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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7卷 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 （1919年10月10日） 我们极少得到国外的消息。帝国主义野兽正以全力实行封锁，世界列强正对我们横施暴力，以图恢复剥削者的政权。俄国资本家和全世界资本家对我们所怀的这种野兽般的凶狠，自然是用空谈“民主”的崇高意义掩盖着的！剥削者营垒总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冒充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资产者，直到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卡尔·考茨基这班老爷和德国“独立”（即对革命无产阶级独立但对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却是依赖的）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跟着这个营垒随声附和。 但是，我们在俄国得到的国外消息愈少，看到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普遍取得巨大成就，看到工人群众同腐朽的叛变的领袖们（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已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决裂取得进展，我们就愈觉得高兴。 关于意大利的党，我们只知道它的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这样，意大利社会党就真正参加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了，虽然它还令人遗憾地保留着旧名称。向意大利工人及其政党致热烈的敬礼！ 关于法国，我们只知道巴黎一地就有两种共产主义的报纸，即雷蒙·佩里卡主编的《国际报》和乔治·昂克蒂尔主编的《禁名报》。已经有很多无产阶级的组织加入了第三国际。工人群众无疑是同情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 关于德国的共产党人，我们只知道在很多城市中有了共产主义的报纸。这些报纸往往取名为《红旗报》。柏林的《红旗报》[89]是秘密出版的，它同刽子手谢德曼—诺斯克之流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用自己的行动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正象“独立党人”用自己的言论和“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向资产阶级逢迎献媚一样。 柏林的共产党人报纸《红旗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德国终于有了不顾一切迫害、在优秀领袖遭到卑鄙杀害后始终坚定不屈的正直而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终于有了进行英勇的堪称真正“革命”的斗争的工人共产党员！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内部终于成长出了一种把“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口号当作真理的力量！ 向德国共产党人致敬！ 谢德曼之流、考茨基之流、伦纳之流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这些老爷们也许在个人的诚实程度上彼此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同样是小资产者，同样是最可耻地背叛和出卖社会主义事业而维护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在1912年就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共同草拟了并签署了巴塞尔宣言，他们当时都高谈“无产阶级革命”，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抱着小市民共和幻想，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骑士，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帮凶。 接连不断的疯狂迫害锻炼了德国共产党人。现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这正证明他们的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证明共产主义在工人群众深处日益增长的力量。他们遭受着反革命资产者及其奴仆谢德曼—诺斯克之流疯狂的迫害，因而不得不保持秘密状态，对于这样一个运动来说，分散性是不可避免的。 运动发展得如此迅速，又遭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因而产生了很尖锐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 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在他们的《前进报》和《自由报》[90]上，对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吧。这些腐败的市侩主义的英雄只能靠讥笑共产党人来掩盖自己的腐朽。但是，如果谈到问题的实质，那只有瞎子才会到现在还看不见事实真相。这个事实真相就是，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极其可耻地出卖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背叛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真正地站到反革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亨利希·劳芬贝格在他的《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之间》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非常有力地、鲜明生动地、令人信服地指出了并证明了这一点。有些政党只剩下没有群众的领袖、没有军队的将军因而处于瓦解和死亡之中，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内部的意见分歧正是这些政党的意见分歧。至于群众离开谢德曼派跑到考茨基派那边去，那是由于考茨基派中有左翼（这可从任何一篇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看出来），可是这个左翼毫无原则，畏首畏尾，它企图把小资产阶级关于议会民主制的陈旧偏见，同共产党人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 腐朽的“独立党人”领袖在群众的压力下口头上承认这一切，实际上他们仍旧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旧是马克思无情地嘲笑过斥责过的路易·勃朗和1848年的其他笨蛋那样的“社会主义者”。 这些分歧才是真正不可调和的。这班市侩同1848年的市侩一样，崇拜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懂得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在这些市侩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是不可能有和平的。他们双方是不可能合作共事的。哈阿兹和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可以无休止地兜圈子，连篇累牍地写文章，无止境地发表演说，但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实际上暴露出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一窍不通，他们实际上是市侩民主派，是路易·勃朗和赖德律－洛兰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实际上至多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弄不好就成为直接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奴才。 “独立党人”、考茨基派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表面上是统一的政党，实际上这些党的党员群众在基本的、最主要的、最本质的问题上同他们的领袖们都是不一致的。只要新的危机一到来，群众就会去进行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领袖们”将和现在一样，仍旧是反革命分子。在口头上脚踏两只船是不难的，德国的希法亭和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就表明自己是精通这门崇高艺术的典范。 但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那些把不能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的人是会成为肥皂泡的。1848年所有的“社会主义”英雄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亲兄弟即1917—1919年的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表明了这一点，伯尔尼国际即黄色第二国际所有的骑士也正在表明这一点。 