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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7卷 论“和平纲领” （1916年2月19日和3月7日〔3月3日和20日〕之间） 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纲领”问题，是“齐美尔瓦尔德派”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131]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为了使读者一下子就能了解这个问题的真正实质，我们不妨引用一下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代表人物、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最有威望的捍卫者考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 “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它实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进行阶级斗争”（1914年11月27日《新时代》杂志）。“迄今为止在第二国际内部制定的所有和平纲领，如哥本哈根、伦敦、维也纳等纲领，都要求承认民族独立，这是十分正确的。这个要求应当成为我们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指南针。”（同上，1915年5月21日）
这短短的几句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国际联合和妥协的“纲领”。谁都知道，休特古姆的朋友和拥护者在维也纳开了会，他们完全按照他的精神行事，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捍卫德国帝国主义。[132]而法、英、俄三国的休特古姆们也在伦敦开了会，他们也在同样的借口下捍卫“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无论伦敦的还是维也纳的社会沙文主义英雄们，其真正的政策都是替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辩护，替驱使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为了确定哪一国资产阶级应在对别国的掠夺中取得优越地位而互相残杀辩护。说什么我们“承认”“民族独立”，或者换句话说，承认民族自决，反对兼并等等，都是伦敦和维也纳的英雄们用来掩饰这个真正的政策，用来欺骗工人的空话！非常明显，这种“承认”是十足的谎言，是最无耻的伪善，因为这是替参加这场双方都是为了奴役其他民族，而不是为了这些民族的独立而进行的战争辩护。而现在，这位有威望的考茨基，不但不去揭露、戳穿、痛斥这种伪善，反而加以推崇。叛变了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们在欺骗工人方面意向一致，考茨基以此作为第二国际在和平问题上“意向一致”和仍有活力的证明！！！这种伪善本来是一国的、粗俗的、明显的、公然的、工人看得清的，现在考茨基却把它变成国际性的、精巧的、隐蔽的、工人看不清的了。对工人运动来说，考茨基的政策比休特古姆的政策更有害百倍，危险百倍，考茨基的伪善也更恶劣百倍。 而且问题决不在于考茨基一个人，因为俄国的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意大利的特雷维斯等人，实际上执行的也是这种政策。这种政策的客观作用在于，它在工人阶级中支持资产阶级的谎言，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的思想。休特古姆和普列汉诺夫都在重复“自己”国家的资本家的资产阶级谎言，这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考茨基推崇的也是这种谎言，把它奉为“意向一致的”第二国际的“最高真理”，这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资产阶级正是需要工人把休特古姆们和普列汉诺夫们看成是有威望的、意向一致的、只是一时意见不合的“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正是需要用一些关于和平的伪善词句、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空洞词句来转移战争时期工人对于革命斗争的注意，用“没有兼并的和约”、民主的和平等等的希望来哄骗工人，安慰工人。 胡斯曼不过是把考茨基的和平纲领通俗化，给它补充了仲裁法庭、对外政策的民主化等等。社会党的和平纲领的头一条和根本的一条，应该是揭穿考茨基和平纲领的伪善，指出它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让我们重提一下遭到考茨基派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概念吧。战争就是交战大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推行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和平也是同一政治的继续，它记下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战争本身并不改变战前政治的发展方向，而只是加速这一发展。 1870—1871年的战争是争取德国的解放和统一这种资产阶级进步的政治（已经延续了几十年）的继续。拿破仑第三被击败和被推翻，加速了德国的解放。那个时代的社会党人提出的不掠夺法国、同共和国签订光荣和约的和平纲领，是对这一进步资产阶级的成果的肯定，是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支持。 可是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机械地“重复”这个例子，却是莫大的笑话。这次战争所继续的是过度成熟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掠夺世界、强占殖民地等等的政治。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次战争，不可能——因客观情况而不可能——导致任何民主的“进步”，而只会加强和扩大各种压迫，包括民族压迫。不管战争结局如何，结果都是如此。 那次战争加速了朝民主、朝资产阶级进步方向的发展：推翻了拿破仑第三，统一了德国。这次战争只是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那时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和平纲领有它客观的历史基础。而现在却没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关于民主的和平的空喊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其客观作用就是引诱工人脱离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那时社会党人是用民主的和平的纲领来支持当时已经存在的、深刻的、已持续几十年之久的、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运动（以推翻拿破仑第三、统一德国为目的的）。现在社会党人则是用建立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民主的和平的纲领来支持力图引诱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 正象“保卫祖国”的词句是用欺骗的办法向群众灌输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一样，民主的和平的词句是用迂回的办法偷运同样的资产阶级谎言！ 考茨基派会这样反驳：“那就是说，你们没有任何和平纲领；那就是说，你们反对民主的要求。”他们以为粗心的人看不出在这种反驳后面隐藏着一种偷天换日的做法，即以当前已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偷换当前存在的社会主义任务。 我们回答考茨基派说：不，先生们，我们赞成民主的要求，只有我们才不是伪善地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因为客观历史情况不允许把社会主义革命撇在一边而提出这种要求。考茨基及其一伙用来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那个“指南针”就是一个例子。 休特古姆和普列汉诺夫在“和平纲领”上是“意向一致的”：反对兼并！主张民族独立！请注意，休特古姆们说得对：俄国对波兰、芬兰等的关系是兼并关系。普列汉诺夫也说得对：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塞尔维亚、比利时等的关系也是这种关系。两方面都对，不是吗？于是考茨基就来给德国的休特古姆和俄国的休特古姆“进行调解”！！！ 但是，每个头脑清醒的工人一眼就会看出，考茨基也好，两个休特古姆也好，都是伪君子。这是很清楚的。要做社会主义者，就不能迁就而要揭穿伪善的民主空谈。怎样揭穿呢？很简单：压迫民族的代表人物，无论在战前或战时，都要求受他自己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只有这样，“承认”民族独立才不是伪善的。 