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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22卷 选举结果 （1913年1月31日〔2月13日〕） 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自1911年以来对历史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这个估计概括地说就是：俄国历史中的反革命猖獗时期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轻部队”的觉醒（学生运动）、工人的进攻性经济运动特别是非经济运动等等为特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经济萧条，反革命的悍然进攻，民主派的退却和涣散，“进步阵营”中“路标派的”、取消派的变节思想的泛滥，——这些就是第一阶段（1907—1911年）的特点。而第二阶段（1911—1912年）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都具有相反的特点：工业繁荣，反革命不能用以前那样的力量或精力等等继续进攻，民主派的觉醒使路标主义、投降变节、取消主义的情绪不得不隐藏起来。 这就是正确评价1912年的选举运动时所必须注意到的总的背景情况。 一 “制造”选举第四届杜马选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府有步骤地在这次选举中舞弊。我们不打算在这里给“制造选举”作总结，关于这一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所有报刊已经谈得够多的了；立宪民主党人在第四届杜马提出的详细质询也说明了这一点；等将来把大量的而且愈来愈多的材料收集起来，我们也许能写一篇专论来谈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要谈的只是制造选举的基本结果和这种“制造”的主要的政治意义。 动员僧侣去对付自由派地主和十月党地主，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和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去对付城乡资产阶级民主派，试图用同样的手段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走工人选民团，——这些就是制造1912年选举的基本手法。整个这一政策很象波拿巴主义的政策，其目的是要在杜马中形成一个右派－民族党人的多数。大家知道，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我们下面就会看到，政府毕竟还是在我国的议会（请原谅我的用词）中“维持住了”以前的、第三届杜马那样的状况：在第四届杜马中仍旧有两个多数，一个是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一个是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 1907年的六三选举法“建立”的是以农奴主－地主同资产阶级上层的联盟为基础的国家管理（并且不仅仅是管理）制度，而且前一种社会成分在这个联盟中保有很大优势，而这两种成分支撑的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政权。这个由农奴制等等的几世纪历史造成的政权，其特性过去如何、现在怎样，对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必谈了。不管怎么说，1905年的变动、旧事物的崩溃、群众和一些阶级的公开的强大行动，毕竟迫使这个政权谋求同这种或那种社会力量结成联盟。 1905—1906年指望过“乡巴佬”、庄稼汉（布里根选举法和维特选举法），这种指望现在已经破灭了。六三体制“把赌注押在强者身上”，即押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大亨身上。现在，第三届杜马总共大约5年的经历，已经开始连这个“赌注”也输掉了！再没有比1907—1912年间的十月党人更会拍马的了，可是就连十月党人也“没有拍上”。甚至就本性来说同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旧政权（所谓“官僚制度”），同他们也不能和睦共处。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政策（11月9日的法令[227]）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措施，还是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掌握之下，因此结果非常可悲。普利什凯维奇主义虽然用新的土地政策和新的一套代表机构来改头换面、装饰一新，但它仍继续压制着一切，阻碍着发展。 六三体制出现了裂痕。在没有坚强的、牢固的、受过考验的完整的社会支柱的时候，在不得不在各种不同的成分中间随机应变的时候，“制造”选举是不可避免的，正象波拿巴主义的手法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如果民主阶级力量薄弱，或者被一些暂时的原因大大削弱了，这些手法就可能在许多年中获得“成效”。但是，就连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或拿破仑第三的“经典”范例也都证明，没有一些最急遽的转变（在普鲁士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和几次非常成功的战争）是不行的。 二 新的杜马为了说明选举的结果，我们要把关于第四届杜马党派成分的官方材料拿来，不仅同第三届杜马末期（1912年）而且同初期（1908年）的材料加以比较。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大可注意的情况［注：这些材料来自以下杜马出版物：1908年《一览表》，1912年《参考手册》和1912年12月2日出版的《国家杜马（第四届）参考手册》1912年第14期，材料订正截至1912年12月1日，三个民族集团系指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穆斯林。］：
