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叶夫列伊诺夫代表在土地规划委员会问题上向我们提出反驳。［注：社会革命党人叶夫列伊诺夫在同一次会议上（1907年3月29日第十八次会议）说道：“按照人民自由党的意图，这些〈土地〉委员会应该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调解人则由官吏充任，这些官吏无疑会使非农民方面获得优势。为什么标榜‘人民自由’的人民自由党，不信任用民主方式而不是用官吏方式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委员会如果用这种方式选举，那么农民即代表农民利益的人一定会占绝大多数。那么我要问，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由党是不是信任农民呢？我们记得，1858年政府要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交给各地方，即交给各委员会去决定。诚然，这些委员会是贵族的委员会，可是政府并不是人民自由党，政府是有钱人和一切有产阶级的代表。它依靠贵族，并且信任这些贵族。人民自由党呢，它想依靠人民，却又不信任人民。”（第1326页）］我不知道〈原话如此！！〉他的反驳的根据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一点〈撒谎！〉；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法案，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到不信任人民的话。这样的法案还没提到国家杜马中来，看来他的反驳是出于误会吧。我完全同意左派的两位代表乌斯宾斯基和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的意见，他们谈到暂行条例，谈到必须设立地方土地规划机关。我想这样的机关是会建立起来的，也许最近几天内人民自由党就会提出相应的法案，那时我们将要讨论这个法案。”（第1356页）

　　萨赫诺（基辅省代表）说：“各位人民代表先生！农民代表要走上这个讲坛来反驳有钱的地主老爷是很困难的。现在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农民在吃地主的苦头，地主在无情地压迫他们……为什么地主可以有很多土地，农民却只有进天国的份呢？……各位人民代表先生，所以农民派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都嘱咐我，要我坚持他们的要求，要求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要求把一切官地、皇室土地、皇族土地、私有土地和寺院土地都无偿地强制转让……各位人民代表先生，你们要知道，一个饿肚子的人看到当局不顾他的痛苦，站在地主老爷那边，他是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坐下去的。他不可能不要求土地，虽然这是违法的事；是贫困迫使他这样做的。一个饿肚子的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因为贫困迫使他顾不得一切，因为他挨饿，他贫穷。”（第1482—1486页）

　　“……最伤心的就是农民没有土地、终身受苦。200年来他们一直盼望天上给他们掉下点财富来，但是始终没有掉下来。财富在大地主老爷那里，他们同我们的祖父和父亲一起获得了这些土地，但是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地主的……我很清楚，土地是属于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普利什凯维奇代表说：‘革命了，救命啊！’这是什么话？如果强制他们转让土地，那闹革命的将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是战士，是很客气的人……难道我们象司祭一样每人有150俄亩的土地吗？寺院和教会要这些土地干什么呢？先生们，够了，不能再把宝贝搜括起来藏在口袋里了，要切实生活才是。先生们，国家会弄明白的，我什么都很清楚，我们是诚实的公民，我们不搞政治，前面有个发言人已经说过了……他们〈地主〉只是游手好闲，靠吸我们的血、榨取我们的脂膏把自己养肥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委屈他们，我们也要给他们土地。如果计算一下，我们每户可以分摊到16俄亩土地，大地主老爷每户还会剩下50俄亩……千百万人民在受苦受难，老爷们却在花天酒地……我们知道，农民当兵要是有了病，人家就说：‘他家乡有土地。’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根本没有家乡。他的家乡只是在花名册上才有，那里写着他生在什么地方，注明他信什么宗教，可土地他是没有的。我现在对大家说：人民叫我来要求把教会的、寺院的、官家的、皇族的土地，还有强制地主转让的土地，都交给将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人民，而且要在当地交给农民，那里会把土地分好的。我告诉诸位，人民派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求土地、自由和完全的公民自由。这样我们大家都将活下去，不去指明谁是老爷，谁是农民，那时我们大家都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各得其所的主人。”（第1930—1934页）

