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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1]
（1909年6—7月）
1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公报
（7月3日〔16日〕）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所通过的几项决议的全文。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4人，在彼得堡，莫斯科区域（俄国中部）和乌拉尔的地方组织中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3人，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5人。
会上展开的辩论无疑对全党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次辩论，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近来坚持执行的、但是最近受到一部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线，就变得十分明确并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位同志代表反对派参加，双方都作了必要的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将尽一切力量整理并出版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议记录。在这个公报中，我们只想谈几个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如经某种解释可能引起误会，而且已经在国外同志中间引起误会。其实，这些详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议决议本身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会议记录将为透彻了解这些决议提供充分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定和决议对于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的意义。
我们就从《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这个决议谈起。
对于这个决议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表在会上其实并未表示重大异议。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认为：既然召回主义形成一定的派别，那么它就愈来愈背离社会民主党；召回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公认的召回派领袖斯坦·同志，甚至还沾染了“某种无政府主义气味”。会议一致认为，必须同召回主义这一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最后通牒主义则是另一回事。
出席会议的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们两人在决议付诸表决时，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说他们是最后通牒派，决议提出要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就是说，他们要同自己划清界限，对此他们不能同意。后来，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又通过了几项决议，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认为会议的决议是不合法的，会议通过这些决议，就等于宣布布尔什维克派分裂，他们将不服从也不执行这些决议。这件事情，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反对派代表之一马克西莫夫同志正式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在这里，我们想从另一方面来谈谈这件事。
很遗憾，评价最后通牒主义，也同评价那个叫作召回主义的彻底最后通牒主义一样，我们只能根据口头传闻，而无法取得书面材料。无论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至今都没有表现为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纲领”。因此，观察最后通牒主义只好根据它的唯一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发出最后通牒，要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必须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的中央机关的一切指示，否则就必须放弃代表资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言，对最后通牒主义的这种说明是完全确切的。不能这样断言的原因如下：参加会议的两个最后通牒派之一，马拉同志声称，这种说明与他的情况不符。马拉同志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改进显著，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他只是认为，党应当用一切办法对杜马党团施加压力，包括向它发出上述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当然可以在一个派别内共处。这样的最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完全克服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马党团，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不是不要党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巧妙地利用杜马活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恰恰相反，它正是意味着要求党这样做。既然杜马党团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趋势，那就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工作。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会渐渐失去它客观存在的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这两个决议所说的划清界限，对他们也未必适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法持略有不同的意见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原则分歧。
决议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党内思想派别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疑是存在的）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进行改进杜马党团活动的长期工作，也不要党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丰富宣传材料在工人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主义不要党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改进杜马党团的活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最后通牒，要党把最后通牒当作达摩克利斯剑[2]，悬挂在杜马党团的头顶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最后通牒来代替西欧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顽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真正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活动的全部经验。要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别布尔什维主义，必须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对这种“划界限”，我们是如何理解的，而会议又是怎么说的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说，会议宣布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会议的决议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正在萌生同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明确的策略相对立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是我们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在德国党内，有考茨基的鲜明的革命派，还有伯恩施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不同。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从某个方面影响党，以便在党内尽可能一丝不差地贯彻自己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冲突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的这一差别。会议并没有宣布派别的分裂。如果地方工作者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各个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者，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召回主义在工人群众中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派别。召回派企图独立自决，蛮干到底，这样他们就注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稍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既自绝于派别，也自绝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大批工人（可能很多）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杜马党团的活动。同这样的召回主义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广泛地全面地向工人介绍党团活动，另一方面，向工人提出接触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马代表同志同彼得堡的工人举行一些座谈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里的召回主义情绪。因此，必须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组织上分裂。只要对召回主义和同它一脉相承的工团主义进行稍微坚决彻底的思想斗争，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组织上分裂的议论完全落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团体脱离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议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项基本的原则性的决议通过以后，他声明说，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不合法的，尽管这些决议是十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的，而有些决议则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马克西莫夫）、一票弃权通过的（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议）。