从这些材料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第四届杜马中仍旧有以前的两个多数：占283席（65＋120＋98）的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以及占226席（98＋48＋59＋21）的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 对于专制政府，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杜马中“自己的”多数。在这方面，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没有多大差别。在第三届杜马中，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最初占292席，最后占268席。现在获得的票数是在这两个数字之间，283席。 由于右派多数从第三届杜马开始到最后票数这样明显地减少，以致仍旧是专制的政府不能不采取制造选举这种非常措施。这种制造并不象梅延多夫、马克拉柯夫之流所喜欢描述的那样，是什么偶然的现象，是什么违反制度的现象，而是为了维持“制度”而必然要采取的措施。 以马克拉柯夫之流为首的自由派先生们，你们不是在谈论“当局同全国调和”（即同资产阶级调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们的关于调和的言论不是空话，那你们就应当接受“制造选举”，因为这是同现实当局调和的现实条件。你们本来就是那么爱好“现实政策”的人嘛！或者你们对“制造选举”的抗议不是空话，那你们谈的就不应该是调和，而应该是同调和完全不同的别的什么东西…… 六三体制的第二个多数是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在第三届杜马初期占252席，末期占235席，而在第四届杜马中则降到226席。可见，政府的“选举运动”实际上是成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一次实际地确立了自己的专制。关于右派－民族党人要占居多数的叫嚣，只不过是做交易要高价而已。实际上两个多数政府都需要，因为这两个多数都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 无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分，因为自由派为了愚弄民主派正在掩饰这一点，而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由于轻率也在掩饰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的联盟在选举罗将柯时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言语报》就罗将柯的演说所写的不堪入耳的阿谀奉承的词句，大概更加明显地说明了这种联盟的存在），这种联盟决不只是“技术上的”事情。这种联盟说明从古契柯夫到米留可夫，整个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有这种情绪，这种联盟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政府从六三制度的整个体制出发，也是需要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的，因为第三届（以及第四届）杜马决不象那些陷入罗普申的心情[228]和“召回派的”空话的泥潭里不能自拔的“左派”民粹派常常瞎扯的那样，是什么“纸糊的”机关。不是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是专制制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是它们经历了1905年的胜利和失败后企图真正接近起来的一次必要的尝试。这次尝试如果惨败，就将不仅是斯托雷平和马卡罗夫的惨败，不仅是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凯维奇的惨败，而且是“调和者”马克拉柯夫之流的惨败！ 政府需要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多数，是打算在保持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无限权力的情况下推动俄国前进。至于用来约束和缓和自由派－十月党人的异常急速的、过激的“进步主义”的工具，政府手里有的是，如国务会议和许多其他的东西…… 三 六三体制内部的变化上面引用的数字是关于反革命猖獗时期地主和资产阶级各政党、团体和派别的演变问题的很有意思的材料。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的成员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和工人民主派，原因很简单：六三体制就是为了排除民主派而特意建立的。“民族”政党，即不属于“主导”民族的各政党，也同样受到六三体制特殊的压迫和摧残。 因此，我们只把右派、十月党人和俄国自由派这些在六三体制中占有牢靠地位并受其保护而同民主派隔绝的政党挑出来，看一看这些政党内部的变化。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特权阶层中的所谓“中派”明显变弱了，而这些阶层的右翼和自由派一翼却明显增强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为了帮助右派采取了极其非常的措施在选举中舞弊，但是地主和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人数增加得还是比右派快。 有一些人看到这些事实，喜欢讲一些什么六三体制的矛盾尖锐化了，什么温和资产阶级的进步主义要获胜了等等冠冕堂皇的话。第一，这些人忘记了，地主中间特别是资产阶级中间自由派人数虽然增加了，但是增加得最快的是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完全建立在同右派“调和”的基础上的自由派右翼。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一会还要详细说明。第二，这些人忘记了，轰动一时的所谓“资产阶级向左转”不过是民主派的真正向左转的征兆而已，只有民主派才是唯一能够促使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力。第三，这些人忘记了，六三体制专门的目的是要在很大的范围内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反动地主之间的对抗性的，尽管这两者同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同工人阶级有着深刻得多的共同的对抗性。 其次，我国的自由派喜欢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十月党人的垮台是“制造选举”引起的，是“制造选举”使这个“最后一个听命于政府的党”失去了支持等等。自然，这时自由派本身是以正直的反对派、不依附于人的人、甚至“民主派”的姿态出现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马克拉柯夫同十月党人都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请看一看第三届杜马和第四届杜马之间发生的变化，并且把这个变化同第三届杜马的初期和末期之间发生的变化比较一下。大家会看到，在第三届杜马中十月党减少的代表人数（28）比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减少的（22）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搞过“制造选举”的勾当；这种勾当当时搞得肆无忌惮，——特别是为了对付民主派。但是这意味着，不管怎样制造了选举，也不管政府的作用和总的“政策”怎么样，俄国有产阶级中党派划分的过程仍在进行，反革命派当中的右的、反动农奴主一翼和同一个反革命派当中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翼划分开来的过程仍在进行。 