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则属于另一类，只有不愿意看的人才看不到这里的根本差别。这是急速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间的意见分歧。这是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共同的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这个基础就是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承认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进行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在这种基础上的意见分歧并不可怕，因为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而不是老年人的衰颓。这种意见分歧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不止一次，它还由于这类意见分歧有过小小的分裂。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它把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绝大多数劳动者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德国共产党人也会是这样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还在谈论一般“民主”，他们还沉溺于1848年的思想，他们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路易·勃朗之流。他们一谈到“多数”时，总以为选票的平等就是被剥削者同剥削者平等，工人同资本家平等，穷人同富人平等，饥饿者同饱食者平等。 在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看来，善良、诚实、高尚、和气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利用过财富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官僚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压迫，而真正是“按多数”来决定事情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一半是由于虚伪，一半是由于几十年从事改良主义活动所养成的极端愚蠢）替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行粉饰，硬说资本家在决定国家大事时是按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按资本的意志，也没有用富人对穷人采取的欺骗、压迫和暴力等手段。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准备“承认”无产阶级革命，但先必须在保存资本和财富的力量、权力、压迫和特权的条件下有多数人投票（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主持选举的情况下）“赞成革命”！！这种观点所暴露出来的市侩式的极端愚蠢，这种对资本家、资产阶级、将军、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的市侩式的极端轻信态度（Vertrauensduselei），真令人难以想象。 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才始终是伪善的，它把形式上的平等叫作“民主”，实际上却用无数欺骗、压迫等手段来蹂躏穷人、劳动者、小农和工人。帝国主义战争（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曾无耻地对它进行粉饰）向千百万人揭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资本压迫、免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暴力和免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达到实际生活中的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平等和民主，经济现实中的而不是政治空谈中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不懂这个道理，因此就成了卑鄙的社会主义叛徒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辩护士。 ※ ※ ※ 考茨基党（或“独立”党）由于它的大多数革命的党员群众和反革命的“领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正在灭亡，而且必然很快就会瓦解和灭亡。 共产党正在经历着实质上是布尔什维主义也经历过的那种意见分歧，它一定会从中壮大起来和得到锻炼。 根据我的判断，德国共产党人中间的意见分歧，可归结为“利用合法机会”（1910—1913年间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么说）的问题，即是否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弄得面目全非的“企业委员会法”（Betriebsratgesetz）的问题，是参加还是抵制这一类机关的问题。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和1910—1912年间所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许多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只是表现出革命经验不足而已。如果他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就不会把抵制说得这样绝对，就不会在有些时候犯工团主义的错误。 这是成长过程中的毛病。这种毛病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消失，而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着。对于这些明显的错误当然必须公开进行斗争，但尽量不要去夸大意见分歧，因为大家都应当很清楚，在不久的将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是一定会使大部分的这种意见分歧消除的。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或者从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的（列金式的、龚帕斯式的等等）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最反动的工人“委员会”等等，都是绝对错误的。 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在某个国家中，抵制是正确的。例如，1905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沙皇杜马就是正确的。然而，同样是布尔什维克，却参加了1917年那个反动得多的、公然反对革命的杜马。1917年，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选举，而在1918年，我们却解散了立宪会议，使市侩民主派、考茨基之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叛徒大吃一惊。我们参加过最反动的纯粹孟什维克的工会，这种工会就其反革命性说来，丝毫不比德国最卑鄙最反动的列金派工会逊色。甚至在我们取得国家政权两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没有结束对残存的孟什维克工会（即谢德曼派、考茨基派、龚帕斯派等等的工会）的斗争。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某些地方或某些行业中有多么巨大！ 从前我们在苏维埃、在工会以及在合作社中都是少数。经过长期的努力和长期的斗争（在夺得政权以前和以后），我们才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后来又在非工人组织中，再后又在小农组织中，获得了多数。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先应当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在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投票来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而且无产阶级很清楚，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使推翻资产阶级获得成功，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议会迷和现代的路易·勃朗之流，“要求”必须进行投票，必须进行由资产阶级主持的投票，来判断大多数劳动者是否同情革命。但这是书呆子、头脑僵化的人或者狡猾的骗子的见解。 现实生活，即实际的革命的历史表明，“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不能靠什么投票来证明（更不用说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的条件下由剥削者主持进行的投票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往往根本不是由投票来证明，而是由许多政党中的一个政党的成长或由这个党在工人委员会中的党员人数的增多来证明，或者由一次因某种原因具有重大意义的罢工的胜利来证明，或者由国内战争的胜利来证明，如此等等。 