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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立宪民主党人的评论

(1906年5月31日〔6月13日〕)



  整个俄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刊都在极力说服自己的读者,要他们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同国际社会民主党毫无共同之处。说什么这都是些无政府主义者、骚乱派、密谋分子;说什么他们应当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学习;应当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把“议会斗争的”方法当作主要的方法。这种言论以及诸如此类的言论不断地从立宪民主党人的几十种报纸上发表出来。
  对俄国公众来说,公开的政治斗争还是一种新鲜事情。俄国公众还不了解,这是各国资产阶级惯施的伎俩,他们总是要人们相信,本国的社会党人是歹徒、骚乱分子等等,而邻国的社会党人则是“通情达理的”人。法国资产阶级责骂饶勒斯,赞扬倍倍尔。德国资产阶级责骂倍倍尔,赞扬饶勒斯。俄国资产阶级则责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这是一套老而又老的伎俩!
  大家来看看事实吧。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由于俄国的警察式检查机关“克尽职责”,我们很少弄到这份报纸)不久以前登载了以《杜马和立宪民主党人》为题的两篇文章。编辑部不仅把这两篇《俄国来信》当作社论发表,而且加上了按语,认为它们是“对立宪民主党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的中肯的评价”。
  我们来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究竟把什么样的评价看作是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中肯的评价。请读者不要埋怨我们摘录得太长,因为应当彻底教训一下俄国自由派的办报人,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捏造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歧。
  《杜马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文说:“不久以前,人们还一点没有听到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枪炮轰鸣、血流成河的地方没有他们。投身英勇的革命斗争、决心高举无产阶级自由的旗帜作殊死战的人民群众牺牲生命的地方没有他们。这些讲实际的政治家都是一些善于运筹帷幄、深谋远虑的大才,所以决不能让自己卷入由‘恶徒’和空想家、革命‘狂热者’领导的群众运动。他们这些冷静的哲人,说空话的英雄,华而不实的假自由主义的骑士,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炉火旁边。他们痛苦地摇着头,忧心忡忡,唯恐革命跑得太远,唯恐革命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生活、财产、政治品德和秩序的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石。
  立宪民主党人早就表现了善于‘效劳’的多方面的才能。早在布里根杜马时期,他们已经幻想在当时还很‘纯洁的’维特和公开同外国交易所调情的自由主义之间架起一座小桥。交易所,一般地说来,是我国的‘人民自由’党的弱点。刚刚几天以前,立宪民主党人愤怒地反驳别人的责难,辩解说他们没有进行‘叛卖性的’鼓动来反对取得数以十亿计的新借款。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警察肆无忌惮地逞凶期间,他们试图把这说成是民主派的行为引起的后果。在奸党对群众制造烧杀的暴行期间,他们竭诚保护王座和祭坛[注:“王座和祭坛”一语,在《前进报》上按书报检查机关的意见被删去。——俄文版编者注]免受那些否认一切、否定一切、破坏一切的社会党人的攻击。
  著名的抵制时期到来了,伟大的十月罢工、民众起义、国内战争、陆海军暴动的流血时期到来了。立宪民主党人被惊涛骇浪冲得无影无踪。
  那时再也听不到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消息了。恪守中庸之道的骑士们躲藏起来了。他们充其量大声地抗议一下,大声地抱怨几句,但是在革命风暴的呼啸声中,他们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反动势力给立宪民主党人帮了大忙。当牢狱又发生人满之患,埋葬俄国战士的流放地又热闹起来的时候,立宪民主党人的时机来到了。从左面来反对他们的人不得不沉默下去。立宪民主党人终于掌握了报纸,反革命的迫害很少触及他们。派遣讨伐队不是对付他们,被烧毁的不是他们的房屋,哥萨克蹂躏的不是他们的子女,维特-杜尔诺沃老爷们的‘绥靖’措施不是以他们为对象,大炮、机关枪、炮兵、步兵、舰队和哥萨克攻击的不是他们。因此,立宪民主党人又出现在前台。舌战开始了。论战代替了革命,在这个战场上,立宪民主党是无与伦比的行家和能手。首先,他们猛烈攻击革命和革命者,咒骂社会党人,毁谤工人政党。他们同堵住了嘴的对手辩论。他们责骂那些既不能反驳也不能替自己辩护的人。但是,俄国的自由派还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个最著名的领袖宣布,说整个英勇的俄国解放运动是他们的事业,说专制制度的败落是他们的功劳。在无产者为之流血奋斗的事业上,立宪民主党人厚颜无耻地贪人之功,他们披着一小片被撕碎了的红旗,宣布自由派是解放斗争的灵魂,是从暴君手中拯救祖国的救星。虽然牢狱仍然有人满之患,绞刑架继续不断地竖起,立宪民主党人还是在吹嘘自己,而责骂那些不安分的、胆大妄为的、不知悔改的革命者。”