杜马中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中间的各个集团和派别组织（右派、民族党人、温和右派、“中派”、右派十月党人，等等）之间的差别，也同十月党人－自由派的多数（左派十月党人、进步派、立宪民主党人）内部的差别一样，是不固定的，不明确的，偶然的，往往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当代的特点决不是依附于政府的十月党人受到了据说是不依附于政府的（就是马克拉柯夫！）立宪民主党人的排挤。这是自由派的蠢话。 当代的特点是：真正的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正在进行，特别是一个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正在一片甚嚣尘上的鲜明的反对派呼声和侈谈“当局同全国调和”的甜言蜜语声中结成。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用全部力量来掩饰这个过程。因此，我们要再一次看看杜马统计材料的确切数字。应当记住，评论政党也象评论个人一样，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论，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在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上都是一致行动的，而这两种人无论是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中，或者是在最近结束的选举中，在一系列问题上又都是同十月党人一致行动的（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罗将柯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三个政党的材料：
我们看到：十月党人明显地和不断地减少；立宪民主党人稍有减少，随即又略有增加；进步派则明显地和不断地增加，他们在5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 如果我们把米留可夫先生在1912年《〈言语报〉年鉴》第77页上公布的1908年的数字拿来看一看，那么情况还要明显得多。据米留可夫先生统计：1908年在第三届杜马中有154个十月党人，23个进步派，56个立宪民主党人。拿这个数字同第四届杜马相比较，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人数的增加微不足道，进步党人的人数则增加了一倍多。 1908年进步派不到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半。现在进步党人的人数是立宪民主党人人数的80％强。 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反革命猖獗时期（1908—1912年）俄国自由派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进步派有了很大的发展。 什么是进步党人呢？ 按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进步党人就是十月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 在第三届杜马中，进步派当时还被称作和平革新派[229]，他们的领袖之一反革命贵族李沃夫在第一届杜马中曾是立宪民主党人。我们看到，在第三届杜马中进步派的人数从25人增加到36人，即增加了11个人；在这11个代表中，有9个来自别的政党，即：1个来自立宪民主党，2个来自温和右派，1个来自民族党人，5个来自十月党。 进步党人在俄国自由派政治代表中间的迅速增长和“路标”派在“社会”中取得的成功，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进步党人在政治实践中实现了“路标”派在理论中所宣扬的东西，即诽谤革命，背弃民主派，赞美资产阶级龌龊的牟利行为，把这种行为说成是人间的神圣事业等等。 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柯夫谈到当局同全国调和时，他所讴歌的只是进步党人所做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曾经在立宪民主党人完全陶醉于他们的“胜利”的时候揭露了立宪民主党人，指出了他们的党的真正本质［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2—319页。——编者注］，现在这一本质在整个事态的发展中已经愈来愈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我们离开1905年和1906年愈远，就愈清楚地看到当时布尔什维克所说的是多么正确。 俄国民主派如果不坚决地破坏立宪民主党人在群众中的“威信”，任何胜利也不可能取得。反过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同路标派和进步党人实际上合流，是民主派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和加强的条件之一和征兆之一。 四 选举斗争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关于选举的议论和文章中往往被推到了次要的地位，甚至被完全抹杀了。然而这是关于选举运动的思想政治内容的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其余一切问题，一切关于“反对派的百分比”等等的普通统计数字就会完全失掉价值。 对这个问题的最流行的答案是：斗争是为了要不要立宪。右派是这样看的。自由派也是这样看的。右派和自由派的一切报刊都贯穿着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进行斗争的是两个阵营，一个赞成立宪，另一个反对立宪。立宪民主党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和该党的正式机关报《言语报》曾直接提出这种两个阵营的论点，而且是以立宪民主党的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来的。 就请从选举的结果来看一看这种“理论”吧。它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吗？ 新杜马的第一个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甚至同部分右派）结成联盟拥戴罗将柯为“立宪派”的候选人；罗将柯的包含准立宪纲领的演说，受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热烈欢迎。［注：除《言语报》当时的文章外，还可以参看米留可夫先生1912年12月13日在杜马中的声明：“主席〈罗将柯〉发表了演说……他发表了他的宣言，我们承认这个宣言是我们的！！”（《言语报》12月14日第343号）立宪民主党人的立宪（可不是闹着玩的！）宣言就是这种货色！］ 大家知道，十月党人的领袖罗将柯是右派十月党人，他和“中派”或保守的立宪派的领袖克鲁平斯基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立宪派。 