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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3卷 几个争论的问题 （1913年4—6月） 一 1908年的决定许多工人觉得，《真理报》和《光线报》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和难于理解的。自然，某几号报纸上所登载的关于个别问题，有时完全是枝节问题的论战性文章，不能就斗争所围绕的主题和内容给人以完整的概念。因此，工人表示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引起斗争的取消主义问题，是目前工人运动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不详细了解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定见，就不能成为觉悟的工人。凡是愿意独立决定自己党的命运的工人，都不会漠视初看起来似乎不甚理解的论战，而会认真地去弄清真相，也一定会弄清真相。 怎样去弄清真相呢？怎样去分清互相矛盾的意见和论断的是非呢？ 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那么为了弄清真相，就不要只看争论双方的声明，而要亲自去检查事实和文件，亲自去考察有无证人的证词以及这些证词是否属实。 不消说，这不是任何时候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的、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这一类东西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人们正是把以此为满足的人叫作“轻浮的”人、轻率的人，对这种人是谁也不会认真理会的。不付出相当的独立的劳动，无论在哪个重大的问题上都是找不到真理的；谁怕付出劳动，谁就没有可能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付出这种劳动而有决心独立地去研究并努力去找到事实、文件和证人的证词的工人发表一些意见。 头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作取消主义？这个名词从何而来，它的含义是什么？ 《光线报》说，党内的取消主义，即解散党、破坏党和背弃党，这只不过是一种恶意捏造。说这都是“派别分子”布尔什维克为攻击孟什维克而捏造出来的！ 《真理报》则说，全党谴责取消主义，与它作斗争，已经四年多了。 究竟谁是对的？怎样弄清真相呢？ 显然，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从最近四年来，即从1908年到取消派完全脱离党的1912年这段时期的党的历史中去寻找事实和文件。 恰恰是现在的取消派还留在党内的这四年，是检查取消主义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和怎样产生的最重要时期。 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而且是基本的结论：谁谈取消主义而回避1908—1911年这一时期的事实和党的文件，谁就是对工人隐瞒真相。 这些事实和党的文件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190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决定。[48]如果工人不愿让别人把他们当作可以用神话和谎言来欺骗的小孩子看待，那么他们就应当去问问自己的顾问、领导者或代表，在1908年12月，党是否就取消主义问题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决定谴责了取消主义，就什么是取消主义作了说明。 所谓取消主义，这就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即解散、毁坏、废除、停止〉现有的党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即“公开”存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即过去的经验〉为代价”。 这就是党在四年多以前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取消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受到谴责。取消主义的实质就是背弃“地下组织”，取消它，用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来代替它。可见，党所谴责的并不是合法工作，并不是提出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党所谴责的（而且无条件谴责的）是用一种不定形的、“公开的”、已不能称之为党的东西去代替原有的党。 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同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作斗争，它就不可能生存。这是不言而喻的。 谁借口建立什么新党而背弃现有的党，那我们就应当告诉他：请试试去建立新党吧，但你就不能再当原有的、目前的、现有的党的党员。1908年12月通过的党的决定就是这个意思；显然，关于党的生存问题是不能有别的决定的。 取消主义当然是与叛变行为，与背弃纲领和策略的行动，与机会主义有思想上的联系的。上述决定的结尾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取消主义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把党引上错误的资产阶级的道路，引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道路，但是他们并不背弃党本身，并不取消党。取消主义则是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那种机会主义。如果党把那些不承认党的生存的人包括在内，那它就不可能生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目前情况下，背弃地下组织，那就是背弃原有的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试问，取消派对于党在1908年通过的这一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 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对取消派是否真诚和在政治上是否忠实的检验。 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没有发疯，都不会否认这个事实：党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决定而且并没有撤销这个决定。 于是取消派便支吾搪塞：或是避开问题不谈，在工人面前不提党在1908年所通过的决定；或是大声叫嚷（往往夹杂着许多骂人的话），说什么这个决定是由布尔什维克通过的。 然而谩骂只能暴露取消派的虚弱。曾经有过由孟什维克通过的党的决定，例如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关于土地地方公有的决定[49]。这是尽人皆知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都不同意这个决定。然而他们当中谁也没有否认这是党的决定。同样，1908年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也是党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怎样支吾搪塞都不过是想把工人引入迷途而已。 