当时，会议就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问题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坚决反对会上绝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则性的决议，他就应该知道，他和与会的其他人之间已经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而思想上的一致是党内派别存在的起码条件。但是，马克西莫夫同志并不就此止步。他坚决声明说，他不仅不打算执行这些决议，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议。因此，会议也不能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负任何责任，会议还声明（见圣彼得堡代表米·托·等人的声明）：“这里的问题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马克西莫夫同志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分裂出去了。”［马拉同志也曾经声明：他将不执行会议的决议，但是要服从这些决议。马拉同志还特别声明：他认为，同召回主义进行同志式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既不必同召回主义进行组织上的斗争，也不要使布尔什维克派分裂。至于谈到组织上分裂的整个问题，那么从会议《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的决议[3]中可以看出，这是召回派和造神派[4]搞的分裂活动，因为创办这所党校无疑就是企图建立一个新派别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新中心。］
我们认为，还必须使同志们特别注意会议的下列决议：《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应正确理解为什么提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路线”的问题以及对待一般合法机会，特别是对待杜马讲坛的态度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同两种取消主义，即右的取消主义和左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右的取消派说：不需要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合法机会上。左的取消派则走向另一极端，在他们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机会，千方百计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他们的一切。这两派不相上下，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结合起来，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维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崩得[5]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维克中有一种回到党的原则上来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能不受到欢迎，正如会议决议所说的，“该派别的少数人”[6]（孟什维克中的）“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劝重新寻找党的基础”［决议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7]“编辑部的分裂”是指普列汉诺夫同志退出该报编辑部，从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声明看来，他退出《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是迫不得已的，完全是这个编辑部的取消主义倾向造成的。］。
目前反对右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为数不多，对这部分人布尔什维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当竭力接近这一部分护党派，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有党的原则的人。这决不是说要一笔勾销我们同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于孟什维克背离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行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显然，这决不是说把布尔什维克派融化在党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党的阵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有一点应当牢牢记住：会议决议谈到的“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责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落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全部工作或者几乎全部工作（特别是在各地）都是布尔什维克担负的。他们这些坚定彻底的党的原则的保卫者，现在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对党的建设有用的人参加党的建设工作。在目前这个困难时期，如果我们不向其他派别中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即反对取消主义的护党派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场，会上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来自地方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都认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摇摆不定，不明确表示赞成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会议采取了这条路线而责备会议“背叛布尔什维主义”，责备会议转到孟什维主义的立场，等等。我们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请你尽快在报刊上把这些话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这样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真正含义和你“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的真正性质。
我们建议同志们注意会议《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决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合法机会”的问题同各种色彩的取消主义的密切联系。现在，反对左的取消主义，同反对右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议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深恶痛绝的，在议会迷看来，整个党的组织工作应该归结为使工人围绕着“合法机会”，特别是围绕着杜马活动集合起来，召回主义则不了解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议的各项决议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议中，没有一处说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是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们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现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议本身对这一点已经作了一些实际的指示。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说来，现在应该谈的主要不是“合法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什么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现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的问题。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了。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做得还不够，今后必须比过去更重视、更主动、更努力。我们应当学习利用合法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现在我们学习进行秘密活动的方法那样，顽强地学习。会议正是号召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要这样顽强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机会。
我们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该变。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只有巩固了党，我们才能利用那些合法机会为党谋利益。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团体，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在逐渐转到）这些工人团体手中。我们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全力以赴，促使这些团体造就真正党的原则性强的社会民主党的骨干。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1909年7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12页 |
2
讨论《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决议时的讲话
（6月8日〔21日〕）
（1）
一方面，声称没有原则分歧，拒绝公开发表意见，而另一方面，又在谈论布尔什维克派内的原则分歧。这不是两面派行为吗？唐恩在全党代表会议上说过：谁不知道列宁因为搞孟什维主义受到指责？我回答他说：请读一读《无产者报》，根据它去作判断吧，不要搜集谣言了。那时马克西莫夫默不作声。没有什么比不进行公开斗争更糟糕的了。我说原则上的统一被破坏了，你们说的是另一回事，可同时又把列宁称为马尔托夫……为什么这次会议从党的观点来看是不合法的呢？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是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他们谈论的是怎样更好地贯彻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你们宣传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表明你们对党已经完全绝望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始终维护党性，现在我们继续执行的也只有这条路线，可是你们却在基层鼓吹分裂。在孟什维克中也有维护党性的派别。我们坚信党并且捍卫党。
（2）
马克西莫夫说未曾进行过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宣传。利亚多夫、斯坦尼斯拉夫、弗谢沃洛德的发言已经够清楚了。从1908年5月起，利亚多夫和斯坦尼斯拉夫就在俄国进行了宣传。我们这儿有斯坦尼斯拉夫写的决议案，他要的是什么，决议案中说得相当清楚。[8]这是对派别的侮辱。孟什维克中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即普列汉诺夫派，布尔什维克中也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孟什维克和我们中间都有瓦连廷诺夫—马克西莫夫之类的取消派。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发表了声明，我重申：我的话是对马克西莫夫所说的“列宁—普列汉诺夫派别的轮廓已经清楚了”的回答。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3—14页 |
