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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3卷 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115] （1913年5月25日〔6月7日〕以前） 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高涨，国内政治危机的尖锐化，经济危机的即将来临，社会民主党许多团体和小组的动摇和混乱，——这一切都迫使拉脱维亚觉悟的工人号召自己的同志加紧准备召开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仔细讨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任务。 由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各种组织的成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就有关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存在本身和它的整个工作方针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特别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所一再忽视或者在我们看来处理不当的那些问题，向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以下纲领，作为讨论的材料。 对政治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一般策略任务的估计反革命统治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极度的思想涣散和意志动摇，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了。阿恩同志在《光线报》第95号上说得很对，到处都有“各唱各的调”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出现了这样一些观点：工人不必为革命作准备，也不用期待革命；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了，等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负责的团体或组织从来没有稍微肯定、确切、正式地阐述过这些观点，但是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支持的所谓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却总是把这些观点作为他们一切策略意见的基础。 在有这种倾向的报刊上，时而说什么俄国现在的国家制度同10月以前的国家制度有原则的区别（似乎我们已经用不着进行革命来奠定政治自由的基础），时而又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目前的策略同立宪时期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如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的策略相提并论（按照米留可夫的说法，似乎俄国已经立宪了），时而又提出公开的工人政党和结社自由的口号（这个口号只有在国内存在政治自由和资产阶级宪制的一般原则和基础的条件下才是可以理解的）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不明确规定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任务，不估计政治形势，或者迟迟不作出这种规定和估计，那就意味着不仅不同缺乏思想性、涣散、意志消沉、信心不足等现象作斗争，而且是在直接助长涣散现象，意味着间接支持取消社会民主党原有的护党的、革命的决定的观点。 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些迫切的根本问题是有确切的、党性的回答的。1908年十二月决议就作出了这种回答，这个决议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是任何人也取消不了的。 这个决议通过后的几年时间，完全证实了这项决议的正确性——它指出专制制度的性质的变化、自由派的反革命性等等，并且得出结论说，专制制度虽然改头换面，但是仍然存在；引起1905年革命的条件仍然在起作用；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仍然是原来的任务，这些任务需要革命的解决方法，需要革命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同一次代表会议（1908年12月）的决定中无条件地要求利用杜马讲坛和一切合法的机会，但是这种利用必须完全符合这种革命策略的精神，必须是为了完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来的革命任务。 因此我们建议所有社会民主党组织再一次仔细讨论这个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所确认的决议，并建议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明确地承认这个决议。 我们提请所有同志认真注意1912年“社会民主党各个组织”的八月代表会议（取消派的代表会议）[116]所采取的非党的做法，这次代表会议从议程上取消了估计形势和规定一般策略任务的问题，从而为一切背弃革命任务的做法（借口对革命的“预测”没有得到证实等等）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特别要对崩得提出抗议，因为它在八月代表会议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并且在自己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又在背弃革命任务方面走得太远，竟然取消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开展得愈广泛，他们就愈迫切感到统一的必要。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 这种统一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拉脱维亚的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都参加社会民主党，他们很清楚这个党是秘密的，是处于地下状态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如此。 因此，要实现行动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统一，除了从下面，由工人自己在他们的地下党组织中来实现外，别的办法都是不可想象的。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应该明确地承认的正是这种对统一的要求，而这种要求，顺便说一下，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1913年二月会议上提出来的。 如果说《光线报》曾用对“列宁的党”的嘲笑来对待这种统一的号召，如果说崩得（即“工人运动中的犹太活动家们”）反对过这个号召，那么“光线派分子”和崩得分子也就以此证明了他们属于取消派。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承认秘密的党，那也就决不会被一些侈谈统一的合法的高调所欺骗。谁希望统一，谁就要参加秘密的党！ 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取消主义问题最初是由党的决定和国外报刊提出来的，现在提请俄国一切有觉悟的工人来评判。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支吾搪塞，躲躲闪闪，使这个问题能够明确地提出，并得到全面的讨论和彻底的解决。 有许多无稽之谈，说什么取消派是从事公开运动的活动家。这些无稽之谈早已被事实所驳倒，这些事实证明，那些反对取消派的护党派，那些无条件拥护地下组织的党员，在公开运动的所有领域内都比取消派强得多。 取消主义就是否定或贬低地下组织即秘密的（现在唯一存在的）党。只有地下组织才制定出革命的策略，既通过秘密的报刊也通过合法的报刊把它传播到群众中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12月的决定和1910年1月的决定非常明确地指出的正是取消主义的这个内容，并且无条件地加以谴责，这两个决定是任何人也取消不了的，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 但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仍在继续进行取消主义的说教。他们在《光线报》第15号（总第101号）上说，工人愈来愈喜欢地下组织，是令人痛心的事实。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1913年3月）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尔·谢多夫）更加强调了自己的取消主义。这一点甚至阿恩在《光线报》（第95号）上都承认了！！而《光线报》编辑部在答复阿恩时仍然替取消派分子谢多夫辩护。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无论如何应该使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坚决谴责《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的取消主义。这些机关报刊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证实而且每天都在继续证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1913年二月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议是正确的。 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支持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和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的问题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说，它之所以支持八月代表会议和组织委员会，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取消派的机构，而是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 但是这种回答只能哄小孩，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并不是小孩。 八月代表会议的组织者自己既邀请普列汉诺夫也邀请“前进”集团参加会议。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参加一月代表会议，也就是说，他们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词证明他们在派别斗争中是中立的。 这些中立的社会民主党人说了些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坚决认为八月代表会议是取消派的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证明它的取消派的性质。《光线报》声明赞同八月代表会议的决议，这就是在鼓吹取消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是跟着谁走的呢？ 工人选民团的杜马选举和关于工人报刊的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第二届杜马中，布尔什维克占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代表的47％（23个代表中有11个），在第三届杜马中占50％（8个中有4个），而在第四届杜马中则占67％（9个中有6个）。反取消派的工人报刊（《真理报》和莫斯科的报纸）得到1199个工人小组的支持，而《光线报》只得到256个工人小组的支持。 可见，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假借拉脱维亚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名义来支持取消派，反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中的明显的多数！