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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9卷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 （1909年9月11日〔24日〕） 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特地印发了一份传单，标题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被撤职的成员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书》。这些被撤职的成员向公众哭诉编辑部怎样委屈了他们，怎样撤了他们的职。 为了向工人阶级的政党说明，这些由于被撤职而诉苦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这份传单的基本内容。从《无产者报》第46号及其附刊中，读者可以知道，《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认为马克西莫夫同志是我们党内的一个新派别的组织者之一，这个派别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此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概不负责”。从会议的决议中可以看出，我们同从布尔什维克中间分裂出去的新派别（更确切些说，我们同分裂出去的马克西莫夫及其伙伴）的主要分歧点，首先是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其次是造神说。三个详细的决议阐述了布尔什维克派对这两个派别的看法。 这些因被撤职而诉苦的人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一我们从召回主义谈起。这些被撤职的人总结了几年来进行议会活动即杜马活动的经验，认为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维特杜马以及参加第二届杜马是正确的，他们接着说： “……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又发生了变化。这样党就不可能进行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的选举运动，不可能得到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
这第一句话是独立的推论，不是从布尔什维克过去的出版物中抄来的，而这一句话就把召回派在政治上极端轻率的本性说清楚了。最可爱的先生们，你们不妨想一想，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能够“大张旗鼓和引人注目地”建立你们在这篇文章的同一页和同一栏中所说的那种战斗队的“指导员小组和指导员学校”吗？最可爱的先生们，请你们想一想，在这样的学校中，党能够获得“自己应有的代表席位”吗？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你们若是善于动动脑筋，或者多少能够从政治上来进行推断，那你们就会发觉，你们的见解是极其荒谬的。你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只抓住一块“引人注目的”招牌，这样你们就成了党内的伊万努什卡[67]。你们所以又空谈什么建立“指导员学校”和“加强〈！〉军队中的宣传”（同上），是因为你们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营垒中的一切政治上的纨袴少年一样，认为这种活动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活动，但是对于真正（而不是口头）运用这些活动形式的条件，你们却不会思考思考。你们把布尔什维克的片言只语和口号死记硬背，但是根本不懂得它们的意思。“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党要进行任何工作都很困难，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获得党所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毕竟是可能的。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时期的经验即在非常法[68]施行时期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马克西莫夫之流否认这种可能性就只能表明他们在政治上无知到了极点。又要建议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建立“指导员学校”和“加强军队中的宣传”，又要否认党有可能获得自己应有的议会代表席位，这明明是自相矛盾，这种说法应当收入供中学低年级学生用的逻辑谬误汇编。无论是建立指导员学校，还是加强军队中的宣传，首先必须破坏旧的法律，摧毁旧的法律，而议会活动则根本不要求，至少是极少要求借助新的社会力量来摧毁旧的法律。亲爱的先生们，请你们想一下吧，在什么时候摧毁旧的法律更容易些呢？是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时期呢，还是在运动高涨的时期？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请你们想一想你们在为你们心爱的召回派辩护时所说的一派胡言，你们就会感到难为情。其次，什么样的活动才要求群众发挥更大的干劲并对直接的政治生活发生更大的影响呢？是根据旧政权制定的法律所进行的议会活动呢，还是那种马上就可以直接破坏这个政权物质力量的工具的军事宣传？亲爱的先生们，你们想一想，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一方面议会活动就排在后面了。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群众的直接运动愈强大，群众的干劲愈大，换句话说，人民的革命冲击愈“加强和上升”，而不是“反动势力”愈“加强和上升”，——那么无论是军队中的宣传，还是战斗行动（与群众运动有真正联系的战斗行动，而不是狂妄的战斗队的冒险主义行径）就会愈有可能进行，愈不可避免，愈有成效。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主义才能在革命高潮“加强和上升”发展的时期特别有力地推动军队中的战斗活动和宣传；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主义从1907年起就同战斗主义实行决裂，到1909年就彻底同它决裂了，而战斗主义“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情况下”成了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成了冒险主义。 我们那些把布尔什维克的片言只语背得烂熟的英雄们把问题搞颠倒了，这就是：把斗争的高级形式，这种没有群众的直接冲击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未能成功的形式，在反动势力加强的时期作为“可行的”形式提到首要地位；而把斗争的低级形式，这种不要求通过群众斗争来直接破坏法律，而主要是利用法律来进行宣传鼓动以培养群众的斗争意识的形式，宣布为“不可行的”形式！！ 布尔什维主义认为，群众的直接斗争甚至会使军队（就是居民中最顽固、最不活跃、最少受到宣传的一部分人）投入运动，并且会使战斗行动变成起义的实际开端，这是运动的高级形式，而没有群众直接运动的议会活动则是运动的低级形式。召回派及其“被撤职的”应声虫们听到过，还背熟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看法。召回派及其应声虫们，如马克西莫夫，听到过、还背熟了布尔什维克的这种看法，可是不解其意，因此丑态百出。召回派分子和马克西莫夫同志以为，所谓高级的东西，也就是“引人注目的东西”，那就让我喊得“更引人注目些吧”，也许这样会显得比任何人都更革命些，至于要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都是鬼话！ 请再往下听听马克西莫夫的推论吧（我们从前面中断了的地方继续引证）： “……反动派的机械力量正在破坏已经建立的杜马党团同群众的联系，严重地妨碍了党对杜马党团的影响，这就使得这样一个代表机关不能为党进行相当广泛、相当深入的组织宣传工作。在党的本身被削弱的情况下，杜马党团甚至可能有蜕化和背离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道路的危险……”
这些话听起来不是非常悦耳吗？当谈到法律许可的斗争的低级形式时，便用“反动派的机械力量”、“不能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蜕化的危险”等等说法来吓唬我们。可是当谈到摧毁旧的法律的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时，“反动派的机械力量”便无影无踪了，在军队中根本“不能”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的说法也听不见了，指导员小组和指导员学校据说也根本不会有什么“蜕化的危险”了！《无产者报》编辑部为什么一定要把向群众散布这种思想的政治活动家们撤职，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你们要牢牢记住：当确实存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条件时，当这个反动派的机械力量确实在破坏杜马党团同群众的联系，妨碍进行相当广泛的工作，并且削弱党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掌握议会的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议会斗争形式高于其他斗争形式；不是的，这恰恰是因为它低于其他斗争形式，例如低于那种甚至会使军队都投入群众运动、会引起群众性的罢工、起义等等的斗争形式。掌握这种斗争的低级形式为什么能成为党的特殊的（即使当前时期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任务呢？因为，反动派的机械力量愈强大，党同群众的联系愈被削弱，培养群众意识的任务（而不是直接行动的任务）就愈需要提上日程，利用旧政权所创造的宣传鼓动的方法（而不是群众对这个旧政权本身的直接冲击）就愈需要提上日程。 二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稍加考虑，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只要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略有了解，那么，在特殊历史关头一种低级斗争形式转化为特殊斗争工具，这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件简单的事情无政府主义者从来就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现在我们的召回派及其被撤职的应声虫们企图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方法搬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里来，他们（如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这个理论把《无产者报》控制住了。 