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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7卷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19年11月18日） 同志们！可惜我没能参加你们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114]。因此，我只能谈谈总的基本的看法，我相信你们能够逐步运用这些看法和我们政策的基本原则来解决你们面临的各项任务和实际问题。 在我国，农村工作问题现在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因为在对无产阶级的工作方面，在团结无产阶级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两年中，共产党的政策不仅完全确定了下来，而且取得了十分牢靠的成果。起初，我们必须克服工人中间对于共同利益认识不足的现象，必须同个别的工团主义现象作斗争，当时某些工厂或某些工业部门的工人总是想把自己的利益、自己工厂的利益、自己那个产业的利益放在社会的利益之上。无论过去或现在，我们都必须同新的劳动组织方面纪律性不强的现象作斗争。我想，你们大家都还记得我们政策经历的几个大的阶段，那时我们把一批批的工人提拔到新的岗位上，使他们有可能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了解整个国家管理机构。现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和共产党的整个政策，都已经有了完备的确定的形式，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是正确的道路，顺着这条道路前进是完全有保证的。 至于农村工作，这里的困难无疑是很大的，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15]上，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充分地提出来了。我们在农村中的支柱，同城市中一样，只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只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饱受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人。当然，从工人夺得政权而使农民能够一下子扫除地主权力的时候起，他们就消灭了私有制，着手分土地，实现了最大的平等，从而大大改进了土地的经营，使它达到中等以上的水平。但是，我们显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在个体经济下，要保证每个农民有足够数量的种子、牲畜和工具，就需要大量的物资。此外，即使我们的工业在发展农业机器的生产上取得非凡的成绩，即使我们的愿望都能实现，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不难了解，使每个小农都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也是极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极端的分散；只有依靠共同的、劳动组合的、共耕的劳动才能走出帝国主义战争把我们驱入的绝境。 农民群众就其经济地位的实质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受压迫最深的，但又最不容易相信有急剧转折和转变的可能性。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给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对自己争得的东西特别小心。每个农民都知道，他所得到的成果还没有最后巩固起来，他的敌人——地主还没有消灭，不过是潜伏起来，在等待他的朋友国际资本强盗的援助。虽然国际资本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国际形势近来又大大好转，但只要清醒地考虑一下整个情况，我们就应当说，国际资本无疑地还比我们强。它已经不能直接进攻我们，因为它的翅膀已被砍掉。就在最近，这些老爷在欧洲资产阶级报刊上开始这样说了：“也许会在俄国陷进去，不如同它讲和吧。”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来讲和。我们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老爷们说过我们同意媾和，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确实是无法实现的了。 现在国际上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比我们强。农民也看得很清楚，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历次叛乱都是用欧美帝国主义者的钱搞起来的。农民群众也十分懂得，只要稍微软弱一点，就会遭到什么后果。只要好好地想一想地主资本家政权怎样威胁着他们，他们就会极忠实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了。苏维埃政权正一个月比一个月巩固，从前辛苦劳动、遭受剥削、饱尝地主资本家压迫之苦的农民的觉悟，也一个月比一个月提高。 富农当然是另一种情况，他们自己雇佣工人，放债生利，靠别人的劳动发财致富。他们大多数站在资本家方面，对已经发生的变革不满。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我们还得对这部分农民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可是，在受尽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农民和自己剥削别人的农民之间，还有中农群众。我们的最困难的任务就在这里。社会主义者总是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会提出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工人阶级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期望共产党员同志细心地、自觉地好好对待这一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不要企图一下子就解决问题。 中农无疑是习惯于个体经营的。他们是私有者农民，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虽然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但他们仍然是私有者，主要因为这部分农民还有粮食。中农生产的粮食超过自己的需要，因此，他们有余粮，成了挨饿的工人的剥削者。基本的任务和基本的矛盾就在这里。作为劳动者的农民，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受过资本主义压迫，他们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但是作为握有余粮的私有者的农民，他们是习惯于把余粮看作可以自由出卖的私产的。在饥饿的国家里出卖余粮，这就成了投机者，成了剥削者，因为挨饿的人要拿出他所有的一切来购买粮食。这里就展开了最艰巨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大家，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特别是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非常细心非常审慎地对待问题，处理问题。 我们经常说，我们不想强迫中农接受社会主义，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也完全肯定这一点。选举加里宁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是出于如下的考虑：我们应当使苏维埃政权直接与农民接近。由于加里宁同志，农村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农民无疑地有可能去同苏维埃政权发生更直接的关系，去找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加里宁同志。因此，我们对中农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强迫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应当使他们理解这一点，应当善于用农民最容易懂的语言说明这一点。这里只能用实例，只能用公共经济办得很成功的例子。而为了提供劳动组合的、共耕的劳动实例，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把这种经济组织得很成功。近两年来，建立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的工作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冷静地观察一下事实，我们应当说，去建立公社、去从事农业的许多同志，对于农民生活经济条件的知识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纠正由于急躁冒进、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对而造成的大量错误。以前的剥削者即过去的地主也往往钻进国营农场。他们的权力在当地被推翻了，但他们本人并没有消灭。应当把他们从那里赶走，或者把他们置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面临着这个任务。你们已听说红军获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红军中有几万名旧时的上校和其他军官。如果不任用他们，不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我们就不能建立起军队。尽管有一些军事专家叛变，我们仍然打垮了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红军中有共产党支部，它们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数不多的军官被这种环境所包围，受到共产党员的巨大压力，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就逃不出我们用来包围他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和宣传网。 