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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7卷 论目前瓦解的几个特征 （1908年7月2日〔15日〕）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右面，即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派阵营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瓦解，这种瓦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党派在反革命猖獗时期的必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不谈谈“在左面”，即在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阵营内的瓦解，那么对瓦解的了解就不全面了。 当然，“在左面”这种说法在这里只能从非常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用来说明那些爱玩弄左的一套的人。我们在《无产者报》上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俄国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活动中特别明显地充分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的“革命主义”的不坚定、不稳固和无原则性。这一点，只要把某些重大的事件回忆一下就可以明白了。1905年秋季革命高涨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同倾向于成立合法的“人民社会党”的人民社会主义者结成秘密同盟。1905年12月社会革命党代表大会否决了成立同社会革命党一模一样的政党的“计划”，但在1906年春季和夏季革命高涨时，我们又在一些日报上，即在全民性宣传的主要讲台上，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在同人民社会党人结成同盟。人民社会党人在1906年秋季，在斯维亚堡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89]失败以后，公开放弃革命，公开以机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然而在彼得堡举行的第二届杜马选举时（1907年春）又恢复了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劳动派的“民粹主义同盟”。总而言之，革命完全彻底地揭露出社会革命党没有任何比较固定的阶级支柱，实际上把它的作用降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附属品、支系，迫使它经常在口头上的革命激情和人民社会党人、劳动派的外交手腕之间摇摆不定。最高纲领派[90]在革命时期一直在同社会革命党闹分离，但又不能彻底分离，这种分离只能证明民粹派的革命性没有稳固的阶级基础。还在《无产者报》第4号上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一文中，我们就曾写过，社会革命党的中派，“纯粹的”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只得搬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来抵抗社会革命党中的两个“新”流派［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93—394页。——编者注］。社会民主党人经过革命，终于团结了一个特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并分清了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所特有的两个流派，即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而社会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却没有任何直接的基础，没有任何明确的界限能把他们一方面同那些与广大的小业主有联系的劳动派和人民社会党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同最高纲领派这个知识分子的恐怖团体区分开来。 而现在，在最高纲领主义消失（也许是暂时的）以后，我们又看到和最高纲领主义相似的流派在新的外衣下复活了。“社会革命党人集团”的机关报《革命思想》[91]（1908年4月第1号，6月第2号），表示要同“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即中央机关报《劳动旗帜》[92]划清界限，并宣布“修改我们的〈即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世界观、我们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方法和组织方法”。当然，新报纸答应要做的所有这些“修改”，所有这种“创造性的批判工作”都纯粹是空话。实际上根本谈不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什么修改理论，因为新报纸根本没有任何理论世界观，它只是用千百种调子一再重复那种采取恐怖手段的号召，只是愚蠢地、笨拙地、幼稚地去适应这种好象是新的，其实是陈旧的、非常陈旧的对革命、对群众运动、对一切政党的意义等等的看法。只要同这些答应要修改、批判和创造的浮夸诺言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理论”知识是多么惊人的贫乏。尤其是《革命思想》本身强调“社会革命党正式机关报领导人的看法已经有进步”（这种进步就是极力强调使用“系统的、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93]以“加速事变的到来”），社会革命党内“新”“旧”两派的理论观点的十分混乱的现象就更加明显了。引号里的这些话是从《劳动旗帜》第8号上引来的。而且在第10—11号合刊（1908年2—3月）上，我们看到了完全相同的论调，什么“全党竭力”采取“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什么必须为此筹措“巨款”，同时那里还对这笔款项的可能来源作了“明显的暗示”。