为了说明马克西莫夫之流的这种叫喊多么糊涂，多么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的气味，我们还得从最起码的道理谈起。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请你们想一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相比，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用议会活动，把资产阶级－容克的（大致等于俄语中的“十月党－黑帮的”）议会活动转化为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组织的工具。这是不是说，议会活动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高级斗争形式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这是不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呢？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的，因此他们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共戴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他们最中意的攻击靶子。在俄国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向无政府主义者讨好而吹嘘自己的“革命性”的时候，他们总是企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样那样的失误，确实存在的也好，似是而非的也好，都搬出来，并由此作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结论。 现在我们再往下谈。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的错误何在呢？错误在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解根本不对，因此他们就不善于估计各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点，不善于看到这些特点在某个时期有时会使这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有时会使另一种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不仅不使一切都服从于议会活动，相反，在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中，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出色地运用了议会以外的斗争工具，如社会主义报刊、工会、经常性的人民集会、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等，等等。 问题的实质何在呢？问题的实质在于：许多历史条件的总和使议会活动成了德国某个时期特殊的斗争工具，与其他斗争工具相比，这个斗争工具不是主要的、不是高级的、不是强大的、不是十分重要的斗争工具，而只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最有自己的特点的特殊的斗争工具。因此是否有利用议会活动的本领，就成了能不能出色地组织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前面已列举了它的各个方面）的征兆（不是条件，而是征兆）。 现在我们不谈德国，来谈俄国。谁要是想把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等同看待，谁就要犯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但是请按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的那样来提出问题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政策和策略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象在革命以前那样来保持和巩固秘密的党。我们必须象在1897一1903年间那样毫不懈怠地帮助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革命转机。我们必须象一切社会民主党那样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发展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时局的特点正是旧的专制制度企图（不能实现的企图）借助十月党－黑帮杜马来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因此利用这届杜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传播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特殊策略任务。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这个特殊任务特别高级，能开辟广阔的前景，也不在于它的意义和1905—1906年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那些任务不相上下或者相接近。不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这是当前时期策略的特点，它既不同于过去时期，也不同于将来时期（因为这个将来时期也许给我们带来的是比利用第三届杜马的任务更复杂、更高级、更有意思的特殊任务）。不完成当前时期的这个特殊任务，不把黑帮－十月党人杜马转变成为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的工具，就不能掌握时局，就不能完成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一切任务。 例如，布尔什维克要估计革命经验，召回派的空谈家们也跟着高谈阔论。但是他们却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他们不了解估计革命经验就包括从杜马内部来坚持革命理想、革命任务和革命方法。不能从杜马内部即通过可以进入而且已经进入这届杜马的我们党的工人来坚持这些理想、任务和方法，也就是不善于在政治上估计革命经验时迈开第一步（因为这里谈的当然不是写在书本和文章里的理论上的经验估计）。但是我们的任务无论如何绝不是只限于迈开这第一步。比第一步重要得多的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也就是把群众所估计到的经验转变成为新的历史行动的思想。但是如果这些召回派的空谈家们谈的是关于“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他们就应当了解（如果他们善于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思考和推论的话），所谓“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恰恰就是把最基本最起码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期。“两次革命之间”是形容动荡不定的局势，是说旧政权已经深信不可能单靠旧的工具来维持统治而尝试在旧秩序的总的范围内使用新的工具。这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实现不了的尝试，它把专制制度又引向而且必然引向崩溃，要使我们再次经历1905年的光荣时期，再一次进行1905年的光荣搏斗。但是专制制度走向崩溃不是按1897—1903年的那种方式，它引导人民走向革命不是按1905年以前的那种方式。对这里所说的“不是按那种方式”的意思要善于理解，要善于改变自己的策略，除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基本的、总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任务以外，还要加上一个不很大的、然而是当前这个新时期的特殊的任务，这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黑帮杜马的任务。 如同一切新任务一样，这个任务看起来似乎要比其他任务更困难些，因为它要求人们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背熟了的口号（召回派和马克西莫夫除了重复口号，没有别的本事），而是要求人们有某种首创精神，头脑灵活，有创见，能够独立研究独特的历史任务。事实上，只有那些不善于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人们才会感到这个任务特别困难，其实这个任务同目前一切特殊任务一样，要比别的任务更容易一些，因为正是在目前条件下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在“反动势力加强和上升的”时期，认真办好“指导员学校和指导员小组”，也就是要求它们真正同群众运动保持联系，真正服从于群众运动，这个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这个任务提得很愚蠢，提出这个任务的人，只是从一本写得很好的小册子中抄录了这一项任务的提法，但是这本小册子所谈的是另一个时期的条件。而要使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的演讲、发言和政策都服从于群众性的政党和群众的利益，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则是可能的。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如果认为重复背得烂熟的东西是“容易的”事情的话），但是可以办到的。现在不管我们怎样发挥党的全部力量，我们还是不能完成由社会民主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目前这个“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建立“指导员学校”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要在完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完成。