3
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问题时的讲话
（6月9日〔22日〕）
我想谈谈“中心的思想”。关于科特卡代表会议[9]马克西莫夫弄错了；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波兰人赞成抵制，我的一票又是决定性的，我曾声明过，那时我宁愿和布尔什维克投一样的票。这是我在对待波兰人问题上提出的条件。那时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反对抵制，而派别却赞成抵制，但并没有分裂，因为不存在希望分裂的集团。一年以后，派别站到了我们这边。有些“布尔什维克”，不敢抨击召回派，害怕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在代表会议上我是和“孟什维克”一起反对召回派的。这就是你们对中心的想法。
马克西莫夫所讲的分裂事件是可笑的。在马克西莫夫写的东西里丝毫没有提到中心，但米哈的信现在已被证实了。这封信说，列宁正在执行一条右派崩得路线。文件中就有这样的话。米哈所写的，正是马克西莫夫现在所讲的。这就是中心的思想。而这封信是我们的高加索朋友给我们送来的，是他们把委托书给了右倾分子伊里奇。这是米哈于1908年7月在集团的参与下玩弄的手腕。马克西莫夫说我们将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开会。当然，我们将这样做，就象在中央机关报[10]内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召回派在代表会议[11]上态度老实，这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结果。我们多次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阿克雪里罗得读完了关于军事作战任务的那一条后说：“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不难共事”。我们不让召回派进入我们曾和唐恩一起呆过的杜马委员会。是的！我们将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开会，就象和唐恩、马尔托夫一起开会一样。关于这一点，请你们在报刊上公布吧。
我和马拉在中央委员会一起开会。您，马拉，是通神的召回派成员。我讲的不是关于善良的意图，而是政治路线。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有关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议论。当普列汉诺夫谈他在对待工会方面的错误[12]时，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把他从我们这一边推开。当他准备放弃自己的错误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我们用反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13]吸引他，还是你们为了进行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而推开少数“孟什维克”护党派和“孟什维克”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串通普列汉诺夫反对卢那察尔斯基，但是我们要指出，是谁在和谁调情。当普列汉诺夫把波特列索夫赶走的时候，我准备向普列汉诺夫伸过手去。这不是新的中心，而是新的、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人在向我们重提罗莎·卢森堡的旧事。[14]但在这里重提旧事，是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应该这么干。
“布尔什维主义”现在应该成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5—16页 |
4
讨论关于卡普里党校问题时的讲话
（6月10日〔23日〕）
我感到奇怪，这怎么还没有使我们厌烦。马克西莫夫同志激动得没有道理，因为每一次闹分裂必然有过头的指责，而且人们总是把分裂事件和人格问题搅在一起。我记得1901年同克里切夫斯基、1905年同马尔托夫、1907年同普列汉诺夫的争执，他们都向我进攻，大喊大叫人格问题。问题不在于人格，而在于在斗争过程中有人瓦解本派而另立新派。例如利亚多夫就是如此。他还不是一个坏同志，但他在瓦解我们的派别并在建立自己的派别。我想，马克西莫夫是在瓦解那些他认为是孟什维克的人。这是他的完全合法的权利，可是他却对我们说邀请列宁去党校。关于监督的问题也是可笑的。这样行不通。显然，党校是新的中心，新的派别。马拉说他不放弃自己的职务[15]。马拉同志，您受到派别狂热的影响了，而这种狂热是由“通神的”召回派的政治斗争所决定的。
什么是派别？这是政党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在杜马里，政党是杜马内思想一致的人结成的联盟。作为一个杜马代表，例如霍米亚科夫，并不会由于转入另一个政党而不再担任杜马主席。派别对政党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委派你担任的职务，只有党才能撤销。我们现在吵架，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结成思想一致的人的联盟。谁也不想抢你的党内职务，没有必要和这扯在一起。我们之间是派别的分裂，并不是党的分裂。党内职务并不属于我们这次会议处理的范围。关于人格，在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因为我已第四次挨骂了。应该承认客观存在：两个中心，两个派别还有党校都是事实。当我们散伙时，一切都将更加清楚。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7—18页 |
5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时的讲话
（6月11日〔24日〕）
我认为，用不着一百次一千次地向马克西莫夫同志指出问题的实质，就是说，用不着反复向他说：他在同我们闹分裂，在建立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通神的召回派。这一切《无产者报》已经谈过，发表过，反复解释过，着重指出过。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请你把你在这间屋子里说的一切刊印出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停止这场进行了三天多的不体面的争吵，才好进行思想斗争。请把下面这些话都印出来吧：我们是“新布尔什维克”，“是新《火星报》[16]所说的”“新无产者报派”（实际上是孟什维克），我们“倒退了两步”，我们“在破坏俄国革命最珍贵的遗产——布尔什维主义”，请你把我从你的发言中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刊印出来，这样，我们就好让大家一次又一次地看出，你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布尔什维克。请你把你下面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我又引用你的话——“如果当了普列汉诺夫的俘虏，就会在新的高潮中毁灭政治生命”，我们“将在长期反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请你把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好再一次就布尔什维主义同“通神的召回主义”的区别作出对党有益的说明。既然你拒绝这样做（从1908年8月起，我们就在编辑部的会议上正式建议你出一本小册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却对我们的公开挑战置之不理），拒绝公开斗争，继续在内部争吵，那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把你从我们的派别内（不是从党内，而是从派别内）直接划出去，使你公开发表意见，以便进行对党大有教益的思想斗争。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19—20页 |
6
讨论关于派别统一问题时的讲话
（6月12日〔25日〕）
我不打算回答马克西莫夫，大家都会得出结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他一起开会。这最后一次就不要相互责骂了，这是不体面的。马拉说人家建议他自行退出。当马拉声明他认为与其和召回派一起工作，还不如和反召回派一起工作时，大家对这个声明喝采：好！谁也没有指责他在卡普里组织了分裂中心，关于造神说他发表了十分明确的意见。他确实错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除了思想一致的人已经形成的各个中心，没有再作过其他的划分。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1页 |
7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一次讲话
（6月12日〔25日〕）
维什涅夫斯基的报告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好报告。
至于不派代表参加全党代表会议，看来维什涅夫斯基弄错了。波列塔耶夫说过，如果唐恩发电报的话，代表们是会来的。唐恩拒绝了。代表会议因那位代表缺席[17]损失很大。
关于内行人[18]，你们说不能驱逐他们。和他们斗争的方法就是要走公开性的道路。应该更多地报道他们的情况。对他们分类加以评述。
关于《无产者报》编辑部在党团中的秘书问题。秘书不称职，他写的东西很浮泛；斯切克洛夫不是所需要的那种人物，需要的是一个埋头于平凡工作的人。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报道情况，否则所有的协助小组就用不着了。
建立巴黎协助小组[19]是件很微妙的事。我们将支持普列汉诺夫的路线，其他的孟什维克对此十分神经过敏。要接近唐恩型的孟什维克是困难的。怎样组成这个小组呢？孟什维克会塞进去很多人。除了吵架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为了避免吵架，可否建立一个直属中央机关报的相应的小组？
党团没有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内行人就将一事无成。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让两三个人取得合法地位。预定是瓦季姆，也可能有加米涅夫。
关于地方组织参加杜马党团的活动问题。必须广泛使用传单展开宣传。关于杜马活动的传单应当提供一个样子。没有地方组织的影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杜马的利用就既不会是革命的，也不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必须有以杜马演说为内容的传单。这种东西会吸引地方组织参加这一工作并给以推动。杜马代表们的会议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同召回派争论上了。也必须有传单介绍杜马中党派的组合情况，有传单介绍整个杜马的工作。杜马党团不仅应该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指导，而且还应该由地方组织指导。必须有传单对杜马中的某些演说的意义进行评述。例如，关于对外政策的问题。只有我们的杜马代表发表了演说。这件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需要有摘要发表演说的传单。地方组织除了印发传单，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参加活动的其他形式。局面混乱到了极点，应该尽力展开印发传单的活动。国外报纸的评论不及时。议会演说往往不能尽意，传单则能畅所欲言。
由地方组织派遣代表有时是难以实现的。
说到报纸，唯一的条件是要保证我们拥有大多数，但我并不相信能够办成这样的报纸[20]。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2—23页 |
8
讨论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时的第二次讲话和决议草案[21]
（6月12—13日〔25—26日〕）
我们的辩论就要结束了，我认为，不必专门就这些辩论作出决议，因为作决议应该慎重。关键在于把问题互相解释清楚。为了回答弗拉索夫关于利用合法机会的问题，我现在把决议草案读一下：