说斗争是为了立宪，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马上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指的是什么样的宪制？是克鲁平斯基式的宪制？还是罗将柯式的宪制？还是叶弗列莫夫—李沃夫式的宪制？还是马克拉柯夫—米留可夫式的宪制？接着还会提出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关于愿望、声明、纲领等等的问题（这些都是纸上的东西），而是关于达到愿望的实际手段的问题。 就这最重要的（也是唯一严肃的）一点来说，1912年《言语报》第117号转载的格列杰斯库尔先生的声明也是驳不倒的，也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声明说，不需要新的革命，需要的“只是立宪工作”。这个声明从思想政治上使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更紧密更深刻地联结在一起，任何忠于宪制甚至……似乎是忠于民主的保证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在俄国读到的报纸大概有近90％是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出版的。所有这些报纸都在向读者灌输两个阵营的思想，说其中有一个是赞成立宪的，这样一来也就使群众的政治意识受到了极大的腐蚀。只要想一想：整个这一运动是以米留可夫接受罗将柯的“立宪”宣言结束的！ 由于这种情况，必须十分坚持反复强调政治科学中一些被许多人早已忘光了的老道理。什么是立宪？这才是俄国当前令人关注的问题。 立宪就是旧社会（贵族的、农奴制的、封建的、专制的社会）的历史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交易。这种交易的实际情况，即旧势力让步的多少或自由派资产阶级胜利的大小，都取决于民主派，即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对各种旧势力取得的胜利。 我国的选举运动能够以米留可夫接受罗将柯的“宣言”而结束，只是因为实际上自由派争取的并不是取消旧势力的种种特权（经济的、政治的等等），而是（简单地说）由地主和资产阶级瓜分这些特权。自由派害怕民主派的人民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这就是从资本的经济力量方面来看自由派在政治上显得惊人的较弱的原因。 在六三体制中，自由派取得了可以容忍的、半合法的反对派的垄断地位，新的政治活跃（用过于温和的和不确切的字眼来说）的开始使得新的、正在成长的民主派的广大阶层受到这些垄断者的影响。因此，现在俄国政治自由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认清互相斗争的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三个阵营，因为只有被自由派抹杀的这后一个阵营才真正具有实现政治自由的力量。 1912年选举中的斗争决不是“为了立宪”，因为主要的自由派政党，主要攻击并一再击败十月党人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是同意罗将柯的宣言的。在六三体制的警察压制下进行的这场斗争，是为了唤醒、加强和团结独立的、不受自由派的动摇和“十月党人的同情”的影响的民主派。 这就是为什么说从纯“议会”的角度来考察选举运动的真正思想政治内容是根本错误的。要比一切“立宪”纲领和政纲更实际百倍的，是各个政党和集团怎样对待作为1912年的标志的政治罢工运动的问题。 要把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有一个最好的检验方法，就是看它们对经济罢工的态度。一个政党如果在自己的报刊上，在自己的组织内，在自己的议会活动中不是同举行经济罢工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这个政党就是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怎样拿自己的“人民性”、“激进社会主义”等等来赌咒发誓。在俄国，同样应该对那些想要被人称作民主主义政党的政党——mutatis mutandis（作相应的改变）——说：不要拿你们在纸上写的立宪、普选权、结社自由、各民族平等之类的东西来赌咒发誓，这些话一文不值，让我们看看你们对1912年的政治罢工运动所采取的行动吧！这个标准虽然还不完全，但它毕竟是实在的标准，而不是空洞的诺言。 五 现实生活对选举口号的检验选举运动使一切自觉的政治活动家非常感兴趣，是因为这一运动提供了说明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观点、情绪以及利益的客观材料。在这一方面，可以把代表机构的选举比作人口普查，——选举提供的是政治统计材料。当然，这种统计材料有好的（如果实行的是普遍的……选举制），但也有坏的（我国的议会——请原谅我的用词——选举）；当然，对于这种统计材料也同对于其他一切统计材料一样，应该学会批评它并批判地加以利用。最后，当然，必须把这种统计材料同一般社会统计材料联系起来看。例如，在那些没有得议会迷病的人看来，罢工统计材料往往要比选举统计材料重要和深刻百倍。 尽管预先作了这些说明，但是选举提供的材料是客观的这一点毕竟是无疑的。用计算各个不同阶级居民群众的投票来检验主观愿望、情绪和观点的方法，对一个多少有点象样的政治家来说，始终应该是很宝贵的。各个政党在选民面前展开的实际斗争和选举结果，总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来检验我们对国内社会力量对比和对这些或那些“口号”的意义了解得是不是正确。 我们试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选举的结果。 关于政治统计材料问题，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主要的一点是：由于政府极卑鄙地采取了“解释”、镇压、逮捕、流放等等无穷无尽的行政“手段”，这种统计材料有一大部分显然是无用的。例如，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切列万宁先生根据各选民团的数百名复选人的材料作出结论时不得不承认，把第二城市选民团和农民选民团中反对派复选人百分比的下降（同第三届杜马选举相比）当作向右转的证据“是很可笑的”。梅姆列佐夫[230]、赫沃斯托夫、托尔马乔夫、穆拉托夫之流不能搞舞弊的唯一的一个选民团，就是第一城市选民团。这个选民团表明“反对派的”复选人人数从56％增加到67％，而十月党人却从20％降到12％，右派从24％降到21％。 但是，即使“解释”使得关于复选人的选举统计材料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完全被排斥于有特权的六三分子之外的各民主阶级都尝到了这些解释的种种好处，自由派对民主派的态度还是在选举中表现出来了。在这一点上仍然得到了客观材料，使我们可以根据现实生活的经验来检验各个不同的“流派”在选举前的思想和言论。 自由派对民主派的态度问题决不“仅仅是政党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决不是只从某一条严格的政党的路线的角度来看才显得重要。不。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追求俄国的政治自由的人说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达到俄国一切正直诚实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的问题。 