不难使你们相信这本书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党纲，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已在一本篇幅不大但是极有价值的书中对它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是我们的任务表，是阶级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的说明。但是同时必须记住，现在是实际走上这条道路并且衡量它的实际效果的时候了。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没有电气化计划，我们就不能转入真正的建设。我们在谈到恢复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时，不能不谈到广泛的经济计划。我们必须有一定的计划；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计划。这个党纲不象我们的真正党纲那样，只有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才可以修改。不，这个纲领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里天天都会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张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我们在军事战线上进行过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当时使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精力增加十倍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意识到存在着危险。当时大家都在问：地主和资本家是否可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回答说：可能的。因此，我们百倍努力，我们全力以赴，终于取得了胜利。
如果提到经济战线，你们也会问：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回到俄国来？我们同“苏哈列夫卡”作过斗争。前几天，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把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场所封闭了。（鼓掌）“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但可怕的并不是已经被封闭的“苏哈列夫卡”。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过去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已经制定了国家电气化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我们的200位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拟订的。一个为期很长的、不下十年的计划制定好了，这个计划给我们开了一笔物资帐和资金帐。这个计划指出，为了实现电气化，我们需要多少万桶水泥和多少万块砖。为了实现电气化的任务，在资金方面估计要用10亿至12亿金卢布。你们知道，我们的黄金储备远远抵不上这个数字。同时我们所备的粮食也不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我所谈的计划，用租让的办法来抵这笔帐。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打算怎样在这个基础上计划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工作。
前不久，我在莫斯科省的边远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参加了一个农民的节日[81]，那里的农民已经用电灯照明了。在街头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个农民上台讲话，祝贺农民生活中的这件新事。他说，我们农民过去处在愚昧这种黑暗之中，可是现在我们这里有了光，有了“非自然的光，它将照亮我们农民的黑暗”。我个人对这些话并不感到惊奇。当然，对于非党农民群众来说，电灯光是“非自然的”光，但是对我们来说，非自然的却是农民和工人竟然在这种黑暗和穷困中，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这种黑暗是不能很快摆脱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使我们建成的每一座电站都真正成为教育的据点，都要对群众进行所谓电的教育。必须使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已有的几十座小电站关系到工业的恢复。我们现在有一个拟好的电气化计划，但是，完成这个计划却要好多年。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这方面也应当同执行我们第一批经济计划中恢复运输业的计划——第 1042号命令一样，这个计划原定五年完成，但是现在已经缩短到三年半，因为它正在超额完成。我们可能需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电气化计划，完成可以挖掉资本主义复辟老根的改造。这样的社会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将是空前未有的。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这个计划，并且缩短完成计划的期限。
我们第一次这样从事经济工作：除了一些工业部门的单独计划，例如运输业部门的计划，除了这些已经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的单独计划，我们还有为期多年的综合计划。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胜利。
但是应当知道和记住，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我们的委员会还将努力扫除文盲。同过去相比，委员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需要相比，那就做得很少。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能明确地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这个党纲应当成为各个学校必须讲授的主要课本。在这个党纲中，除了实现电气化的总计划，你们还会看到一些为俄国的每个地区制定的专门计划。每一个到地方上去的同志，都会得到他那一地区如何实现电气化，如何由黑暗转到正常生活的一定的规划。同志们，对于交给你们的一些条例可以并且应当在当地加以比较、研究和检验，并且在每个学校、每个小组里，使人们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不仅能用党纲上写的东西来回答，同时还能谈一谈怎样摆脱黑暗状态。
优秀的工作人员、经济专家已经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制定一项实现俄国电气化和恢复俄国经济的计划的任务。现在要努力使工人和农民知道这项任务多么伟大，多么艰难，应当从何着手，应当如何行动起来。
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点，如果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载于1921年《工人、农民、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28—1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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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党团会议讨论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时的讲话
（12月22日）
同志们，让我先谈发言人提出的一些意见，然后回答字条，至少是那些最重要的字条。在科尔济诺夫同志的批评中，有关工程师和农艺师的看法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必须加强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工程师和农艺师的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苏维埃政权也正在为此采取措施，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很快取得成效。即使这方面不会象实现电气化所需要的时间那么长，那也总得有几年时间才成。所以，科尔济诺夫的建议是不正确的，他说在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农艺师以前应当把一切事情都搁在一边。我们目前应当发现和使用优秀的农艺师，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会议，要求他们提出工作报告，这样来选拔那些勤勉可靠和学有所长的人。
科尔济诺夫同志是为反对而反对，他说本应早一点公布租让法令。可是，我们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的：事情一来，必须马上作出答复；我们的情况是：只要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没有意见分歧，就立即通过决定。如果租让法令是不正确的，那就应当提议撤销它，因为同万德利普商定的最主要的租让项目，最早也要在明年3月才能签订正式合同。
我们颁布这个法令的时候，我们的主要目的当时是，现在也仍然是尽快签订商务合同，吸引资本家接受租让。我在党团会议上作报告时，直率地谈过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我当时没有听到反对意见，因此，当伊格纳托夫同志硬要提出一点反对意见，说万德利普这件事情不妙，说我们没有弄清他的身分时，我感到吃惊。我读过副外贸人民委员的声明，其中说有关万德利普所代表的集团的情况已经查过，并得到国外证实，是确实无误的。万德利普本人说，在共和党的候选人执政以前，在新总统就职以前，不能签订合同，因为这个合同不能避开美国政府。
根据这项合同，要给美国政府提供军事基地。所以，即使这位华盛顿·万德利普（梁赞诺夫同志已经在打听有关他的一些与这件事丝毫无关的细节，这确实是梁赞诺夫常干的事）谁也不代表，简直就是一个骗子，也就是说，即使合同草案的目的是让合众国政府取得针对日本的海军基地，即使这样，我们也绝不可能受骗，因为在美国，共和党的代表确实将成为合众国总统。万德利普走后，我们将有可能彻底地评价这项商务合同。伊格纳托夫对我们在会上讲的东西简直漫不经心，他的全部批评丝毫没有价值。
科尔济诺夫同志说，关于波兰的问题，本应早一点打招呼。可是，那时的情况非常困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推进，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认为：尽管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我们转入进攻，还能得到许多东西。
在寇松发出7月11日的照会[82]，要求几天之内给予答复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召集党的会议并提出这个问题呢？而且任何一个同志都知道，假如我们能够在有利时机转入进攻战，那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这样做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这点上都不会出现任何反对派。我们所见到的反对派却正好是相反的，他们责怪我们的对外政策不够积极。至于说这方面有错误，那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现在来议论这些错误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我们还顾不上研究我们过去的活动。过一些时候，当文件和材料都收集起来了，那时我们才能充分估量我们的错误。因此，在科尔济诺夫同志的发言中，除了想表示反对的愿望之外，我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别的东西。往后只要条件对我们有利，我们还要同样地利用我们的胜利。只要党不加禁止，我们总是要转入进攻的。我认为，党，任何一个党员在任何一次会议上，都不会提议采取相反的政策。