“布尔什维克中央决定：布尔什维克派为了真正实现——就是根据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和方针来实现——目前已经为全体布尔什维克所公认的目标，即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利用杜马讲坛，就一定要明确提出培养有经验的、精通自己业务的、能够在自己的特殊的合法岗位（工会、俱乐部、杜马委员会等等）上牢牢站住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这一任务，并且要千方百计地完成这个任务。”
弗拉索夫说，这是领袖们的事情。这话不对。问题是：我们布尔什维克派普遍认为不需要这种专家。我们人力不足，因此必须使用和分配他们担任合法的职务，委托他们以派别的名义担任这些职务。既然我们说要建立党的支部，那就应当设法把它建立起来。我草拟了一个关于用传单进行鼓动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中央讨论了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问题，特决定：应该使所有的地方组织重视使用传单（除了地方的和省的机关刊物以外）向群众宣传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工作情况并且指导这一工作。这些传单的内容可以是：指出应在杜马讲坛上阐明的问题，总结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活动和党派的组合情况，刊登有关这些问题的宣传演说提纲，分析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发表的一些特别重要演说的政治意义，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演说中说得不透彻不确切的地方，最后，也可以摘录这些演说中对宣传和鼓动工作有重要意义的实际结论，等等。”
对在非正式会议[22]上谈到的关于对待杜马活动的态度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也拟了一个决议草案：
“二、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同改良主义者（或者更广泛一点说：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可以用下列几点（不能说很全面）来表明。
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所谓外部关系来看，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必须反对在任何资产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反动时期的俄国）都会自然产生的意图，即反对议员和经常聚集在议员周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议会活动推崇为一种主要的、基本的、独立存在的活动。尤其是必须尽力使党团确实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服从于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职能之一，并且使党团同党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是向党闹独立，而是贯彻党的观点，贯彻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机关的指示。
从党团活动的内容来看，必须指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活动的目的与其他一切政党活动的目的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政党所追求的不是同当权派勾勾搭搭，讨价还价，不是徒劳地对农奴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制度修修补补，而是要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党团活动的每个步骤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的。因此，应当更加重视在杜马讲坛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应当尽力更经常地在杜马讲坛上发表演说，宣传社会主义的，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目标。其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进行的情况下，极为重要的是要使杜马党团坚持经常同攻击‘解放运动’的反革命潮流作斗争，同斥责革命、诋毁革命以及革命的目的和方法等等的各种思潮（公开的反动派、自由派，特别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思潮）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应当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领导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进阶级的旗帜。
其次，必须指出，当前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极其重要的任务是积极干预所有劳工法的问题。党团应该利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丰富的议会斗争经验，同时要特别防范机会主义分子歪曲这方面活动的作用。党团不应该降低自己的反映我党最低纲领的口号和要求，而应当拟订并提出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法案（以及对政府和其他党派的法案的修正案），以便向群众揭露社会改良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吸引群众参加独立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工人取得真正的成果或者把那些在当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彻底的和骗人的‘改良’，变为前进的工人运动在通向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上的据点。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社会民主党对于党内的改良主义这种机会主义者所表现出的动摇的最新产物也应当采取这种立场。
最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利用杜马与机会主义者利用杜马的区别还应当在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和社会民主党必须全面地向群众说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不仅要攻击政府和公开的反动派，而且要揭露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动摇。”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4—27页 |
9
对《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的补充[23]
（6月13日和15日〔26日和28日〕之间）
对于利用合法机会这一点（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应当比过去更加重视、更加主动和更加努力。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8页 |
10
讨论关于党的刊物问题时的发言
（6月15日〔28日〕）
取消《无产者报》当然是办不到的。需要办一份通俗的机关报，但是这个问题取决于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例如取决于经费。不能象弗拉索夫那样断然禁止帮助合法刊物。我想，出版一份不大的杂志，即使在篇幅上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出版的《远方》杂志[24]差不多，也是有益的。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29页 |
11
讨论关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的发言
（6月15日〔28日〕）
哲学方面的辩论将怎样发展下去是无法预料的，因此不能象马拉同志那样提出问题[25]。所以中央机关报在这方面的任何禁令应该一律取消。马拉同志说在合法的文集里必须刊登哲学文章，对此我表示欢迎。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0页 |
12
关于拨款给杜马党团报纸的建议[26]
（6月16日〔29日〕）
鉴于梅什科夫斯基同志声明的重要性，我建议从给合法出版物的1500卢布中拨1000卢布作为杜马报纸的经费。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1页 |
13
讨论关于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问题时的发言和建议
（6月17日〔30日〕）
（1）
我同意梅什科夫斯基的意见。全党投票涉及所有的党员，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好是协商，但是这不必在章程中作规定。我认为，应该只采纳定期协商的意见。[27]
（2）
应该写上：一般说来，由布尔什维克中央俄国国内的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其数量不以三人为限。[28]
（3）
在全会闭会期间，如《无产者报》编辑和总务委员会成员出缺，执行委员会可以指定人代替。[29]
（4）
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书记处由全会任命二人组成。
载于1934年《〈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2页 |
14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7月3日〔16日〕）
1．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我们党内的革命派提出的抵制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口号，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带动了工人阶级中一切最积极和最革命的阶层。
随后，广大群众的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为艰难的反革命得势时期所代替；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针对这种新的政治局势采取自己的革命策略，因此，利用公开的杜马讲坛来帮助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可是，一部分参加过直接革命斗争的工人在局势急转直下时，未能立即转而采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反革命得势的新情况下所应采取的策略，却依然简单地重复公开的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口号，这些口号在当时固然是革命的，但是现在一味重复，就会阻碍无产阶级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团结起来。
另一方面，由于发生这种艰难的转变，革命斗争处于低潮，甚至一部分工人也情绪低落、不知所措，工人组织遭到破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腐蚀性的影响，在这样的时期，工人阶级中就有一部分人对整个政治斗争漠不关心，对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尤其冷淡。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就能在无产阶级的这些人当中暂时得逞。
第三届杜马公开嘲笑工人的困境，它的所作所为使得这部分工人的召回主义情绪变本加厉，这些工人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教育不够，还不能够弄懂，正是第三届杜马的这种活动使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根据革命的精神来利用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机关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专制制度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真正性质，说明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这部分工人之所以会有召回主义情绪，除上述原因外，还由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过去，特别是在第一年的活动中犯了极端严重的错误。