相反，我们现在全力以赴，就一定可以完成（而且我们已经开始完成）革命社会民主党利用第三届杜马的任务，由于被撤职而感到委屈的、不走运的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呀，我们完成这个任务不是为了抬高议会活动的地位，不是为了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而是为了在完成适应于目前这个“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的“两次革命之间的”任务之后，进而完成适应于今后更高即更革命的时期的更高的革命任务。 三从召回主义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西莫夫之流愚蠢地叫喊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进行议会活动”，是特别可笑的。之所以可笑，就在于大喊大叫夸大了议会活动的意义的，恰恰是那些过去和现在总是在自己对待议会活动的问题上建立特殊派别的人！最可爱的马克西莫夫之流呀，你们是怎样称呼自己的呢？你们称呼自己是“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抵制派”。马克西莫夫直到现在还很欣赏自己是第三届杜马的抵制者，他把仅有的几篇就党内问题发表的文章一律加上这样的署名：“1907年七月代表会议上抵制派的报告人”。古时候有一位作家常常这样署名：“四等文官兼骑士”。而马克西莫夫的署名是：“抵制派的报告人”——他也是一个骑士呀！ 在1907年6月的政治形势下，马克西莫夫坚持抵制，这个错误还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1909年7月，马克西莫夫发表了那么个宣言，仍然欣赏自己对第三届杜马所采取的“抵制主义”，这就非常愚蠢了。抵制主义也罢，召回主义也罢，最后通牒主义也罢，这些说法本身就已经表明了，由于对待议会活动的问题而且仅仅是由于这个问题就已经建立了派别。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并继续突出（在党从原则上解决了问题两年之后！）自己，这是极端狭隘的标志。正是这种人，即“抵制派”（1909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恰恰证明他们不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来思考问题，是他们把议会活动抬高到特殊的地位上，他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模一样，靠某种妙方来建立派别，即抵制某个杜马，或者从某个杜马中召回自己的代表，或者向某个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这样做也就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派的形成，是由于他们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一致，布尔什维克已经一千次地着重指出（简直象对一些政治上的纨袴少年预先提出警告），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或战斗主义混为一谈，就是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进行荒谬的歪曲并使之庸俗化。例如，我们认为当前专制制度试图在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而杜马在全国性代表机关中起反革命阶级组织的作用，基于我们对时局的这种看法，必然产生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参加第三届杜马这种看法。无政府主义者在关于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问题中过分强调议会问题，企图靠一些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的叫喊（虽然对资产阶级议会活动的批评同对资产阶级刊物和资产阶级工团主义等等的批评在原则上是等同的）来建立派别，这就暴露了自己是变相的议会迷，我们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抵制派在对待杜马的问题上，在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偏向进行斗争（不是同那些顺路跑到社会民主党里来的资产阶级著作家们的偏向等进行斗争）的方式问题上也单独形成一个派别，这就同样完全暴露出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这种变相的议会迷在一位得到马克西莫夫掩护的莫斯科召回派的领袖的一句有名的论断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说：召回党团本身就是突出说明，革命并没有被葬送[69]！而马克西莫夫则不假思索大言不惭地当众宣称：“召回派从来没有（是呀，自然是从来没有！）发表过反议会制度的意见。” 马克西莫夫之流这样替召回派打掩护是新派别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对于这个特点我们应当特别详细地谈一谈，因为不了解情况的公众特别容易落入这些因被撤职而大叫冤屈的人的圈套。第一，这种掩护表现在，马克西莫夫之流拍着自己的胸脯不停地表白说：我们不是召回派，我们根本不同意召回派的意见！第二，马克西莫夫之流责备布尔什维克夸大了同召回派的斗争，这恰好是工人事业派同工人思想派的关系的历史（1897—1901年）的重演[70]。当时工人事业派拍着自己的胸脯叫喊说：我们不是“经济派”，我们不同意《工人思想报》的观点，我们同它有争论（这和马克西莫夫同召回派的“争论”一模一样！），完全是可恶的火星派使我们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们诽谤我们，并且“煽起了”“经济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在一些工人思想派分子中，即在一些公开和诚实的“经济派分子”中，有不少人就老老实实误入歧途，他们不怕维护自己的见解，对于这样的人还是不能不尊敬的；而《工人事业》杂志在国外的一伙人却大搞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消痕灭迹、玩捉迷藏、欺骗公众等勾当。现在彻底的和公开的召回派（如在党内大家所熟知的弗谢沃·和斯坦尼·）同马克西莫夫国外一伙人的关系恰好也是这样。 这伙人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如果叫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就当前政治局势和党的任务说几句话，你们就会听到那全是些召回派的论调，只不过被狡猾的说明、补充、缄默、缓和、混乱等许许多多手法略为淡化罢了（我们在马克西莫夫的言论中所看到的情况也是如此）。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这种狡猾手腕不但不能使你们摆脱人们的指责，说你们犯了召回主义的轻率错误，反而十倍地加重了你们的罪过，因为隐蔽的思想混乱更会百倍地腐蚀无产阶级，百倍地危害党。［注：马克西莫夫曾经说：只有《无产者报》才恶意诬蔑最后通牒派。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说明马克西莫夫这句话是很武断的。1908年秋阿列克辛斯基出席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案。这是在《无产者报》内部开展坚决反对新派别的运动以前的事。结果怎样呢？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嘲笑了阿列克辛斯基和他的决议案，对他说：“你只不过是一个胆怯的召回派分子罢了，如此而已。”］ 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马克西莫夫从1908年6月脱离《无产者报》编辑部核心以后，就在编委会内组织了一个正式的反对派，要求给予这个反对派以辩论的自由，结果如愿以偿了，要求在与发行报纸有关的本组织的最重要的执行机关中给予这个反对派特别代表权，结果也如愿以偿了。不言而喻，从那时起，一年多以来，所有的召回派分子都经常出没于这个反对派的行列之间，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俄国代办处，为进行联络共同建立了一所国外党校（关于这个党校下面再谈），如此等等。 马克西莫夫之流叫喊道，我们不是召回派。但是，在1908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个反对派中比较诚实的召回派分子当着全党的面结成了一个单独的集团即单独的思想派别，并且以这个派别的资格获得了推举自己的发言人的权利（代表会议曾决定：鉴于时间短促，只有单独的思想派别或单独的组织才能单独推举发言人），于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就成了召回派的发言人（由于纯粹偶然的原因！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 马克西莫夫的国外集团一贯用掩盖召回主义的方法来欺骗党。1908年5月，召回主义在公开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以18票对14票否决了它（1907年7月在这个区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无例外地都是抵制派，不过他们和马克西莫夫不同，到1908年6月他们就了解到，坚持“抵制”第三届杜马是不可容忍的蠢事）。在此以后，马克西莫夫同志在国外便组织了一个与《无产者报》相对立的正式反对派，并在布尔什维克的定期机关刊物上展开了一场过去从未进行过的辩论。而当1908年秋季选举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整个彼得堡组织分成了召回派和非召回派（工人们的说法）的时候；当彼得堡所有的区和分区不是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纲领而是就召回派和非召回派的纲领进行辩论的时候，召回派的纲领竟然隐藏起来，不公之于众。这个纲领没有通知《无产者报》，也没有刊印出来。在1908年12月全国代表会议上，也没有向党报告。只是在代表会议以后，由于编辑部的坚决要求，我们才得到这个纲领，并在《无产者报》第44号上刊印出来（《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议》）。 莫斯科区域一位众所周知的召回派领袖“校订了”一篇刊登在《工人旗帜报》[71]第5号上的一个工人召回派分子写的文章。但是这位领袖自己的纲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我们很清楚，早在1909年春季，在中部工业区区域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这位召回派领袖的纲领就在一些人中传阅并且扩散开来。