至于古谢夫同志提的意见，我应当说：我认为我的错误是把有争议的内容写进正式的报告里面去了，因此，我已经提议从正式报告稿中删去这一部分，同时增加对苏维埃亚美尼亚的祝贺，而这一点是由于我的不可原谅的疏忽，忘记加进我的报告里去了。
古谢夫同志在这里说，我在炫耀自己的谦逊，这是没有根据的。问题绝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我们已经在较为切实认真地着手使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密切配合起来并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怕主观的计划。
古谢夫同志说，我没有全面地评论他的小册子。但是，要托洛茨基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放弃主管部门而参加还不成其为一个部门而要另建新机构的国防委员会，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不明白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三年之后怎么还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这里还得到支持。我无法表达我的困惑，这是极不严肃的，这意味着在一个地方把一个部门搞垮，又在别的地方把它建立起来。这意味着不了解我们的机构的情况。我不知道波波夫同志是否印好了他给我的那页材料。那上面有1920年调查结果的摘录。你们知道，这次调查进行得还令人满意，它将提供大量有关莫斯科的苏维埃职员人数的极有价值的材料。我们在1919年已经进行过一次这样的调查，现在我们有了更加完备的调查。根据调查材料，苏维埃职员不下23万人：在最重要的人民委员部里有3万人，甚至更多；在[83]莫斯科苏维埃里有7万人。你们想一想这些数字，考虑一下这些数字，那你们就会明白：如果你们一定要把一个有影响的、最有威望的、在他的主管部门建立了一定的工作作风的同志从这个部门抽调出来，而委派他去合并几个部门，那么，除去造成混乱外，还能得到什么结果呢。难道可以这样来理解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吗？这样做就是对工作抱极不严肃的态度，就是根本不考虑现实情况。我理解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但是我们没有在党纲中提出要消灭它。这不是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专门报告。
难道可以设想，大笔一挥，决定把在某一个最重要的主管部门内工作得很出色的一些同志调到劳动国防委员会，就可以建立一个权力不确定的、在经济方面不能起统一作用的新部门。当劳动国防委员会内实际提出什么是经济系统的和什么是非经济系统的这一问题时，不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说它是经济系统的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也说它是经济系统的人民委员部。可是难道进行经济工作可以没有卫生人民委员部吗？当然，当我们在经济改造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时，在改变经济基础的事业方面取得极大成就之后，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同非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的关系也许会改变。现在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象古谢夫那样轻率地对待本位主义，那是完全不正确的；附带提一下，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其他部分重复了以前那本小册子已经谈过的一些极好的想法。
我不准备谈梁赞诺夫的发言，因为加米涅夫已经对他的发言作了充分的批驳。我只提一点：梁赞诺夫和迷恋于他的坏榜样的古谢夫散布说，他们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也许是听我说过，我想在人民委员会里自杀——一个说是跳水自杀，另一个说是开枪自杀。如果有同志将来抓住我因过分疲劳可能说出的任何气话并迫使我到成千人面前来谈论这一点，那我认为，他们就会永远失去人们对他们发言严肃性的任何信任。（鼓掌）
很可能我们人民委员会有一大堆琐碎的事务，这是真的。既然马克西莫夫斯基利用这一点来表现自己反对派的立场，还专门加以强调，那么，我应当说，没有琐碎事务的国家机构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你们还没有说到中央委员会解决同政策有关的问题这件事。只要是执政党在管理国家，只要这个党必须解决有关各种任命的一切问题，你们便不能设想最重要的一些国家任命不由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来决定。归根到底，重要的并不在于由什么人来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难道中央委员会没有琐碎事务？有的是。常有这样的情况：赶着讨论了几十个问题，议事日程才算结束，这时不仅会说我真想跳水自杀，甚至还可能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我再说一遍，抓住我说的这种话非常容易，但是在这样的会上发言，利用这个问题造出一个反对派来，并且对琐碎事务横加指责，那是不严肃的。
如果我们试图在一般只规定原则的机关中分出一个解决琐碎的实际事务的机关，我们就会把事情搞糟，因为我们这样做就会使概括脱离事实，而概括一脱离事实就成了空想和不严肃的事情。中央委员会不能把问题分成原则的和琐碎的，因为每一件琐碎的事务都可能有原则的方面。
问题不在伊万·西多罗维奇，也不在西多尔·卡尔波维奇身上。问题不在把卡尔普安置在伊万的位置上或者把伊万安置在卡尔普的位置上。而如果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呢？如果伊万和卡尔普这两个人都是人民委员，那又该怎么办？中央委员会有书记处，有组织局，有政治局，最后还召开中央全会，甚至最琐碎、最枯燥、一连讨论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想去跳水自杀的这么一些问题都经常提交中央全会。但是，把问题分成琐碎的和原则的，就意味着根本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基础。同时，也不能说中央委员会把琐碎事务都堆在别的机构头上。目前，我们还不能改变宪法，还在自主地进行工作。如果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那在我们现有机构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即使中央委员会成了一个监督机关，即使根据总的分工，加里宁同志担负了监督鼓动工作和检查的责任，即使只要求他谈一点巡视和执行任务时的个人印象，那当然也不该因此就叫嚷什么所有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转到了中央委员会，或从中央委员会转到了人民委员会。这样说就会引起新的混乱，搞得一塌糊涂，而事情的实质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为了监督，为了否决某些问题，高级机关是必需的。
有人在这里谈论和抱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太多，尽管它是我们的最高机构，却过多地忙于纯属琐碎的事务。但我想问问所有在座的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完了我们这些工作的几十份记录？谁从头到尾看完过？显然谁也没有，因为枯燥得看不下去。我应当说，我们党的任何一个党员和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把最无关紧要的问题、最无关紧要的情况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类问题逐级上报，经过常务委员会等等，送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议。在劳动者受到最充分的共产主义再教育（这要经过几十年在彻底实现电气化之后才能做到）以前一直都会这样。我们在这方面不怕发生变化。
现在我来回答一些字条。敏金同志写道：
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是否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内出现的混乱现象，或者要把这留作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用？如果已经报告了，那么，为消除这种混乱采取了什么措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找了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他比我更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委派他去一个委员会工作，参加委员会的有谢列布里亚科夫、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列扎瓦等同志，这个委员会要采取措施改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因为我们的驻外代表得知这些关系远不是令人满意的。应我的请求，谢列布里亚科夫对敏金代表的字条，答复如下：“敏金同志说……”。（念）
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分委员会。玩反对派这种游戏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民委员部都存在丑恶现象。这里提到各种保证和某个人民委员部技术出版社的3万名职员不尽妥当，在某种意义上又很能说明问题，说明你们随时都能发现令人吃惊的丑恶现象。你们在红军的每个师里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然而我们的红军总是不断取得胜利。
全部问题在于应当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有责任进行纠正的机构提出，而不是在这个会上说上一通。梁赞诺夫同志听说某某同志如何如何，他既没有核实过，也不知道确切事实。对于此类问题我们在这个会上是无法收集确切的材料来加以证实的。这是民主集中制吗？不，这绝对不是民主，也绝对不是集中制，而是杂乱无章和制造混乱。申诉书应当送交党的机构。如果党的机构不负责任，它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
在交来的字条中间，应当注意一下裁减军队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将对这个问题作专门汇报，你们愿意今天就听，还是下次召开专门的党团会议再听，由你们决定。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设立了以托洛茨基和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专门的复员委员会后，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开始复员，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军事部门正在研究复员工作，你们将会得到确切的汇报。