没有丰富的知识、技术和文化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而这些东西都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应当使他们感到周围的同志式的关系和共产主义的工作精神，要做到让他们同工农政权一起前进。 农民中间常常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甚至完全否定国营农场，不要国营农场，说那里都是些旧的剥削者。我们说：不对，假若你们自己不会按新的方式经营农场，那就得使用旧的专家，不然就不能摆脱贫困。他们中间如果有人违犯苏维埃政权的法令，我们就要象在红军中那样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抓起来；这个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是一个无情的斗争。但是，我们可以迫使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按我们的方式工作。 这个任务是困难而复杂的，一下子是不能解决的。这里需要自觉地遵守工作纪律，需要同农民接近；必须向他们表明，我们知道国营农场中一切违法乱纪的情形，但是，我们说，应当使科学技术人才为公共经济服务，因为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而且我们也要象在红军中那样行动：我们被打败100次，但在第101次我们会战胜所有的人。为此就须要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地进行农村工作，象在红军中、在其他经济部门中那样一丝不苟地进行工作。我们将慢慢地坚持不渝地向农民证明公共经济的优越性。 这就是我们在国营农场应当进行的斗争，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这就是真正地最终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办法。只要多数中农看到，他们不同工人结成联盟就是帮助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只要多数中农看到，世界上跟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在一起的只有那些仇视苏维埃俄国并将在多年内一再企图恢复自己权力的资本家，——只要他们看到这一切，那么，连他们中间最落后的人都会明白：或者是同革命工人结成联盟走向完全的解放，或者是稍微有些动摇而使我们的敌人、昔日的剥削者资本家占上风。战胜邓尼金还不是最后消灭资本家。我们大家应当懂得这一点。我们深深知道，他们还会一次一次地来试图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因此，农民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应当帮助工人，不然最小的动摇也会使地主和资本家取得胜利。让农民懂得这个道理，是我们首要的基本的任务。靠自己劳动过活的农民是苏维埃政权忠实的同盟者，工人对这样的农民是平等看待的，工人政权为了他们将做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工农政权将不惜任何牺牲来满足这种农民的需要。 但是，因有余粮而进行剥削的农民却是我们的敌人。国家的义务是必须满足挨饿的本国的基本需要。但农民远非全都懂得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对国家犯罪。农民按习惯照例这样说：“粮食是我生产的，这是我自己的产品，我就有权利出卖。”而我们说，这是对国家犯罪。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利用粮食发财致富，也就是回到旧的资本主义去，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要进行斗争。 在过渡时期，我们实行国家收购制和余粮收集制。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贫困和饥饿。极大多数工人由于粮食分配不当而过着困苦的日子，要使分配得当，就需要农民严格地、诚实地、无条件地执行国家的余粮收集制。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不会作任何让步。这不是工人政权同农民斗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存亡的问题。我们现在不能给农民商品，因为没有燃料，铁路中断。首先要使农民不是按黑市价格而是按固定价格贷给工人粮食，使工人能够恢复生产。如果是某个工人在身边快要饿死了，那每个农民都会同意这样做的。但是几百万工人在挨饿，他们就想不通了，投机的旧习惯就占上风了。 同这些习惯作长期而顽强的斗争，进行宣传鼓动和解释工作，检查做过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对农民的政策。 尽力支持劳动农民，平等地对待他们，丝毫不用强力逼迫他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不断地同投机倒把、破坏经济的现象作斗争。 我们开始建立红军的时候，红军是一些分散的单独的游击小组。由于缺乏纪律和团结，付出过很多不必要的牺牲，但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百万红军。既然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两年内，在艰难困苦而危险的军事方面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更有信心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获得同样的成就。 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解决这个极困难的任务——工人正确地对待农民、实行正确的粮食政策的任务，我们在这方面也一定会取得象在前线取得的那种胜利。
注释： [114]指1919年11月1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召集的，有各省（除奥伦堡、乌拉尔、顿河三个州和奥廖尔、沃罗涅日、阿斯特拉罕、阿尔汉格尔斯克四个省以外）、许多县和一些乡的党委会的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交流党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制定加强农村工作的实际措施。会议的议程包括各地方的报告、关于组织问题以及关于农村妇女和农村青年工作、关于农村文化教育工作、关于农民报纸和对农村的书刊供应、关于农村征收党员周等问题。 在组织问题上，会议同意俄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条例，认为必须造就专门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党员干部。会议对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农村工作给俄共（布）省、县、乡党委的指示草案》略加修改，予以通过。会议指出必须吸引妇女参加国家建设各部门的工作、吸收广大农民青年群众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了举行农村征收党员周的决定，对召开各种非党代表会议的做法表示赞同。 列宁出席了11月18日的会议并讲了话。他在讲话的开头向与会代表热烈祝贺红军部队解放库尔斯克市。——305。 [115]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23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30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共代表313766名党员。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纲领；共产国际的建立；军事状况和军事政策；农村工作；组织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讨论并通过新党纲。就党纲问题作报告的除代表多数派的列宁外，还有代表少数派的尼·伊·布哈林。布哈林提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的条文从纲领中删去，而只限于论述纯粹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布哈林和格·列·皮达可夫还提议把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从党纲中删去。列宁批判了他们的这些错误观点。党纲草案经纲领委员会审订后由代表大会批准。 代表大会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列宁论证了党对中农的新政策，即在依靠贫苦农民、对富农斗争并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工人阶级与中农建立牢固的联盟的政策。早在1918年11月底列宁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 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关于军事状况问题、关于党的军事政策问题、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大会上，“军事反对派”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他们维护游击主义残余，否认吸收旧的军事专家的必要性，反对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在会上发言的大多数代表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同时也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轻视军队中党的领导的行为以及他的独裁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列宁的论点制定的军事问题决议。 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反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集团，这个集团否认党在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主张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起来。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建党原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全部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