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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5卷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0] （1919年1月20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同志们，首先要请你们原谅，因为身体不大舒服，今天只能简短地谈谈你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会的任务问题。 你们要讨论的决议案，是共产党党团经过全面讨论后以它的名义向工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决议案现在印出来了，我想，它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因此打算只谈主要的两条，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两条。 我认为，第1条可以说是消极性的，是针对工会运动保持统一或独立这个口号写的，决议案第3条谈到这个口号时说，它在实践上已把拥护它的几个集团引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这样，这几个集团也就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之外了。 同志们，我认为保持独立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不仅从工会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只有懂得这个口号是怎样地自欺欺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正确地认识现在遍及全世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明显地和空前迅速地尖锐起来的斗争，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觉悟分子有可能正确地参加这一斗争。首先我想简略地指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多么不正确，在理论上是多么经不起批评。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叛徒杀害的事件，不仅是刚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最惨痛的事件，而且它还使人彻底认清了现今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派别和现今的各种理论体系在现代斗争问题上的提法。恰恰是在德国，臭名远扬的民主、一般民主的口号、工人阶级脱离国家政权而独立的口号等等，喊得最厉害。这些口号初看起来好象彼此并无联系，其实它们是密切相关的。说它们密切相关，因为它们表明：尽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小资产阶级偏见直到现在还很顽强；直到现在，那些谈论阶级斗争的人，用德国人的说法，往往只是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而脑子里和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承认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还记得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学到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还记得作为我们大家立脚点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起码常识，我们怎么能在斗争象今天这样广泛、这样尖锐，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已在全世界提上日程，而最民主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的时候，谈论什么一般民主，谈论什么保持独立呢？谁这么想，就说明他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页也没有读懂，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无一例外都发誓信仰这部著作。 他们虽然发誓信仰这部著作，但事实上他们刚要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他们正视的那个主要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却又回避它，幻想会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幻想在现代社会中，在资本家还保留着财产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民主，这种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即不是用虚伪骗人的民主招牌作掩饰的资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个德国，不久以前传来了一种论调，说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不会甚至一定不会越出民主制的框框，说那里仍将实行民主制。正是在德国，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导师的人，曾经在1889年至1914年间充当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的人，如考茨基之流，一直打着民主的旗帜，他们不懂得，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十足骗人的幌子，如果不扯掉这个骗人的幌子，就根本谈不上认真解决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一向教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尖锐的工会斗争所表明的。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当然，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那样的话，我们的提法就应当是：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恰恰已经到了这个斗争的决定关头。正是现在，问题已经变成这样：资本家能不能保持住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他们在准备新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有着怎样的联系，它怎样不可遏止地导致这样的大厮杀。这样一来，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一切所谓民主是全民意志的表现的宣传原来都是骗局，从事这种宣传原来不过是资本家和富人利用仍归他们私有的出版物以及利用其他一切政治宣传工具来欺骗最落后的劳动阶层的特权。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无产阶级专政则要用铁拳镇压那个唆使最不觉悟的分子去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优秀领袖的资产阶级。这个专政是无产阶级为镇压资产阶级而取得的胜利。现在资产阶级愈是清楚地看到群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愈是疯狂地拼命反抗无产阶级。因为在此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工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是一时的表现。在此以前，一些资本家，例如最长于对工人进行政治欺骗、最有政治修养、最有组织的英国资本家，也往往这样看问题，认为战争引起不满是当然的事，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工潮，但他们还没有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资本家老爷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然而种种事件表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许多西欧国家，甚至不仅在参战国，而且在瑞士、荷兰这样一些较少经受战祸的中立国，正是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资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熏陶最多，它也最喜欢用这种制度去熏陶群众，可是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显然已在群众中酝酿成熟了。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能通过彻底粉碎了议会制和官吏机构的新型国家。 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进程来看，第二步是苏维埃政权。起初，人们认为苏维埃只是俄国的现象（根据当时的事实是可以甚至应该这样看的）。现在事变表明：它不单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国际形式；战争已经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重新组合，使他们有了一种显然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同攫取战前闻所未闻的高额利润的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新组织；到处都建立了这种新的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用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 在苏维埃产生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认识到苏维埃的这种意义的。就是现在，这种意义也不是人人都认识到了。