能不能认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机关是一个过渡性的机关，它的任务只是把经济系统的各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这之后就会撤销？或者它是未来的统一的经济计划的基础？另外，劳动国防委员会在地方上依靠的是哪些机构？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我们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无益的。我们当前要做的是审查人民委员部的组织。人民委员会已经建立了组织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应当从各人民委员部担负的任务的角度来重新审查它们的机构，并相应地研究人员编制的问题。电气化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就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而成立另外的机构，这是行不通的。有关电气化的各种材料马上就要发给你们，劳动国防委员会要考虑对这些材料的审查意见和报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机关，靠了这个机关，不管搞得是坏是好，我们总是在工作和在完成我们所担负的任务。我们不打算在实际试验完成统一的经济计划以前，就忙于进行改革。这里应当七次量，一次裁。
租让远东的合同，将由我们还是由缓冲国来签订？不管由谁来签订，其原因是什么？
同志们，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有人问我们“是由你们还是由缓冲国”，而缓冲国的定义就很难下。一方面有个缓冲国，而另一方面有俄国共产党相应的一个局。缓冲国就是缓冲国，目的是等待时机，打败日本人。我不知道堪察加现在属于谁，实际上它现在属于日本人，我们要把它租给美国人，日本人是不满意的。人们向我们提出问题，人们重视我们的指示，没有人反对我们同万德利普谈判，党内任何派别的同志都不认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非要把它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和提交监察委员会审查不可。这是任何一个党员的权利，但没有人去行使这个权利。谁要是了解了把合同推迟到3月份签订的事实，谁就不会想急于行使他的这一权利。
鉴于要实行租让，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工会？你赞成组织农民工会，这是不是真的？
我应当说，党纲规定必须探索能把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的工会[84]的新形式。党纲提出了这个任务，我也不止一次说过，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力量完成这一任务，但放弃这个任务是不行的。不能只限于由这样弱小、还不能提供出色的工作人员的全俄农林工会去做工作。劳动农民、农民中的非富农部分正在平均化、均等化，正在联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程上撤销这一任务的。加强工会的工作，意味着不仅要把这一工作做到农村无产阶级身上去，还要做到全体劳动农民身上去。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在党纲中提出了任务，我们还会多次反复重申这个任务，努力使这一课题从各方面得到实际解决。对于这个问题，更多的我就谈不上了。
将来租让合同签订之后，工会自然将肩负特别重要的任务：检查、监督，还要同那些将在这些租让企业内工作的我们的工人建立联系。这项工作在实际上怎样展开，现时我不知道。现在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是不合理的，因为工会面临着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无疑需要工会的帮助，我们应当依[85]靠它。这在党纲中已经原则地说到了。由此可见，需要多么长期的斗争和多么有条不紊的工作。等我们有了材料，说明某个工人村已经安排了监督的工作而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在某一个街区、县等等地方却是另一种情况，当我们将来对这一切加以权衡时，我们的事情就会顺利起来，并且不仅仅老是谈论“鼓动用的马铃薯”，而且会发展到检查已经付诸实践的步骤和根据这些步骤采取已经显出成效的实际措施。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62—171页
5
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12月23日）
（鼓掌）同志们，我只对你们刚才听到的发言和声明稍微发表一些意见。在我收到的字条里，有一张字条表示怀疑并且问道，听取这样的声明和发言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有什么好处。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这种意见。有些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刚才宣读了自己的声明。毫无疑问，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些党派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也许现在是相当流行的言论）会引起什么后果，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决不是没有益处的。例如，可以看一看孟什维克党一位代表的议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该党某一部分人的议论。下面的情况是不能归咎于我们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到现在还保持着自己的名称，其实它们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集团，这些人常常互相倒过来倒过去，因而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点从代表大会所听到的他们的声明和发言中看得很清楚。
例如，有人责备我提出了关于即将到来的战争新阶段的新理论。我用不着追溯过去很久的事情来证明我讲的话有什么根据。我们刚刚打败了弗兰格尔，但是弗兰格尔的部队还盘踞在离我国国境不太远的地方等待时机。因此，谁要是忘记了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经常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就不会消除，谁要是忘记了这一点，谁就是忘记了我们的劳动共和国。有人说我们在进行秘密外交，说我们只应当进行防御战；当刀子一直还搁在我们脖子上的时候，当我们虽然提出了很多建议并作了空前未有的让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同我们签订和约的时候，对我们说这种话，就是重弹早已失掉了意义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老调。如果我们象有些人向我们建议的那样，对于这种经常疯狂地敌视我们的势力，发誓决不采取在军事战略方面可能成为进攻的行动，那我们不仅是傻瓜，而且是罪犯。可是，这些和平主义的言论和决议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它们导致的结果是：想把被敌人包围的苏维埃政权的手脚束缚住，听凭世界帝国主义强盗宰割。
后来有人谈到无产阶级的团结问题，说我们破坏团结，听到这种话不能不令人发笑。我们在国内听说过无产阶级的团结问题，并且现在已经真正看到，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热烈鼓掌）
随后，有人重弹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口号的老调，对我们大谈武装全体人民的问题，可是这个人民却正在激烈进行着最坚决的阶级斗争。
昨天我有机会参加了（可惜，时间不太长）我们代表大会的非党农民代表的一个非正式的小型会议[86]，从他们对农村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粮食、破产和贫困等问题的讨论中，我得到了很多东西。在这些讨论中最使我注意的是，贫苦农民即真正的劳动者同富农和懒汉之间的斗争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我国革命的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帮助农村最下层群众，广大的政治觉悟最低的人，广大的非党农民，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广泛的实践上提出了社会革命这个基本问题。现在，辽阔的苏维埃俄国各乡各村的人们都在探讨、争论并认识我们的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对谁有利；在最偏僻的角落里，到处都在探讨劳动农民和富农的问题。有时大家互相指责得很激烈，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了解和懂得，一定要帮助劳动农民站起来，一定要击败不自量力的富农的一切偷袭。
在农村里，在农民群众中，阶级斗争已经成为事实，而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这场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然[87]而，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某个特殊的“国际” 的一些领袖却出来给我们大谈武装人民的问题，使人感到自己仿佛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预备班的小学生。忘记全世界正在激烈进行的阶级斗争，就意味着不知不觉地在帮助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反对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我们敌人的口号是武装人民，而我们则主张武装阶级，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胜利的，并将永远获得胜利。（热烈鼓掌）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在这里对我们说，不召开特别的人民会议，我们怎么能够决定实行租让这种事情，并且质问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政策不把劳动平等放在第一位（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中，这种劳动平等叫作“劳动权力”，而在孟什维克的决议中则换了个说法，叫作城乡劳动者平等）。但是，这种侈谈“劳动权力”的论调不就是鼓吹工会要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而独立吗？现在整个西欧资产阶级的报刊，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正在为工会的这种“独立”担忧落泪。
马尔托夫出席了独立党人在哈雷召开的代表大会，他不受他所讨厌的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约束，在会上把他要说的一切都说出来了，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几天以后，马尔托夫的演说就象一盘美味在英国一家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刊物上和盘托出来了。这家刊物感激马尔托夫公民（不过英国是称呼先生的，不称呼公民），因为他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在我们遭到全世界攻击的情况下，发表这样的言论，如果不是协约国政策的一部分，又是什么呢？当然，你们可以说，这是表达你们关于劳动权力等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但是，我要再说一遍，事实上这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协约国政策的一部分。唐恩公民，假如这里有协约国的代理人，您的这篇发言明天就会送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去，印上几百万份，用您的发言来欺骗和迷惑一部分没有觉悟的欧洲工人。