根据一些布尔什维克所谈的情况，我们了解到，这个纲领中违反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谬论要比彼得堡的纲领多得多。但是纲领的原文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大概也象马克西莫夫代表召回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一样，是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吧。 对于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马克西莫夫之流也用一种“圆滑的”词句加以掩饰，说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很想知道，现在马克西莫夫派的实际领袖利亚多夫同志和斯坦尼斯拉夫同志是否也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3个月以前他们早就在当时自己掌握的中部工业区区域局（就是批准建立臭名昭彰的“党校”的那个区域局；现在该区域局的构成有变动）通过了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工厂医生代表大会的决议。大家知道，这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居多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所有最有名的召回派分子和最后通牒派分子都鼓动不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声称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马克西莫夫则进行消痕灭迹，说什么“不言而喻”。“不言而喻”的倒是：更为露骨的召回派分子和最后通牒派分子都公开破坏俄国的实际工作，而马克西莫夫之流则很羡慕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荣誉，他们掩盖问题的本质，说什么没有任何分歧，没有任何人反对利用合法机会。 国外党的机关报和国外联络小组等的恢复，必然会使旧的徇私舞弊行为再度发生，对这种行为是必须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的。“经济派”当年在俄国国内鼓吹反对政治斗争，在国外则有《工人事业》杂志作掩护，现在这种情景又在全部重演。资产阶级民主的“кредо”（кредо＝ｃｒｅｄｏ，即信条[72]）当年在俄国被普罗柯波维奇之流宣扬过，然而与作者们的意愿相违，竟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报刊上公布出来，现在这种情景又在全部重演。马克西莫夫之流在各方面都与召回派完全携手并肩前进，协同一致，他们写文章拍着自己的胸脯硬说整个召回主义都是《无产者报》故意煽动起来的，这种捉迷藏游戏，这样利用秘密工作的困难来反对党的公开性，这种狡猾手腕，败坏党比什么都厉害。 我们不是故意刁难人的人，也不是形式主义者，而是干革命工作的人。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从字面上去划分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抵制主义”（抵制第三届杜马）三者的区别。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宣传鼓动的实际内容。既然有人披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外衣在俄国的秘密小组内宣扬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和一般社会民主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那么不让我们在全党面前充分揭露这些观点和充分说明这些观点的错误，就是同无产阶级为敌。 四在造神说的问题上这些人也作了自我表现。《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就这个问题通过并公布了两项决议：一项谈的是问题本身，另一项是专门谈马克西莫夫的抗议的。请问：这位马克西莫夫现在在自己的《报告书》中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他写这个《报告书》为的是消痕灭迹，这和一位外交家说什么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73]是一路货色。现在流传着一些说马克西莫夫一伙人结成了“所谓造神主义的”派别的“不可靠的消息”，仅此而已。 “不可靠的消息”，是您说的吗？啊，最亲爱的，不对，正因为您明明知道，《无产者报》掌握的关于造神说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你才在这里消痕灭迹。你明明知道，正如已经公布的决议所述，这些“消息”首先涉及的是你们一伙著作家所写的一些文学作品。我们的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些作品，只是没有补充说明（在决议中也不可能补充说明），近一年半以来，布尔什维克的一些领导人对您的战友们的“造神说”极为不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原因以外），那些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的新派别便支吾搪塞、施展伎俩、吹毛求疵、愤愤不平、造谣中伤，使我们根本无法进行工作。在最突出的造谣中伤事件中有一件马克西莫夫是特别清楚的，这就是那篇正式送交《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反对登载《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无产者报》第42号）的书面抗议。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呀，也许这也是“不可靠的消息”吧？也许这也是“所谓抗议”吧？ 不，要知道消痕灭迹的政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奏效的，而在我们党内你们的这种政策永远也不会奏效。在所有关注俄国书刊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人所熟悉的问题上，是用不着捉迷藏，用不着装腔作势地去保守秘密的。有一伙著作家，他们靠几个资产阶级出版社的帮助在我国合法的书刊上经常大肆宣扬造神说。这伙人当中就有马克西莫夫。这种宣扬恰恰是在最近一年半以来经常化起来的，在这个期间，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唤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因此宣扬造神说就具有了社会性和政治性。在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报刊因最热心的孟什维克酷爱立宪民主党而对他们吻了又吻，在反革命得势时期，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决不是开玩笑！）甚至“也是布尔什维克”中间的造神派也同样是正在吻了又吻。当布尔什维主义的正式机关报在编辑部文章中声明，布尔什维主义和这种宣扬走的不是一条路时（这个声明是在布尔什维克无数次试图通过书信和个别交谈来制止这种可耻的宣扬遭到失败以后发表的），马克西莫夫同志便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抗议。他，马克西莫夫是由伦敦代表大会[74]选出来的，因此他“所得到的权利”就被敢于公然与宣扬造神说的可耻行为决裂的人破坏了。“难道我们的派别在受造神派著作家的奴役！”这句话是编辑部里闹得最凶的时候马拉同志脱口说出的。是的，不错，就是这位马拉同志，他未免太谦虚，太慈善，太忍让，太好心肠了，以至于到现在还不能拿定主意：是跟布尔什维克走呢，还是跟通神的召回派走。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马克西莫夫呀，或许这一切也是“不可靠的消息”吧？难道现在不存在一伙造神派著作家吗？难道您没有为这些著作家作过任何辩护吗？难道您对《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没有提出过抗议吗？是这样吗？ 关于涉及造神派的“不可靠的消息”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书》中谈新派别开办的国外党校时所说的。马克西莫夫同志极力强调这个“开办在国外的第一所〈黑体是马克西莫夫用的〉党校”，极力在这个问题上牵着公众的鼻子走，因此我们不得不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所臭名远扬的“党校”。 马克西莫夫同志诉苦说： “编辑部（《无产者报》）根本没有打算协助这所党校，甚至也根本没有打算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编辑部散布一些来路不明的关于党校的不真实消息，而根本不找党校的组织者核实一下这些消息。这就是编辑部对整个这件事的态度。”
是的，是的。“甚至也根本没有打算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马克西莫夫在这句话中所玩弄的狡猾手腕已经把他自己揭穿了。读者不妨回想一下第一届杜马时期的叶罗金旅馆吧。退职的地方官（或者说诸如此类的一个官僚骑士）叶罗金在彼得堡为外地农民代表开设了一个旅馆，以此支持“政府的意向”。没有经验的乡下人，一到首都就被叶罗金的走狗们截住，带到叶罗金的旅馆，不言而喻，那里是一所学校，在那里“左派”的邪说遭到驳斥，劳动派分子等遭到诬蔑，新的杜马代表们也学到了“真正俄罗斯的”治国之道。幸而国家杜马的所在地是彼得堡，叶罗金也只好把他的旅馆开设在彼得堡，而由于彼得堡是一个思想生活和政治生活相当广泛而自由的中心，所以叶罗金的代表们自然很快就离开了叶罗金的旅馆而搬到了劳动派的所在地或独立代表们的所在地。结果叶罗金耍的花招只是使他自己和政府都丢脸。 现在请读者设想一下，一个同样的叶罗金旅馆不是开设在某个国外的彼得堡，而是开设在某个国外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75]。如果你们这么想，你们一定会同意下面的看法：召回派和造神派的叶罗金们利用自己熟悉欧洲之便而做得比真正俄罗斯的叶罗金更加狡猾。一些自称为布尔什维克的人单独筹集了一笔经费（这与我们知道的全体布尔什维克的唯一的一笔经费无关，这后一笔经费是用来支付出版和发行《无产者报》方面的费用的），建立了自己的代办处，把“自己的”几个鼓动家调集到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把护党派社会民主党工人运送到那里，然后宣布这个（瞒着党开设在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的）叶罗金旅馆是“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所以叫党校，因为这个旅馆是瞒着党开设的）。 