1912年的选举运动一开始，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把彻底民主主义口号放在首要地位来同自由派工人政策相抗衡的。这些口号可以从两方面来检验：第一，别的国家的议论和经验；第二，1912年的运动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对还是不对，这一点现在应当从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实际形成的关系看出来。这种检验的客观性就在于，检验这些口号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群众，而且不仅仅是一般群众，其中也有我们的反对者。 由于选举和选举结果而形成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关系，是象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料的那样呢，还是象自由派所预料的那样呢，还是象取消派所预料的那样呢？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回忆一下这些“预料”。1912年初，选举问题刚刚提出来，立宪民主党人（在他们的代表会议上）打起了统一的反对派（即两个阵营）和允许同左派十月党人联盟的旗帜，这时工人报刊就通过马尔托夫和唐恩的文章（发表在《现代事业报》第2、3、8号上，）以及弗·尔—科等人的文章（发表在《明星报》第11号（总第47号）和第24号（总第60号）上）提出了口号的问题。 马尔托夫提出的口号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唐恩提出的口号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马尔托夫和唐恩责备《明星报》不该威胁自由派，不该企图向自由派强行索取杜马中的席位。 这里三种立场都表现得很明显： （1）立宪民主党人赞成统一的反对派（即赞成两个阵营）和允许同左派十月党人联盟。 （2）取消派赞成“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即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取得政权”（《现代事业报》第2号上马尔托夫的话）。不要替民主派向自由派强行索取席位。 （3）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因为这意味着把地主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明星报》第11号（总第47号）上弗·尔—科的话）［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68页。——编者注］。必须威胁自由派，向他们强行索取席位，同他们进行战斗，不要怕关于什么黑帮危险的叫嚣的恫吓（同一作者在第24号（总第60号）上的话［注：同上，第235页。——编者注］）。自由派只有当民主派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去赢得胜利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 马克思主义者和取消派之间的分歧是极其深刻而且不可调和的，不管那些好心肠的人觉得用言词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是多么容易。“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这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一套完整的政策，客观上意味着把领导权交给自由派。“把民主派从自由派手中夺过来”，这是相反的一套政策，它的根据是下述论点：民主派只有摆脱对自由派的依赖才能真正打垮反动派。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场在开始以前人们就议论纷纷的较量究竟结果怎样。 我们就把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上对这场较量的结果作评判的弗·列维茨基先生作为证人，——大概任何人也不会怀疑这位证人偏袒《明星报》和《真理报》的路线吧。 大家知道，第二城市选民团是唯一一个多少有点象“欧洲式”选举的选民团，它多少有些可能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遭遇战”作出结论。那么这位证人是怎样评判第二城市选民团的较量结果的呢？ 据这位证人统计，社会民主党人共进行了63次活动，其中有5次不得不放弃候选资格，5次同其他政党订立协定，53次是独立活动的。这53次中，有4次是在4个大城市里[231]进行的，49次是在选举复选人时进行的。 在这49次中，有9次不清楚社会民主党人是同谁斗争；有3次是同右派斗争（3次都是社会民主党人获胜）；有1次是同劳动派斗争（社会民主党人获胜）；其余36次是同自由派斗争（社会民主党人胜21次，败15次）。 单就俄国的自由派而言，社会民主党人同他们进行21次斗争，结果如下：
［注①：即进步党人和加上进步党人或劳动派的立宪民主党人。］ 可见，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敌人是自由派（36次比3次）；使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主要失败的是立宪民主党人。 其次，在订立协定的5次中，有2次是反对派一致取得协议来反对右派的，有3次“可以说是左派联盟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黑体是我用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9—10期合刊第98页）。可见，订立协定的次数还不及活动总数的1/10。60％的订立协定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 最后，4个大城市的投票结果如下：
可见，在所有这4个大城市里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斗争，其中有一次立宪民主党人是在决选投票中靠了十月党人（“波罗的海沿岸立宪党”的候选人也是十月党人）的帮助才获胜的。 这位证人的结论是： “立宪民主党人对城市民主派代表权的垄断快要结束了。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的最近任务就是从自由派那里夺取所有5个有独立代表权的城市的代表权。做到这一点的心理的〈？？〉和历史的〈经济的呢？〉前提，即民主派选民的‘向左转’、立宪民主党人政策的破产和无产阶级自主精神的再度复活，——都已经具备。”（《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引一期合刊第97页）