鉴于这种召回主义情绪在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教育方面起着消极作用，布尔什维克派认为：
（一）对于这些阶层的工人，必须进行长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坚持不懈地说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在政治上徒劳无益，说明在反革命得势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的真正意义和杜马讲坛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
（二）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和整个杜马工作，必须使杜马党团同先进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全面帮助杜马党团，全党有组织地对它进行监督，并且采用公开说明它的错误的办法来对它施加压力，党必须切实对杜马党团这一党的机构的活动进行领导，布尔什维克必须贯彻最近一次全党代表会议的有关决议，因为只有使工人重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有组织地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杜马活动，才能真正纠正我们杜马党团的策略；
（三）对于党内右派，由于它把杜马党团引上反党道路，从而使党团脱离工人先锋队，必须坚持不断地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揭穿这种危害党的策略。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许多人加入了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党在为争取民主进行光辉而有力的斗争，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
这些对无产阶级观点还不够了解的分子，在我们布尔什维克派里也有。这些分子在艰苦的情况下，愈来愈暴露出缺乏社会民主党人的坚韧精神，最近一年来，由于他们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的抵触情绪愈来愈强烈，一直在建立一种企图形成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论的派别，其实，这一派别只不过是把一些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的错误观念奉为原则，使之更加悖谬。
为了把召回主义情绪变成一整套召回主义政策所作的这些尝试，导致出现这样一种理论，它实际上一方面反映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反映无政府主义的迷惘。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理论尽管充满革命的词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望国家杜马本身能够满足人民这种或那种迫切的要求而产生的立宪幻想的另一面，这种理论实质上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思想。
所谓最后通牒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派别，它在原则上反对利用第三届杜马讲坛，或者企图用各种实际的理由来为自己不履行这个义务进行辩护，它不是对杜马党团进行长期的教育，和纠正党团的错误，而是立即向它发出最后通牒，力图召回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给社会民主党工作带来的危害并不亚于公开的召回主义带来的危害。从政治上看，最后通牒主义现在同召回主义毫无区别，不过最后通牒主义是一种隐蔽的召回主义，所以它造成的混乱和所起的涣散作用就更大。最后通牒派企图把自己同我们这个派别在革命某一时期实行过的抵制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这只不过是在歪曲我们党的大多数人十分正确地运用过的对布里根杜马和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抵制的真正含义和性质。最后通牒派和召回派企图根据在革命的某个时期曾对代表机关进行抵制的个别事实，得出结论说，抵制路线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特点，甚至在反革命得势时期也是如此，这表明，它们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另一面，因为孟什维克鼓吹，凡是代表机关统统都要参加，不管革命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不管有无革命高潮。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迄今为止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根据所作的一切尝试，不可避免地要使他们否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他们提出的策略不可避免地同运用于俄国当前条件下的国际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策略彻底决裂，而产生无政府主义倾向。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鼓动已经很明显地开始给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带来危害。这种鼓动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危害党的统一，因为这种鼓动已经造成了一些怪现象：例如，召回派同社会革命党人[30]（在圣彼得堡）联合起来拒绝帮助我们党的杜马代表，并且同某些明显的工团主义分子一起向工人发表公开演说。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布尔什维克派必须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倾向作最坚决的斗争。
2．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以后，反革命获得了大胜利，这种客观形势向整个党的活动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不管反动派如何猖獗，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浪潮十分低落的情况下，要把在无产阶级斗争最高潮的时期建立的党组织保存下来，即要把自觉地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联合一切“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以实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策略的组织保存下来。
这两年的保卫党和党的原则的斗争十分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党同那些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条件下混入党内来的分子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团结起来了。一方面，可以明显看出，社会民主党过去的那些同路人离开了党，完全转到各种合法组织（合作社、工会、教育团体、杜马党团所属委员会）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了，在那里，他们不但不执行党的政策，反而同党斗争，力图使这些组织脱离党，同党对立。这些人——党内公开的取消派——把合法活动奉为偶像，把工人运动暂时受压和分散所造成的狭隘活动形式当成原则，他们现在毫不掩饰地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站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了。为我们杜马党团出主意的知识分子谋士们把机会主义路线强加于我们党团的前后经过，取消派同护党派在合法的工人组织里、在四个代表大会（国民大学代表大会[31]、合作社代表大会[32]、妇女代表大会[33]、工厂医生代表大会[34]）的工人代表团里的全部斗争，现在十分清楚地表明并证明，组织上的取消主义（反对党的机关）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原理的原则斗争，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的。
另一方面，在这反革命大胜利的时期，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党内左派不仅在理论上承认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适当结合的策略，而且实际上也实行了这个策略。这些工作包括党为杜马党团所做的一切工作和党在无产阶级的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当前历史时期的特殊条件提出的，作为对党的主要的工作形式补充的，正是这些工作形式，即秘密的党影响比较广泛的群众的形式。事实上，党实际正是在这些工作形式上同取消主义进行交锋，狠狠地打击取消主义。过去和现在党内各派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接近起来的［如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工会、合作社的决议和若干关于杜马工作的决定。在最近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拥护党的路线。办中央机关报的经验、前面所提到的各种代表大会上的工人代表团等等。］。最后，正是在这里，在关于党在第三届杜马时期的策略和组织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派公开同那些假革命的、不坚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划清界限，因为他们打着所谓“召回主义”的旗帜来反对党的新的活动形式。
目前，《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规定布尔什维克的基本任务时，应当指出：
（1）布尔什维克派仍然应当是保卫党性和党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先进战士，它在今后保卫党和党性的斗争中的任务是全面地、有效地支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在目前党内力量重新组合的时期，只有全党的中央机关才能成为党的路线的有威信、有力量的代表者，而只有通过党的路线才能把一切真正保护党的和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子团结起来；
（2）在党内孟什维克的营垒中，在该派别的正式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完全成了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俘虏的情况下，该派别的少数人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正在为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党的基础（如圣彼得堡“维堡区”孟什维克的信[35]，莫斯科孟什维克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分裂，崩得内部的相应分化等等）；
（3）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党的团结一致的先锋队，它不仅必须继续同取消主义和各种修正主义作斗争，而且必须同其他派别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护党派的分子接近，这是为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的共同目标所要求的。
3．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
