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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9卷 取消取消主义 （1909年7月11日〔24日〕） 读者在这一号《无产者报》的特别附刊中，可以看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会议的报道和会议通过的决议全文［注：见本卷第1—9页和第31—40页。——编者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打算从我们派别的角度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估计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会上发生的一小部分布尔什维克分裂出去的问题。 大约从1907年六三政变[36]起到现在为止的最近两年，是俄国革命史上以及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中发生急剧转变和严重危机的时期。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目前的政治形势、革命运动的状况及其前途、工人阶级政党当前的任务等问题作了总结。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党的可靠的财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拼命想批评这些决议，只不过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批评”是软弱无力的，对在这些决议中剖析过的问题根本提不出任何有道理的、完整的和有系统的东西。 但是，党的代表会议给予我们的还不止这一点。这次代表会议在党的生活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它指出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两派中都产生了新的思想派别。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不管是在革命到来以前，还是在革命期间，整个党的历史中充满了这些派别的斗争。因此，新的思想派别是党内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仔细思考，理解和领会这种现象，以便能自觉地对待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思想派别的出现，简单说来，就是在党的两个处于两极的派别中都出现了取消主义，都出现了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孟什维克中的取消主义在1908年12月以前就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是当时同它进行斗争的差不多都是其他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一部分崩得分子）。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反取消主义派，作为一个派别当时刚开始形成，还没有比较一致的和公开的行动。而在布尔什维克里面，两部分人面目分明并且公开行动了：一部分是占绝大多数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他们坚决反对召回主义，并且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代表会议的全部决议中，另一部分是占少数的“召回派”，他们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不止一次地得到摇摆于他们和正统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最后通牒派”的支持。召回派（还有最后通牒派，因为他们正在滚向召回派）是变相的孟什维克，是新型的取消派，关于这一点，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和说明过了（着重参看第39、42、4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340—343、367—379页。——编者注］）。总之，在孟什维克方面，取消派占绝大多数，而护党派分子对他们的抗议和斗争刚刚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方面，少数召回派公开活动，正统派则占完全的优势，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二月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表明的党内状况。 什么是取消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取消主义？为什么召回派（和造神派，关于他们，我们下面再来谈谈）也是取消派，是变相的孟什维克？一句话，我们党内出现新的思想派别有什么社会意义，有什么社会作用呢？ 狭义的取消主义，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从思想上来说就是否认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种否认采取的形式当然各种各样，其自觉、激烈、彻底的程度各有不同。可以拿切列万宁和波特列索夫来作例子。前者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估计，使得《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整个编辑部还在内部（也就是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发生分裂以前，就不得不同切列万宁脱离了关系，虽然这件事该报编辑部做得极不体面：这就是它在《前进报》上向德国人宣布同这位彻底的取消派脱离关系[37]，而不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向俄国读者发表自己的声明！波特列索夫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38]中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成功地取消了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以致普列汉诺夫退出了取消派的编辑委员会。 在组织上，取消主义就是否认秘密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因而要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退出党，在合法的报刊上，在合法的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和有工人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等等。近两年来，俄国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历史上这样的孟什维克取消主义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曾经指出过（刊登在《无产者报》第42号上，后来《1908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本小册子作了转载），担任中央委员的孟什维克企图直接破坏党中央委员会，使这个机构不起作用，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取消主义的例子。参加最近这次党代表会议的“高加索代表团”[39]完全是由侨居国外的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确认（190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同目前在俄国活动的一切组织没有任何关系，这可以说是在俄国的孟什维克秘密组织几乎完全瓦解的标志。 所有这些取消主义的表现，孟什维克都没有加以总结。一方面是他们有意隐瞒这些表现，另一方面是他们自己也糊里糊涂，不清楚某些事实的意义，被一些琐碎小事、意外事件和人身攻击弄得不知所措，不会概括也不懂得当前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发生危机、瓦解和崩溃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中的机会主义派不可避免地不是完全成为取消派，便是做取消派的俘虏。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德语称为Mitlaufer）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最不能领会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最不能在发生崩溃的时期坚持下去，最倾向于彻底推行机会主义。瓦解一发生，大批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和孟什维克著作家实际上就投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脱党而去，所以孟什维克的组织垮得最厉害。那些真心同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的孟什维克（而这样的孟什维克总是有的，他们为自己在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辩解，理由是他们希望能估计到一切形势的变动和一切复杂的历史道路的曲折），“又一次成了少数”，成了孟什维克派中的少数，他们没有决心同取消派进行斗争，没有力量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斗争。可是，机会主义同路人愈来愈走向自由主义，以致普列汉诺夫无法容忍波特列索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无法容忍切列万宁，莫斯科的孟什维克工人无法容忍孟什维克知识分子，等等。孟什维克护党派，即孟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分化出来，既然他们走向党，那就势必走向布尔什维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这种形势，千方百计地处处尽量把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分开，同后者接近，不过这不是要抹杀原则分歧，而是为了使真正统一的工人政党团结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不应该妨碍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冲击、共同的斗争。 但是，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不是仅仅孟什维克派才有呢？不是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9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266—282页。——编者注］上已经指出，这种同路人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彻底的召回派的整个论证方法，他们论证“新的”策略的尝试的整个性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能避免或多或少要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总是同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接触，总是不断从这些阶层中补充兵员。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异己分子，制服他们，而不是被他们制服，善于及时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异己分子，而且认识到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明确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两派在这方面的区别正是在于：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即“同路人”）的俘虏（在孟什维克自己的队伍中，俄国国内的莫斯科孟什维克拥护者以及国外同波特列索夫和《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分道扬镳的普列汉诺夫，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主张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取消派分子一开始就是极少数，一开始就不能为害，随后也就被抛开了。 召回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也必然导致取消主义，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当然，这里谈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个别集团，而是这个派别的客观趋势，因为这个派别不再仅仅是反映一种情绪，而是企图形成一个特殊派别。