不过我们这些人，在1905年经历过苏维埃的萌芽时期，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又经历过人们在群众的苏维埃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思想之间动摇不定的漫长时期，所以现在对情况格外清楚，简直是了如指掌，而且我们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根据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斗争在日益广泛和日益深入地发展这样的认识来看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那些词句，什么民主、“独立”之类，都是一钱不值的。标榜这些东西，往往滑到非阶级的立场上去。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在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能产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掌握了权力。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选择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独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在任何场合下，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盖下列事实：只要资本家的政权还存在，只要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所有制还存在，那么民主可以有多有少，民主的文明程度可以有高有低，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到每一个大的矛盾怎样爆发成了内战。 法国的政治形式愈接近民主，就愈容易从德雷福斯案件这样的事情引起内战。美国的民主愈广泛，就愈容易对无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甚至对普通的和平主义者使用私刑，就愈容易爆发内战。现在，当德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就引起了极疯狂的、比我国尖锐得多激烈得多的内战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在判断内战是否已经爆发的时候，谁要是去看这些或那些政党是否已有定论，谁要是认为不过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遭到杀害，谁就是瞎了眼睛，不敢想问题，不愿意弄明白不可遏止的内战已经在我们的眼前爆发，它是不可遏止地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引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一切关于独立或一般民主的宣传，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是极大的欺骗，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背叛。如果说过去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是国际的实际创始人）关于内战的理论宣传传得不远，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国家书报检查和军事封锁的阻碍，那么现在内战已经不是宣传，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而且西欧各国的民主资格愈老，历史愈久，内战就愈激烈。这些事实一定会使最落后最迟钝的人思想开窍的。现在谁还要谈论一般民主，谈论独立，就可以叫他老顽固了。 虽然如此，考虑到俄国的工会运动是不久以前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而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成熟了），必须顺便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形。我认为，这样的回忆、这样的追述十分必要，尤其是因为工会运动（正因为它是工会运动）在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开始的时代需要来一个大转弯。 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遍都想在这个工会运动中浑水摸鱼。他们拚命想使作为工会运动基础的经济斗争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但是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最广泛的组织，实际上正是现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政治革命已经把政治上的一切旧概念、旧范畴推翻了，颠倒过来了。我再说一遍，旧的国家，即使是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立时起就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工厂、生产工具、土地、铁路的所有者的专政，一句话，是一切物质资料、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的专政，而劳动因为没有占有这一切，仍然处于奴隶地位。 正因为如此，工会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应该愈来愈多地担当起建设工人阶级政治的任务，担当起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代替原来的剥削阶级、推翻旧科学的一切旧传统和旧偏见的任务。代表这种旧科学的一位学者对无产阶级这样说过：你们管理你们的经济吧，政治让资产阶级分子的政党去管理[181]。这类说教全都是剥削阶级及其刽子手直接用来压制正在各地开始起义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武器。 同志们，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必须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按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的说法，就是工会“国家化”问题。在这里，工会必须好好地想想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句最深刻的名言：“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愈广泛，愈深刻，完成这个革命的人，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的人也就愈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我们拿从前的农奴制贵族社会来说。在那个社会里，革命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外一小撮就行了。我们再拿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它是夸耀自己实行普选制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普选、这整个选举机器都成了骗人的东西，因为甚至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里，大多数劳动者也是受到压制的，他们在资本主义苦役的重压下，实际上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但这种胜利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另外举行一次虽以人们完全“平等”为前提，实际上却巧妙地掩饰着一部分人是有产者、另一部分人是无产者的事实的选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们看来，既然有“民主”，既然资本家和无产者都参加这个选举，那么，这就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我们知道，这种论调是在给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刽子手、杀人犯打掩护，是极其卑鄙的欺人之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度不同的种种政治形式来支配劳动群众的是资产阶级，是少数有产者。他们都拥有一份资本主义财产，他们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现在这场革命我们已经开始，已经进行了两年，并且下定决心要进行到底（鼓掌），——我们这场革命要能够进行和取得胜利，只有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有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的代表来承担全部管理工作，承担整个国家建设事业，承担领导新生活的整个事业。（鼓掌） 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这个新阶级不是从看书、开会、听报告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教育，只有这个阶级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来参加管理工作，并创造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便于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规章制度的工作，只有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可能不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残余一扫而光。 