《劳动旗帜》第7—8版上写道：“一切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都将享受这个活动的直接成果。所以党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最广泛的社会援助。” 读者可以看到，新报纸的言论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新报纸唯一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它为估计被“左的”、似乎是革命的词句所掩盖起来的瓦解提供了很有教益的材料。孟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号）上以政治目标的某种一致性为理由，替自己向自由派募款的行为辩护。社会革命党人在《劳动旗帜》上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说：你们也将享受成果。两极相通了。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总是同样地“不时看一看”（虽然是从不同的方面）立宪民主党人和和平革新党人。 上述两极不仅在这方面相通。孟什维克和“革命的”民粹派经过革命都悲观失望了。两者都准备把党性，党的旧传统，革命的群众斗争扔掉。《革命无思想》[94]写道：“几乎所有革命政党都犯的、当前危机中极其有害的一个错误，就是过于相信群众性的人民起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没有实现。”原来社会革命党人白白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死板公式”制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制定了一个“关于革命的概念，把革命同经济要求所引起的群众运动和群众起义混为一谈，虽然他们曾经对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这一点作了修改”。不应该修改，而应该发展“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的积极行动的理论和实践”（第1号第6—7版）。“新的”社会革命的蒙昧主义者认为，必须极力称颂“革命者心中充满的直接感情和鼓舞着他们的理想”的意义（第2号第1版），而理论问题、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空话。《革命无思想》问道：“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原文就是“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将来有没有武装起义的希望呢？”它接着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没有这样的希望”（第2号第2版）。结论就是：俄国的“政治变革只能由少数革命者来进行”（第7版）。“近三年来革命政党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看来，原因不仅在于客观条件，不仅在于策略错误，而且也在于这些政党组织的构想本身”（第10版）。原来革命者给自己提出了真正领导群众这种“不能实现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人煽动社会革命党人，怂恿他们去设法组织农民，并且训练农民进行普遍武装起义，从而损害了恐怖斗争这一真正的事业（第11版）。党的极端的中央集权——“发号施令”——“专横精神”（第12版）——这就是祸害。“革命者认为强大的政党是达到既定目的的唯一手段和保证，而没有看到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没有看到这种政党的一切阴暗面。”（第12版） 看来已经够了！《革命思想》的思想多么混乱，它宣传的是什么样的蒙昧主义，在事业一遇到困难以后，他们的所谓革命的纲领就建立在多么庸俗的绝望、灰心、悲观的情绪上，——关于这些用不着多费笔墨。上面的引文本身就说得清清楚楚了。 但愿读者不要以为这一类的论断不过是不知名的不足道的小集团偶然说出的胡言乱语。不对，这样看是错误的。这里有它自己的逻辑，就是对党对人民革命悲观失望，对群众进行直接革命斗争的能力悲观失望。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激动、歇斯底里的逻辑，他们不能坚持不懈地工作，不善于根据已经改变的情况运用理论和策略的基本原则，不善于在同我们不久前所处的条件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那些脱离了群众中的阶级支柱的变化无常的人，不是竭尽全力来同不仅渗入上层阶级而且渗入下层阶级的小市民的涣散现象作斗争，不是更紧密地团结分散的党的力量来捍卫经过考验的革命原则，而是把过去学的东西完全抛弃，并宣布要“修改”，也就是说，回到旧的垃圾堆里去，回到革命的手工业方式，回到分散的小组活动。不管这些小组和个人在恐怖斗争中多么英勇，都不能改变下面这个事实：他们这些参加了政党的人的这种活动就是瓦解的表现。所以领会下面这个已为革命遭到失败的各个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了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主义者的灰心和恐怖主义者的绝望都表现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特点。 “大家都认为，在或迟或早的最近的将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希望。”请想一想这句尖锐而刻板的话吧。显然，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些先引起广泛的政治危机、然后在这个危机尖锐化的时候引起内战的客观条件。人们把武装起义的“口号”背得烂熟，却不懂得这个口号的意义和应用这个口号的条件。所以革命一遭到失败，他们就这样轻率地把那些未经思考、盲目接受的口号抛在一边。要是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20世纪唯一革命的理论，要是他们学一学俄国革命运动史，他们就会看出说空话同提出真正的革命口号之间的区别。