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8卷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1916年1—2月） 1．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因此，在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提上日程。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的建立和物价高涨；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发展，战争频繁，反动势力加强，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不断加剧和扩大。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必将实现充分的民主，因而，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能在目前和在革命时期以及革命胜利以后，用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它们将做到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在自由结盟的基础上——没有分离自由，自由结盟就是一句谎话——建立同它们的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那只是在取得最终胜利和彻底得到巩固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候的事。 2．社会主义革命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 如果从民主纲领中删去一条，例如删去民族自决这一条，借口这一条在帝国主义时代似乎“不能实现”，或者说是“一种虚幻”，那同样是错误的。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实现的论断，可以从绝对的、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相对的、政治的意义上来理解。 在第一种场合，这个论断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第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诸如劳动货币或消灭危机等等，是不能实现的。但如果认为民族自决也同样不能实现，那就完全不对了。第二，即使只举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的例子，也足以驳倒认为民族自决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实现”的论断。第三，如果德国和英国稍微改变一下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相互关系，则今天或明天成立波兰、印度等新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第四，金融资本为谋求向外扩张，会“自由”收买和贿赂最自由的民主共和的政府以及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独立”国家的由选举产生的官吏。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和任何资本的统治一样，是政治民主方面的任何改革所不能消灭的；而自决则完全是属于政治民主方面的。但是，政治民主作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更自由、更广泛和更明显的形式，它的作用是这种金融资本的统治根本无法消除的。因此，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关于政治民主的某一种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一切说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和整个政治民主的一般的、基本的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定。 在第二种场合，这个论断是不完全和不确切的。因为不单是民族自决权，就是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说它们“可以实现”，那也只能是不充分地、残缺不全地得到实现，而且是罕见的例外（如1905年挪威从瑞典分离）。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立即解放殖民地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经过多次革命，也是“不能实现”的。然而，社会民主党绝不因此而拒绝为实现这一切要求立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因为拒绝这种斗争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恰恰相反，必须用革命的而不是改良的方式表述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的框框，而要打破这个框框；不要满足于议会中的演讲和口头抗议，而要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强争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直接的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街头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或萨韦纳事件[115]之类的任何政治危机，或者因就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 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的加剧不会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为争取民族分离自由而进行的“空想的”（象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斗争，而是相反，会使社会民主党加紧利用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各种冲突，作为发动群众性行动和反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导火线。 3．自决权的意义和它同联邦制的关系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405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正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方面应当向群众说明伦纳和奥·鲍威尔的所谓“民族文化自治”[116] 这个主张的反动性，另一方面应当要求解放被压迫民族，不是说一些泛泛的、模棱两可的言词，不是唱一些内容空洞的高调，不是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而是明白确切地规定政治纲领，并且在政治纲领中要特别考虑到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的伪善和胆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4．对民族自决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提法不仅民族自决这个要求，就是我们最低民主纲领中的所有各点，早在 17世纪和 18世纪就已经由小资产阶级提出来了。而且小资产阶级直到现在还在空想地提出这一切，因为他们看不见民主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和这种斗争的激化，相信 “和平的”资本主义。那种欺骗人民的并且为考茨基分子所维护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主张，就是这样的空想。同这种小市民的机会主义的空想相反，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只限于发表一些泛泛的、千篇一律的、任何一个和平主义的资产者都会加以重复的反对兼并、赞成一般民族平等的言词。对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感到特别 “不愉快的”问题，即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国家疆界问题，无产阶级不能回避，不能默不作声。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 “它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会始终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信任和阶级团结都将无从谈起，那些维护民族自决、却闭口不提受 “他们自己的”民族压迫并被强制地留在 “他们自己”国家内的民族的改良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的假面具就始终不会被揭穿。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特别维护和实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与压迫民族的工人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统一。否则在资产阶级的种种诡计、背叛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在对内政策上，它利用这些口号去同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达成反动的协议（如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波兰人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压迫犹太人和乌克兰人）；在对外政策上，它竭力同相互对垒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相勾结，来实现自己的掠夺目的（巴尔干小国政策等等）。 争取民族自由、反对某一帝国主义大国的斗争，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被另一 “大”国利用来达到它的同样的帝国主义目的，这种情况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正象资产阶级屡次利用共和制口号来达到政治欺骗和金融掠夺的目的（例如在罗马语国家），并不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放弃共和制的主张一样。［注：不用说，如果认为从自决权中似乎会得出 “保卫祖国”的结论，因而否认民族自决权，那是很可笑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1914—1916年间也同样有理由，即同样不严肃地拿民主派的任何一个要求 （如拿它的共和制要求）和反对民族压迫的任何一种提法作借口，为“保卫祖国”辩护。