　　“政府通过农民银行为我们获得土地大开方便之门——这是1861年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政府想要把我们迁到西伯利亚去……要是让那些有几千俄亩土地的人搬到西伯利亚去，把地留下，许多人就可以靠这片土地解决温饱问题了，这样做不是更好吗？（左面鼓掌，右面高喊：“老一套，老一套”）……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带领一批应征的士兵通过我刚才讲过的那些〈地主的〉土地。我们骑马走了两天两夜多才到达集合地点。士兵问我：‘你把我们往哪儿带？’我说：‘去打日本。’——‘为什么要打仗？’——‘保卫祖国呗。’我自己是个军人，我觉得应当保卫祖国。但是士兵对我说：‘这算什么祖国？这都是利谢茨基、别祖洛夫、波德科派洛夫他们的土地。这里有什么是我们的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对我讲的这些话，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法从我的心中抹掉……所以，各位先生……总括起来我应该说，在我们俄国现行的一切法律中，从公爵、贵族、哥萨克到小市民（根本不要提农民这个字眼）大家都应该成为俄国公民，都应该有权使用土地，凡是在土地上劳动、在土地上出力、珍惜和爱护土地的人，都有权使用土地。谁劳动，谁流汗，谁就使用土地。谁不愿靠土地生活，不愿在土地上劳动，不愿在土地上出力，那他就没有权利使用土地。”（第1974页）（1907年4月12日第二十六次会议）

　　“我们知道，这些农民的确是反动派的首要支柱，是官僚制度可靠的后盾。但是政府打这个算盘，是大大失算了，因为与此同时还将出现农民无产阶级。我不知道究竟哪个好：是农民无产阶级好呢，还是目前少地而采取某些措施之后可能获得足够数量土地的农民好。”（第722页）

　　“……人民自由党为了实际起见，主张不要规定任何对土地的权利。它担心这种权利会吸引大批人从城市迁往乡村，结果每个人只能得到很少的土地。我首先想问一问，什么是对土地的权利？对土地的权利就是劳动的权利，就是吃饭的权利，就是生活的权利，这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试问我们怎么能剥夺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利呢？人民自由党说，如果让全体公民都享有这种权利，把土地分给他们，那每个人得到的土地就会很少。但是，有权利同实际行使权利完全是两回事。比如说吧，在座的各位都有权住在丘赫洛马，然而你们却住在这里；反过来说，住在丘赫洛马的人也有权住在彼得堡，然而他们还是呆在他的老家。所以，担心让所有愿意耕种土地的人都享有对土地的权利就会吸引大批城市居民迁往乡村，这是毫无根据的。只有那些至今还没有同乡村断绝联系的人，只有不久前到城里来的人才会跑到乡下去……凡是在城里确有固定而有保证的收入的人，是不会到乡下去的……我想只有彻底地、永远地废除土地私有制……等等……只有这种解决办法才能使我们满意。”（第1950页）

　　穆申科说：“我们说，只有在废除地界之后，只有在土地私有制原则对土地所造成的一切障碍被铲除之后，才有可能合理地移居和散居。其次，大臣讲到我国人口的增殖问题……据他说，单是为了满足这一〈160万人口〉增殖的需要，就要有将近350万俄亩土地。他说：这样一来，如果你们想实行平均土地，那么你们从什么地方拿土地来满足这种人口增殖的需要呢？然而我要问问：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原文如此！〉增殖的全部人口都是由农业来吸收的呢？那种按等级、按职业调节人口分布的规律，恰好是一种相反的规律。〈黑体是我们用的〉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国度在工业上不是退化而是发展的，那就是说，在满足食品和原料的基本需要的农业这个基础上，正在盖起不断加高的经济建筑。需求日益增长，新的产品、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加工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愈来愈多。城市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更快，并且大部分增殖的人口都被城市吸收了。各位先生，有时农业人口不仅相对地减少，而且是绝对地减少。如果说这种〈！〉过程在我国进行得很缓慢，那是因为没有地基，无法不断加高经济建筑。农民经济这个基础太不稳固了；工业的市场太狭小了。在土地归人民使用的条件下，将形成健全的、人数众多的、充满生命力的农业人口，那时你们会看到，对工业品的需求将有多大，城市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有多大。”（第1173页）

　　“在我们波兰王国曾经有过夺取地主土地的大规模的农民骚动，这只是在东部地区，即弗沃达瓦县发生的，那里有人对农民们说，他们既然是正教徒，就应该分得地主的土地。这种骚动只是发生在正教徒居民中间。”（第745页）
　　“……这里〈在波兰王国〉的土地事宜，也同其他一切社会改革一样……只有通过边疆区代表会议，即只有通过自治议会，根据实际情况的要求来办理。”（第7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