唐恩公民认为我在讲到劳动纪律时只主张实行强制；社会革命党的一位代表说得比较确切，他说我是主张在说服的基础上实行强制。我们的全部政策清楚地回答了这一点。我们决不认为，我们的工作没有错误，但是，请您把这些错误给我们指出来，给我们指出一些其他的办法。可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听到过这些其他的办法。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说过：“这就是工农的贫困，而这就是摆脱这种贫困的办法。”没有，他们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们只是说，凡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强制的。是的，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唐恩公民，请问，您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一点呢？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请具体地回答：支持还是不支持？“两者都不是”。看见没有，他们只想谈论劳动权力，只想说我们侵犯农民的自由。可是这样的农民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难道在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中没有指明，农民就是劳动者，就是从事劳动的人吗？这样的农民我们是尊敬的，并且认为他们是工人的享有同等权利的兄弟。如果没有这样的农民，我们在执行苏维埃政策时就寸步难行。在我国的宪法里，劳动农民同工人有着兄弟盟约。但是，农民中还有其他分子，这就是那些组成千百万个“苏哈列夫卡”的分子。我希望任何会议，甚至非党的会议，都能详细地弄清楚这个问题。难道那些投机倒把的农民是劳动者的代表吗？这就是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部实质。农民、小业主和工人，这是不同的阶级，正象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的，只有在消灭了小经济基础和建立了新的大机器经济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消灭这些阶级之间的差别。这在经济上是必然的。而在这里发言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有气无力地嘟哝什么一切农民和工人的劳动平等。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而且在经济上是不正确的，已经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的。研究一下我们在西伯利亚和格鲁吉亚进行的革命，研究一下国际革命的经验，你们就会确信，这些侈谈劳动平等的漂亮言词全是谎话。这种言论是资产阶级实行的反对我们的政策，如此而已。
唐恩在这里说，似乎全俄肃反委员会办公室有一个文件规定，对孟什维克不实行十月大赦；唐恩公民竟由此得出结论，说全俄肃反委员会指导和统治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难道我们这些执掌政权的人能够相信这些话吗？难道在座的70—80％的共产党员会不知道全俄肃反委员会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捷尔任斯基同志领导的吗？难道会不知道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内有6名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吗？在这种情况下，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或它的执行机关指导和统治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这当然是不能设想的，这简直太可笑了。显然，这是毫无意义的，孟什维克党的代表在这里纯粹是玩弄花招。但我希望你们过几天看看西欧或美国任何一种发行 50万或 100万份的资产阶级报纸，那时你们一定会看到那上面用特大号字刊载着唐恩公民揭露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号施令、实行统治的消息。
载于1920年12月29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每日公报》第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72—177页 |
6
在俄共（布）党团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时的讲话[88]
（12月24日）
同志们，我先就对暴力问题的错误解释说几句话。为了指出这种错误，我把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三行记录[89]念一下。
反对使用暴力的这番话是由公社问题引起的。我认为，在这方面稍微使用一点暴力都是有害的。针对公社问题的这番话指出在建立公社工作中使用暴力是荒谬的，有人试图对这番话作解释，试图把它扯到关于说服和强制的整个问题上去。这显然牵强附会，是错误的。关于我们的法案和已经开始的交换意见，我必须说，我认为对问题过左的提法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在自称极左的汉诺夫同志的提案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和实事求是的东西。我认为施利希特尔同志的意见是最有害的，他建议不要把这个法案变成法令，而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次会议去通过。我们在人民委员会里竭力使这个法案尽快地具有最完备的形式，是为了让地方代表出席最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能够作出正式决定。我们担心的是，在地方上有来不及进行这个运动的危险。开展运动必须有工作细则。制定这些工作细则最少要两三个星期。施利希特尔在谈议程上的另一个问题，即关于省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时所提的意见是极其有害的。这个法案的实质在于：立即采取实际措施帮助所占比重最大的个体农民经济，这种帮助不仅是鼓励，而且要实行强制。
我必须说，法案里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谈的是什么措施。最重要的第 11条规定：省播种委员会[90]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和监督下可以颁布“关于机器耕地、改良牧场和播种工作的主要方法以及保持土壤天然肥力的方法的必须执行的规定”。这些必须执行的规定根据什么呢？法案接着指出，主要是根据勤劳的农民所应用的方法。哪些方法我们应当用法律加以规定呢？应当用法律加以规定的是人所共知的能改进农业的方法，应当使它们成为尽人皆知的方法。最后说：“禁止实行下列规定和要求：（1）足以从根本上破坏农民经济的规定和要求，即不是根据乡代表大会的建议或者在国家不能保证供应该地区以改良农具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下所执行的规定和要求；（2）中等富裕农户难于执行的要求；（3）带有冒险性的要求。”
这里有一位同志认为，奥新斯基同志的报告的缺点在于提出了过分实际的具体的指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在奥新斯基同志的报告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他完全抓住了要害，他希望你们讨论真正实际的问题——种子怎么办，决不允许把种子吃光。这在俄国欧洲部分恰恰比在容易做到令行禁止的最富饶的阿尔泰边疆区要困难得多。既然那里容易做到令行禁止，那就用下命令来取得实际的成就。那样的话，每个省的土地局——阿尔泰和其他省的土地局，都应得到极大的鼓励。
可惜在贫困得多的俄国欧洲部分各省，情况远不是这样。这里当前运动的整个任务，正象我们代表大会的整个任务一样，就是尽量不要泛泛而论地提出问题，而施利希特尔和另一些同志都要求我们这么做。我希望大家更加实际地切实地提问题，并且欢迎奥新斯基提出的工作方针。让我们来谈谈种子怎样办吧。人们会把种子吃光。必须抢救种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办更实际呢？必须把种子拿到公共仓库里去，同时应该向农民保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种子不会成为拖拉作风和不合理分配的牺牲品，而且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全面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由国家来保管。我们一定能使普通农民都相信这一点，因为这种需要是最明显的。如果有人反驳说，我们不能给瞿鲁巴干活，并把他说得象一头猛兽，那我们要说：“别开玩笑啦，直接回答问题吧，你们怎样来恢复工业呢？”你们供给农民农具吧。如果国家将充分掌握满足国家需要的一切必要的储备以及一切农具和技术工具，那就需要有日益增多的储备，而我们刚刚在争取获得这样的储备。因此，说在这里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任务混淆起来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全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指示人民委员会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采取专门措施来加强全俄农林工会的工作，这一点我并不反对。在这方面，这个工会是最重要的支柱，只有它才能把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真正主人的真正半无产者团结起来。我决不反对这一点。
然而，现在这个法案所提出的是另一个任务。现在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而个体农民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在最近不会有所改变，因此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不要作泛泛的议论，而应当谈一谈在这个春季（无论如何不能再晚）如何跨出切实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实事求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现在就要批准这个法案，因为法案已由人民委员会拟妥，此刻就可以作些适当修改，但是决不能拖延。
至于农具公有化的问题，你们更清楚，可以用国家名义制定哪些共同遵守的法规。我警告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已经有了使富裕农民的农具公有化的法令[91]。在能够顺利做到这一点的地方，这项法律的存在便保证了在这方面实行地方公有化的最充分的自由。但是，实施的方法远不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完全规定好了的；因此把这一点列入目的与此完全不同的法令中去，我们就有分散精力的危险，就不能把精力集中在首先要做而且要加紧去做的工作上。最好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最紧迫的工作上，即：无论如何要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种子，保证播种计划的完成，在劳动农民即贫苦农民和中农人数最多的地方开始大规模地推广已试验过的改进农业的措施。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现在我们制定这样的措施愈少愈好，因为稳步地实行少许措施，就可以使发展农业的整个工作走上正轨，使农民坚信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大，超过了我们能够做到的范围，那只会使我们在农民心目中威信扫地。如果有些省份在发布命令方面还可以再进一步，那也没有禁止这样做。法令上规定：要考虑到农民的经验，考虑到目前所能够征集到的耕畜和农具的数量。如果在一个省里还有农业所需要的农具，而且并未损坏，那么，在那里就会取得成绩。如果把这项法令推行到在这方面情况比较糟糕、农民又不能做到这一点的省份，那命令仍将是一纸空文，不会有什么成效，而农民不但不能了解走这条道路的重要性，反而会感到失望，这也就是今后使我最担心的一点，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从绝对必要的事情做起，也就是从保管种子做起。