由于被撤职的马克西莫夫同志特别热心地提出了他被撤职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再谈），我们得赶快预先说明一下，在召回派－造神派的叶罗金们的行动方式中根本没有什么“非法的东西”。绝对没有。这方面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党内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合法的。志同道合的人筹集经费举办一项共同的宣传鼓动事业是合法的。他们愿意在目前选择“党校”而比如说不是报纸作为这项事业的形式，这也是合法的。他们把这个学校看作正式的党校也是合法的，因为这个党校总还是由一些党员举办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总还是由一个党的组织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这项事业负责。这里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都会是很好的，如果……如果不耍狡猾手腕，如果不搞两面派，如果不欺骗自己的党的话。 既然你们公开强调学校是党办的，只谈这个学校形式上合法的问题，而不说出党校发起人和举办人的名字，也就是说，你们闭口不谈我们党内新派别的机构即党校的思想政治倾向，难道这不是欺骗党吗？在《无产者报》编辑部有两个关于这所党校的“文件”（编辑部同马克西莫夫的联系一年多以来正是靠“文件”和外交照会进行的）。第一个文件上根本没有人署名，绝对没有任何人署名，这个文件纯粹是谈教育的好处和叫作党校的这种机构的启蒙作用的。第二个文件上的署名是假的。现在，马克西莫夫同志发表文章向公众称赞“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却仍旧闭口不谈党校是什么派别的。 这种玩弄狡猾手腕的政策危害着党。我们一定要揭露这种“政策”。党校的发起人和举办人实际上是“叶尔”（我们这样来称呼党内都知道的莫斯科召回派的领袖，他曾作过关于党校的专题演讲，参加过党校的组织工作，并被几个工人小组选为讲课人）、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利亚多夫、阿列克辛斯基等同志以及其他一些人。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这些同志中谁起什么作用，在党校的各个正式机构，如党校“理事会”、党校“执行委员会”、党校讲师委员会等机构中，他们这几个人是怎样安插的。我们不知道，哪些“非派别的”同志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补充到这伙人当中去。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可以断言：决定这个学校即新的派别中心的真正思想政治倾向的正是上面提到名字的那些人；而马克西莫夫玩弄狡猾手腕的政策，向党隐瞒了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一个新的派别中心，这并不是坏事（我们决不是那种靠反对派别活动的廉价叫喊来捞取政治资本的人），相反，既然党内存在一个单独的派别，这个派别又获得了单独表现的机会，这倒是好事。而党受欺骗，工人们受欺骗（不言而喻，工人们总是象对任何教育机构一样同情任何学校的），这才是坏事。 马克西莫夫同志向公众诉苦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甚至”（“甚至”！）不愿意“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难道这不是搞两面派吗？不妨想想：马克西莫夫同志1908年6月离开了《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从那时起，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内部斗争有上千种形式，几乎没有间断过；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叶尔”之流既在国外又在国内，他们都追随马克西莫夫，用千百种调子重复着召回派－造神派反对《无产者报》的一切蠢话。马克西莫夫对《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提出书面的正式抗议；所有的人都在说布尔什维克必然要分裂，即使是根据道听途说知道一些党内情况的人也在这样说（例如，出席1908年12月全国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唐恩在一次正式会议上大声宣称：“谁不知道，现在布尔什维克谴责列宁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马克西莫夫同志则扮演成天真的、天真无邪的毛孩子的角色，向最可尊敬的公众发问：为什么《无产者报》编辑部“甚至”不愿意在造神派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掌握对党校的监督权呢？要我们“监督”党校！要《无产者报》的拥护者以“督学”身分旁听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之流的课！！干什么要玩弄这种卑鄙可耻的骗人把戏呢？这是干什么呢？干什么要分发一些不能说明问题的“党校的”“教学大纲”和“报告书”来蒙蔽公众，而不直截了当地承认新派别中心的思想领导者和鼓动者呢！ 这是干什么呢？让我们暂且把党校问题作个结束，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彼得堡可以容纳下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它可以迁到（至少它的大部分可以迁到）彼得堡，但是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却容纳不下彼得堡，彼得堡也不能迁到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新党校的学员当中稍微有点干劲，稍微能够独立思考的，都能找到一条从狭小的新派别通往广阔的党的道路，从召回派和造神派的“科学”通往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的道路。谁甘心受叶罗金的开导，那对他也无可奈何。《无产者报》编辑部准备给予而且一定给予所有工人一切帮助，不管他们的观点怎样，只要他们愿意从国外的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迁到（或者去一趟）国外的彼得堡，并且愿意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对于“在国外的第一所党校”的发起人和举办人的虚伪政策，我们要向全党彻底揭露。 五干什么马克西莫夫要玩弄这些两面派手段，——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在结束关于党校问题的讨论之前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严格讲来，在这里应该加以阐明的不是“干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的问题。如果认为是新派别的全体成员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识地玩弄这种两面派政策，那是不对的。情况并非如此。问题是这样：在这个派别本身，在它发表言论和进行活动的条件中，就存在着产生两面派政策的原因（这些原因是很多召回派分子和造神派分子都没有认识到的）。 常言道，虚伪是邪恶送给美德的礼品。但是这句名言是就个人品德方面而言的。对于思想政治派别应当说：虚伪是一种烟幕，那些由成分复杂、偶然凑合在一起、不敢直言不讳的分子组成的内部性质不纯的集团，总是施放这种烟幕。 新派别的成分决定它要施放这种烟幕。通神的召回派司令部的成员有：未被承认的哲学家、遭到嘲笑的造神派、由于无政府主义的胡说八道和信口开河的空谈革命而被揭穿的召回派、糊里糊涂的最后通牒派，最后还有那些战斗队员们（幸而在布尔什维克派中为数不多），他们认为，从事不显眼的、平凡的、缺乏光彩而“引人注目的”外表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虽然符合“两次革命之间”时期的条件和任务，却有损于他们的尊严，他们在1909年对马克西莫夫关于指导员学校和指导员小组……的“引人注目的”词句感到很满意。目前唯一能够使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紧密地团结起来的东西，就是他们对《无产者报》的刻骨仇恨，而《无产者报》遭到他们的仇恨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分子要《无产者报》反映他们的观点，哪怕是间接地承认他们的观点，或者对他们稍加保护和掩饰，他们这方面的每个尝试，从来都不会不遭到最坚决的反击。 “死了这条心吧”——每一号《无产者报》，它的每一次编辑会议，它每一次就党内生活的任何一个迫切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都这样告诉这些分子。 造神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由于我国革命和我国反革命发展的客观情况）成了著作界的迫切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如何利用第三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讲坛成了政治工作方面的迫切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些分子便团结起来了，自然而然又不可避免的爆发发生了。 和任何一次爆发一样，这次爆发是突然发生的，这不是说这些倾向以前没有流露，也不是说这些倾向过去没有一点表现，而是说形形色色的倾向包括与政治相距很远很远的倾向，几乎突然间在政治上结合起来了。因此广大公众一开始总是最易于接受对这种新的分裂所作的庸俗解释，比如认为分裂是由某个领导者的某些不良品质以及国外的影响和小组习气的影响等等造成的。毫无疑问，由于客观条件，国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切中央革命组织的作战根据地，因而在分裂的形式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毫无疑问，那种只有半个身子加入社会民主党的著作家小组的特点也对这种形式有影响。我们所说的庸俗解释，指的不是估计那些只能说明分裂的形式、缘由和“外部历史”的情况，而是不愿意或不能够理解分歧的思想政治基础、原因和根源。 新派别不理解这些基础，这也就是它照旧施放烟幕、消痕灭迹、否认同召回主义有割不断的联系等等的根源。新派别由于不理解这些基础，就利用对分裂的庸俗解释和利用庸俗的同情来进行投机。 事实上，马克西莫夫之流现在向公众哭诉，说他们“被赶走”、“被撤职”了，这不正是利用庸俗的同情来进行投机吗？