谁想不仅仅在口头上承认党，那他就不能容许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支吾搪塞，并且要弄清党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的真相。从1909年起，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切护党派孟什维克都赞同这个决定；普列汉诺夫在他所出版的《日志》[50]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出版物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并且十分肯定地说过：要取消党的人是不能留在党内的。 普列汉诺夫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孟什维克。可见，取消派通常借口1908年的党的决定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这种说法是错上加错。 取消派在《光线报》或在《我们的曙光》杂志[51]上愈是谩骂普列汉诺夫，便愈加明显地证明取消派没有道理，证明他们企图用喧闹、叫喊和吵架来掩盖真相。虽然有时用这些手段也能把一个新来的人一下子弄得茫然失措，但工人们毕竟自己能够分清是非，而且很快就会鄙弃这些骂人的话。 工人的统一是否必要呢？是必要的。 没有工人组织的统一，试问能有工人的统一吗？显然不能。 什么东西妨碍工人政党的统一呢？是取消主义所引起的争论。 这就是说，工人应当弄清这些争论，以便自己决定自己党的命运，捍卫自己的党。 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必须熟悉党关于取消主义的第一个决定。工人们应当切实了解和细心思索这个决定，而抛弃一切回避问题或岔开问题的尝试。每个工人好好把这个决定思索一番，就会开始了解：取消主义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如此“麻烦”；为什么在四年多的反动时期这个问题总是摆在党的面前。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考察党约在三年半以前通过的另一个关于取消主义的重要决定，然后我们再考察说明问题现状的种种事实和文件。 二 1910年的决定在第一篇文章（《真理报》第289号）里，我们已经援引了第一个，也是基本的文件，这就是党在1908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取消主义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是那些愿意在目前争论中弄清真相的工人所必须知道的。 现在我们来引证和考察党在三年半以前，即在1910年1月就同一问题所通过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决定[52]。这个决定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一致通过的：一切布尔什维克，一切所谓前进派分子，加上（这是最重要的）一切孟什维克和现在的取消派，以及一切“民族的”（即犹太的、波兰的、拉脱维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赞成这个决定。 现在我们把该决定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全部援引如下： “社会民主运动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两种表现：一方面是否认秘密的社会民主党，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企图削减彻底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任务和口号等等；另一方面是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的机会，不懂得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不善于使彻底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去适应当前时局的特殊历史条件等等。
从这个决定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三年半以前，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所有一切派别的代表，都不得不一致承认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策略的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被认为是危险的。对这两种倾向人们都没有用偶然性或个别人的恶意来解释，而是用现代工人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用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各个领域内的工作来克服上面这两种倾向，并说明这两种倾向的危险性。” 不仅如此，在一致通过的党的决定中，还指出了这两种倾向的阶级根源和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限于空空洞洞地指出瓦解和涣散现象。大家看到，许多拥护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们满脑子都是涣散、空虚、消沉情绪和疑虑。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造成这种混乱和涣散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了解无产阶级朋友中间的这种“混乱”状态究竟是由非无产阶级人们中的哪些阶级利益所造成的。 党在三年半以前通过的决定回答了这个重要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倾向是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造成的，是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造成的。 这两种使无产阶级去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倾向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的一种倾向，即与“前进派”[53]思想有联系的、否认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进行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倾向，几乎完全消失了。在俄国，已经没有二个社会民主党人再鼓吹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了。“前进派”（包括阿列克辛斯基等等）已开始在《真理报》上与护党派孟什维克一起工作了。 党的决定中指出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取消主义。