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5卷 论机会主义的策略 （1907年2月23日〔3月8日〕） 普列汉诺夫打破了本身的沉默。自从提出把“全权杜马”作为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口号这个著名主张以后，对于他来说，沉默是唯一明智的策略。现在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又企图把我们党同立宪民主党拉到一起，想迫使我们党接受早在第一届杜马时期就已为党屏弃的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49］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的见解。 首先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在起劲地攻击布尔什维克时，先把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弄得面目全非。他肆无忌惮地硬说我们想“不顾一切往前冲”，硬说我们一心想“马上”应战。 为了向读者说明普列汉诺夫的谬误达到何等程度，我们援引布尔什维克2月11日出版的一个正式刊物上的一段话：“……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斗争不可避免，我们才用不着推进它、加快它、催促它。这件事让克鲁舍万之流和斯托雷平之流去关心吧。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明确地、直接地、无情地、公开地向无产阶级和农民揭露真相，使他们看清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意义，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沉着迎敌……恩格斯在1894年对德国资本家说：‘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现在我们要说：‘克鲁舍万之流……的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因此，不需要任何过早的号召。”［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387页。——编者注］ 请看，可敬的普列汉诺夫是在多么轻而易举地执行“批评家”的任务啊！布尔什维克组织在杜马召开前一个半星期声明不需要任何过早的号召。而普列汉诺夫在2月23日发表的文章中硬说布尔什维克要“马上”应战，要“不顾一切往前冲”。 用这种方法骂倒布尔什维克当然是最简单、最省事、最容易的了：先把荒谬的思想加在布尔什维克头上，然后大事喧嚷，大骂一通（“冲昏头脑”、“糊涂”、“比背叛还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是普列汉诺夫不应该忘记，布尔什维克不是可以胡乱定罪的死人，布尔什维克只要查对一下正式文献，就能向所有的人证明普列汉诺夫的话是多么不真实。到头来普列汉诺夫就会无地自容。那时他就会开始懂得：使用迄今只有《新时报》惯于用来辱骂革命者的那种语言来辱骂布尔什维克而不吃苦头，是办不到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要工人政党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这一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是这样为这个口号辩护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迅速增长的革命力量现在已经超过政府力量，那么，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就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与反动派进行决战的信号。或者革命力量还没有超过政府的反抗力量，那么进行决战还不合适；不过即使如此，这个要求仍然应该受到支持，因为它是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帮助人民为未来的胜利战斗作准备的最好的教育手段。
这种见解使人获益不浅。先看第一种情况吧。我们就依普列汉诺夫所说，假定革命力量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如果真的这样，那么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第一，是不必要的，第二，是有害的，第三，自由派不会支持。因而无论在那一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都不能不把上述要求变成自己的要求。” （1）这个要求所以不必要，是因为这种“进行决战的信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间接的信号，而不是直接的信号。这个“信号”并不能明确地表示要同反动派进行真正的决战，相反，它在表示一种反动派本身也会自动作出让步的思想。一般说来，我们并不否认在特殊条件下允许发出一种不是决战而是小小的预备战的信号，甚至是假装要进行战斗的佯攻的信号。然而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在普列汉诺夫设置的那些前提（革命力量已经超过等等）下，间接信号显而易见是不必要的。 （2）“革命力量已经超过反动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包括革命力量的自觉性呢？普列汉诺夫看来是同意包括的。人民如果意识不到革命要解决的任务，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在决战中战胜反动派。现在再来看看，我们所考察的这个要求是否正确地表达了革命在同反动派斗争中的任务呢？没有，它没有表达，因为第一，组织责任内阁决不是政权转归人民，甚至也不是政权转归自由派；实质上这是反动派同自由派的勾结或勾结的尝试。第二，即使政权真正转归自由派，限于客观条件，也无法实现革命的基本要求。普列汉诺夫从《第一文集》的一篇文章［50］中引证的那个地方明白地表示了这个思想，可是普列汉诺夫根本不敢认真碰它一下。 那么试问：一个没有正确表达革命（它的力量已经超过——普列汉诺夫的条件！——政府力量）要求的口号，对于同反动派的决战（普列汉诺夫的条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种要求是绝对有害的。这个口号会使那些正去进行决战的群众的认识变得模糊。提出这种口号等于叫你进行决战时给你指出一个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战斗目标，是叫你瞄准乌鸦射黄牛。 在战斗之前，要十分准确地判断两方中哪一方的力量“已经超过”对方是永远办不到的。只有书呆子才会作这种幻想。“力量超过对方”这个概念里包含着战斗者对任务的明确认识。普列汉诺夫在假定战斗是“决战”时却模糊这种认识，他简直是在损害革命。可敬的批评家，这才真比“背叛还坏”呢！“力量”已足以战胜反动派了，“统帅”却号召军队争取同反动派勾结……普列汉诺夫说了一个笑话，把自己比作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以惩其过早进行战斗的罗马统帅。笑话是俏皮的。可是，假如我是“儿子”，那么在“革命力量已经超过政府力量”的决战关头，我会毫不犹豫地一枪打死（或者象罗马人那样一剑刺死）提出同反动派勾结的口号的“爸爸”，并且心安理得地让后世的蒙森们来评断我的行为是杀死叛徒、处决叛徒呢，还是大逆不道。 （3）当我们在第一届杜马中反对“责任内阁”这个口号的时候，我们只用了以上两个论据。现在应当加上第三个论据，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如果能够直接或间接成为“革命”同反动派进行决战的信号，那么自由派自己就会取消这个要求。 为什么现在应当加上这个论据呢？因为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在第一届杜马之后已经极度地向右转，坚决反对革命了。因为高唱自由主义而受到某些恶劣的社会民主党人支持的戈洛文的首次发言就不是自由主义性质的，不是立宪民主党性质的，而是十月党性质的。 