马克思主义肯定在欧洲某些战争中，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或加里波第战争中保卫祖国，而否定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两种结论都是在分析每次战争的具体历史特点后得出的，而决不是从什么 “一般原则”或者从纲领的某一条文中得出的。］ 5．民族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封建制斗争的历史表现。在这些要求中，每一项要求在某种情况下都能成为或者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单独挑出来，同其余的要求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践上，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争取一切民主要求 （包括共和制的要求）的斗争服从于自己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立。 另一方面，同那些借口 “为了社会革命”而 “否定”民族问题的蒲鲁东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要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注：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7页。——编者注］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正是从德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利益出发，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国民主派一旦获得胜利以后宣布和实现受德国人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自由。[117]正是从英国工人革命斗争着想，马克思在1869年要求爱尔兰从英国分离，他并且补充说：“即使分离以后还会成立联邦”。［注：同上，第31卷第381页，第32卷第398—399、625—626页。——编者注］马克思正是通过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正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英国工人。正是这样，他做到了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革命方法来抵制机会主义者，抵制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还没有实现爱尔兰 “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正是这样，马克思做到了与叫嚷小民族的分离自由是空想的、不能实现的，叫嚷不但经济集中而且政治集中都是进步的那些资本辩护士针锋相对，不是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坚持这种集中是进步的，坚持各民族不是在暴力的基础上，而是在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基础上的接近。正是这样，马克思做到了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用群众的革命行动抵制那种口头承认而且往往是假装承认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态度。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的奥吉亚斯牛圈[118]，鲜明地证实了马克思这个政策的正确性，这个政策应当成为所有先进国家的榜样，因为现在每个先进国家都在压迫其他民族。［注：常常有人借口马克思对某些民族 （如1848年的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持否定态度，来否认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必须承认民族自决，例如，最近德国的沙文主义者伦施在 《钟声》杂志第8期和第9期上就是这样说的。但这是不对的，因为在1848年，从历史上和政治上都有理由把民族分为“反动的”民族和革命民主的民族。马克思反对前者而维护后者[119]，这是对的。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总的民主利益。在1848年和以后的年代，总的民主利益首先就是同沙皇制度作斗争。］ 6．三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在这方面，应当把国家分为三大类： 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运动在这里早已结束。这些 “大”民族每一个都在压迫殖民地的和本国的其他民族。这些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和19世纪英国无产阶级对爱尔兰的任务是一样的。［注：在某些没有参加1914—1916年战争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士，资产阶级竭力利用“民族自决”的口号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辩护。这是促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否定自决的原因之一。人们维护无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即否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 “保卫祖国”，但用的论据不正确。结果，在理论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则表现出某种小民族的狭隘性，忘记了被 “大国”民族奴役的各民族的亿万居民。哥尔特同志在他的 《帝国主义、大战和社会民主党》这本出色的小册子中，不正确地否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他正确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因为他要求荷属印度立即实行 “政治的和民族的独立”，并且揭露了拒绝提出这个要求并为这个要求而斗争的荷兰机会主义者。］ 第二，欧洲东部：奥地利、巴尔干、特别是俄国。在这里，20世纪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特别发展起来，使民族斗争特别尖锐起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坚持民族自决权，它无论在完成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方面或帮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这里，特别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压迫民族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阶级斗争汇合起来。 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正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如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7．社会沙文主义和民族自决帝国主义时代和 1914—1916年的战争，特别提出了在各先进国家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任务。社会沙文主义者，也就是说，那些把 “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应用于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以此粉饰这场战争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在民族自决问题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相当露骨的资产阶级奴仆，他们借口帝国主义和政治集中是进步的而赞成兼并，否认自决权，说它是空想的、虚幻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属于这一类的，有德国的库诺、帕尔乌斯和极端机会主义者，英国的一部分费边派和工联领袖，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等。 另一类是考茨基分子，其中也包括王德威尔得、列诺得尔及英法等国的许多和平主义音，他们主张同前一类人讲统一，而且在实践上和他们完全一致，他们维护自决权纯粹是口头上的和伪善的，因为他们认为要求政治分离自由是 “非分的”（“zu viel verlangt”，这是考茨基在 1915年5月21日《新时代》杂志上用的字眼），他们不坚持压迫民族的社会党人必须采取革命的策略，反而抹杀他们的革命义务，为他们的机会主义辩护，帮助他们欺骗人民，对于把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强制地留在本国版图内的国家疆界问题，他们恰恰避而不谈，等等。 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糟蹋马克思主义，根本理解不了马克思用爱尔兰的例子说明的策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迫切性。 至于讲到兼并，这个问题由于战争而变得特别迫切了。但是，什么是兼并呢？不难理解，反对兼并，要么就是归结为承认民族自决，要么就是停留在主张维护现状和敌视一切暴力、甚至革命的暴力的和平主义言词上。这种言词根本是虚伪的，是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8．无产阶级在最近将来的具体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将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资产阶级，特别是费边派和考茨基分子类型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刻将会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止革命，强使革命止于有限的民主目标。在无产者已经开始冲击资产阶级政权基础的情况下，如果说一切纯民主要求都会在某种意义上起阻碍革命的作用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宣布和实现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也就是它们的自决权）却非常迫切需要，就象 1848年德国的或 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获得胜利而迫切需要它一样。 