六 对立宪民主党的幻想的“结束”1．事实证明，立宪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反对派”或者“两个阵营”的口号的实际作用是欺骗民主派，让自由派骗取民主派觉醒的果实，让自由派使这支唯一能够推动俄国前进的力量的觉醒变得不全面、不彻底、没有力量。 2．事实证明，这场唯一多少有点象“公开的”、“欧洲式的”选举斗争，就是要把民主派从自由派手中夺过来。这个口号是生气勃勃的，它表现了新的民主派走向新的运动的实际觉醒。而取消派“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集团的陈腐不堪的臆想。 3．事实证明，只有对立宪民主党人进行的“狂暴”的斗争，只有“吃掉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的下贱的奴仆取消派曾以此责难我们），才体现了真正群众运动的真正要求，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实际上比我们所描绘的还要坏。立宪民主党人是黑帮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普列德卡林和波克罗夫斯基的直接同盟者！ 这可是俄国的一次历史性转折：黑帮本来对立宪民主党人恨得发狂，把立宪民主党人当作主要的敌人，可是事态发展却使他们为了对付社会民主党人而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当选。这个似乎很小的事实反映了党派关系上的巨大变动；这种变动表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互相攻击实际上是表面现象，普利什凯维奇和米留可夫实际上很容易地发现了自己的志趣，发现了自己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方面是一致的。 现实生活表明，我们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忽视同立宪民主党人可能建立的联盟（在第二阶段等等），而且应该说是过于重视这种联盟，因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在很多场合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很多场合，例如在省的选举大会上拒绝（象昨天的某些狂热的召回派及其同伙所要求的那样）利用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的联盟来反对右派。而是说，实际生活肯定了并且更加巩固了我们的总方针（三个阵营；民主派反对立宪民主党人）。 顺便说一点。列维茨基先生、切列万宁先生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其他撰稿人为我们的选举统计收集了宝贵的材料，他们搞得那么热心，那么努力，是值得大大称赞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关于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以及右派结成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盟次数的材料拿出来，——他们显然是有这种材料的。 普列德卡林和波克罗夫斯基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省的选举大会上还有过很多类似的情况。这些情况不应该忘记。对它们应该更加注意。 其次，我们的“证人”是被迫作出上面引用的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结论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结论证实了对立宪民主党的一种什么样的评价。是谁把立宪民主党称为城市民主派政党的？又是谁从1906年3月起甚至更早些就证明了这个自由派政党是靠欺骗民主派选民来维持的？ 现在取消派象健忘的伊万[232]一样，开始唱道：“立宪民主党人的垄断快要结束了……”可见，曾经“垄断”过？这意味着什么呢？垄断就是排斥竞争。是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竞争在1906—1907年比在1912年被排斥得更厉害呢？？ 弗·列维茨基先生重复着庸俗的空话，他没有考虑他所说的话的意思。他“不过是”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垄断：立宪民主党人过去占优势，现在这种情况结束了。但是先生们，既然你们自认为懂得马克思主义，那就应该思索一下政党的阶级性问题，哪怕稍微思索一下也好，不要这样漫不经心地对待你们昨天说的话。 如果说立宪民主党是城市民主派的政党，那么他们的优势就不是“垄断”，而是城市民主派的阶级利益的结果！如果过了两三年，他们的优势变成了“垄断”，即出现了从资本主义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偶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那么就应当说，那些把立宪民主党看作城市民主派政党的人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屈服于立宪民主党人一时的胜利，拜倒在立宪民主主义显赫一时的声势面前，放弃了对立宪民主党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转而向立宪民主党人作自由主义的谄媚逢迎。 弗·列维茨基先生的结论完全地、确凿地证实了布尔什维克说明立宪民主党阶级本性的1907年伦敦决议［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193—217页。——编者注］是正确的，而这个决议曾遭到孟什维克疯狂反对。如果说城市民主派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如决议所说，是“由于传统和直接受到自由派的欺骗”，那么很明显，是1903—1911年的沉痛教训消除了“立宪幻想”，破坏了“传统”，揭穿了“欺骗”，从而结束了“垄断”。 现在，有意无意地忘掉过去的东西，对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正确的、率直的、明确的答案，对1905—1907年和1908—1912年的丰富经验为这些答案所作的检验采取极端轻率的态度，——这些现象太普遍了。对于正在觉醒的民主派说来，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健忘和这样的态度更有害的了。 七 关于“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切列万宁先生在总结选举斗争时认为：反对派被“纯粹人为地、用完全特殊的手段夺走了49个席位。”在他看来，这些席位同实际获得的加在一起，就会有207个席位，即只比绝对多数少15席。作者得出结论说：“在六三体制的基础上，贵族－农奴主的反动势力在选举中如果不采取特殊的人为手段，本来会遭到完全的和决定性的〈？？！〉失败。” 作者继续说：“在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这个大危险面前……”僧侣和地主的冲突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上引一期合刊第85页）