鉴于：——恢复党的统一以来，布尔什维克派一贯通过那些引起全党争论的问题，一贯通过在全党范围内为争取按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在党的支部和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平行的纲领和进行争论）来划分和团结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的人；
——只有这种办法才能保证团结真正思想一致的同志，把所有实质上同布尔什维克派观点接近的分子吸引到布尔什维克派方面来；
——为了实现我们的基本目的，为了影响党，使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在党内取得彻底胜利，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划分布尔什维克，才是唯一正确和唯一合适的办法；
——另一种办法，即召开布尔什维克单独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办法，必然会使党发生自上而下的分裂，会使带头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种彻底分裂的派别遭到致命打击；
鉴于这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定：
（1）提醒全体思想一致的同志，不要鼓动专门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种鼓动客观上会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在党内取得的阵地遭到沉重打击。
（2）下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预定在例行党代表会议期间举行，而在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思想一致的同志的会议，将是整个派别的最高会议。
（3）由于面临许多使党和布尔什维克派不安的重要问题，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坚持尽快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在两三个月内），然后坚持尽快召开党代表大会。
4．关于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研究了关于某地党校的问题以后，认为党校的发起人（包括《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成员之一马克西莫夫同志）从创办这个党校开始就撇开《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时还进行反对编辑部的鼓动。这些发起人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以办这个党校为名，在建立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的中心。这个党校的发起人背着共同的中央机关，同俄国的许多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设立了独立的会计处，筹集了经费，甚至不向《无产者报》编辑部和全党的中央报告，就建立了自己的代办处。
扩大编辑部认为，由于目前缺少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如果办好一所真正的党校，哪怕是办在国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地方组织从工人中培养合格的党的工作者，并且认为，扩大编辑部本身也必须在我们组织的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在这方面帮助地方组织，但是，扩大编辑部根据某地党校的发起人的整个做法，断定这些发起人所追求的不是整个派别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作为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的目标，而是自己小集团的特殊的思想政治目标。鉴于我们派别内部在关于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造神说宣传的态度以及整个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等等问题上所发生的意见分歧，鉴于某地党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都是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的代表人物这一情况，《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认为，这个新中心的思想政治面貌就昭然若揭了。
鉴于上述一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对这个党校不能负任何责任。
5．关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分裂出去的问题
鉴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十个成员为一方同马克西莫夫同志为另一方之间在有关议程的全部问题上，显然缺乏原则上和策略上的一致，其次，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近来的行动，仍然是在破坏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上的统一，最后，鉴于马克西莫夫同志对是否服从和执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定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因此，《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今后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一切政治活动概不负责。
载于1909年7月3日（16日）《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9卷第33—42页 |
注释：
[1] 这是有关《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一组列宁文献。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于1909年6月8—17日（21—30日）在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无产者报》“小型”编辑部成员列宁、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亚·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这两人也是“小型”编辑部成员）、阿·伊·李可夫、维·康·塔拉图塔、维·列·尚采尔，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代表米·巴·托姆斯基（彼得堡）、弗·米·舒利亚季科夫（莫斯科地区）、尼·阿·斯克雷普尼克（乌拉尔）。出席会议的还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阿·伊·柳比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秘书亚·巴·哥卢勃科夫、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尼·古·波列塔耶夫。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地方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是根据列宁的倡议召开的，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注意的中心是关于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问题，这两派的代表是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和尚采尔（马拉）。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得到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
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造神说倾向；关于马克西莫夫就《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载于《无产者报》第42号）提出的抗议；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关于在卡普里岛创办的党校；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鼓动；关于马克西莫夫分裂出去的问题。在会议召开的前夕，举行了一次没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代表参加的非正式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研究了列入议程的各项问题。列宁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详细地通报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的情况，他所提出的论点，构成了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基础。
会议坚决谴责了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号召所有布尔什维克同它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会议也坚决谴责了造神说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并责成《无产者报》编辑部同一切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现进行斗争。会议谴责了召回派和造神派建立派别性的卡普里党校的行为。会议确认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提醒布尔什维克不要进行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鼓动，因为这客观上将导致党的分裂。会议号召不停止同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主张同党的所有组成部分接近，加速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由于波格丹诺夫拒绝服从会议决议，《无产者报》编辑部宣布不再对他的政治活动负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开除出去。会议决议重申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利用国家杜马讲坛的性质和目的的决议，强调必须把工人阶级的所有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变成由党的秘密支部领导的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据点。会议还通过了改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定，在决定中规定了中央的新的结构和任务。
《无产者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1。
[2] 达摩克利斯剑一词出典于古希腊传说。据说，古代西西里岛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一世曾用一根马尾系着一把利剑挂于自己的宝座上方，然后命他的宠臣——羡慕他的权势和尊荣的达摩克利斯坐在宝座上。达摩克利斯发现头上的利剑后，顿时吓得面色苍白，连忙祈求国王恩准离座。以后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剑来比喻时刻存在的威胁或迫在眉睫的危险。——4。
[3] 在国外某地创办的党校是指俄国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1909年在意大利卡普里岛办的一所学校。