这从指出有“否认”地下组织以及“贬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最后，还有一个在三年以前发表的而且谁也没有把它推翻的最明确的文件[54]；这个文件出自一切“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取消派不可能提出比他们更好的证人了）之手；这个文件直截了当地宣称：“实质上完全可以把决议中所指出的、必须与之斗争的思潮叫作取消主义的……” 总之，每一个愿意弄清现在的争论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三年半以前党一致认为取消主义是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倾向，是一个必须与之斗争的倾向，它表现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怀有反民主情绪以至怀有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取消即解散原有的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竭力散布和支持一切旨在取消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资产阶级竭力传播背弃原来的任务的思想，力求“削减”、缩小、限制和阉割这些任务，力求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调和或妥协，而不愿彻底铲除他们的政权的基础。 取消主义也就是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背叛变节的思想传播到无产阶级中间来。 三年半以前一致通过的党的决定所指出的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就是如此。全党认为取消主义的最大害处和危险性，它对工人运动、对工人阶级独立（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政党的团结事业的致命作用，也就在此。 取消主义不仅是要取消（即解散、破坏）工人阶级的原有的党，而且还要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用实际的例证来说明对于取消主义的这种评价，并将把取消派《光线报》上所登载的最重要的言论完全引录出来。现在我们把上面所说的作一简要的总结。“光线派分子”，尤其是费·唐恩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企图把整个“取消主义”都说成是捏造出来的。这是一种对于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光线报》读者欺骗性极大的遁词。其实，除了党在1908年通过的决定之外，还有党在1910年一致通过的决定，这个决定对取消主义作了完整的评价，认为它是一种离开无产阶级道路的、对工人阶级来说是危险的而且是致命的资产阶级倾向。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才会隐瞒或回避党所作的这个评价。 三 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的决定的态度在前一篇文章（《真理报》第95号（总第299号））里，我们已经确切引证了一致通过的党关于取消主义的决定，决定认为取消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 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个决定是在1910年1月通过的。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那些至今还敢断言从来不存在取消主义的取消派分子的所作所为吧。 1910年2月，波特列索夫先生在当时刚刚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上曾直截了当地说：“作为一个完整的和有组织的等级制〈即“机构”的梯级或体系〉的党是不存在的”，对于“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取消的（见1910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2期第61页）。 这是在党的决定一致通过后一个月，也许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说的！！ 1910年3月，取消派的另一个杂志即《复兴》杂志[55]（还是那些撰稿人即波特列索夫、唐恩、马尔丁诺夫、叶若夫、马尔托夫和列维茨基之流）又强调了波特列索夫先生所说的话，并对它作了通俗的说明： “没有什么可以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的旧的秘密的形式，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它表明一度最富于现实精神的政党的代表人物失去了政治嗅觉。”（1910年《复兴》杂志第5期第51页）
事实上没有党，要想恢复它，那就是一种有害的空想，——这说得何等鲜明而肯定。这是何等鲜明而公然地背弃党。背弃党的（并且劝导过工人背弃党的）就是那些抛弃地下组织和“幻想”建立公开的党的人。随后，1912年间，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56]（1912年第6号）和《我们的曙光》杂志（1912年第6期）上，十分明确而公开地支持过这种抛弃地下组织的行为。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当时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非派别性，这样做就象鸵鸟，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确切些说是革命派不容推委的和紧迫的义务。”
总之，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公然主张党内革命，即主张消灭原有的党，建立一个新党。《光线报》1913年第101号上所载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编辑部社论公然说道，“一部分工人重又喜欢起地下组织甚至愈来愈喜欢了”，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实”。后来，该文作者尔·谢多夫自己承认说，这篇论文甚至在拥护《光线报》策略的人中间也“引起了不满”（1913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3期第49页）。同时，尔·谢多夫自己的解释又引起了一个拥护《光线报》的人即阿恩的新的不满，阿恩在《光线报》第181号上发表文章反对谢多夫。阿恩反对谢多夫的这样一个假设：“地下组织是阻止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形式即建立工人社会民主党的障碍物。”阿恩讥笑尔·谢多夫，说他在要不要地下组织的问题上“态度暧昧”。 《光线报》编辑部在阿恩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表示赞成谢多夫，而认为阿恩“对尔·谢多夫的批评是不对的”。 我们在后面还要分析《光线报》编辑部的言论和阿恩本人的取消主义错误。这里暂且不谈。现在我们应当仔细地估计一下从我们引证的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注：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将这段话改变如下（按手稿刊印）： “在《现代生活报》[57]第8号（1913年7月19日）上，维拉·查苏利奇把取消派的言论重复了数十次，她写道：‘很难断定这个新的组织〈社会民主党〉是帮助了还是妨碍了……工作’。显然，这样说等于背弃党。维拉·查苏利奇认为从党内逃出去是正当的，她说人们纷纷退出组织是‘因为当时那里无事可做了’。维拉·查苏利奇在创造一种纯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即用‘广大的阶层’来代替党。对这一理论的详细分析，见1913年《启蒙》杂志第9期（《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编者注） 从我们引证的文件中得出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结论是什么呢？