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群众和地下组织

　　“五金工人工会又被拒绝登记。尽管工人们愿意作各种让步，当局还是一口咬定全部条款都不能接受。真的象有个时期报纸报道的那样，是厂主协会坚持不让五金工人成立新的工会呢？还是当局本身决定不许这样的工会存在，——这都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彼得堡这一部分最先进的、文化水平最高的工人连根据社团暂行条例应该享有的一点最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为了争取现在被当局一笔勾销的这一点点权利，曾经花费了多少力量，牺牲了多少生命！
　　最奇怪不过的是广大工人群众对于权利被剥夺一事毫无反应。最近在合法组织横遭迫害的影响下，一部分工人重又喜欢起‘地下组织’甚至愈来愈喜欢了。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认为令人痛心的事实决没有熟视无睹。但是我们没有崇拜自发性的习惯，我们正尽力认清这一事实的意义。
　　目前关于‘地下组织’的议论，在很大程度上使人想起了旧时的、现在看来完全被人忘掉了的关于恐怖手段的争论。当时有许多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用，也曾‘崇拜过’恐怖手段。他们说，好在有一些英雄，我们好歹可以跟在他们后面慢慢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懒得考虑，懒得寻找新的途径，我们在等待地下组织为我们作出决定，那时我们将在别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行动。成功了固然很好，失败了我们也可以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
　　我们并不否认，这样一种心理在我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中是有其根源的，可以说是由于为公开的运动作出了惨重的牺牲而产生的。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心理，一种下意识地想一旦失败就‘推说不在场’的心理，促使工人群众的某些阶层复活对地下组织的推崇。我们说推崇地下组织，而不是说逃到地下组织中去，因为实际上地下组织往往只有少数几个人（群众在地下组织中无事可做），就是这几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人在指挥群众性的行动。
　　可是有人说，一切‘合法机会’都已用尽，结果我们的合法组织几乎全部被消灭。正是一切机会都已用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有一个主要机会还利用得很差，而不利用这个机会，工人阶级要想取得任何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曾经说过，应当有计划地发动群众捍卫自己的组织。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既缺乏计划性，发动的群众也不够多。有几千人在结社自由的请愿书上签了名，这同几十万个工厂工人比起来是太少了。我们的工会、教育团体以及其他各种团体，只有几十个会员，很少有几百个会员的，如果跟同一行业、同一住宅区等等的大量工人比起来，简直是沧海一粟。而实际上真正关心工会并且在其中工作的人还要少些。
　　如果推举一部分优秀的工人知识分子担任合法组织中最危险的职务，那么一旦这些先进战士被抓走，群众就很有可能垂头丧气，马上会不干工作。这正是目前工人运动软弱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不懈地进行无穷无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