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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9卷 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 （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目前我们党所经历的危机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性引起的，他们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则在党的一翼形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在另一翼形成了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因此在这两翼进行斗争，是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策略和建设党的必要任务。布尔什维克派也确实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这个斗争，从而锻炼和团结了一切真正忠于党的、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 党在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上曾经坚决地谴责了取消主义，在同一次会议上也坚决地跟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划清了界限。现在要胜利地进行这场保卫党的斗争，就应该清楚地了解目前社会民主党内进行这一斗争所处的形势。《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新出版的一份近似报纸的传单（由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执笔，题目是：《致全体同志》，共8页）之所以最值得大家注意，是因为它们清楚地描绘了这个形势。无论是《呼声报》或者是马克西莫夫之流，都在掩护取消派。右的和左的取消派玩弄同样的手法是一目了然的，这也证明两者的立场同样都是动摇的。 《呼声报》的一位社论撰稿人武断地说，取消主义是一个“存心弄得很含糊和蓄意弄得不明确的字眼”。马克西莫夫则武断地说，《无产者报》把它同最后通牒派的实际分歧夸大成原则分歧。可怜的《呼声报》！过去它可以把“蓄意捏造”这个罪名完全加到布尔什维克头上，即加到“派别的对手”头上。而现在，它只好责难普列汉诺夫和崩得，说他们蓄意捏造了（见《崩得评论》第3期，关于崩得中的取消主义）。是普列汉诺夫和崩得分子“蓄意”闪烁其词呢，还是《呼声报》“蓄意”闪烁其词？哪一种情形更属实呢？ 《呼声报》硬说：我们不是取消派，我们只是对党员资格作了另一种解释；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党章第1条是布尔什维主义的[97]，但是这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正是现在，在普列汉诺夫责难我们是取消派以后，我们要把第1条搬出来，要说明一下，我们只不过希望扩大党的概念，这就成了被大肆渲染的我们的全部取消主义。要知道，党不只是各个党组织的总和（这是我们自己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对布尔什维克的让步），而且还包括在党的监督和领导下一切在党的组织以外进行工作的人！ 决没有取消主义，只有过去的那些关于第1条的争论，——多么漂亮的遁辞，多么天才的捏造！亲爱的呼声派，糟糕的只是你们这么说恰好证实了普列汉诺夫对你们的责难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护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任何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一看就明白，你们端出关于第1条的旧破烂来正是为了保护取消主义（＝用“不定形的”合法组织来代替党组织。见1908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事实上，你们这样做恰恰为取消派敞开大门，尽管你们在口头上竭力保证。你们是“想”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敞开大门。 同样，马克西莫夫也硬说，他并不是捍卫召回主义，他只是（只是！）认为参加杜马的问题“争论很大”。第1条有争论，参加杜马有争论，怎么说是“蓄意”捏造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呢？ 《呼声报》硬说：我们不是取消派，我们只是认为普列汉诺夫“顺利地回避了如果支部的构成恰恰妨碍了支部的改造时将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普列汉诺夫没有回避，而是公开地、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号召坚持党性，谴责分裂行为和取消主义，对布尔什维克撤掉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的职表了态。支部是党的秘密组织形式，在党的这个组织中，照例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召回派妨碍了这个组织的改造（便于参加杜马、参加合法团体等等的改造）。护党派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撤召回派的职，只能象普列汉诺夫表态那样表态。《呼声报》则闪烁其词，实际上支持取消派，在国外的秘密出版物上重复自由派散布的流言蜚语，说布尔什维克组织是阴谋组织，说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不愿意参加各种代表大会等等（因为支部参加新的合法“机会”，也就是按参加的要求来进行改造，也就是实际地学习如何改造）。说支部的“构成”妨碍支部的改造，这事实上就是宣扬分裂，为取消派的反党分裂行为辩护，而这个党正是以现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有的支部的总和。 