——俄文版编者注］ 无论在1908年或1910年，全党都谴责和驳斥了取消主义，详细而明确地说明了这一派别的阶级根源及其危险性。取消派的一切报纸和杂志——无论是《复兴》杂志（1909—1910年），还是《我们的曙光》杂志（1910—1913年）、《涅瓦呼声报》（1912年）或《光线报》（1912—1913年）［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补充了“和《新工人报》[58]（1913—1914年）”一语以及如下一段脚注： “例如，见1914年《新工人报》第1号所载的新年献词：‘建立行动上公开的党的道路也就是谋求党内统一的道路’〈是说建立公开的党的那些人之间的统一吗？〉。又如1914年第5号上的话：‘克服这些东西〈即克服横在组织工人代表大会这条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也就是真正为结社自由而斗争，即为工人运动的合法性而斗争，而工人运动是与争取社会民主工党公开存在的斗争分不开的。’”——俄文版编者注］——在党已作出了最肯定的、甚至一致通过的决定以后，仍然重复那种包含有明显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和言论。 甚至拥护《光线报》的人也不得不声明说不同意这种言论，不同意这种说教。这是事实。因此，象托洛茨基、谢姆柯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袒护取消派的人那样叫喊什么“迫害”取消派，这简直是不诚实的，因为这是对真相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歪曲。 我所引证的5年多以来（1908—1913年）的文件所证明的事情的真相，就是取消派嘲弄党所通过的一切决定，继续对党，即对“地下组织”大肆辱骂和攻击。 每个愿意自己认真弄清党内有争论的迫切的难题，愿意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人，都应当首先弄清事情的真相，为此每个工人都要独立地研究和检查上述党的决定和取消派的言论。只有细心研究、思索并独立解决自己党的问题和命运的人，才配称为党员和工人政党的建设者。究竟是党犯了“迫害”（即过分激烈和不正确地攻击）取消派的“罪过”呢，还是取消派犯了公然破坏党的决定，顽固地鼓吹取消党即破坏党的罪过，——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漠然置之的。 很明显，党若不竭力去同党的破坏者作斗争，它便不能生存。 上面我们已经引证了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的各种文件，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要评价鼓吹成立“公开的党”的思想内容。 四 取消主义的阶级意义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真理报》第289、299、314号）里已经指出：无论在1908年还是在1910年，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毅然决然地谴责了取消主义，认为它是背弃原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向工人阶级说明，取消主义就是把资产阶级影响传播到无产阶级中去。1909—1913年间所有取消派的出版物，都明目张胆地不断破坏马克思主义者的历次决定。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取消派至今还在《光线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上表示拥护的那个口号：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或“为公开的党而斗争”。 这个口号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呢，还是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从取消派或其他集团的情绪和计划中去找，而应从对现代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的分析中去找。口号的意义不是由提出口号的人的意图来决定的，而是由国内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 农奴主-地主和他们的“官僚”，对于有利于政治自由的一切变更都抱敌视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资产阶级由于它在半农奴制的落后国家内所处的经济地位，不能不追求自由。但是资产阶级害怕人民的积极性甚于害怕反动势力。1905年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工人阶级非常清楚地领会了这个真理；只有机会主义的和半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才没有领会这个真理。 资产阶级是自由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因此就产生了它的那种软弱而可怜得好笑的改良主义。幻想改良，但又害怕同农奴主认真算帐，而农奴主是不但不准许改良，甚至要把已经实行的改良重新收回去的。鼓吹改良，但又害怕人民运动。想要排挤农奴主，但又害怕失去他们的帮助，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使农奴主拥有无限权力而使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的六三体制，就是建筑在这种阶级关系基础上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使它绝对没有可能去同任何人“分享”特权或害怕他们中的任何人失去这些特权。因此，那种贪图私利的、狭隘的、鄙俗的、愚钝的改良主义是同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至于农民群众，一方面由于他们受着重重压迫，只有忍饥挨饿而谈不到什么特权，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无疑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势必动摇于自由派和工人之间。 客观情况就是如此。 从这一情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公开的工人政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来说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个口号中除了改良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它丝毫没有表示，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为了扩大对整个民主派的影响而同自由派作斗争；它一点也没有想要铲除农奴主、“官僚”等等的任何特权的基础本身；也一点没有想要奠定政治自由和民主宪制的一般基础；然而这里却包含着默然背弃原有的东西，也就是背叛和解散（取消）工人政党。 简言之，在反革命时代，这个口号在工人队伍中所鼓吹的恰恰就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在自己队伍中间所实际做的。因此，如果没有取消派，聪明的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就一定会寻找或雇用一些知识分子来向工人阶级鼓吹这种东西！ 只有没有头脑的人，才会拿取消派的言论去同取消派的动机对照。其实，应当把他们的言论去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动及其客观地位对照。 