190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就以“给工人办一所学校”为名，着手建立他们自己的派别中心。1909年春，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的领袖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组成了创办这所“党校”的发起人小组。他们援引代表会议关于必须“从工作中培养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领导者”这一指示作幌子，把马·高尔基和著名工人革命家尼·叶·维洛诺夫拉进他们的小组，并利用工人强烈要求接受党的教育的愿望，通过一些党的中央机关负责人同俄国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在召回派、特别是召回派在莫斯科的领袖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的协助下，由这些组织给它派了13名学员入校。这所学校于1909年8月开学。在该校讲课的有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马·尼·利亚多夫、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瓦·阿·杰斯尼茨基。列宁回绝了该校的组织者要他到卡普里去当讲课人的正式建议。
1909年11月该校发生了分裂。以学校委员会成员维洛诺夫为首的一部分学员同波格丹诺夫派划清界限，向《无产者报》编辑部揭露该校讲课人的反党行为，因而被开除。他们于11月底应列宁的邀请来到巴黎，听了一系列讲座，其中有列宁讲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
1909年12月，该校的讲课人和留在卡普里的学员一起组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前进”集团。
列宁在《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和《可耻的失败》两文（见本卷第73—107页和第130—132页）中详述了该校的历史，并对它作了评论。——6。
[4] 造神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宗教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45、46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6。
[5]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7。
[6] 这里说的是孟什维克护党派。
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派别，于1908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908年12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取消派进行斗争，1909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1909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的小组。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巴库都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地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列宁的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1911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同机会主义者和解。1912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分子、崩得分子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7。
[7]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出了26号（另外还于1911年6月—1912年7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小报》6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汉诺夫于1908年12月与该报实际决裂，1909年5月13日正式退出该报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7。
[8] 指斯·沃尔斯基（斯坦尼斯拉夫、“叶尔”、安·弗·索柯洛夫）提交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表示对《无产者报》编辑部不信任，要求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来选举布尔什维克新的思想中心。他的决议案遭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一致的反对”（见本卷第99页）。——11。
[9]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7年7月21—23日（8月3—5日）在芬兰科特卡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6人，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9人，孟什维克代表5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5人，崩得代表5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2人。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也出席了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六三政变后的政治形势下紧急召开的。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以下问题：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问题；选举纲领问题；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
关于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代表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报告人分别是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反对抵制）和亚·亚·波格丹诺夫（赞成抵制）以及代表孟什维克的费·伊·唐恩。在表决中，布尔什维克抵制派的决议草案有9票赞成，15票反对；孟什维克的反抵制决议草案有11票赞成，15票反对，布尔什维克中的抵制派在其决议草案被否决以后投票赞成列宁的决议草案，结果列宁的决议草案有15票赞成，11票反对。会议最后通过了以列宁的草案为基础的决议，这一决议号召党参加选举运动，不仅同右派政党而且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斗争（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19—220页）。
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选举协议的问题，代表会议作了如下决定：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的第一阶段不同其他政党达成任何选举协议，在决选时，允许同一切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党达成协议；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和以后各阶段，允许同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达成协议以反对右派政党。在工人选民团里，除了同未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某些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外，不得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
会议还就选举纲领问题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就参加选举和参加国家杜马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来制定选举纲领。”（同上，第224页）
会议关于全俄工会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同工会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代表会议决定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4个决议草案都作为资料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中第3个草案即布尔什维克的草案，是以列宁提出的草案为基础拟订的。
这次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制定了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条件下的策略原则。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以《关于1907年7月21、22、23日党代表会议的通告》形式公布。——12。
[10]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在俄国创刊，第2—32号（1909年2月—1913年12月）在巴黎出版，第33—58号（1914年11月—1917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58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1911年6月孟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8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潮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党的力量。——12。
[11]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1908年12月21—27日（1909年1月3—9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24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6名：布尔什维克5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2名，彼得堡组织代表2名，乌拉尔组织代表1名），孟什维克3名（均持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5名，崩得3名。布尔什维克另有3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行之以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29—339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5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2。
[12]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曾坚持工会中立的错误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的《工会的中立》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411—421页）。——13。
[13] 指1909年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发表的《走的不是一条路》一文。——13。
[14] 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在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报告时的发言。由于报告中提到罗莎·卢森堡严厉谴责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波格丹诺夫便在发言中援引1904—1905年卢森堡反对过布尔什维克这一旧事，企图以此诋毁她对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批评。——13。