这就是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这个口号的后果！切列万宁狠狠地惩罚了马尔托夫，——他把马尔托夫的口号的荒谬绝伦全说穿了，而且可以说，他把取消主义的幻想结果同“选举斗争的结果”一起记录在案了。第四届杜马中进步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会是“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这真是妙论。 但这并不是口误，而是自由派和取消派往选举运动中拼命贯注的整个思想内容的必然结果。 同立宪民主党人比较起来，进步党人的作用大为提高，这些进步党人在政策中体现了立宪民主党人所有的变节行为（路标主义），立宪民主党人自己实际上也偷偷地转到了进步党人的立场上，——这一切，取消派都不愿意看到，也就是这一切，使他们得出了“切列万宁式的”妙论。“不要过多地谈论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劳动派分子（民粹主义取消派分子）沃多沃佐夫先生曾经这样或大致这样写过。我们的取消派也正是这样看的。 他们甚至忘记了第三届杜马的教训：立宪民主党人别列佐夫斯基曾在第三届杜马中正式发言“解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并证明这个纲领有利于贵族－地主。而现在，在1912年，竟期望“反对派的”地主杜马，期望进步党人这些稍微改头换面的十月党人会成为“威胁到贵族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大危险”…… 切列万宁先生，请你听着，……空想也要有个限度！ 针对切列万宁对取消派的策略所作的总结，我们可以举出一个说明选举结果的很好的例证。第四届杜马以132票对78票通过了进步党人的程序提案。 正式发表声明对这个最可鄙、最无聊的提案就象对十月党人的提案一样表示完全满意的不是别人，正是十月党人安东诺夫！当然，安东诺夫先生是对的。进步党人提出的是地道的十月党人的提案。进步党人充当了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调停者。 十月党主义被打垮了，十月党主义万岁！古契柯夫的十月党主义“被打垮了”，叶弗列莫夫和李沃夫的十月党主义万岁。［注：12月16日的《言语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也投票赞成进步党人的卑鄙的提案，这是难以置信的。《真理报》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可能是把那些坐着的（或站起来要退席的？）社会民主党人“算作”投赞成票的了。］ 八 对失败的掩盖我们还要看一看工人选民团这个最重要的选民团的选举结果。 这个选民团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对于这一点过去和现在任何人都没有怀疑。这里的斗争已经不是以民粹派为对手，在民粹派中间已经再也看不到对民粹派取消主义（巴黎的《创举》杂志和彼得堡的人民社会党人）和民粹派召回主义的反击了，而不对这些没落的思潮作反击，左派民粹派就等于零。 工人选民团中的斗争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人政客即取消派之间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于1912年1月曾坦率和明确地、公开和毫不隐讳地宣布，在工人选民团中（仅仅在工人选民团中）不容许同工人政党的破坏者订立协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48页。——编者注］ 这个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也知道，就连调和派分子普列汉诺夫也把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称作“可鄙的”、取消主义的会议（不管《我们的曙光》杂志怎样发誓否认），把这次会议的决议称作“外交手腕”，说得更直率一点，也就是欺骗。 选举的结果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选举的结果是不是提供了说明一月声明和八月声明同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客观材料？工人阶级选出的人到底是跟着谁走的？ 这方面是有最确切的统计材料的，而取消派却竭力（徒劳无益地！）用叫嚷和谩骂来掩盖，抹杀和勾销这种材料。 从第二届杜马开始（对第一届杜马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是抵制的），就有了表明工人选民团的杜马代表在社会民主党各“流派”之间分配情形的确切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如下： 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国家杜马代表：
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根据正式统计，1907年在党内占多数的是布尔什维克（10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97名孟什维克代表）。也就是说，在工人选民团中占47％（在整个党团中则是18个布尔什维克＋36个孟什维克＝54个），相当于在工人政党内占近52％。 在1912年，破天荒第一次，选民团所有6个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大家知道，这6个省份是主要的工业省份。大家知道，这些省份集中了大部分无产者，这是别的省份所不能相比的。由此可见，——而且同1907年相比也完全证明——在工人选民团中，占67％也就相当于在工人政党内占70％以上。 在第三届杜马时期，当知识分子从工人政党中逃跑而取消派为此辩护的时候，工人离开了取消派。取消派分子别洛乌索夫从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逃走[233]以及整个这个党团（有3/4是孟什维克）从孟什维主义转向反取消主义［注：取消派分子奥斯卡罗夫很可笑地承认了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布尔什维克“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们即使不是正式地、但实际上使党团分裂了”（《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引一期合刊第Ⅲ页），——使第三届杜马党团分裂了。这里所谓的“分裂”，或是指取消派分子别洛乌索夫的逃跑，或是指党团中有2名参加了取消派的报纸，8名参加了反取消派的报纸，其余的中立这一事实。］，这就是一种征兆和可靠的标志，说明在工人中也有一个同样的过程在进行着。而且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奥斯卡罗夫、马尔托夫、切列万宁、列维茨基等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大发雷霆，他们向据说是宗派主义的、据说是列宁的所谓小圈子倾吐了一大堆十足普利什凯维奇式的“恭维话”。 好一个小圈子和宗派主义！1908—1912年，工人选民团中站在这方面的代表却不断增加，一直增加到在第四届杜马中占这个选民团的67％！取消派是笨拙的论战家。他们把我们骂得非常厉害［注：取消派避而不谈工人选民团的选举结果，却喜欢对彼得堡的选举大喊大叫说：可耻！当然罗，先生们，是可耻！那些预先发表的、即经组织通过的委托书所反对的人是可耻的。