现在我们来谈谈改进个体小农经济的一些完全可行的、我们应该立刻讨论并且加以详细讨论的措施，在这里要把它们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执行的规定，并且必须强制和严格地去执行，总之，经过多次讨论才决定的东西，务必付诸实施。我想建议现在就分成小组，不要等大会全体会议上作完报告才正式成立这些小组。现在就可以成立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今天就可以成立的这种非正式小组，是可以变成正式小组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工作拖延一天或半天，那就不对了。要知道，我们一共有2500名代表，我认为其中十分之一的代表，做了几年工作以后，实际上已经领会了这个问题。既然有250人，也就是说，每个农业区有25人以上，因为我们的共和国划分为9个农业区，我认为，有这么多代表，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讨论实际问题，讨论我们应当着手实行的那些具体措施。
究竟应当在哪些农业区采取和规定哪些改进农业的措施呢？有的农业区也许可以实行必须种足的办法；有的农业区，正如一位在春天才了解了阿尔泰省情况的同志所说的，也许已经有条件发布一项更果断的命令；还有的农业区，在农艺师和非党农民参加下，也许可以实行使耕地和耙地更适时的措施。我觉得，现在需要按各个地区划成的农业区来建立小组，因为不能在不同的农业区实行同一种措施；要用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来讨论法令没有直接提到的而在法案中又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法案规定：要用适当方式说服非党农民；即使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但是我们依靠现在正在开展并且将要以比过去大一百倍的规模和声势开展起来的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就能给每个农业区和每个省制定一些措施，为了使这些措施收到成效，我们还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作出不下于我们在实行粮食政策方面所作的那种努力。那时的任务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要求农民交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而现在则要求农民在自己的耕作方面作一些全国政权认为必要的改变。主要的是在确定这些改变时不要犯错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库拉耶夫同志具体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不这样做，而去议论集体化的总计划，去议论有时起了很坏作用的国营农场的作用，去议论对待征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这就意味着要使我们脱离直接的实际问题而向后倒退，去作泛泛的议论，这种议论或许也有好处，但是在颁布最重要的国家法令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是不会有好处的。要准备好这一步骤，必须很周密地考虑村苏维埃应该做哪些工作和起哪些作用。必须很慎重地考虑，现在村苏维埃主席是不是在农民中主要贯彻各种措施的人？是不是我们可以与之商讨问题的人？村苏维埃主席和协助委员会主席由一人担任是否有好处？我在这里要打个问号。我希望熟悉地方工作的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应当让协助委员会讨论一下哪些措施需要用法律加以规定。在讨论的时候用不着害怕非党人士。他们的一切建议我们都要加以斟酌，这样我们就会具体了解，谁拥护我们，谁反对我们。必须做到对每个乡和每个村都有清楚的了解。已经制定的要求是切实可行的，经过一定的努力，来年春天是可以办到的。我建议结束党团的会议。如果你们认为一般讨论已经结束，那就要按农业区成立小组，并且在这里在小组内立即开始讨论具有不同农业特点的各个农业区的问题。实际上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会保证法案获得成功。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78—184页 |
7
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就《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补充意见发表的讲话
（12月27日）
同志们，今天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党团通过的一项决定，即在关于农业的决议里谈到改进和奖励的那一条中删去“个体农民”这几个字的问题。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决定，并委托我加以说[92]明。（念决定）同志们，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全文。现在让我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决不能同意党团决定的理由。我们很清楚，并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特别强调，党团在作出不奖励个体农民的决定时的基本想法是担心我们会奖励富农，并希望首先把奖励村团、乡、集体（也就是奖励共同劳动，而不是个体劳动）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我们认为，这些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原则上都是没有异议的，是不容置疑的，从农民的角度看来是特别宝贵的，但不能因此就完全不奖励个体农民。
让我来谈一下这个法令产生过程中的一点情况。我对这个法令在我们人民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是相当注意观察的，并且应该说，来自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第一个草案，总的讲，指靠的是勤劳的农民。谢列达同志提出的那些建议，关键是认为指靠勤劳的农民是错误的，而应当指靠村团和集体。人民委员会，至少我是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在这种场合应当先问问地方上的人的意见，然后再斟酌是赞成还是反对。的确，我觉得不奖励个体农民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地方上有实践经验的人证实，可以而且应当把村团放在第一位，或许，这样做也是好的。由于这两种观点的斗争，人民委员会的法案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措辞：两种奖励都保留，并规定两者的一定比列。在进一步详细研究时又自然地提出了一种想法，在人民委员会中这种想法已经很明确，认为这是工作细则问题。因此，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工作细则应由农业人民委员部在明确指定的期限内拟好，取得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同意，并经人民委员会批准。批准工作细则的一般程序是由有关的一个人民委员签发。但这次例外，我们决定不仅要审查工作细则（两个人民委员参加），而且特别补充说：工作细则要送交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工作细则的关系十分重大。
同志们作了一些解释后，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你们决定不奖励个体农户。中央委员会懂得了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不要奖励得不公平，不要奖励了富农。很明显，富裕农民和富农的经营搞得最好；无疑，这种人在农村里仍然多得很，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怀疑。如果我们奖励精心经营的人，而不问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的，那么精心经营成绩最好的自然就是富农。所以，如果忽视经营上的改进是用什么代价达到的这个问题，那就会不公平地特别优待富农。如果用生产资料奖励富农，就是说用那些可以用来扩大经营的东西奖励富农，那么我们就会间接地——也许还不完全是间接地——成为发展富农经济的参与者；因为，在奖励勤劳的农民时，不考虑好的成绩是不是用富农手段获得的，而且还用生产资料这样的东西，也就是用得奖人可以拿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影响的东西来奖励他，那我们当然就不仅背离了土地政策的宗旨，而且背离了整个苏维埃政策的宗旨，还违背了支持劳动者的利益反对富农的利益这个基本原则。总而言之，这样干，我们确实是在从最根本上破坏整个苏维埃政策的原则和基础，而不仅是破坏整个土地政策的原则和基础。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奖励个体农民，那么，就请看看这样的例子吧：我们在工厂里奖励的就是工人个人，而工厂里劳动的集体化和社会化程度远比农业高。对待农民经济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国有2000万农户，农民的910，更可能为99％是单独的个体劳动；我们打算在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提高农民经济，而且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只有经过好多年的根本性技术改革以后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三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懂得怎样在农业中确保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得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我们明确地提出了这个已经制定好的标有发电站位置的计划，我们有最低纲领，即最近十年的纲领，但是在关于电气化的这本书里也提出了最高纲领，对今后许多年的巨大工程作了规划。现在我国有2000万个体农户，都是单个经营，并且也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经营；如果我们不通过奖励去提高他们的生产率，那就根本错了，那显然太过分了，是不愿看到我们应当加以考虑、应当作为依据的显而易见的现实。当然，如果通过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整个整个乡，整个整个村团的农户都发展起来，那最好不过了。但是现在可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正是应该考虑的。如果你们在地方工作中能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保持发展，能使整个村团或整个乡都发展起来，那好极了；那时，请把奖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们吧。然而，你们有成功的把握吗？这会不会是一个将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极其严重的错误的幻想呢？
所以，我们把中央决议的最后一部分交给你们，这一部分已作了一些加工整理或改动；根据实际工作者的意见，这些改动或许应写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以便由你们来决定这个问题，由你们来说：奖励个体农民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大家知道的三个条件。第一，首先奖励村团，其次用奖励剩下的东西奖励个体农民，这一点我们同意。第二条规定，不奖励采用富农手段取得经营成绩的那些个体农民，不要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只要取得经营成绩，便能受到奖励。不，如果某人取得了经营成绩，但使用了富农手段，不管是放债、利用工役，还是投机倒把（使用富农手段有时借助于规避法律的办法），如果某人哪怕使用了一点点富农手段取得经营成绩，那么，他就不能得到任何奖励。这就是第二条限制，它更加符合你们反对富农、支持从事劳动的中农和贫苦农民的原则观点。第三条限制是，奖励什么东西。可以奖给生产资料，即用来扩大和改进经营的东西——工具和机器；可以奖给消费品，即日常用来点缀家庭的东西，使家庭生活更美好的东西。我们说：“对个体农民只发给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吧，当然还要发奖章。”这次会上你们已经决定颁发劳动红旗勋章[93]。至于发给个体农民生产资料的品种和原则就是只发给不致被用作富农手段的东西。即使对最勤劳的农民，即使他丝毫也没有使用富农手段而取得了成绩，也一律不发给机器。不能发的原因是，机器本身的使用要求集体劳动，而一个农民得到机器后也无法一个人使用。