我们不是取消派，不是合法派，我们只是想通过“党的”（这是招牌！）“秘密的”（然而是受到库斯柯娃女士赞许的！）出版物肯定地说，支部（以及支部的总和——党）的构成妨碍党的改造。我们不是召回派，不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工作的破坏者，我们只是肯定地说（1909年），参加杜马的问题“争论非常之大”，“杜马主义”使我们的党什么都看不清。这两种取消派中，哪一种对党的危害更大呢？ 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社会运动》文集编辑部，他声称，波特列索夫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波特列索夫写信问马尔托夫：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使我难堪？马尔托夫回信说：我也不知道。于是两位编辑便“寻找”（《呼声报》的说法！）普列汉诺夫不满的原因。他们写信问第三位编辑马斯洛夫，但是看来马斯洛夫也不知道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要退出。他们同普列汉诺夫多年在一块工作，他们曾试图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来修改波特列索夫的文章，可是当他们在报刊上受到公开指责时，他们竟忽然感到不理解，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要指责波特列索夫，于是他们便“寻找”起原因来！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以前，他们都是相当高明、相当老练的著作家，而现在他们又都变成了小孩子，“不知道”切列万宁的文章、波特列索夫本人以及整个《社会运动》文集散发出什么样的背离革命的气味。罗兰－霍尔斯特指出切列万宁身上有这种气味，大概这也是蓄意的吧！然而和波特列索夫一起仍旧本着那种精神从事写作的切列万宁就在那里作了一点小小的说明……这同取消主义有什么相干呢？[98]立宪民主党人＝作了附带说明的路标派。切列万宁、波特列索夫和《社会运动》文集＝作了附带说明的背离革命的一伙人。是呀，是呀，“取消主义”是一个存心弄得多么含混和蓄意弄得多么不明确的字眼啊！ “造神说”同样也是一个存心弄得很含混和蓄意弄得不明确的字眼，——马克西莫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也叫喊起来。既然只要作一点小小的说明，就可以为切列万宁打掩护，那卢那察尔斯基什么地方不如切列万宁和波特列索夫呢？于是卢那察尔斯基和马克西莫夫也编出了一点小小的说明。卢那察尔斯基的那篇文章中主要的一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我要拒绝这个术语？》。我们就把那些不恰当的术语换掉，既不提什么宗教，也不提什么造神说……可以多谈谈“文化”……那时候，你再去分辨一下，我们用新的、真正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形式所奉献给你们的是什么。党是这样吹毛求疵，这样不能容忍（卢那察尔斯基有一节论“不容忍”），我们就把这个“术语”换掉好了，因为他们不是反对思想，而是反对“术语”…… 那么你们，亲爱的呼声派，是不是打算在《呼声报》第18—19号上声明拒绝……比如说拒绝取消主义这个术语呢？那么你们，《社会运动》文集的编辑们，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文集第3—10卷中作一番说明，说“别人不了解你们”，说你们没有反对任何“领导权思想”，说你们一点没有取消主义气味……根本没有！……你们不赞成这样做吗？ 彼得堡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早就破坏了彼得堡委员会的全部工作，他们在杜马选举前夕（1909年9月间）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破坏选举的决议。工人们为了维护党而起来造反，迫使左的取消派撤销了这项荒谬的决议。马克西莫夫现在却闪烁其词：说什么决议“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同志们“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个决议”。马克西莫夫写道：“很明显，最后通牒主义本身同这个错误毫不相干。”马克西莫夫同志，明显的不是这个，明显的是你在为危害党的左的取消主义打掩护。圣彼得堡维堡区的孟什维克也起来反对取消主义（想必这也完全是他们蓄意的吧？）。《呼声报》起初赞许他们（在《无产者报》之后）。现在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格一格在《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上竟破口大骂维堡区人，而且是用最难听的话来骂，——你们能够设想吗？在孟什维克的机关刊物上，他居然骂孟什维克是布尔什维克！《呼声报》的编辑部则变得特别特别谦虚，特别特别清白无辜，它象马克西莫夫那样表明与自己无关：“我们不负责任”（《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的附刊第2页第2栏），“这是事实问题……” ……说《呼声报》掩护取消派，帮助取消派；这样的“奇闻”（马尔托夫在《前进报》上的说法）是蓄意已久的诽谤者的捏造！说那些在秘密机关刊物上嘲笑中央委员会的杜马工作的人给取消派帮了忙，说他们诬蔑杜马工作是“从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侨居国外时起”（同上）才开展起来的（而要反驳这些诬蔑，也就是讲清楚秘密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杜马工作的真相，又是不可能的……），难道这还不是诽谤吗？ 马克西莫夫硬说，党有没有可能领导杜马党团是争论非常之大的问题（经过两年的实践之后）。《呼声报》硬说，党的这种领导是一句空话（“从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侨居国外时起”）。无论马克西莫夫或呼声派都拍着自己的胸脯担保说，只有诽谤者造谣说右的和左的取消派干的是反党工作。 无论马克西莫夫或者呼声派，都说同取消主义的全部斗争是由某些人和某些集团有“把人撵走”的癖好所引起的。马克西莫夫使用的就是这个字眼。