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我们大家都承认地下组织和革命策略。我们应该支持实行这一策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因为无论在进行地下活动还是从事公开运动的时候，俄国绝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都是拥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民族问题无论是根据社会主义观点从一般原则来看，还是从实际组织方面（我们党自身的建设）来看，这个问题都迫切需要所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加以讨论和解决。 1912年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甚至中立的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承认）是要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违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 事实上，这次代表会议根据崩得分子的提议，竟不顾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承认“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口号（俄国犹太民族主义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都捍卫这个口号）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相抵触的。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即分离的自由。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我们要求广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 所有这些要求是一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局限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要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我们不许农奴主和警察国家侵犯各民族的平等，但是我们所拥护的并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 “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以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觉来欺骗工人，而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 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 在各民族享有最完全的平等和国家实行最彻底的民主制的条件下使所有民族的工人统一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口号，也是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口号决不会造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虚假幻觉和幻想，而“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就必定会造成这种幻觉，并且在劳动群众中间散布这种幻想。 我们这些生活在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边疆地区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我们这些处在拉脱维亚、俄罗斯、爱沙尼亚、德意志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包围之中的人，特别清楚“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虚伪性。因此，已经在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受过实际检验的一个口号，即所有民族的所有一切工人组织统一起来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说就特别宝贵。 有些人往往引证奥地利的例子来为“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辩护。关于这一引证，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甚至象卡·考茨基这样谨慎的著作家也承认奥地利主要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奥托·鲍威尔的观点（他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夸大了民族因素而极端低估了国际主义因素（见卡·考茨基《民族性和国际性》。有俄译本）；第二，我国现在只有崩得分子以及一切犹太资产阶级政党还坚持“民族文化自治”，其实无论鲍威尔还是考茨基都没有承认犹太人可以实行民族自治，而考茨基（同上）更直截了当地宣称，东欧（加里西亚和俄国）的犹太人是帮会，而不是民族，第三，甚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布隆（1899年）民族纲领[117]也没有完全承认超地域的（按人的民族属性的）民族自治，而只要求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同一民族的各个民族地区组成联盟（布隆纲领第3条）；第四，就是这个显然带有妥协性的（从国际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纲领，在奥地利国内也完全失败了，因为妥协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导致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的分离；第五，这些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受到整个国际一致谴责的捷克分离主义者宣称，崩得的分离主义是同他们接近的（见分离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该刊物可以从布拉格免费得到。布拉格希贝恩斯卡街7号）；第六，鲍威尔本人要求各地不同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组织统一起来。鲍威尔本人认为奥地利党的那个“民族制度”是矛盾的和不稳定的，这种“民族制度”现在使奥地利党完全分裂了。 总之，引证奥地利的例子对崩得分子不利而不是有利的。 自下而上地统一起来，所有的工人组织中的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各地完全统一和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打倒资产阶级骗人的和妥协性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 同时在我们党的体制中，我们反对联邦制，我们主张所有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而不仅是中央组织）统一起来。 代表大会应当既拒绝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也拒绝建党的联邦制原则。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象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在1898—1912年时期（在党的整整14年的历史中）那样，始终忠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主义。
注释： [115]《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是列宁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于1913年5月为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写的。 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被沙皇政府监禁、流放，或者被迫流亡国外，该党的一切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国外委员会）都被孟什维克取消派和调和派所夺取。革命高涨年代到来后，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在许多地方组织中站住了脚，成为拉脱维亚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并在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自己的有组织的派别。流亡国外的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成立了国外小组联合会。1912年秋天起，联合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公报，国外小组联合会出版物》。列宁悉心注意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的发展情况，帮助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取消派领导的斗争。 列宁写的《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于1913年8月发表于《同志斗争报》第4号，并于1913年11月作为《公报》第8号抽印本以《我们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为题出版，随后，又作为1913年11月20日出版的《公报》第9—10号合刊的社论发表。《公报》编辑部受其内部的调和派分子的影响，在发表纲领草案时略去了专门论述民族问题的一节，并对其他几节作了部分删改。在《列宁全集》俄文版中，《纲领草案》是按照保存下来的俄文手稿全文刊印的。——208。 [116]指取消派筹备召开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于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举行。在会议上成立了八月联盟，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可参看列宁的《“八月”联盟的瓦解》、《“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截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4、30—33、194—216页）等文。——210。 [117]指1899年9月24—29日在布隆（布尔诺）召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民族问题纲领。布隆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民族问题。会上提出了代表不同观点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总的说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党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另一个是坚持超区域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决议案。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所谓“布隆民族纲领”，是妥协性的。列宁对这一纲领的分析，还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摘引了这个纲领（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16—317页）。——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