从阶级观点上一般地说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亦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个任务是同工人组织过去的任务即早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竭力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斗争这一任务紧密地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当时那些组织中，工会是最广泛的组织，现在它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组织，正如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条所说的，它能够而且应当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直接参加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组织群众来监督这些机关的活动等等，建立对整个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监督、调节的新机关，而且这些机关依靠有利害关系的广大劳动群众自己，靠他们有组织地发挥主动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条件很有利，国家特别先进，已经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提高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程度，即使这样，工会会员也从来没有超过雇佣劳动者的1/5。参加工会的是少数上层分子，在这些上层分子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资本家的引诱和收买，能以工人领袖的身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一席地位。美国的社会党人称这批人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在这个具有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国家里，在这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对极少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扮演的这种角色看得最清楚，这批人实际上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给资产阶级当代办，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的骨干，而艾伯特和谢德曼将永远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同志们，我国现在的情况不同。工会可以按照新方式，依靠资本主义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一切来开始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基础、利用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生产本来是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是为了对付我们、为了对工人群众进行无穷无尽的压迫而建立的，但是它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造就了一支新社会的先锋队。就是这支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干起了自己真正的事业——教育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在没有官吏、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参加国家管理和生产管理。正因为如此，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屏弃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方案和一切叛卖性的主张。正因为如此，决议案说工会国家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还前进了一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仅仅从理论上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了。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仅仅从理论上加以讨论的阶段，谢天谢地，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纯粹从理论上进行这种自由讨论的时期。那个时期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现在我们是根据工会一年来的经验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一年来工会已经作为生产组织者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工会在这项异常艰难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而且现在当然还在不断犯错误。资产阶级说：你看，无产者搞起建设来了，你看，他们犯了好多错误。对于资产阶级的幸灾乐祸，工会根本不予理睬。资产阶级以为，它在接替沙皇和贵族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它以为，对农奴制大厦进行修修补补的1861年改革，把大量收入和权力留在农奴主手里的改革，是进行得一帆风顺的，好象在它当家后俄国没有经历过几十年的混乱。可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贵族老爷没有嘲笑过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任务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平民知识分子。 显然，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全部精华，或者不如说，资产阶级知识界所有华而不实的人，现在也来嘲笑新政权所犯的每一个错误了。新政权的确经常犯错误，特别是因为新的阶级，劳动者的联盟，过去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因为当时剥削者在疯狂反抗，全世界剥削者正联合起来向俄国这样一个最软弱最无准备的国家进军，当时顾不上考虑自己的革命怎样才能一帆风顺，而主要考虑怎样才能坚持到西欧无产阶级开始觉醒的那一天。现在这个任务已经解决了。同志们，在这方面现在已经可以说，我们要比法国革命的活动家幸运好多倍，因为法国革命为落后的君主国的联盟所打败，它作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下层的政权只支持了一年，没有马上在其他国家引起同样的运动；虽然如此，它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贡献仍然很大，整个19世纪整个文明人类的全部发展都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都要归功于它。 我们要幸运得多。同当时的活动家在一年中间为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所作的贡献比较，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在过去这一年内，为新的无产阶级制度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现在，俄国的运动（俄国开始这个运动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情况的特殊结合，由于一些特殊的条件使俄国处在现代文明世界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和苏维埃政权在这一年内的胜利，已经使得这个运动成了国际性的运动，使得共产国际成立起来了，旧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和理想被粉碎了。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清醒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一个政党的）会看不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已在进行了。（鼓掌） 同志们，我本来是谈我们早就离开了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阶段而已经到了实际解决问题的阶段，刚才扯得远了一点。我们现在有了一年的经验，这一年我们为使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获得胜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一年中为使资产阶级民主在全世界胜利所取得的成就。此外，我们在这一年还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即使还不能使我们准确地确定我们每一步的走法，至少也可以使我们拟定发展的速度，看到实际的困难，并采取实际步骤使我们在推翻资产阶级的事业中取得一个又一个局部的胜利。 通过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了有哪些错误应该纠正，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今后应该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决议案不是仅仅宣布工会国家化，在原则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仅仅指出，象决议案有一个地方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走把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我们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筹划的，而且本来就应该预先筹划好。但是这还不够。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投入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来说，对于已经成立了管理全国工业的机关、已经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大量错误作为代价换取到大量组织经验的工会来说，问题的重点今天已经改变了。 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工会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任务必定要完全转到工会的手里。