这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想法，根据这些想法我们请你们再一次审议一下你们的决定，交换一下意见，你们看是不是可以修改一下决定，在遵守上述三个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奖励个体农民。要是我们不通过这个决定，我们就可能达不到需要的结果，因为在一个疲惫、破产的国家里不付出特别的努力就不可能改善经营，而对特别勤劳的人则应该给予奖励。对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只要他没有使用富农手段，就应该给予奖励。所以我们认为，你们听完了这些意见以后，会同意在上述三个条件的限制之下实行奖励；为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三条限制的确是必需的。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85—1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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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对问题的答复
（12月27日）
在回答字条之前，应当明确地指出，在党团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没有正式的意见分歧。就前面几个人的发言我要说：我们考虑到同富农的斗争，通过了明确的决定，而你们连我们在三条补充意见中指出的斗争方法也没有提出。反对这些补充意见的同志们在这里讲了一些什么呢？实质上他们什么也没有讲。一位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同志[94]在这个会上发言说，还有富农，他们在发展；但是我们明确地讲：如果他们是富农，那他们就不能获得奖励。建议你们把这一点写进法令里去。此外，如果一个中农单干获得了改善，但是他可能利用这种改善变成富农，那么就禁止给他发奖。这里，究竟讲出了什么反对我们意见的理由呢？什么理由也没有讲出来。他们一再说，不应奖励富农。而我们是同意这一点的。
现在我回答递上来的字条。第一张字条：
（1）“勤劳的富农”和“勤劳的中农”的标准是什么？
（2）假定我们在这里能找到这个标准，制定出纲要，那我们又怎样才能在地方上，尤其是在那些至今还是富农在起领导作用的地方贯彻执行呢？
（3）是奖励整个集体，还是奖励个体农民，还是两者都奖励，界限怎么划？
第一，农民更懂得这点。如果法令上规定禁止奖励使用富农手段的人，那么这就比富农的概念更广。富农是指一贯使用富农手段的人，而个别的富农手段则几乎任何一个中农都在使用。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禁止发奖给富农，而且禁止发奖给任何一个使用富农手段的中农，而这些手段是五花八门的。不仅仅是象用五普特粮食[95]就多买一匹马这样粗鲁的手段。这样的富农，难道能给他发奖吗？为什么你们认为，农村里会忽视这样的事情呢？你们如果问，勤劳的富农和勤劳的中农的标准在哪里，那么在地方上人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打算制定这方面的法令，因为这意味着要写一大本书来叙述富农是怎样进行剥削的，而这些事情在地方上大家都很清楚。
第二，难道你们那里没有县的党委会，难道这样的事不通过村团？不通过乡土地局？不通过党支部？如果地方上没有进行斗争的支部，那又怎么谈得上同富农进行斗争呢？这个道理我不懂。
第三，法令中规定，首先奖励集体，其次奖励个体农民。界限将由每个县的党委会和地方上现有的一切其他机构较详细地来加以确定。
第二张字条：
在进行修改时，中央委员会是否把这种修改当作一个政治行动，以便使“勤劳的农民”感到发展农业和整个工业对他们有利，以便经过一定时期以后更容易实行共耕？如果可以的话，请回答。
首先，要向你们证实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应向非党农民保密的纯属政治性的东西。因此，我想，邀请非党群众到党团里来讨论这类问题，应当成为一种惯例，我认为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在党团里他们不决定问题，但为什么不可以同他们商量呢？我们的经济实践表明，应该由个体劳动走向集体劳动，但是当我们经过试验，明白走向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我们就不应该马虎大意，而应该懂得，走向是应当的，并且愈慢愈好。
第三张字条：
我觉得，必须向主张实行奖励村团的人指出，他们是否有足够数量的犁和其他工具奖励村团？如果没有，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这个理由是不对的。我们用作奖励的东西总的说来很少，而犁就更少，以致我们不能把犁这种生产工具发给个人，只能发给整个村团。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把犁发给那些为提高生产率作了很多努力的农民呢？可是，谁来决定，某个人是不是富农分子？应该听听下面群众说些什么。
下一张字条：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马上就在这张字条背面答复我以下的问题。按规定，我工作的斯塔夫罗波尔省圣克列斯托夫斯基县在 1920年12月 1日以前应交 1000万普特粮食。完成了320万普特。由于我们任务完成得少，正在加紧没收富农分子的财产，所以我再次请求答复，今后怎么办？是继续没收还是在万不得已时为了使经济不致遭到破坏才这样做？
这同我们所说的法令没有关系。以前你们怎么办的，现在还怎么办。只要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不违背你们的共产党员的良知，就放手地象过去一样干吧。
下一张字条：
怎样区分“勤劳的农民”和“勤劳的富农”这两个概念？
这在我们的法令里都有规定，如果你要在这里提问的话，那就是滥提问题。
下面有人问：
由什么人并且怎样确定（比如说在某一个村子里）谁是勤劳的农民呢？如果这件事由村子里选出的代表或特派员去做，那么他们就会滥用职权。
我已经指出过了，要让我们的党来参加这项工作，我们有贫苦农民委员会，在乌克兰有贫委会。
（1）请注意。1920年奖励了交售大麻的农民业主。结果，他们得到的纺织品多达 100俄尺，而农村的贫苦农民1920年却连一俄尺也没有得到。
（2）奖励个体农民的措施对联合为集体是一种阻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将巩固根基已经动摇的农业资本主义基础，这一点是不是注意到了？
同志们，你们知道，在我们这里个体农户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基础。这是不容争辩的，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我直截了当地说，可怕的并不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或者偷偷地在别的什么广场上搞的那个“苏哈列夫卡”，可怕的是盘踞在每一个个体农民心灵中的那个“苏哈列夫卡”。［注：见本卷第115、128页。——编者注］我们能在一年或者两年以内摆脱它吗？不能。而改善经营现在就应当进行。你们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们想从这一层一下子跳到顶上去；可是，我们说：这不行，要更谨慎、更稳步地前进。
接下去的问题是：
为什么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其他机构不拨食品奖励第三类重点工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是因为我们可用于奖励的食品实在太少了。
劳驾，请回答一下，对于奖励那些较富足的农民，即拥有自己耕种的大块土地的农民，俄共中央是怎么看的？同时，那些由于拥有的土地不多而无法施展自己本领的少地农民的情况将会怎样呢？
为什么有人占有大块土地？如果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村团和土地局不收回？因为别人无力耕种。如果他努力耕种这一大块地，那为什么要罚他呢？如果他采用富农的手段卖力干——就不给奖励；如果他占有土地不合理——就收回并分给其他那些要经营的人；不要仅仅因为某人土地多就攻击他。在俄国现在没有私有制，土地是由你们自己和村团分配的。在俄国有一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党委会和苏维埃机关如果看到了这一点而不采取任何措施，那就应当解散它们，而不是拒绝奖励人家。
最后两张字条。第一张：
法案的这一条要在乌克兰实行吗？
我认为要实行，但是很可惜，这个会上没有一个在乌克兰的贫苦农民委员会中工作过的同志发过言，所以我认为过早地结束辩论是一个大错误。
第二张字条：
如果党团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们还是不是合格的俄共党员？是不是我们在固执己见？
我引用一个文件来回答这张字条，这个文件叫作《俄国共产党章程》。在这个文件的第62条里说：“在自己内部生活和日常工作的问题上，党团有自主决定的权利。”［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99页。——编者注］就是说，党团的所有成员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凭良知，而不是按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表决。如果你们凭良知进行表决而作出了第二个反对中央委员会建议的决定，那么，我们就有义务严格按第 62条规定召集并且会立刻召集中央委员会开会，你们也派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样严肃的问题最好讨论两次或者三次，以便设法消除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事情就是这样，就应该这样处理。现在应当进行表决，这并不是因为党的最高机构发了指示，而是要看一看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是否被说服了。
在这里有人错误地认为，既然派列宁同志来做解释工作，那就
说明事情不妙。[96]这是不对的，因为党章已经明确地规定了你们的权利。这是一。其次，这个说法之所以不对，还因为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分歧，大家一致说：我们光想同富农作斗争，却忘记了分寸。现在我们提醒大家注意分寸。
中央委员会派了两个同志来，因为这两个中央委员参加草案讨论的次数比别人多一些，而且亲自参加了辩论。我曾研究过所有的草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研究过。所以就派了我们两个人。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0—195页
9
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草案
（12月27日）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听取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的报告，首先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其次向农业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特别是向俄罗斯电气化委员会表示谢意，感谢它们制定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代表大会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其他各人民委员部，完成这个计划的制定工作，并批准这个计划，而且务必在最短期间完成。