看在基督的份上，请你们向无辜被赶走的人，向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施舍一点同情吧……用这种手法准保可以指望得到庸俗的同情，这已为下面这件奇异的事实证明了：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这个反对任何造神说、反对任何“新”哲学、反对任何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等等的人，也被马克西莫夫的诉苦所感动而看在基督的份上作了施舍，并且一再骂布尔什维克是“冷酷无情的人”（见普列汉诺夫的1909年8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既然马克西莫夫甚至向普列汉诺夫都央求到了同情的施舍，读者自然也就不难设想，那些社会民主党内和社会民主党周围的庸人们，由于善良的、忠厚的、谦虚的召回派和造神派“被赶走”和“被撤职”，为马克西莫夫将流下多少同情的眼泪。 关于“被赶走”和“被撤职”的问题，马克西莫夫同志从形式方面和问题的实质方面都作了分析。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分析。 被撤职的人们向我们说：从形式方面来看，撤马克西莫夫的职是“非法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种撤职的决定”，因为马克西莫夫“是由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即党代表大会上的布尔什维克部分选举出来的”。公众读到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的传单，看到的是严厉的责难（“非法撤职”），却看不到对责难所作的确切说明，也得不到判断问题的材料。而这正是每逢国外发生分裂时某一方面惯用的手法：抹杀和掩盖原则上的分歧，回避思想上的争论，隐藏自己思想上的朋友，对于公众不能确切弄清楚也无权详细弄清楚的组织上的冲突则大肆喧嚷。1899年，工人事业派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叫喊道，没有任何“经济主义”，倒是普列汉诺夫窃据了印刷所。1903年，孟什维克也是这样干的，他们叫喊道，他们根本没有转向工人事业派，倒是列宁把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其他等人“赶走了”或“撤了职”。现在那些利用国外瞎起哄和乱造谣的爱好者来进行投机的人又在这样干。他们说，既没有召回主义，也没有造神说，只是“编辑部的多数”把马克西莫夫“非法撤了职”，这个多数打算把“整个派别的财产”“完全留给自己支配”，——先生们，请进我们的小铺子里来吧，听我们讲讲这非常有趣味的事情…… 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这种手法过时了！使用这种手法的政治家们不能不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的“被撤职的人”之所以要谈论什么“非法性”，是因为他们认为《无产者报》编辑部无权决定布尔什维克派的命运和它的分裂的问题。先生们，好得很。如果说《无产者报》编辑部和伦敦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5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无权代表布尔什维克派，那你们就完全可以大声宣布这一点，并且可以掀起一个运动，推翻或改选这个无用的代表机关。你们也确实掀起了这样一个运动，直到你们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你们这才认为还是抱怨和哭诉更好一些。马克西莫夫同志和尼古拉耶夫同志，既然你们提出了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问题，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公众讲一讲，“叶尔”同志在几个月以前就向莫斯科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不信任《无产者报》和关于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选举布尔什维克新的思想中心的决议草案呢？ 被不公平地撤职的人们呀，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这件事呢？ 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叶尔”的决议遭到了全体一致的反对呢？ 为什么你们闭口不谈1908年秋季，在整个彼得堡组织内，包括基层组织，就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派别——召回派和反召回主义派的纲领展开了斗争，而且召回派遭到了失败呢？ 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所以要在公众面前哭哭啼啼，是因为他们在俄国不止一次地遭到失败。无论是“叶尔”或是彼得堡的召回派，都有权既不等待任何代表会议的召开也不向全党公布自己的纲领，就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包括它的基层组织。 但是，《无产者报》编辑部从1908年6月起就已公开和召回主义宣战，其间，经过一年的斗争，一年的辩论，一年的摩擦和冲突等等，如今，在邀集了没有参加任何一次国外冲突的3个俄国区域代表和扩大编辑部的几个俄国国内成员之后，这个编辑部要说明真情实况，要声明马克西莫夫已经从编辑部分裂出去，声明布尔什维主义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毫无共同之处，它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 先生们，别再搞两面派了！你们在自以为自己的力量特别强的地方斗争，结果你们仍然失败了。你们违背布尔什维克正式中央的决定，也不等待任何特别代表会议的召开，就向群众灌输召回主义。现在你们却因为在扩大编辑部里，在有区域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成了少得可笑的少数而哭诉和抱怨！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国外分子玩弄十足是工人事业派式的手法：不存在实现彻底民主制的条件，偏要玩弄“民主制”；利用“国外”所煽起的各种不满来进行投机，同时却从这个国外（通过“党校”）来进行召回主义－造神说的宣传；先在布尔什维克中制造分裂，再为分裂痛哭流涕；在“党校”的掩护下建立自己的派别，同时却为《无产者报》的“分裂”政策假惺惺地流眼泪。 算了吧，这种乏味的纠纷已经闹够了！派别就是党内志同道合的人的自由联盟，经过一年多的国内外的斗争，我们完全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作出明确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我们已作出来了。你们也完全有权利来反对这个结论，提出自己的纲领，为自己的纲领争取多数。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如果你们不同召回派实行公开的联盟，不提出自己的一般纲领，而继续捉迷藏并利用廉价的国外“民主主义”来投机，那么对你们的回答就只能是你们自己找的蔑视。 你们是在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你们宣称，《无产者报》整整一年来“一直”执行着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你们在俄国国内的拥护者也不止一次地试图在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中贯彻这种观点）；另一方面，你们又为分裂痛哭流涕，并且拒绝承认“撤职”。一方面，你们确实同召回派和造神派在各方面携手并肩前进；另一方面，你们又宣布同他们脱离关系，假装成调和派，希望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造神派和解。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你们可以为自己争取多数。你们可以在一部分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中获得一些什么胜利。但是任何调和我们都不接受。你们建立自己的派别吧，更确切些说，你们照你们已经开始做的那样，继续建立自己的派别吧，但是你们不要欺骗党，不要欺骗布尔什维克。现在世界上任何代表会议，任何代表大会都不能使布尔什维克同召回派、最后通牒派、造神派调和。我们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每一个觉悟工人都必须坚决作出最后抉择。 六新派别掩饰自己的思想渊源，害怕拿出自己的真正纲领，它竭力抄袭过去闹分裂时用过的词句，借以弥补自己思想的贫乏。马克西莫夫和尼古拉耶夫模仿过去反对新《火星报》的斗争，叫喊什么《新无产者报》，“新无产者报路线”。 这种手法能糊弄一下政治上的毛孩子。 但是先生们，即使重复旧的词句你们也没有这个本领。“反对新《火星报》”这个口号的“要害”在于：孟什维克夺取了《火星报》，自己就应该实行新的路线，而代表大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赞同的却正是旧《火星报》[76]的路线。“要害”在于孟什维克不得不在1903—1904年通过托洛茨基之口宣布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直到现在波特列索夫之流还在竭力从自己身上抹掉他们受旧《火星报》领导的那个时期的“痕迹”。 现在，《无产者报》已出到了第47号。它的第1号正好是在3年前，即在1906年8月间出版的。就在1906年8月21日出版的第1号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论抵制》的编辑部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恰恰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不再成为抵制派的时候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40页。——编者注］从那时起，在任何一号《无产者报》上没有一句话是赞成“抵制主义”（在1906年以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而不是驳斥这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而现在那些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却摆出一副架子，企图把自己同那些起初进行了旧《火星报》的三年运动、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来巩固它的路线、后来又指出了新《火星报》的转变的人们作比较！ “通俗工人报纸《前进报》前任编辑”——马克西莫夫同志现在用这样的署名是希望读者能够想起“鹅曾经救过罗马”[77]。我们对马克西莫夫这种做法的回答是：你对待《前进报》[78]路线的态度和波特列索夫对待旧《火星报》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波特列索夫曾经是旧《火星报》的编辑，但是并不是他领导旧《火星报》，而是旧《火星报》领导他。他刚想要改变路线的时候，旧火星派便不理他了。现在甚至波特列索夫本人也在拼命洗刷“幼年的罪孽”[79]，后悔当年不该参加旧《火星报》的编辑工作。 