  作者接着描述了我国杜马在法律上的地位,描述了国务会议法和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的作用。
  “可爱的立宪民主党人渴望以进化代替革命,以法制代替混乱的革命状态和内战。”但是,人民在选举中却交给他们革命的任务,这是完全不合立宪民主党人的心愿的。
  “他们这些天生的外交家和坐收渔利的调停人,自我陶醉地幻想能平息革命,活跃交易所,冲淡专制制度,调解一切矛盾,消除所有冲突。他们鼓吹和平,但现实带来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在选民面前本来是以‘立宪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的,人们选举他们也是把他们当作了真正的反对党,当作了唯一的或主要的反对党。他们追求的是妥协,而人们交给他们的却是革命的任务。他们夸夸其谈,而人们却要他们去斗争,他们被迫发誓,同时人们也答应给他们各种支援,直到武装斗争。
  在选举运动期间陶醉于胜利、高谈革命词句、经常处在革命的选民中间的立宪民主党人,超出了自己的心愿,走得过了头。他们没有觉察到,新的力量已经在他们背后崛起,已经在推动他们去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很晚才明白,是谁把他们送进了议会,是谁交给了他们这样一项带有绝对强制性的使命,是谁强迫他们担负这样一种他们最害怕的和力求摆脱的角色。是俄国革命把他们送进了议会,希望他们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是俄国人民把他们送进了议会,把他们当作破城槌,要利用他们在专制制度城墙上打开一个新缺口,然后再由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由立宪民主党人)来夺取专制制度的主要堡垒。”
  立宪民主党人看见杜马中有革命的农民代表感到不满,因为他们的把戏有被拆穿的危险。他们幻想有“完全一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那时就能设法推脱革命任务,把一切真正的行动都淹没在滔滔不绝的漂亮的讲话中……就能以通过一些决议和草拟计划代替一切,达到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最高目的,巩固立宪君主制,借助于一些小小的让步来扼杀革命,把各种改革无止境地拖延下去,最终达到实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议会制的目的……的确,如果杜马中没有农民,这一切都是可以做到的!”接下去,文章的作者描写了——有时简直是用惊喜的语句来描写——杜马中农民代表的革命性。“革命不仅仅把立宪民主党人抬进了杜马,而且缔造了决不妥协的‘山岳派’,‘山岳党’。在杜马中也有代表革命的力量。”
  “可怜的立宪民主党人,可怜的俄国吉伦特派!他们已经处在铁锤和铁砧之间,处在政府的刺刀和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之间。
  难怪立宪民主党人现在开始这样无耻地把自己的红色外衣收藏起来。难怪他们抛弃了自己那些响亮的口号。难怪他们现在开始谈论起自己如何地尊重旧政权的各种特权。情况严重了。政府不是闹着玩的,赤手空拳休想从它那里争得什么东西。但是,把立宪民主党人送进了杜马的革命也不是闹着玩的,它不会原谅立宪民主党人的背叛行为。它不会宽恕那些担负了革命的角色然而丧失了勇气的胆小鬼。
  一边是专制制度,一边是革命。立宪民主党人何去何从?”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对于这篇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表示同意。这些“通情达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简直使“布尔什维克”无地自容,对吗?在对立宪民主党人的看法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我们有极大的分歧,对吗?在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革命这个口号上,他们同我们有极大的距离,对吗?
  请读者也考虑一下,在对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评价上,我们同这些人有没有分歧呢?
  没有,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对专制制度的看法,对自由派资产者的看法,现在也象往常一样,是完全一致的!


载于1906年5月31日《前进报》第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13卷第183—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