代表大会还责成政府并要求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最广泛地宣传这个计划，使最广大的城乡群众都了解这个计划。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毫无例外地都应当学习这个计划，每座电站和每个办得还可以的工厂和国营农场都应当成为介绍电和现代工业的中心，成为宣传电气化计划并且系统地讲解这个计划的中心。凡是具有足够的科学修养或实际经验的人都应当动员起来，宣传电气化计划和讲授对于了解电气化计划所需要的知识。
代表大会坚决相信，一切苏维埃机关、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工人和劳动农民都会鼓足干劲，不惜任何牺牲，不顾任何困难，坚决实现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6—197页 |
10
俄共（布）党团决议草案
（12月21日和29日之间）
责成俄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2月6日）召开以前做到：
（1）尽可能地熟悉电气化计划；
（2）采取各种措施，在各地尽可能广泛地详尽地研究各该地区的计划；
（3）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准备好实际建议，内容包括：
有关更广泛地使一切劳动者熟悉电气化计划的各种方法，以及有关各地立即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各种方法。
载于193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8页 |
11
对农业问题决议的补充
（12月27日）
奖励个体农民应当：
第一，与奖励整个村团和集体相比，摆在第二位；
第二，奖励和鼓励个体农民必须极其严格地遵守下列条件：个体农户经营成绩的取得丝毫未曾使用过富农手段；
第三，用奖章、个人消费品、家庭日用品等等奖励个体农民；用生产资料奖励个体农民则必须遵守下列条件：用作奖励的生产资料的品种和原则是，这些生产资料不致被业主用作变成富农的手段。[97]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2卷第199页 |
注释：
[63] 这是有关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2月22—29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537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72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809名。按党派区分，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284名，党的同情者67名，无党派人士98名，孟什维克8名，崩得分子8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党派的成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经济战线成为主要战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议程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俄罗斯电气化；恢复工业和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预先在俄共（布）党团会议上进行讨论。大会的工作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所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完全赞同政府工作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在列宁倡议下制定的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列宁起草的关于电气化报告的决议（见本卷第192—193页）。大会审议了人民委员会1920年12月14日通过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并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苏维埃建设的详尽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相互关系了调整。大会还批准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新条例，选举了由300名委员和10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95。
[64] 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的关于租让问题的报告。这次党团会议是在1920年12月21日晚，即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工作程序。会议还决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以及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帮助农民经济、关于改善中央与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和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等报告都要预先在党团会议上进行讨论。——95。
[65] 看来是指《阿穆尔真理报》编辑部为纪念日本侵略下的死难者于1920年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出版的文集《红色各各他》。各各他在耶路撒冷附近，传说是耶稣殉难的地方。——97。
[66] 1919年5月26日，协约国最高会议给亚·瓦·高尔察克一份由伍·威尔逊、戴·劳合－乔治、乔·邦·克列孟梭、维·埃·奥兰多和西园寺公望共同签署的照会，声明愿意承认高尔察克并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弹药的援助，以巩固他的“全俄执政者”的地位，但高尔察克必须履行下述条件：占领莫斯科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波兰和芬兰独立；俄国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高加索和外里海地区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则移交国际联盟处理，在此以前，承认这些地区自治，等等。高尔察克在复信中表示愿意接受协约国提出的一系列条件。7月12日，英、法、美、意四国对高尔察克的答复表示满意，并重申愿意援助高尔察克。——99。
[67] 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24日成立了关于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保加利亚、荷兰、德国、匈牙利、俄国、美国、奥地利等国共产党以及法国共产主义小组、瑞士社会党左派、爱尔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共11人。列宁参加了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讨论了列宁草拟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98—203页）。7月29日和30日，代表大会第六、七、八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报告和它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代表大会通过了提纲，并决定把所有的补充和修改意见交委员会审订。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的定稿在8月6日代表大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以绝对多数票（有两票反对）通过。——104。
[68]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是指1920年9月1—7日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高加索、中亚细亚、阿富汗、埃及、印度、伊朗、中国、朝鲜、叙利亚、土耳其、日本等37个民族的代表1891名，其中共产党员1273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东方各民族劳动者的任务、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土地问题、东方苏维埃问题以及组织问题等。大会同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根据这些决议通过了关于东方的苏维埃政权和关于土地问题这两个提纲。大会还发表了号召同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告东方各民族书和号召支持东方各民族解放运动的告欧洲、美洲和日本劳动者书。为了贯彻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大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下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列宁对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很高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56页）。——105。
[69] 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1920年1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60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106。
[70] 斯巴达克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107。
[71] 指1920年12月6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112。
[72] 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115。
[73] 根据俄共（布）中央全会1920年12月8日的决定，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2月召开。1921年1月，俄共（布）中央根据各地党组织的请求，决定将这次代表大会推迟到3月举行。——121。
[74] 1920年8月10日，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彼·尼·弗兰格尔为“南俄执政者”，并任命了驻弗兰格尔“政府”的外交代表。——130。
[75] 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是指1920年10月8日成立的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布哈拉原是16世纪在中亚建立的一个封建国家（布哈拉汗国），居民有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等，1868年被沙皇俄国征服，成为它的属国。1920年，在红军的援助下，布哈拉共产党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924年该共和国改称布哈拉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由于中亚细亚各苏维埃共和国重新划定国界，该共和国从1924年10月27日起不再存在，其领土分别划归新成立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三个苏维埃共和国。——132。