不是马克西莫夫领导《前进报》，而是《前进报》领导马克西莫夫。证据是：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前进报》没有讲过一句赞成的话，而且也不可能讲。过去马克西莫夫让《前进报》来领导他，他做得很明智，很好。而现在马克西莫夫却在臆想出（或者说帮助召回派臆想出，反正一样）这样一条路线必然陷入泥潭，就象使波特列索夫陷入泥潭一样。 马克西莫夫同志，请你记住：应当把思想政治派别这个整体，而不是把某些人背得烂熟却不解其意的“词句”和“口号”拿来作为比较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在1900—1903年这三年间领导了旧《火星报》，并作为一个完整的派别同孟什维主义进行了斗争。孟什维克还没有把波特列索夫（只波特列索夫一个人吗？）抛给普罗柯波维奇之前，他们老早就同他们的新联盟，即同反火星派、同工人事业派鬼混在一起了。布尔什维主义本着同“抵制主义”等等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领导了旧《无产者报》（1906—1909年），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派别，同现在这些臆想出“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造神说”等等的人们进行了斗争。孟什维克想按照马尔丁诺夫和“经济派”的精神来纠正旧《火星报》，他们这样做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你们想按照“叶尔”、召回派和造神派的精神来纠正旧《无产者报》，你们这样做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可是“转向普列汉诺夫”是怎么回事呢？马克西莫夫扬扬得意地这样说。建立“新的核心派别”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位“也是布尔什维克”认为“否认”所谓“要实现‘核心’的思想”就是耍“外交手腕”！ 对马克西莫夫这种反对“外交手腕”和反对“同普列汉诺夫联合”的叫喊，只好一笑置之。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也是始终如一的：他们记得很牢，普列汉诺夫在1906—1907年间曾经执行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他们认为，只要老是把这一点说了又说，即使不去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最大的“革命性”。 事实上，《无产者报》的“外交家们”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就始终公开执行并贯彻的是反对不伦不类地夸大派别活动这种具有党性的政策，即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目前马克西莫夫的叫喊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总是有个别布尔什维克（如阿列克辛斯基）唠叨什么布尔什维主义路线被“调和主义”路线、“波兰—拉脱维亚”路线等等取代了。对这些只能证明是思想不开化的蠢话，布尔什维克是不大介意的。另一方面，有马克西莫夫参加的那一伙著作家，即向来就是只有半个身子靠近社会民主党的那一伙著作家，长期以来一直把普列汉诺夫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造神派等倾向的主要敌人。对于这伙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普列汉诺夫更可怕的了。这伙人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工人政党，再没有什么比“同普列汉诺夫联合”更能破坏他们的这个希望了。 这里有两种人：一种人只会搞些顽固的派别活动，不懂得布尔什维克派在建党方面的任务，还有一种人是造神派和包庇造神说的人中的著作家小组，这两种人现在在反对“同普列汉诺夫联合”，反对《无产者报》执行“调和主义”路线、“波兰—拉脱维亚”路线等等的“纲领”下团结起来了。 现在普列汉诺夫的《日志》第9期出版了，我们就可以不必再特别详细地向读者阐明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个“纲领”的全部不伦不类之处。普列汉诺夫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取消主义和该报编辑们的外交手腕，并宣布他和波特列索夫“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后者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了。现在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清楚，孟什维克工人是会拥护普列汉诺夫而反对波特列索夫的。任何人都清楚，在孟什维克中发生的分裂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任何人都清楚，普列汉诺夫宣布了护党的路线，反对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这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目前在党内已取得了主导地位。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获得了这个巨大的胜利，是由于它不顾那些“左派”纨袴少年和造神派著作家们的叫喊而执行了自己的护党的政策。只有这些人才害怕同普列汉诺夫接近，因为普列汉诺夫揭露了波特列索夫之流，并且把他们赶出了工人政党。“反对同普列汉诺夫联合”，即反对同护党派孟什维克接近以便同取消主义作斗争，反对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近（这对叶罗金式一伙著作家不利），反对党为执行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和策略而进一步做争取工作——这个“纲领”只有在造神派小组或死背词句的英雄们的一潭死水中才能奏效。 我们布尔什维克能够指出在这种争取工作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经常为俄国人写文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加入了我们党，他们在思想上被我们争取过来了，尽管在分裂初期（1903年）他们完全同情孟什维克。他们所以被争取过来，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没有容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布尔什维克所捍卫的不是自己的，绝不是自己的派别的理论的字句，而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总的精神和思想。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将继续作战，更无情地反对咬文嚼字的胡说八道，反对肆无忌惮地玩弄背得烂熟的词句，反对造神派著作家小组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 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两个取消派派别已经完全暴露无遗了，一个是波特列索夫派，一个是马克西莫夫派。波特列索夫不得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因为今后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实行他的路线是没有指望的。马克西莫夫也不得不害怕社会民主党，因为现在要在社会民主党内实行他的路线，也是没有指望的。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会不择手段地支持并掩护特殊的著作家小组所作的种种独特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会象抓住最后一线希望那样死死抓住小组习气而反对党性，因为波特列索夫有时候在一伙最最顽固的孟什维克中还可以获得胜利，马克西莫夫有时候还可以被一些最最顽固的布尔什维克戴上桂冠，但是，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不管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还是在真正的社会民主工党内，都永远不能站稳脚跟。波特列索夫也好，马克西莫夫也好，都代表社会民主党内两个彼此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并且同样具有局限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七我们说明了新派别司令部的情况。它的队伍是从哪里征集来的呢？是从革命时期加入过工人政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中征集来的。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在程度、界限和色彩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旧社会给无产阶级留下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得到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去再改造这种出身的人，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影响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影响无产阶级。很多“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狂热的、节日般的日子里、在革命口号引人注目的日子里、在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连纯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子里第一次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精神，他们将永远是社会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人，除了熟背一些词句，死记几个“引人注目的”口号，对“抵制主义”、“战斗主义”等等发表几句议论而外，则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本事从无产阶级政党那里学到任何东西。如果这样的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世界观，即自己的狭隘观点强加于工人政党，那么，同他们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届杜马抵制派的命运以活生生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人的区别。 