请看这些行动吧。1902年，资产阶级是赞成地下组织的。当时它派司徒卢威去出版秘密的《解放》杂志[59]。当工人运动引起10月17日事件[60]的时候，自由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便抛弃了地下组织，然后就背弃了这个组织，宣布它是不必要的和丧失理智的，说它是在造孽和不怕神灵（《路标》文集[61]）［注：在《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中“《路标》文集”一词省略了，添上了如下一段脚注： “有一本叫作《路标》文集的极妙的书，一版再版；它是一本集这些反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文集。”——俄文版编者注］。这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再提地下组织而提为公开的党而斗争了。这是历史事实，这个事实被立宪民主党人（1905—1907年）和进步党人（1913年）反复要想实现合法化的行为证实了。 在立宪民主党人那里，我们看到“公开的工作和它的秘密组织”；善良的即不自觉的取消派分子Ａ.弗拉索夫，不过是“用自己的话”把立宪民主党人的行动表达出来罢了。 为什么自由派背弃地下组织而采取了“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个口号呢？是不是因为司徒卢威成了叛徒呢？不是的。恰恰相反。司徒卢威之所以转变立场，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都转过去了。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转过去，第一是因为它获得了1905年12月11日的特权[62]，甚至在1907年6月3日还获得了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地位；第二是因为它自己被人民运动吓得要命。把“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从“高深的政治”翻译成简单明了的语言，那就是： ——地主老爷们！不要以为我们想要把你们从人世间撵走。不是的。请你们稍微挪出一点地方，让我们资产者也可以坐下来（公开的党），——那时候我们将比季莫什金之流和萨布列尔派的神父们[63]“聪明”、巧妙、“科学”得多地来保护你们。 小资产者、民粹派，模仿立宪民主党人，接受了“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1906年8月，《俄国财富》杂志的彼舍霍诺夫先生及其伙伴们背弃了地下组织，宣布“为公开的党而斗争”，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那些彻底民主主义的即“地下组织的”口号。 由于这些庸人用改良主义者的腔调空谈什么“广泛的和公开的党”，人人都看得明白，他们失去了任何政党，失去了与群众的任何联系，而立宪民主党人甚至根本不再幻想这种联系了。 这样，也只有这样，通过对各个阶级的地位的分析，通过对反革命的一般历史的考察，才能理解取消主义。取消派就是资产阶级派来向工人传播自由主义腐化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消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民主派的叛徒。他们（也象自由派或民粹派一样）提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是要掩盖他们背弃过去和脱离工人阶级的行为。这是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的选举以及工人的报纸《真理报》诞生的经过所证明了的事实。大家都看得清楚，只有那些没有背弃过去，能够完全本着过去的精神为加强、巩固和发展过去的东西而善于利用“公开的工作”和一切“可能性”的人，才是与群众有联系的。 在六三体制时代，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关于取消派（即自由派）怎样“削减”纲领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再谈。 五 “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在前一篇文章（《真理报》第122号）里，我们考察了“公开的党”或“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的客观的即由阶级的关系所决定的意义。这个口号是对资产阶级策略的盲目的重复；对于资产阶级说来，这个口号是它背弃革命或它的反革命性的真实流露。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取消派中间特别常见的维护“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的某些尝试。无论马耶夫斯基、谢多夫、唐恩还是一切“光线派分子”，都力图把公开的党同公开的工作或公开的活动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是十足的诡辩，把戏，是对读者的欺骗。 第一，就1904—1913年这一时期来说，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公开的活动是事实。公开的党是知识分子用来掩盖背弃党的一个托词。第二，党多次谴责过取消主义，即谴责过公开的党这一口号。但是，党不仅没有谴责过公开的活动，相反，却谴责过忽视这种活动或放弃这种活动的人。第三，在1904—1907年间，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特别广泛地开展公开的活动。但是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任何一个流派和任何一个派别组织都没有提出过“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这是历史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每个愿意了解取消主义的人都应当思索一下。 在1904—1907年间没有提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是否妨碍了公开的活动呢？丝毫没有。 为什么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没有提出这一口号呢？正是因为当时反革命势力还不那么猖獗，还没有使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滚到极端的机会主义立场上去。“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是机会主义的言论，是背弃“地下组织”的行为，这在当时是非常明显的。 诸位先生，请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历史转变的意义吧：在1905年时期，在公开活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并没有提出“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在反革命时期，在公开活动开展得比较差的情况下，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出现了（追随资产阶级之后）背弃“地下组织”而“为公开的党而斗争”的口号。 难道这一转变的目的和阶级意义还不清楚吗？ 最后，还有第四种情况，即最主要的情况。公开的活动可能有（而且确实有）两种，即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一种是为了维护原有的东西，完全本着它的精神，为了它的口号和策略而进行的，另一种是为了反对原有的东西，为了背弃它，贬低它的作用和口号等等而进行的。 