叫人反对委托书是可耻的。一看到出现了3比3的情况而反对抽签，则更是可耻。彼得堡很有名声的“真理派分子”波·直接向取消派分子马·建议抽签，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彼得堡选举时的取消派可耻！］，结果却成了对我们最大的恭维。 用叫喊、谩骂和强词夺理来解决争论的问题，正是知识分子集团的一贯手法。工人喜欢用另一种办法，即根据客观材料。在俄国，在俄国现在的政治形势下，除了工人报刊和杜马的工人选民团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衡量这个或那个流派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和影响的客观尺度。 因此，取消派先生们，你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光线报》上叫骂得愈厉害，我们就愈放心地向工人提出问题：请他们来指出，除了工人报刊和杜马中的工人选民团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能够表明同群众的联系的客观标志。 那些受关于“列宁的”“宗派主义的”“小圈子”等等的叫嚣所蒙蔽的读者，可以好好地想一想这些关于工人报刊和杜马的工人选民团的客观材料。这些客观材料表明，取消派叫嚷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完全失败。 但是，把由于个人的倡议而在选举那天出版的《光线报》的创刊情况同《真理报》的创刊情况比较一下是特别有教益的。4月工人运动浪潮，是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中有历史意义的最大的浪潮之一。甚至据厂主的统计，也有几十万工人参加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本身的一个副产品是产生了《真理报》，——这次运动起初是使《明星报》得以加强，从周刊改为双日刊，后来使工人为《真理报》捐款的次数增加了，从3月的76次提高到4月的227次（仅工人团体捐款）。 这是一种根本没有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的典范，改良、让步或者放宽限制等等是它带来的副产品。 改良主义者针对规模壮阔的工人运动提出改良主义的口号（正象我国取消派所作的那样），是对工人运动的背叛。改良主义的反对者则不仅忠实于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口号，而且还是最好的“实践家”，因为正是宏大的规模，正是不打折扣的口号保证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带来让步、改良、放宽限制以及上层至少暂时必须容忍使它感到不快的下层的活跃这样一些副产品。 取消派在1908—1912年辱骂“地下组织”，替从地下组织“逃跑”的行为辩护，喋喋不休地谈论“公开的政党”，结果整个工人选民团都离开了他们，而他们也就无法利用4—5月的浪潮这第一次的、巨大的高涨！ 马尔托夫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承认了这种对他说来是可悲的情况，但是他承认的时候采取了特别有趣的形式。他痛骂普列汉诺夫集团和前进派集团，认为这些集团都是零，而取消派自己过去曾经不顾我们提出的只承认俄国国内组织的要求，把这些集团说成是“中心”，是流派。马尔托夫痛苦地、怨恨地、以大量恶毒的（布勒宁[234]式的恶毒的）字眼承认道，“列宁的”“宗派主义小圈子”“在完全不同于地下组织的舞台上站稳了脚跟”，“挺住了”，“甚至转入了进攻”（《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引一期合刊第74页）。 但是马尔托夫的这种承认，使人觉得好笑。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敌人做错了，我们就幸灾乐祸，而敌人做对了，我们有时会孩子般地发怒。 自由主义取消派，感谢你们不得已而对我们说的恭维话！从1908年年底起，我们就坚决主张利用公开的运动形式，到1909年春天，由于这一点我们同许多朋友决裂了。[235]如果说我们在这种“舞台”上已成为一种力量，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了形式而牺牲实质。为了适时地利用形式，为了抓住4月高潮的时机，为了得到马克思主义者所珍视的工人选民团的同情，就必须不抛弃原来的一套，不背叛原来的一套，而是要坚定地捍卫原来的思想、原来的传统、原来的物质实体。贯穿整个4月高潮的正是这些思想，1912年在工人选民团中占主要地位的也正是这些思想，只有那些在各种舞台上和各种形式中都忠实于这些思想的人，才能够同这个高潮和这个选民团相适应。
注释： [227]指《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参看注39。——[345]。 [228]指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并在波·维·萨文柯夫（罗普申）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最明显表现的反动思想和颓废情绪。——348。 [229]和平革新派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和平革新党的成员。和平革新党于1906年6月成立，是左派十月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织的。该党持介乎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1912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和《莫斯科周刊》。——[352]。 [230]梅姆列佐夫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特写《岗亭》中的人物——俄国某县城的岗警。这个形象是沙皇俄国专制警察制度的化身。——[357]。 [231]这里是指根据1907年6月3日选举条例实行杜马代表直接选举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共5个，即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和里加。——[360]。 [232]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被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363]。 [233]关于此事可参看列宁的文章《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98—203页）。——[368]。 [234]这里说的布勒宁是指黑帮君主派报纸《新时报》撰稿人维·彼·布勒宁。此人以论战手法极不老实而著称。——[371]。 [235]指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和1909年6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46—260页和第269—295页）。——[3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