例如，我国革命的历史证明，辽阔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大多数劳动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情，这不是由投票显示出来的，而是由沙皇将军高尔察克统治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一年的实践显示出来的。而高尔察克政权同样是以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用俄国的说法就是拥护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权开始的，正象现在德国的哈阿兹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用他们的“联合”来给冯·哥尔茨政权或鲁登道夫政权开路、打掩护和装饰门面一样。附带说一句，哈阿兹和谢德曼在政府中的联合已经结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在政治上的联合还存在。考茨基的书、施坦普费尔在《前进报》上的文章、考茨基派和谢德曼派议论他们“联合”的文章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对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这种同情和支持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并不是由投票决定的，而是经过长时期困难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争得的。无产阶级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为争取他们的支持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并不以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而告结束。在夺得政权之后，这种斗争仍旧继续着，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俄国革命时的形势非常有利于无产阶级（为本阶级专政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全体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全体农民都希望推翻地主的政权，并且已被社会主义的叛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考茨基派的”政策激怒了。 在俄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形势非常有利，即使当时整个无产阶级、整个军队和全体农民都立刻很好地团结起来了，即使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在实行专政时为争取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和支持而进行的斗争，也花了很多时间。经过两年，这个斗争差不多才算结束，但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获得胜利。在两年中间，我们只是完全获得了大俄罗斯（包括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绝大多数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同情和支持，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大多数乌克兰劳动农民（不是剥削的农民）的同情和支持。协约国的军事力量可能摧毁我们（但终究摧毁不了我们），可是在俄国国内，我们现在却得到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坚决赞助，这表明世界上还没有比俄国更民主的国家。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种复杂而困难的长期的斗争历史——它有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有无数急剧的变化、转折和从一种斗争形式到另一种斗争形式的转变——就能清楚地看到，有些人想要“禁止”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沙皇或谢德曼派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那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工人阶级中最忠诚最坚定的英勇的革命者缺少革命经验。因此，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9年1月的做法是万分正确的，当时他们看到了这种错误，指出了这种错误，但是仍然宁愿同这些在不很重要的问题上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一起，而不愿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在一起，这些叛徒虽然在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没有犯错误，但已经成了市侩民主派，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了。 但错误终究是错误，必须对它进行批评，必须为纠正它而进行斗争。 同社会主义叛徒谢德曼派和考灰基派要进行无情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要在赞成或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等等这一方面进行。那样做是绝对错误的。但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路线（组织一个坚强的集中的政党）而走向工团主义的思想和实践，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应当竭力让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反动工会以及被谢德曼派弄得面目全非的“工厂委员会”，到一切有工人、可以向工人讲话和能够影响工人群众的地方去。应当坚决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秘密的党及其工人组织应当经常地一贯地对合法的活动进行最严格的监督。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容易的”任务、“容易的”斗争手段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是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的。 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不容易的任务。我们同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的区别，不仅在于（而且主要不在于）他们不承认武装起义而我们承认武装起义。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在一切工作领域中（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工会中、合作社中、报刊工作中等等）奉行着不彻底的、机会主义的、甚至是直接叛卖的政策。 反对社会主义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这样做了，我们就能争取到工人群众。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集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能同工人群众一起，稳稳地把人民引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引向无产阶级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引向苏维埃共和国，引向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国际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一系列空前辉煌的胜利。它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局部性错误和毛病并不可怕。我们要直率地公开地批评这些错误和毛病，要使一切文明国家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群众很快地把各国背叛社会主义的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这种人各国都有）驱逐出去。 共产主义必胜。胜利一定属于共产主义。
注释： [89]《红旗报》（《Die Rote Fahne》）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起初是斯巴达克联盟的中央机关报，由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创办，1918年11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该报曾多次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1933年被德国法西斯政权查禁后秘密出版。1935年迁到布拉格出版；1936年10月—1939年秋在布鲁塞尔出版。——204。 [90]《自由报》（《Die 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