这两种原则上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公开活动的存在，是1906年（立宪民主党人和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至1913年（《光线报》、《我们的曙光》杂志）这个时期的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因此，当你听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或一个暂时装作头脑简单的人）说什么既然两者都是进行公开活动，那还何必争论时，你能不发笑吗？亲爱的，这里所要争论的恰恰是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这种活动的问题：是维护“地下组织”和本着它的精神呢，还是贬低它的作用，反对它，不本着它的精神！所争论的只是——无非“只是”！——在于：是本着自由派的精神去进行这种公开的工作，还是本着彻底民主派的精神去进行这种公开的工作。所争论的“只是”能否局限于公开的工作：请回忆一下自由派分子司徒卢威先生吧，他在1902年没有局限于这个工作，而在1906—1913年间却完全“局限于”这个工作了！ 我们的《光线报》中的取消派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所谓“为公开的党而斗争”这一口号，就是把用“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打扮起来的自由主义的（司徒卢威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工人中间去。 或者拿《光线报》编辑部自己在对阿恩的答复中所发挥的议论（第181号）来看吧： “……社会民主党并不只有为实际情况所迫而进行地下工作的少数同志。如果党只是限于地下组织，那么它会有多少党员呢？两三百人吧？而实际上担负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数千工人，甚至数万工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只要听到这段议论，就足以认定它是出自自由派之口。第一，他们关于“地下组织”所说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中远不止“数百”人。第二，在世界各地，党员人数比起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工人人数来，总是“有限”的。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有100万党员，而投票拥护社会民主党的约有500万，无产者人数将近1500万。党员人数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人数之间的比例，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决定的。第三，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东西可以代替“地下组织”。这就是说，《光线报》是搬出非党工人或党外工人来反对党。这也是自由派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竭力想使群众离开它的觉悟的先锋队。《光线报》不懂得党与阶级的关系，正象1895—1901年间的“经济派”不懂得这种关系一样。第四，现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只有当它是本着原有的精神、为着原有的口号而进行的时候，才是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光线报》的议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议论，他们不愿意加入实际存在的党组织，而是唆使那些散漫的觉悟不高的非党群众去反对党组织，企图借以破坏这个组织。德国的自由派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硬说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十五分之一的人在“党”内！ 再来看看《光线报》上更常见的一种议论：“我们”主张有一个“象在欧洲那样”的公开的党。自由派和取消派想要“象在”今天的“欧洲那样”的立宪和公开的党；可是他们却不愿意走欧洲赖以达到今天地步的那条道路。 取消派分子兼崩得分子科索夫斯基在《光线报》上教训我们要以奥地利人为榜样。可是他忘记了，奥地利人从1867年起就立宪了，如果（1）没有1848年的运动，（2）没有1859—1866年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当时工人阶级很软弱，致使俾斯麦之流借助有名的“来自上面的革命”而解脱出来），那也是不可能立宪的。但是从科索夫斯基、唐恩、拉林以及一切“光线派分子”的教诲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本着只能是“来自上面的革命”的精神来帮助解决我们的危机！但他们的这种工作也就是斯托雷平工党的“工作”。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取消派既背弃马克思主义，又背弃民主主义。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详细考察他们认为必须削减我们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的议论。 六现在我们要考察一下取消派是怎样削减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的。为此，最好拿他们八月代表会议的决定来作例子，但是，由于种种不言而喻的原因，对这些决定的分析只能在国外刊物上进行。这里只好拿《光线报》来讲一下，该报在尔·谢·的那篇文章（第108号（总第194号））中，对于取消主义的全部精神实质作了极确切的叙述。 尔·谢·先生写道： “……杜马代表穆拉诺夫现在只承认三个局部要求，即众所周知的列宁派的选举纲领所依据的三大要求：国家制度完全民主化，八小时工作制，把土地交给农民。《真理报》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可是我们也象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应读作：“我们也象那位硬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立宪了的米留可夫一样”〉，认为提出局部要求是一种鼓动手段，这种手段只有当它顾及到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时才能产生效果。只有那种一方面对于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具有原则意义，而另一方面又能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的东西，我们才认为可以提出来作为社会民主党目前应当集中注意的那种局部要求。《真理报》所提出的三个要求中，只有一个要求，即八小时工作制，才会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起作用而且也能起作用。其余两个要求在目前只能作为宣传的课题，但不能作为鼓动的课题。关于宣传和鼓动的差别，可参看格·瓦·普列汉诺夫所著《同饥荒作斗争》这本小册子中那精采的几页〈尔·谢·找错了地方：回忆1899—1902年间普列汉诺夫与“经济派”的论战，对尔·谢·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尔·谢·自己的这些言论，就是从经济派那里抄来的！〉。”
