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30卷 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 （1917年6月17日〔30日〕） 昨天《日报》和《新生活报》比别的报纸更加详细地登载了调查委员会的结论，并且摘登了我的一段证词[114]，《交易所小报》没有登这段证词，但在某些方面更充分地叙述了这个结论。 前两家报纸摘登的我的证词是这样开头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引文前面没有加省略号。结果弄得很荒谬，好象我现在还“不相信”。 只有这两家报纸上的这种极其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才会造成这种荒谬的说法。实际上我就是这样作证的：“我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被揭发以前）：在阿捷夫案件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使我惊奇。但是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这不仅因为我没有看到证据，没有看到罪证，而且还因为”[115]（以下同《日报》所说的一样：即使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保安处还是得不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两个合法基地进行的，等等）。 由此可见，在我的证词中所说的是过去。《日报》和《新生活报》［注：在这两家报纸上还有一个印刷错误：“布尔什维克不举行武装起义”中的“不”字应改成“要”字。］通过一种莫名其妙的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如此荒谬的东西栽到我头上，好象我说的是现在。 结果，就同我实际上所说的完完全全相反了。
注释： [114]由于调查前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和其他官员的罪行时发现了罗·瓦·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律师H．A．科洛科洛夫于1917年5月26日（6月8日）请求列宁提供证词。列宁在证词中写道：“我听说，大约是在1911年，莫斯科有人曾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政治诚实发生过怀疑，而在他1914年春突然退出国家杜马以后，有人曾特别明确地把这种怀疑告诉了我们。至于莫斯科的传闻，那是在‘奸细狂热’达到顶点时候的事，当时连一件稍微经过核对的事实也没有告诉我们。 马林诺夫斯基退出国家杜马后，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加涅茨基和我）来调查疑点。我们询问了不少证人，安排了同马林诺夫斯基的对质，证词记录了不下100页（可惜，好多都毁于战争或者留在克拉科夫了）。委员会所有委员当时都未能发现丝毫证据。马林诺夫斯基向我们解释：他所以退出杜马是因为他再也无法隐瞒迫使他改名的一段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和一个女人的名誉有关，事情发生在他结婚以前很久。他给我们举出了很多证人，有在华沙的，也有在喀山的，记得其中还有一位是喀山大学教授。这段经历我们当时看来是近乎情理的，而马林诺夫斯基易于激动的气质又使这段经历看来很有可能，我们认为把这种案件宣扬出去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决定把证人召到克拉科夫来，或者派委员会的代表到俄国国内去会见他们，由于战争爆发而未能进行。 但是，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当时都确信马林诺夫斯基不是奸细，我们在报刊上声明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的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纸在摘引列宁的证词时，故意断章取义，作了许多歪曲。——[326]。 [115]列宁的证词接下去是：“即使马林诺夫斯基是奸细，保安处从这里得到的，也并不如我们党从《真理报》和整个合法机关得到的那样多。 保安处把奸细塞进杜马，为此而除掉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手，如此等等，这显然出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粗俗观念，甚至可以说，是基于歪曲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幅粗陋的漫画，他们以为布尔什维克要‘举行武装起义’。为了掌握这个正在准备中的起义的一切线索，在保安处看来，应当不择手段地让马林诺夫斯基打进国家杜马和中央委员会。 保安处做到了这两点以后，马林诺夫斯基却成了这样一根结实的长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根链条把我们的非法基地同党影响群众的两个最大机关——《真理报》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从各个方面）。奸细要取得我们的信任，就不得不保护这两个机关。”——[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