大多数真正醉心于马上就直接同六三英雄们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曾经倾向于抵制第三届杜马，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局势。他们不是重复背得烂熟的词句，而是细心观察新的历史情况，反复思考为什么现实生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们工作靠的是头脑，而不是舌头，他们进行了严肃认真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的工作，他们很快就理解，“召回主义”是极其愚蠢和极其贫乏的。另外一些人则抓住片言只语，用一些自己不懂的话来编制“自己的路线”，空喊什么“抵制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并用这种空喊来代替当前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他们还从布尔什维克中搜罗形形色色思想不成熟的人来建立新的派别。可爱的人们呀，请便吧！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来教你们学会马克思主义，学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我们现在要向右的取消派和左的取消派宣战，同他们作最坚决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们正在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用政策上和策略上的市侩方法腐蚀工人政党。
注释： [67]伊万努什卡是俄国民间故事里的傻瓜，他常常因讲不合时宜的话而挨打。——74。 [68]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从1878年到1890年，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得票数增加了两倍多。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75。 [69]列宁指的是1908年10月《工人旗帜报》第5号发表的《一个工人的信（根据对时局的估计谈谈党的工作计划）》这篇文章。该文说：“存在党团一事似乎已成为一个证据，说明革命已被葬送，即使不是在口头上，至少在实际上已被葬送。”该文是经莫斯科的召回派领袖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校订”过的。——84。 [70]工人事业派是聚集在《工人事业》杂志周围的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工人事业》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的不定期杂志，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它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 工人思想派是经济派的一个集团，以出版《工人思想报》得名。该报于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先后在彼得堡、柏林、华沙和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6号。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尼·尼·洛霍夫－奥尔欣、康·米·塔赫塔廖夫、伊万申、阿·亚·雅库波娃等人。 工人思想派赤裸裸地鼓吹机会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把工人阶级的任务限制在“眼前的利益”和主要是经济性质的个别、局部改革的范围内。工人思想派推崇自发的工人运动，反对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贬低革命理论和革命自觉性的作用，并断言社会主义思想能够从自发运动中产生。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和《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第6卷第1—18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工人事业派和工人思想派的观点。——84。 [71]《工人旗帜报》（《Рабочее Знамя》）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报纸，1908年3—12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7号。第1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机关报出版，第2—6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第7号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部工业区区域局、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郊区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有索·雅·策伊特林、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德·伊·库尔斯基和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 《工人旗帜报》从第5号起就党对杜马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开展讨论，在第5号上发表了一个召回派分子的文章（署名：一工人），在第7号上发表了批评召回派的《一个党的工作者的信》。列宁对它们都作了分析（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页和第340—343页）。——86。 [72]《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康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抗议书》（其中引用了《信条》的全文）于1899年12月在国外作为《工人事业》杂志第4—5期合刊单印本被刊印出来。——88。 [73]这里说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多次任法国外交部长、外交大臣的沙·莫·达来朗－贝里戈尔。据说，1807年，当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提醒他实践曾对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许下的诺言时，他却回答说：“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88。 [74]伦敦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大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于工会和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关于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关于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在这一决议中，代表大会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论述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这些政党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的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以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这一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代表大会还批准24名中央候补委员。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90。 [75]察廖沃科克沙伊斯克是俄国喀山省的一个县城，现称约什卡尔奥拉。——91。 [76]《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报》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从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称它为新《火星报》。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则被称为旧《火星报》。——101。 [77]鹅拯救过罗马出自古代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夜袭罗马城南的卡皮托里城堡时，神殿里的鹅群首先被惊动；它们的叫声唤醒了守兵，罗马城才得以保住。——102。 [78]《前进报》（《Вперёд 》）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性工人报纸。1906年9月10日（23日）—1908年1月19日（2月1日）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在维堡秘密出版，共出了20号。从第2号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些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进报》用广大工农读者易懂的通俗语言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阐述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伦敦代表大会）以及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市、区代表会议的决议，解释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同时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机会主义策略的危害。该报同工人读者联系密切，曾刊载过列宁的许多篇文章。——102。 [79]“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