不论是在1901年，当游行示威使得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叫嚷“冲击”的时候，还是在1902年和1903年，当已故的纳杰日丁骂旧《火星报》的计划是“舞文弄墨”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提出起义的“口号”。起义的口号是他们在1905年1月9日以后才提出的，当时已经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爆发，在直接的群众运动当中，危机的尖锐化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几个月内，这个危机就发展成了起义。 从这里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密切注视正在酝酿中的新的政治危机，教育群众记取1905年的教训，懂得任何尖锐的危机必然要转变成起义，并要巩固组织，使它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提出这种口号。“最近的将来有没有希望？”这样提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俄国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稍微能够思考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敢预言的。我们所知道的和所能说的就是，如果不改造土地关系，不彻底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俄国就不能生存，而俄国是要生存下去的。斗争的焦点是，由斯托雷平按地主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破坏呢，还是由农民在工人的领导下自己来进行对自己有利的破坏。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就是要使群众认清正在增长的危机的这个经济基础，并且教育郑重的党组织，使它能够帮助人民吸取丰富的革命教训，使它能够在日益成长的力量成熟到足以发动新的革命“运动”的时候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但是，这个回答在那些不把“口号”看作是从阶级分析和对一定历史时期的估计中得出的实际结论，而把“口号”看作是党派的永久不变的护身符的人看来，当然会是“不明确的”。这些人不懂得：不会根据完全明确的时机和还不明确的时机的不同来考虑自己的策略，是政治上没有修养和眼光狭窄的结果。巩固组织！我国这些好唱革命“高调”的英雄们看不起这种不会“马上”、立即、明天就产生轰轰烈烈的结果的细小任务。说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党的希望没有实现”。而且是在经过了三年革命，强大的政党的作用和意义已经得到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证实之后，竟然还说出这种话来！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已表明，甚至在普列韦制度[95]下也可能建立真正能够领导各阶级的政党。1905年春天，我们党还是地下小组的联合组织，到秋天就成了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政党。先生们，这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的呢，还是经过10年缓慢的、顽强的、无声无息的工作才准备了和保证了这样的结果的呢？如果在当前这样一个时期，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提到首要地位的是杀死沙皇，而不是在农民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把劳动派这个流派的果子酱似的革命性锻炼成一种比较巩固的、有思想的、坚定的、坚韧的东西，——那么我们要说，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就要灭亡，它早已死去，它的领袖们在人民革命的第一个战役期间就模糊地感到民粹派自己的“破产”了。 我们没有指望农民在革命中能起领导作用，甚至没有指望他们能起独立的作用，我们也不会因第一个战役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因为第一个战役表明，在农民当中，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虽然十分模糊混乱，但是非常普遍。我们会再一次象革命前那样坚韧顽强地工作，使党的传统不致遭到破坏，使党能够得到巩固，能够在第二个战役的时候不是领导二三百万无产者，而是领导比这多五倍、十倍的人。你们对这个任务没有信心？你们觉得这个任务枯燥？最可尊敬的先生们，请便吧：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不过是空谈家！ 你们的正式机关报也是这样神经质地提出参加第三届杜马的问题。［注：对社会革命党的抵制主义的详细分析，见《无产者报》第18号（《改头换面的议会迷》一文）。早在1907年秋天，社会革命党人好象是在号召保持真正革命的抵制主义传统，而实际上是把这个传统庸俗化了，使这个传统化为乌有，用可怜的软弱无力的“拒绝参加”来偷换革命的抵制－进攻……他们当时就要轻信的公众相信，什么“不理睬”反动的杜马就会使政府遭到“道义上的重大”失败，就是“在改变整个政局方面迈出了重大的第一步”。 当时我们就已经揭穿了“那些为了进行幼稚的党的宣传而不惜引起群众思想混乱的先生们的……动听的革命空谈”的真正性质。］在《劳动旗帜》第10—11号合刊上，一个歇斯底里的政客嘲笑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第三届杜马代表的错误，并且针对他们的声明大声喊叫道：“谁知道这些声明，这些投票和弃权？”（第11版） 关于这一点，我们说，是的，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第三届杜马代表犯了许多错误。但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喜欢利用的这个例子，表明了工人政党和知识分子集团对问题的不同态度。工人政党懂得，在政治上沉寂和瓦解的时期，这种瓦解现象也必然会在杜马党团中有所表现，我们的杜马党团在第三届杜马中还不如在第二届杜马中那样能够集中巨大的党的力量。因此，工人政党批评和纠正自己代表的错误。