[15] 维·列·尚采尔（马拉）和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克西莫夫）都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被批准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布尔什维克派代表的会议上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14。
[16] 新《火星报》是指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该报第52号由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
关于《火星报》，见注76。——16。
[17] 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代表没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全国代表会议）一事。报告人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涅夫斯基）把这一缺席解释为出于个人的、偶然的原因。——19。
[18] “内行人”是指在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内充当谋士角色的知识分子集团，这些人大多是取消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如亚·尼·波特列索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等。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公开参加杜马党团工作的机会，企图把杜马党团的活动引上反党的道路。——19。
[19] 指组织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协助小组一事。会议决定成立杜马党团协助委员会。列宁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并在其中进行了大量工作，如曾为党团写了《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主要根据的草案说明书》（见本卷第158—164页）。——19。
[20] 列宁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打算出版的一种报纸。后来，在杜马党团参与下，1910—1912年出版了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20。
[21] 列宁的决议草案是《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一决议的基础。该决议载于《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83—286页。——21。
[22] 非正式会议是指《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在列宁住所里召开的没有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会议。见注1。——22。
[23] 这一补充写进了该决议的第1部分第3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83—284页）。——25。
[24] 《远方》杂志（《 》）是取消派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和社会政治刊物，共出了3期。第1期于1908年出版，第2期和第3期于1909年出版。——26。
[25] 维·列·尚采尔（马拉）发言反对在中央机关报上刊登哲学文章，认为“中央机关报不是登载这种文章的地方”。——27。
[26] 列宁的建议写进了《关于合法出版物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295页）。——28。
[27] 这里说的是弗·米·舒利亚季科夫（多纳特）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草案全文如下：“1．为了使各地方组织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了解和协调，应每月或每两月召开一次有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参加的各区域代表的协商会议。2．上述协商会议有关策略问题的决定和决议对所有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均有约束力。3．如俄国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对这些决定和决议中的某一项提出异议，协商会议应向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上评。4．如果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认为被提出异议的决定不能批准，则应把问题提交所有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进行全党投票，全党投票的意见为最终决定。”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发言认为这个草案中有两点他不能接受；草案中谈到决定的约束力和全党投票的地方，由于存在着引起纠纷的土壤，是完全不能容许的。——29。
[28] 列宁是在会议讨论米·巴·托姆斯基的草案时提出这个建议的。——29。
[29] 列宁的这条建议写在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便条的背面。建议中提到的总务委员会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即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29。
[30]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34。
[31] 指全俄国民大学协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国民大学协会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月3—6日（16—19日）在彼得堡举行。在讨论国民大学的工作和组织问题时，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团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给予工人组织单独派代表参加国民大学理事会的权利，承认工人组织有权决定课程大纲，有权指定它们所希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讲课人，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用本民族语言讲课的权利。代表大会以110票对105票否决了这些要求，于是工人代表便退出了代表大会。
国民大学是俄国的一种成人教育机构。第一所国民大学是1897年在莫斯科开办的普列奇斯坚卡学校。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各地普遍成立了国民大学。布尔什维克曾广泛利用这种合法的文化教育工作方式在工人和农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35。
[32] 指全俄合作社机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合作社机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4月16—21日（4月29日—5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824名代表，其中约有50名是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国际合作社运动、关于合作社运动的作用和任务、关于消费合作社在俄国的法律地位等报告。
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不顾孟什维克的阻挠，组织了社会民主党党团，领导了工会组织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反对在会上占多数的资产阶级合作社派的斗争。
在许多工人发言人讲话以后，警察当局下令禁止在代表大会上谈论阶级斗争、工会、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间援助工人、合作社的报刊和宣传等问题，甚至禁止谈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选举和代表大会的例行召开问题，并且命令列席大会的警官立即逮捕所有“发表社会主义讲话和提出社会主义提案的人”。代表大会为此闭会以示抗议。——35。
[33] 指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08年12月10—16日（23—29日）在彼得堡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大批女工代表和劳动知识妇女的代表。
来自立宪民主党并在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一批代表企图使代表大会贯彻这样一个口号：“妇女运动应该既是非资产阶级的，也是非无产阶级的——它对于全体妇女来说是统一的。”参加工人团的一些取消派和合法派代表支持这一主张，但大多数女工在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影响下坚决加以反对。女工们不顾警察当局和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阻挠，揭示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号召劳动妇女和男工们并肩战斗，并且表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才能摆脱贫困和无权状态。
在女工们的压力下，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劳动、关于农村妇女地位、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关于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关于反对酗酒等项决议。在讨论现代社会中妇女的政治地位和公民地位这一主要问题时，女工们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均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而不分性别、信仰和民族。代表大会主席团拒绝宣读这个决议案，而代之以按自由派资产阶级精神草拟的决议案。女工们为此退出了代表大会以示抗议。——35。
[34] 指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
全俄工厂医生和工厂工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根据莫斯科工厂医生协会的倡议，于1909年4月1—6日（14—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52名工人，他们主要是由大工业中心（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的工会选出的。
按照代表大会组织者的意图，代表大会应当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和解的节日”。然而在工人代表中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排除了取消派的干扰，带领工人们在代表大会上执行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工人代表就工厂医疗卫生的具体问题发言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性和纲领性的要求。
代表大会没有开完。由于警察当局断然要求在讨论中不得涉及“激起阶级斗争”的问题，禁止表决关于住宅问题的决议（因为“决议案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和土地公有化”）并且剥夺一些工人代表其中包括国家杜马代表伊·彼·波克罗夫斯基的发言权，所有的工人代表和一部分医生代表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因此，主席团决定闭会。——35。
[35] 这封信曾以《合法派的沉醉》为题刊载于1909年5月13日（26日）《无产者报》第45号。该信抗议合法派迷恋于“小事”，为了适应斯托雷平制度甚至禁止在工人俱乐部里作经济问题的讲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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