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就十分明确地声明过，第一，他们并不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特殊派别，而是想把整个国际的、革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我国革命的新情况；第二，即使在斗争以后，在现有的一切革命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以后，历史迫使我们沿着“专制立宪”的道路缓步而行，布尔什维克也能在最艰难、最缓慢、最平淡的日常工作中尽到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细心一点的读者都能在190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献中找到这些声明。这些声明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整个布尔什维克派作出的保证，是自觉选择的道路。为了履行对无产阶级的保证，必须对在自由时期（甚至出现了一种“自由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其中一部分人已经逐渐习惯了无产阶级的工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另一部分人只是死记了几个口号，却没有领会，他们一味重复陈词滥调，而不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运用革命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旧原则。那些想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的演变鲜明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两部分人的命运。1907年6月，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的人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多数。但是，《无产者报》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反对抵制的路线。生活检验了这条路线，一年之后，“召回派”在从前的“抵制主义”的堡垒莫斯科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中变成了少数（1908年夏是14票对18票）。又过一年，布尔什维克派在全面和反复地讲清了召回主义的错误以后（最近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注：见本卷第1—40页。——编者注］的意义就在于此），终于彻底取消了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彻底取消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取消主义。 但愿人们不要因此责备我们制造“新的分裂”。在关于我们的会议的报道中，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用尽了一切可能和一切办法去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我们花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派别，即作为党内思想一致者的团体，在基本问题上如果不一致，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从派别分裂出去并不等于从党分裂出去。从我们派别分裂出去的人丝毫没有丧失在党内工作的可能性。或者他们仍旧是“野的”，即处于派别之外，那党的整个工作情况会把他们卷进来；或者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派别（如果他们想坚持和发展自己的具有特殊色彩的观点和策略，那是他们的权利），全党很快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的实际表现，对于这些趋势的思想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作了估价。 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党。要领导，就要知道路，就不要再动摇，不要再花费时间去说服动摇分子，去同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派别内的斗争。召回主义和滚向召回主义的最后通牒主义同当前形势要求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的工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学会尽量向运动提出一切能推动人们前进的口号，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扩大这一斗争的规模。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在新的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非这样做不可）、不断地和顽强地行动，一步一步地前进，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谁感到这种工作枯燥乏味，谁不懂得在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的拐弯处也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民主党策略的革命原则，谁就是徒具马克思主义者的虚名。 不坚决取消取消主义，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但是，取消主义不只是包括孟什维克的公开的取消主义和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它还包括变相的孟什维主义。它还包括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因为它们反对党执行反映时局特点的当前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利用杜马讲坛并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半合法组织和合法组织建成据点。它包括造神说和为根本脱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造神说倾向所作的辩护。它还包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在1906—1907年，任务是推翻那个不依靠党的多数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不仅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甚至崩得分子当时也没有支持清一色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现在，任务是耐心教育护党派分子，团结他们，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1903—1905年和1906—1907年，已经同反党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为党扫清基地。布尔什维克现在应该建设成党，把派别建设成党，利用经过派别斗争所取得的阵地来建设党。 这就是我们派别根据当前政治局势和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总的情况提出的任务。最近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议又一次特别详细地重申并阐发了这些任务。为了进行新的斗争，队伍已经整顿好了。对变化了的情况已经考虑到了。道路已经选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很快就会成为任何反动势力也不能动摇的力量，成为我国下一次革命运动中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人民的领导力量［注：不久以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5号和《崩得评论》[40]第2号出版了。上面又是一大堆取消主义的精彩例子，这些例子需要在下一号《无产者报》上用专文来分析和评价。］。
注释： [36]六三政变（1907年6月3日（16日）的政变）是俄国沙皇政府发动的一次反动政变。政变前，沙皇政府的保安部门捏造罪名，诬陷社会民主党国家杜马党团准备进行政变。沙皇政府随之要求审判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并且不待国家杜马调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就于1907年6月2日（15日）逮捕了他们。6月3日（16日），沙皇政府违反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中作出的非经国家杜马同意政府不得颁布法律的诺言，颁布了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和修改国家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依照新的选举条例，农民和工人的复选人减少一半（农民复选人由占总数44％减到22％，工人复选人由4％减到2％），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复选人则大大增加（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复选人共占总数65％，其中地主复选人占49．4％），这就保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同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居统治地位。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某些省份的突厥民族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29席减为10席，波兰王国由37席减为14席）。六三政变标志着1905—1907年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暂时胜利，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由此开始。——41。 [37]指费·伊·唐恩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名义在1908年7月1日《前进报》第151号上就涅·切列万宁的《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一书发表的声明。 《前进报》（《Vorwa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于1876年10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1878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1890年10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1884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民报》），从1891年1月起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33年停刊。——43。 [38]《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运动》是孟什维克的文集，由尔·马尔托夫、彼·巴·马斯洛夫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彼得堡公益出版社于1909—1914年出版。原计划出5卷，实际上出了4卷。格·瓦·普列汉诺夫起初曾参加编辑部，后因不同意把波特列索夫的取消主义文章《革命前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编入第1卷而于1908年秋退出。——43。 [39]“高加索代表团”是指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代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他们都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故有此称。——44。 [40]《崩得评论》（《Отклики Бунда》）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不定期），1909年3月—1911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5期。——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