然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5年、1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当务之急是要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无法留在工人政党内，使他们不能取得 1914—1916年这样的胜利。社会党人应当向群众说明：如果英国社会党人不要求各殖民地和爱尔兰有分离的自由；德国社会党人不要求殖民地、阿尔萨斯人、丹麦人和波兰人有分离的自由，不把直接的革命宣传和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也扩大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方面去，不利用萨韦纳这类事件在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中进行最广泛的秘密宣传、举行街头游行示威和组织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俄国社会党人不要求芬兰、波兰、乌克兰等有分离的自由，如此等等，——这样的社会党人的言行就同沙文主义者一模一样，就同沾满了血污的帝国主义君主政府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毫无二致。 9．俄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及第二国际对自决的态度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决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早在 1903年的代表大会上就表面化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并且不顾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反对，把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第9条列入了这个纲领。此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来没有以党的名义再提议把第9条从我们党的纲领中删掉，或代以其他条文。 在俄国，被压迫民族占全国人口57％以上，总数超过 1亿人；这些民族多半居住在边区；这些民族的一部分在文化上高于大俄罗斯人。在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特别野蛮，具有中世纪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在俄国，为了完成自己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必须承认受沙皇制度压迫的民族有从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党在 1912年 1月重建后，在191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120]，这项决议再次肯定了自决权，并且对其具体含义作了如上的解释。1914—1916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资产阶级中间和机会主义社会党人（鲁巴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和《我们的事业》杂志等等）中间的猖獗，更加促使我们坚持这个要求，并且认为否定这个要求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沙皇制度。我们党声明，它对这种反对自决权的言行决不承担任何责任。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最新表述（波兰社会民主党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的宣言）包含下列一些思想： 这个宣言痛斥德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把“波兰地区”看作将要到来的赔偿赌博中的抵押品，“剥夺波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波兰社会民主党坚决而严正地提出抗议，反对重新瓜分，反对把一个完整的国家肢解成几部分……” 宣言斥责那些把……“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事业”交给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党人。宣言深信只有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革命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打碎民族压迫的枷锁和消灭一切形式的异国统治，保证波兰人民能够在各民族的联盟中作为平等的一员获得全面的自由发展”。宣言认为这场战争“对波兰人”来说是“双重的骨肉相残的战争”（1915年 9月27日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公报第2号第 15页；俄译文见《国际和战争》文集第97页）。 这些论点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它们的政治措辞比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纲领和决议更加含糊不清。如果尝试用确切的政治措辞来表达这些思想并确定它们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那就会更清楚地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否认民族自决是错误的。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121]，应当根据上述各条作一些补充，指出：（1）这一要求在帝国主义时代特别迫切；（2）一切政治民主要求（其中包括这一要求）都有政治条件和阶级内容；（3）必须区分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具体任务；（4）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承认自决是不彻底的，纯粹口头上的，因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是伪善的；（5）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大国民族（大俄罗斯人、英美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等等）的社会民主党人，如不维护受“他们的”民族压迫的那些殖民地和民族的分离自由，实际上就是和沙文主义者一致；（6）必须使争取实现这一要求和一切根本的政治民主要求的斗争，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直接的群众革命斗争。 把某些小民族的观点，尤其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波兰资产阶级用民族主义口号欺骗人民，结果却走到了错误地否定自决的地步）的观点搬到第二国际中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用蒲鲁东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而在实践上则意味着不由自主地支持大国民族的最危险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
附言：在刚刚出版的1916年3月3日的《新时代》杂志上，考茨基公开向最肮脏的德意志沙文主义的代表奥斯特尔利茨伸出基督徒的和解之手。但为了向兴登堡和威廉二世效劳，却承认俄属波兰有这种自由，考茨基否认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的被压迫民族有分离自由，这是考茨基主义自我揭露的再好不过的事例！
注释： [115] 德雷福斯案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萨韦纳事件发生在阿尔萨斯的萨韦纳市。1913年11月，由于一个普鲁士军官粗暴侮辱阿尔萨斯人，该市爆发了当地居民（大多数是法国人）反对普鲁士军阀压迫的怒潮。关于这一事件，详见列宁的《萨韦纳》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257。 [116] 民族文化自治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制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的批判，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文化”自治》（《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论民族自决权》（同上，第25卷第223—285页）等著作。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89—358页）也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258。 [117] 这一论点是恩格斯在《布拉格起义》一文中提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95页）。列宁从弗·梅林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一书中引用了这一论点，而该书没有注明《布拉格起义》一文的作者是谁。——261。 [118] 奥吉亚斯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3000头，30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261。 [119] 这里说的是恩格斯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2—342页）。列宁是从弗·梅林出版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中引用这篇文章的，而该书没有注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262。 [120] 指列宁起草并由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14日）在波罗宁举行的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405—407页）。——266。 [121] 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承认民族自决的决议说：“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的、民族的或其他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斗争。”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分析了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59—263页）。——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