如果普列汉诺夫对俄国情况很生疏，竟至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他的文章当然还情有可愿。但是撇开他的具体错误不谈，从实质上来看，他的论据仍然是根本错误的。 现在来谈第二种情况。革命力量还没有超过反动力量，进行决战还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说，口号的意义在于它对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能产生影响。这说得对。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也大错特错，因为这样的口号不是启发人民的认识，而是败坏人民的认识；不是使人民的认识革命化，而是使人民的认识模糊；不是使人受教育，而是使人泄气。这一点非常清楚，不必再加以阐明，至少在下次同最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商榷以前是不必了。 结果是：怎样说都没有道理。不管革命力量是否已经成长，普列汉诺夫的口号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作已经“成长”到能使无产阶级产生社会民主主义认识的程度。这个口号为了自由派那种暂时的、偶然的、次要的和含混不清的口号、任务和利益而牺牲民主派和我国整个革命的根本利益——教育群众认识人民为实际的政权而进行实际斗争的任务。 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质也正在于为了自由派那种不彻底的、含混不清的任务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 末了再讲几句。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文章中试图对我们曾经主张抵制进行讽刺。关于这点，我们等普列汉诺夫愿意从进行讽刺转到进行实质性的辩论时再同他细谈。现在只指出一点。普列汉诺夫挖苦说：罗马统帅的儿子在过早的战斗中毕竟赢得了胜利，而布尔什维克的账上至今只有失败的记录。 普列汉诺夫同志，您的记性太差了。回忆一下布里根杜马［51］吧。回忆一下帕尔乌斯和您所支持的新《火星报》［52］当时是怎样反对抵制的吧，而布尔什维克是主张抵制的。 革命的发展使布尔什维主义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到了10—11月间，孟什维克区别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地方就只剩下托洛茨基的偏激了。 最可敬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当革命低落的时候，那些事后来扮演“罗马统帅”的书呆子便走到前台来抱怨一通。当革命高涨的时候，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期望却成了事实，不管人们怎样把他们比作“毛躁的小伙子”。
注释： ［49］这里说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发表在1907年2月23日（3月8日）《俄国生活报》第46号上的《关于新杜马（献给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一文。 1906年5月，立宪民主党占多数的第一届国家杜马通过决议，表示“不信任”哥列梅金内阁，要求以得到国家杜马信任的内阁来代替它。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向各个党组织分发了一项决议，要求支持杜马关于成立杜马内阁即立宪民主党的内阁的要求。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这一决议。列宁在《关于杜马组阁的口号》、《让工人来决定》、《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2—173、189—193、244—250页）等文中剖析了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口号，指出它的实质就是支持资产阶级背着人民同专制政府搞交易。 1906年11月24日（12月7日），普列汉诺夫在《同志报》第122号上发表了《对〈同志报〉一读者的公开答复》一文，公然提出“全权杜马”可以是左派和极左派政党的共同政纲。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此举的批判见《新的参议院说明》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37—146页）。——44。 ［50］指《第一文集》中格·阿列克辛斯基的《在新杜马召开前》一文。该文说：“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制度不能实现革命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中最重大的项目是自由派制度难以胜任的：资产阶级永远不敢坚持和执行这样一些措施，譬如将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废除间接税、拒绝偿还债务、取消常备军等等。因此，如果自由派在革命的过程中无意中得到政权，那么革命将不会得到满足，其结局只能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破产。” 《第一文集》是布尔什维克的一本文集，收载总结第一届杜马和分析第二届杜马前途的文章，由新杜马出版社于1907年出版。——46。 ［51］布里根杜马即沙皇政府宣布要在1906年1月中旬前召开的咨议性国家杜马。1905年8月6日（19日）沙皇颁布了有关设立国家杜马的诏书，与此同时，还颁布了《关于设立国家杜马的法令》和《国家杜马选举条例》。这些文件是由内务大臣亚·格·布里根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受沙皇之托起草的。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在杜马选举中，只有地主、资本家和农民户主有选举权。居民的大多数——工人、贫苦农民、雇农、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妇女、军人、学生、未满25岁的人和许多被压迫民族都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杜马只能作为沙皇属下的咨议性机构讨论某些问题，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列宁写道，布里根杜马“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最无耻的嘲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75页）。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和农民积极抵制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则认为可以参加杜马选举并主张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1905年十月全俄政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10月17日宣言，保证召开立法杜马。这样布里根杜马没有召开就被革命风暴扫除了。——48。 ［52］新《火星报》是指第52号以后被孟什维克篡夺了的《火星报》。《火星报》第52号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该报原来的编辑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和亚·尼·波特列索夫编辑。1905年5月《火星报》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1905年10月，《火星报》停刊，最后一号是112号。关于《火星报》，见注13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