只有这种要求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曾经从不列颠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过这种要求，他要求给爱尔兰自由，同时设想分离以后可能成立联邦，也就是说，他要求分离的自由，不是为了制造分裂和隔绝状态，而是为了建立比较巩固比较民主的联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存在着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只要不出现那种能区分出革命民主的民族和反动的民族的特殊情况（比如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过这种情况），马克思对爱尔兰的政策就应当是无产阶级政策的范例。而帝国主义恰恰是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本质的和典型的现象是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在欧洲根本不可能区分出反动民族和革命民族。 早在1913年，我们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自决这个概念。1914—1916年的战争完全证明我们是对的。 拿考茨基发表在1916年3月3日《新时代》杂志上的最近一篇文章来看。他公然声明同意奥地利彰明较著的极端的德意志沙文主义者、维也纳沙文主义《工人报》[133]的编辑奥斯特尔利茨的意见，同意不应当“把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混为一谈”。换言之，对被压迫民族来说，有在“多民族国家”里的民族自治权就够了，不一定要替他们要求政治独立的平等权利。然而就在这篇文章里，考茨基肯定地说，不能证明“波兰人必须隶属于俄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虽然俄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是为了讨好兴登堡、休特古姆、奥斯特尔利茨及他们一伙，考茨基承认波兰有从俄国分离的自由，却闭口不谈波兰人有从德国分离的自由！！！在同一篇文章里，考茨基说法国社会党人背弃了国际主义，因为他们想通过战争来取得阿尔萨斯－洛林的自由。至于德国的休特古姆们及其一伙背弃了国际主义，不要求让阿尔萨斯－洛林有从德国分离的自由，考茨基却一声不响！ 考茨基用“多民族国家”这个词儿——它既可适用于英国，因为有爱尔兰，也可适用于德国，因为有波兰、阿尔萨斯等！——公然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考茨基把“反对兼并的斗争”变成了……同沙文主义者讲“和平的纲领”，变成了十足的伪善。就在这同一篇文章里，考茨基重复着犹杜什卡[134]式的甜言蜜语：“在变动国家疆界时，国际一直要求征得有关居民的同意。”休特古姆及其一伙要求阿尔萨斯人和比利时人“同意”把他们并入德国，奥斯特尔利茨及其一伙要求波兰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意”把他们并入奥地利，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而俄国的考茨基分子马尔托夫呢？他在格沃兹杰夫分子的《我们的呼声报》（萨马拉）上证明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即从民族自决这一点还得不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结论。但是，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提出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这一要求，就是背弃自决的原则，对这一点，马尔托夫却闭口不谈，而这样做也就是同阿列克辛斯基分子、格沃兹杰夫分子、波特列索夫分子、普列汉诺夫分子握手言和！马尔托夫甚至在秘密报刊上也对这一点默不作声！马尔托夫与荷兰人哥尔特争辩。哥尔特虽然不正确地否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却正确地运用了这一原则——他提出了荷属印度政治独立这一要求，并且揭露不同意这一点的荷兰机会主义者是背叛社会主义。然而马尔托夫却不愿与同他一起担任书记的谢姆柯夫斯基争辩，在1912—1915年间只有谢姆柯夫斯基一个人在取消派的报刊上谈论这个问题，否定分离权，根本否定自决！ 马尔托夫和考茨基同样伪善地“捍卫”自决，同样在掩饰他同沙文主义者讲和的愿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而托洛茨基呢？他竭力主张自决，但在他那里这是一句空话，因为他没有提出受某一民族社会党人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这一要求；他对考茨基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默不作声！ 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对工人的欺骗，而不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的解释；是嘴上敷衍，而不是具体指明国际主义者的责任；是向民族主义的偏见和民族主义的私利让步（“我们”大家，资产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都从“我们的”祖国压迫别的民族中得到“好处”！），而不是同民族主义斗争。 社会民主党的“和平纲领”首先应当揭穿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和平词句的伪善。这是首要的和基本的。否则，我们就是有意无意地充当欺骗群众的帮凶。我们的“和平纲领”要求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一条——否定兼并，能够真正实行，而不要流于空谈，能够有助于国际主义的宣传，而不是有利于民族主义的伪善。为此，应当向群众说明：每个民族的社会党人，只有要求受本民族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才是真心诚意地否定兼并，即承认自决。——作为一个积极的口号，以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以说明用革命手段争取“民主的”和平的必要性，应当提出拒绝支付国债的口号。 最后，我们的“和平纲领”应当说明帝国主义大国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可能给予民主的和平。民主的和平必须去寻求和争取，——但不是向后看，到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各平等民族的联合这种反动的空想里去寻求和争取，而是要向前看，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寻求和争取。在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经过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搏斗，任何一个根本的民主要求都不可能比较广泛而巩固地实现。 谁许诺各民族以“民主的”和平，而不同时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否定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否定在战争期间就要进行这种斗争，谁就是欺骗无产阶级。
注释： [131]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左翼的3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小组的1名代表、“国际”派的两名代表、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卡茨列罗维奇、意大利社会党人扎·梅·塞拉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仍然称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后来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议，这些国际主义分子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282。 [132]指德国和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人于1915年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对“三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见注96）的回答。会议赞同德、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为战争辩护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赞成“保卫祖国”的口号，并且声称这同工人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并不矛盾。——282。 [133]《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889年在维也纳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86。 [134]犹杜什卡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是对犹大的蔑称）。谢德林笔下的犹杜什卡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