每一个组织讨论了每一次发言后得出结论说，某个声明或演说是错误的，这就为群众采取政治行动提供了材料。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尽可放心：在政治危机尖锐化的时刻，我们的党团，至少是我们杜马党团的成员，都会克尽自己的责任。我们是公开地，当着群众批评他们的错误。代表、阶级、党都会从这种批评中得到教益。党经历过困难时期，它知道，要光荣地摆脱困境，只有靠所有的组织坚持不懈地工作，歇斯底里是无济于事的。《无产者报》是在国外出版的报纸，它认识到自己从远方提意见必须小心谨慎，但是它也公开提出改善党团工作的办法。我们党进行的公开的批评，补充了党团工作的不足，使群众既能知道杜马中发表的声明又能知道党对这些声明提出的修正意见的性质。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刊物正在大瓦解的时候，不重视杜马讲坛，那就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无比轻率。 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不理解，公开的社会主义言论在他们党的机关报刊上受到率直的批评和纠正会有什么意义。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宁肯闭口不谈自己的活动家的错误：《劳动旗帜》第10—11号合刊骂我们发表了一个关于格尔舒尼偏爱立宪民主党人的“庸俗”声明，这又使我们想起了这一点。我们早就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48—156页。——编者注］，所以在受尽沙皇刽子手折磨的这位忠于革命组织因而应该深受尊敬的人死后不久的今天，我们不必重复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愿意提起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给予答复。先生们，你们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东西来回答我们，你们不能直接公开地说出，你们当中谁赞成和谁不赞成格尔舒尼在社会革命党二月（1907年）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你们不能从实质上回答问题，不能揭露出你们领袖的错误和他们的支持者有多少人等等，因为你们没有党，不重视通过对个人、对声明、对派别的公开批评来教育群众。 工人阶级通过公开批评自己的代表将会教育和锻炼自己的组织。虽然不是一下子，不是没有摩擦，不是没有斗争，不是没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能完成事变的艰难转折给我们提出的困难任务：把公开的杜马活动同党的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将表明经历了革命的第一个战役的党已经成熟，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会为无产阶级在第二个战役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更巧妙地、更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取得更为决定性的胜利提供一个保证。
[88] 奴仆规约是18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地对待农奴。德国废除农奴制后，奴仆规约作为农奴制的残余仍然保存下来。容克农场和大农农场中的雇佣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及农场主对雇佣工人的权利仍由这种规约来规定，因而使雇佣工人实际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德国，奴仆规约于1918年始宣布废除。——113。 [89]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在已不可能劝阻群众推迟行动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 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干扰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后，取消了这一决定。——121。 [90] 最高纲领派是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年10月在芬兰奥布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122。 [91]《革命思想》是以尤·杰列夫斯基（Ａ．沃林）和Ｂ．阿加福诺夫（西韦尔斯基）为首的一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1908年4月—1909年12月在国外出版，共出了6号。——122。 [92]《劳动旗帜》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1907年7月10日（23日）—1914年4月出版，不定期。起初在俄国秘密出版，从1908年8月起在巴黎出版，共出了53号。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格·安·格尔舒尼、维·米·切尔诺夫等。——122。 [93]“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即杀死沙皇。1907—1908年，社会革命党曾好几次试图对沙皇行刺，但都没有成功。——123。 [94] 这是对《革命思想》的蔑称。——124。 [95] 普列韦制度是指1902年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维·康·普列韦为镇压革命运动而在俄国实行的残酷的警察制度。按照普列韦的直接指示，沙皇军警曾向罢工工人和游行示威者开枪扫射。在采取警察恐怖手段的同时，普列韦还用派遣奸细和政治上腐蚀工人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的办法，力图瓦解工人运动。在普列韦任职时期，祖巴托夫政策特别盛行。普列韦还实行挑动民族间相互敌对的政策，是南俄发生的多次暴行的罪魁祸首。——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