[76] 1921年2月26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俄罗斯联邦和波斯建立友好关系的条约。条约规定：沙皇政府同波斯以及第三国签订的有损于波斯主权的所有协定一概废除；沙皇俄国在波斯占有的租借地和财产全部归还波斯；苏维埃政府放弃对沙皇政府向波斯提供的贷款的一切权利。条约还规定：双方互不干涉内政，禁止在各自领土上建立或驻留旨在反对俄国或波斯的组织或团体；如遇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双方采取共同措施。——132。
[77] 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中的一个论点：“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139。
[78] 指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0年12月8日全体会议的决定建立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俄生产宣传局。全俄生产宣传局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职业教育总局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1921年1月2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了该局章程。章程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生产宣传机关的目的、任务和组织机构。全俄生产宣传局的职责是制定总的工作计划，领导和检查各机关的生产鼓动和宣传工作。——141。
[79] 第1042号命令是交通总管理局于1920年5月22日发布的。命令就修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期间被破坏的机车的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在四年半内（从1920年7月1日起）把待修机车的百分比从60％下降到20％。——151。
[80] 指谢·伊·古谢夫的小册子《统一的经济计划和统一的经济机关》。他以前的那本小册子，指《经济建设的当前问题（关于俄共中央的提纲）》。列宁1920年3月29日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给了这本小册子以肯定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86页）。——152。
[81] 1920年11月14日，列宁应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亚罗波列茨乡卡希诺村农民的邀请，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出席了当地农民修建的卡希诺电站的落成典礼。列宁同农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随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和电气化对国民经济的意义的讲话，并同参加群众大会的部分农民一起照了相。众大会上讲话的农民是德米特里·罗季昂诺夫。12月1日，列宁通过莉·亚·福季耶娃要到了他的讲话稿，准备在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引用。——157。
[82] 指192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乔·纳·寇松给苏维埃政府的照会。1920年夏，红军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击退了入侵的波兰军队。苏维埃军队不断发起进攻，几乎打到利沃夫和华沙。寇松的照会就是为了阻止红军继续推进、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波兰和弗兰格尔白卫军而发出的。照会要求红军停止进攻，不得越过协约国最高会议1919年所建议的波兰东部临时国界线，即所谓“寇松线”。照会要求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对弗兰格尔白卫军作战，并以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名义威胁说，如不接受照会提出的建议，就将以它们“拥有的一切手段”援助波兰。1920年7月17日，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的建议发出复照，坚决拒绝寇松的调停，主张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直接谈判。苏维埃政府对英国并吞克里木的企图表示抗议，提出只有在弗兰格尔及其军队立即完全投降的情况下，才能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160。
[83] 指当时由莫斯科苏维埃领导的一切行政、经济和文化机关的职员人数。——162。
[84] 关于这个问题，《俄国共产党（布）纲领》说：“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支部、贫苦农民组织、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8页）——167。
[85] 指《俄国共产党（布）纲领》的如下内容：“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5页）——168。
[86] 1920年12月22日列宁参加了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非党农民代表的非正式小型会议。这个会议是根据列宁的请求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组织召开的，内容是预先讨论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法案。列宁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并作了简要记录（见本卷第395—400页）。——170。
[87] 指在革命群众压力下退出了伯尔尼国际的各国中派社会党正在筹建的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在1921年2月22—27日举行的维也纳代表会议上成立，通称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正式名称是社会党国际联合会。参加这一组织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10多个中派社会党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弗·阿德勒任总书记。成立第二半国际的真正目的是阻碍广大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阿德勒、奥·鲍威尔、罗·格里姆、阿·克里斯平、让·龙格、尔·马尔托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口头上批评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上都执行机会主义的中派路线。1923年5月，在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第二半国际同伯尔尼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71。
[88] 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1920年12月24日上午举行的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预先讨论了人民委员会12月14日通过并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在党团会议讨论以后，法案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然后又由大会农业小组作了补充和修改。党团会议于12月25日和27日对农业小组修改后的法案又进行了讨论。经过这样认真细致的讨论以后，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通过了这个法案。——175。
[89] 列宁指的是他1919年3月23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的一句话：“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89页）——175。
[90] 播种委员会即扩大播种面积和改善土地耕作委员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规定：在省、县（区）、乡三级都设立这样的委员会；成员不多于5人，必须有农民代表参加。在村苏维埃之下设立改善农业生产的农民委员会，主席由村苏维埃主席兼任。——176。
[91] 指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月18日（31日）通过的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载于2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8号）。该法令第6条规定：非劳动户全部私有耕畜和农具视其作用分别无偿地转归县、省．州和联邦苏维埃的土地局支配。——178。
[92]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在讨论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时，决定删去有关奖励个体农民的条文。1920年12月27日中央全会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俄共（布）党团的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建议党团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全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其中规定了奖励个体农民的条件和原则（见本卷第195页）。全会还委托列宁就这一问题向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作报告。党团在听取了列宁的报告后，撤销了原来的决定。——181。
[93] 1920年12月28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劳动红旗勋章，以奖励在完成经济任务中在献身精神、首创精神、热爱劳动和组织纪律性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劳动者集体和公民个人。——184。
[94] 指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叶列敏。——186。
[95] 在讨论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报告（见本卷第181—185页）时，中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叶列敏为了证明富农总会想方设法夺走贫农手中的农具和马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坦波夫省科兹洛夫县饥饿的贫苦农民不得不把自己的马卖给富农来换取5普特粮食。——187。
[96]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作了报告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央全会的决议（见注88）需要用列宁的威信为之辩护，那么这不正说明决议中存在某些严重的缺点吗？列宁在这里回答了这个问题。——191。
[97] 关于奖励个体农民的条文于1920年11月27日由中央全会通过，并写进了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的决议》。——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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