你们看，这就是取消派的策略。看吧！尔·谢·用“……完全民主化”这些字眼所描述的以及他所谓的“把土地交给农民”的要求，都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都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要求！！这是多么陈腐的议论，这对每一个没有忘记俄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没有忘记它同背弃民主主义任务的“经济派”多年斗争的人来说是多么熟悉的议论啊！《光线报》抄袭当时企图把工人引上自由主义道路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观点，是多么高明啊！“除了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结社自由，成立各种组织的自由，包括集会和言论（口头的和文字的）的自由在内，都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这种局部要求。” 但我们还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光线报》的议论。在头脑健全的人看来，这种议论简直是一种疯话。难道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硬说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要求（就是说，有利于农民的要求）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吗？不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所提出来的”吗？这不仅是谎话，而且简直是胡说八道。俄国19世纪的全部历史，整个“俄国生活的进程”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使它成了迫切的而且是最迫切的问题，这在俄国的全部立法中都反映出来了。《光线报》怎么能说出这样骇人听闻的谎话来呢？ 《光线报》也不能不说出这种谎话来，因为它被自由派的政策所束缚，而自由派是一贯反对（或如《光线报》那样撇开）农民的要求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阶级地位使它不能不迎合地主，反对人民运动。 《光线报》向工人灌输了自由派地主的思想，背叛了民主派农民。 其次，难道只有结社自由才算“迫切”吗？那么人身不可侵犯呢？清除独断专行和专横跋扈呢？普遍的……选举权呢？一院制呢？以及其他等等呢？凡识字的工人，凡记得不久以前的往事的人都很清楚，所有这些都是迫切的。一切自由派分子在成千上万篇文章和演说中都承认所有这些都是迫切的。为什么《光线报》宣称只有一种——即使是极其重要的一种——自由是迫切的，而把政治自由、民主制和立宪制度这些根本条件一笔勾销，搁置一旁，排除在鼓动工作之外，送进“宣传工作”的档案库保管呢？ 就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光线报》不接受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东西。 从工人运动和俄国生活进程所提出的要求对群众的迫切性来看，穆拉诺夫和《真理报》所说的三个要求（简单说来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无论工人的要求、农民的要求还是一般政治要求，都同样是群众迫切需要的，同样是工人运动的要求和“俄国生活的整个进程”提出来的。从我们那位崇尚温和谨慎的人所喜爱的“局部性”来看，所有这三个要求也是一样的：它们对最终目标来说是“局部的”，但它们对比如说整个“欧洲”来说则是很高的。 为什么《光线报》接受八小时工作制而否定其余的要求呢？为什么它替工人断定说，八小时工作制在他们的日常斗争中“起作用”，而一般政治要求和农民的要求却不起这种作用呢？事实告诉我们：一方面，工人在日常斗争中，既提出一般政治要求，也提出农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为不太高的缩短工作日的要求而斗争。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光线报》持改良主义态度，它把自己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局限性，照例硬是往“群众”和“历史进程”等等上推。 改良主义就是要人们只局限于为一些不要求铲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一种同保存这种基础相容的变更进行鼓动。八小时工作制是与保存资本的权力相容的。俄国自由派为了引诱工人，自己甘愿赞成（“尽可能地”）这个要求。至于《光线报》不愿意为之进行“鼓动”的那些要求，则是与保存前资本主义时代即农奴制时代的基础不相容的。 《光线报》从鼓动工作中排除掉的，正是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东西，自由派不愿铲除地主的政权，而只愿同地主瓜分政权和特权。《光线报》所排除的正是与改良主义观点不相容的东西。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无论穆拉诺夫、《真理报》还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反对局部的要求。说我们反对局部要求，这是废话。保险运动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反对用空谈局部要求，用改良主义来欺骗人民。我们反对现代俄国的自由派改良主义，因为它是一种空想，是一种贪图私利的虚伪的东西，它是建筑在立宪幻想的基础上的，充满着讨好地主的奴才气。《光线报》用泛泛的“局部要求”的空话来混淆和掩盖的实质就在这里，虽然它自己也承认穆拉诺夫和《真理报》并不反对某些“局部要求”。 《光线报》削减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使之适合于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狭小尺度，从而把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到工人队伍中间去。 马克思主义者同取消派的斗争，正是先进工人为了影响人民群众，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而同自由派资产者进行斗争的表现。
注释： [48]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各个工作报告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各个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传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67。 [49]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同上，第16卷第185—397页）这两篇著作中批评了孟什维克的土地纲领。——68。 [50]指《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ик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а》）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期。1916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1期。在第1—8期（1905—1906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9—16期（1909—1912年）中，普列汉诺夫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1916年该杂志出版的第1期里则明显地表达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68。 [51]《我们的曙光》杂志（《Наша Заря》）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物（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69。 [5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7—30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于1910年1月2—23日（1月15日—2月5日）在巴黎举行。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1909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提出来了。1909年11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1909年11月1日（14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况》这一决议，是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列·达·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列·波·加米涅夫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将它移交给中央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因此，1910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属于他们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36—300页）。——70。 [53]指“前进”集团。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12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里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派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在1910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1913年实际上瓦解，1917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71。 [54]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会的列·达·托洛茨基和民族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表的声明。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曾经引用这个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59页）。——71。 [55]《复兴》杂志（《Возрождение》）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刊），1908年12月—1910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伊·唐恩、亚·尼·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接替《复兴》杂志出版的是《生活》杂志。——73。 [56]《涅瓦呼声报》（《Невский Гол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周报），1912年5月20日（6月2日）—8月31日（9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号。该报由Д.Ф.科斯特罗夫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尤·查茨基等。该报的前身是《现代事业报》。——74。 [57]《现代生活报》（《Живая Жизнь》）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7月11日（24日）起在彼得堡出版，是取消派报纸《光线报》的续刊。该报共出了19号，于8月1日（14日）被查封。《现代生活报》的实际上的编辑是费·伊·唐恩。——75。 [58]《新工人报》（《Новая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日报），1913年8月8日（21日）—1914年1月23日（2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136号。该报前身为《现代生活报》（参看注57）。——75。 [59]《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78。 [60]这里说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1905年10月17日（30日）颁布的宣言。宣言允诺给予“公民自由”和设立“立法”杜马。这是革命从沙皇制度争得的一个让步。沙皇政府则想以此赢得时间，分裂革命力量，破坏全俄政治罢工和镇压革命。布尔什维克揭露了沙皇政府的这种政治手腕。1905年10月18日（3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俄国人民书》，剖析沙皇宣言的虚伪性，并号召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关于10月17日宣言，参看列宁《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和《总解决的时刻临近了》两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6—33页和第65—74页）。——78。 [61]《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党政论家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收有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路·弗兰克的文章。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167—176页）。列宁把《路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反动污水。——79。 [62]指1905年12月11日（24日）关于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诏令。这个诏令是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但仍保证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占巨大优势。按这个法令选出的第一届杜马是立宪民主党的杜马。——79。 [63]萨布列尔派的神父们是指根据俄国正教院总监弗·卡·萨布列尔的授意而积极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神父。萨布列尔组织他们参加选举，是为了保证选出符合沙皇政府心意的代表。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选举中的僧侣和僧侣的选举》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142—145页）。——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