《呼声报》愤怒地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彻底划清界限的号召说成是“外科手术”，“先剃后刮再放血”的方法，“梭巴开维支－列宁”的手法[99]，“打手”普·（普·＝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分子，他不怕公开地讲出切列万宁之流、拉林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搞取消主义的真相）的手法。《无产者报》在玩弄外交手腕，迎合普列汉诺夫（马克西莫夫语），《无产者报》在向普列汉诺夫献媚（《呼声报》的说法是：向普列汉诺夫“献殷勤”的《无产者报》“小品文作者”）。大家看得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分子和呼声派对新的分裂和新的组合所作的解释完全一样。 让玩偶小人去作这样的解释吧，我们来谈谈本题。 取消主义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它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同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中的涣散和瓦解是分不开的。自由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千方百计地想瓦解、破坏和搞垮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那些欢迎他们的合法的工人团体奠定基础。就在这样的时候，取消派却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来反对昨天的革命的最重要的遗产和明天的革命的最重要的堡垒。呼声派（党只要求他们同取消派进行老老实实的、面对面的、毫不留情的斗争，此外别无他求）闪烁其词，为取消派效劳。孟什维主义被反革命历史逼得走投无路：要么同取消主义开战，要么成为它的帮凶。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即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事实上也在助长取消主义。如果继续“争论”杜马工作和合法工作，如果企图保持旧的组织而又不使它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和已经改变了的情况，这事实上就等于推行对革命怠工和破坏秘密组织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面临在两翼进行斗争的任务，这是一项“中心”任务（马克西莫夫不了解这项任务的实质，他在这里只看到缺乏诚意和玩弄外交手腕）。不对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系统的、坚定的、逐步的改造，使之能适应当前的困难处境，使之能通过所有合法机会中的“据点”来进行长期的工作，就不能够保存和巩固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 客观条件给党规定了这项任务。谁来执行这项任务呢？就是这些客观条件又规定了党的各派别的和各部分中的护党派分子要接近起来，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同护党派孟什维克、同圣彼得堡维堡区人那样的孟什维克以及同国外的普列汉诺夫分子那样的孟什维克应接近起来。布尔什维克自己已公开宣布了这种接近是必要的。我们号召凡是能够公开反对取消主义、公开支持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当然首先是和主要是工人孟什维克，都来作这种努力。如果能够同普列汉诺夫分子达成协议，这种接近是会迅速而广泛地实现的。但协议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保卫党和党性，反对取消主义，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妥协，在符合党的路线这个范围内决不掩饰策略分歧和其他分歧。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各地工人布尔什维克，应该尽一切努力来达成这样的协议。 如果普列汉诺夫分子的力量太小，或者组织程度太差，或者根本不愿意达成协议，我们就要通过更为漫长的道路来实现这一目的，但我们无论如何要实现这一目的，而且一定能实现这一目的。到那时，布尔什维克派就会立即在实际工作方面成为党的唯一建设者（因为普列汉诺夫只是写文章帮助党）。我们将全力以赴来推进这一建设，我们将毫不留情地对待呼声派和马克西莫夫分子的各种卑鄙的诡计和花招，对这两种人的反党行为，我们将在党的每一步实际工作中向无产阶级进行揭露并加以痛斥。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给俄国整个的资产阶级革命打上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印记。自由派、取消派和取消派的帮凶们无论怎样费尽心机，都抹杀不了这个事实。先进的工人们将撇开不愿意或不能够帮助他们的人而同愿意帮助他们的人一道，来建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而且一定能建成这样的党。
注释： [97]指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列宁的党章第1条条文，屏弃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143。 [98]指涅·切列万宁在1909年8—9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6—17号合刊上发表的《谈谈我的取消主义》一文和该报编者对该文加的按语。参看《〈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与切列万宁》一文（见本卷第150—152页）。——145。 [99]这是取消派诋毁列宁的话。 索巴开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粗暴蛮横，厚颜无耻，嗜财如命，是愚蠢贪婪的农奴主的典型。——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