但是这一切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确定下一个步骤。这才是我们今天工作的重点。决议案谈到下一步怎么办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尽苦头。我们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余毒、同工人身上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半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半是利己主义倾向）已经作过不少的斗争。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建设的，是在同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点作斗争中进行建设的。在这场斗争中，常常碰到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它们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让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种情况我们是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它使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鉴于此，我们要告诫同志们，在这方面万万不可擅自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恶习屈服。 现在我们学会了把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困难估计够。我们把握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全局，从全局出发，我们反对任何人在建设工作中擅自行动，必须告诫有觉悟的工人不要这样做。应该指出：我们不能一举实现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合并。这样做会犯错误。事情不能这样办。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已经选拔了几千也许几万无产者去做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知道，现在，在国家管理的每个部门，在已经社会主义化或正在社会主义化的企业的每个部分，或者说在经济领域，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个情况无产阶级知道。它已经实际干起来了。但它也看出，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还要迈出好多步，才能说劳动者的工会组织和整个国家机构完全合并起来了。这要到工人已经把一个阶级强制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完全掌握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来。必须让愈来愈多的劳动者亲自参加经济管理和新生产部门的建立。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不把工会变成一个培养比现在多十倍的工人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教育机关，那么我们就无法把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这一点我们的决议案也提到了，后面这一点就要特别提请你们注意。 由于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的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工会的整个活动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因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只能是千百万群众。如果说农奴制时代这样的建设者是几百人，如果说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建设者是几千人几万人，那么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有几千万人积极地、直接地、实际地参加国家管理才能完成。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 工会应该知道，除了一部分还存在、一部分已解决的任务（这些任务即使还存在，对我们来说，也只能算一些微不足道的任务），除了计算、规定定额、合并组织的任务，还有一个更高的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教会群众做管理工作，不是用书本、用讲课、用开会而是用经验来教，要求做到，在无产阶级已把本阶级中间的先进分子派去做指挥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使愈来愈多的新人走进这些机关，使先进工人的队伍再扩大十倍。这个任务看来很艰巨。可是，如果我们想想革命的经验怎样使我们得以迅速完成十月革命以来出现的极其艰巨的任务，想想那些从前接触不到知识也用不着知识的劳动阶层是怎样渴求知识，如果我们想想这些，那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我们会看到，我们能够解决这个任务，能够教会比现在多得无比的劳动群众去管理国家和管理工业，能够开展实际工作，能够打破经过数十年数百年已在工人群众中间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什么管理国家是特权者的事情，什么管理国家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后不可避免会犯错误，可是现在从每一个错误中得到教益的，将不是从理论上学习某一门国家管理课程的一班班大学生，而是千百万劳动者；他们将亲身感觉到每一个错误的后果，痛切地感到他们面临着计算和分配产品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紧迫任务，而且亲自体验到政权是在他们手里，体验到如果他们自己帮不了自己，那么谁也帮不了他们，——这就是工人阶级中间正在形成的新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工会和工会运动工作者特别应该铭记在心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任务。工会不仅仅是职业组织。现在它还带有职业的特征，仅仅是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唯一可能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现在它联合着极广泛的劳动者。它的任务是：把这几百万以至几千万劳动者从一种比较简单的活动推向比较高级的活动，坚持不懈地从劳动者的后备军中吸取新的力量，坚持不懈地推动他们去解决最困难的任务；以这样的方式使愈来愈多的群众学会管理国家；把工会的活动同无产阶级现在的斗争融为一体——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掌握了专政，在全世界面前坚持这个专政，每天把世界各国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工人和社会党人吸引过来，这些产业工人和社会党人昨天还容忍社会主义叛徒和社会护国主义者的说教，现在则逐渐走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面来了。 要高举这面旗帜，同时要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要记住，工会的任务是建设新的生活，教育新的几百万人以至几千万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不犯错误和抛弃旧偏见，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排除一切后退的可能。
注释： [180]这是列宁于1919年1月20日下午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工会的任务问题作的报告。 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16—2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64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449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当时全俄工会共有会员442万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是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总结、工会的任务问题以及若干组织问题。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其中指出，打着工会运动“统一”、“独立”的旗号而把无产阶级同苏维埃国家机关对立起来的企图，已经使“拥护这一口号的集团走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使他们自外于工人阶级的队伍”。决议也驳斥了将国家政权的职能交给工会行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要求。 大会向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了要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建议把准确规定超定额增加报酬的计件奖励工资制作为工资制度的基础。代表大会非常注意组织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以及加强工会在培养熟练技术干部方面的作用。大会还确定了按生产单位建立工会的原则。——426。 [181]列宁大概是指经济派的宣言《信条》中的一句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引用了《信条》的全文并加以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后来，列宁在《怎么办？》这部著作中指出：臭名远扬的《信条》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