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1卷 自然发生论 （9月1日〔14日〕） “《火星报》指出立宪会议可以以自然发生的方式成立，不用任何政府，当然也不用临时政府来促进。从此，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一切因这个问题而产生的争论都应当停止了。” 崩得[132]在9月1日（8月19日）的《最新消息》第247号上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这不是讽刺，那就想象不出比这更好的对火星派观点的“发展”了。不管怎样，“自然发生”论是确立了，“伤透脑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争论“应当停止了”。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在生活里可以爱抚地抱着这个刚刚发现的新的、简单的、象小孩的眼睛一样明亮的“自然发生”论，而不必争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了。诚然，这个自然发生论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大家都看到的崩得和新《火星报》同居的产儿，——不过，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来源，而是理论的价值！ 这些不幸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竟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在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上讨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他们是多么不机智啊。一些人老是说要由临时政府来产生立宪会议，而不是让立宪会议自然地发生。另一些人认为（代表会议的决议），“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而谁也没有，甚至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出席代表会议的新《火星报》所有的编辑，也没有想到现在“《火星报》所指出”而崩得用极好的字眼加以概述、肯定和称呼的东西。正象所有的天才发现一样，立宪会议自然发生论立刻给混沌状态带来了光明。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用不着想什么临时革命政府了（请回忆一下《火星报》的意味深长的名言：不要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而弄脏你们的嘴！），用不着要求什么国家杜马的代表担负“把国家杜马变成革命会议”的“革命责任”了（切列万宁语，见《火星报》第108号）。立宪会议会自然产生的！！就是说，人民自己会贞洁地生产出立宪会议，完全不用“通过”政府来玷污自己，不管是临时政府还是革命政府。这种分娩将是“圣洁”的，将通过普选这样的干净办法，而不需要任何“雅各宾式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神圣的事业也不会被资产阶级代表会议的叛变行为所亵渎，甚至也不需要什么粗鲁的接生婆，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被玷污了的、有罪的、肮脏的世界上，每当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时候，这种粗鲁的接生婆总要准时出现在舞台上。 自然发生万岁！但愿全俄各个革命民族现在都会认清自然发生是“可能的”，因而这样一条最合理、最简单易行的通向自由的道路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愿人们快给自然发生论的自然父母崩得和新《火星报》竖立一座纪念碑！ 但是，不管新的科学发现的强烈光芒如何耀眼，我们还是应该稍微谈一下这个高尚的创造的几个卑劣的特点。如果说在汉堡做的月亮太糟糕[133]，那在《最新消息》编辑部里制造的新理论也很不精细。制法很简单，就是从来不犯一次小小的独立思考的过错的人一向最喜欢用的办法：拿来两个对立的观点，把它们混在一起，然后分成两半！从《无产者报》那里拿来对专制制度下的人民选举的批评，从《火星报》那里拿来对“伤透脑筋的问题”的斥责；从《无产者报》那里拿来积极抵制，从《火星报》那里拿来起义作口号不适当的说法……“就象蜜蜂在每朵花上采蜜一样”。于是，善良的崩得分子在那里扬扬得意地修饰打扮，为这个伤透脑筋的问题停止争论而高兴，在那里自我欣赏，觉得自己比争论双方高明，不象他们那样看问题狭隘片面！ 崩得的同志们，你们还是不能自圆其说。除了新火星派的“自然发生的方式”以外，你们并没有指出别的“自然发生的方式。至于新火星派的方式，你们自己本来就不得不承认，“在专制制度的环境下，违背掌握全部国家机器的政府的意志”去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只能是滑稽可笑的选举。新理论的创造者啊，请你们不要向我们只说一半话，请告诉我们，除了新火星派的“方式”以外，你们“想象”的“自然发生”是什么样的“方式”？ 《无产者报》写文章反对《火星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够举行选举的只有解放派，解放派是很乐意把这种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的［注：① 见本卷第178页。——编者注］。崩得回答道：“这个论据经不起任何批评，因为毫无疑问，专制制度是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解放派在内，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外举行选举的。”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指出：地方自治人士、市议员和各“协会”的会员过去举行过选举，现在还在举行。这是事实。他们的许许多多执行机关就是证据。 崩得写道：“根本〈！〉不能为了武装起义而进行反杜马的鼓动，因为起义只是完成政治变革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不能〈不是“根本”不能？〉作为鼓动口号。为了对付杜马，可以而且应该扩大和加强政治鼓动，争取在普遍……投票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我们回答说：第一，如果崩得分子稍微想一想，或者干脆去查阅一下我们的党纲，就会看到立宪会议也只是一种“手段”。说一种“手段”能够作口号而另一种“根本”不能作口号，这是没有道理的。第二，我们早已而且多次地详细解释过，单是一个立宪会议的口号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个口号已成了解放派的口号，资产阶级“妥协分子”的口号（见《无产者报》第3号和第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51—252页和第258—264页。——编者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避而不谈召集立宪会议的方式问题，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这样做就完全不能容许了。自然发生论对前者是完全适合的。而对后者则只能使他们在觉悟的工人面前丢脸。 崩得的最后一个论据是：“武装起义是必要的，应该准备，准备，再准备。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因此〈！！〉就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我们回答说：（1）承认举行起义和准备起义的必要性，同时又瞧不起“义勇队”的问题（崩得写道，这个问题是“从前进派的武器库里取来的”），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是证明自己写东西未加思考。（2）临时革命政府是起义的机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直接表达的这一论点，实质上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也是接受了的，虽然我们觉得这一论点表达得并不那么恰当（“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革命政府——无论是逻辑还是历史经验都表明，临时革命政府作为根本没有取得胜利或者没有完全取得胜利的起义的机关是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临时革命政府不仅是“来自”起义的，而且是领导起义的）。崩得分子并不打算驳斥这一论点，这也是驳斥不了的。承认举行起义和准备起义的必要性，同时又要求停止对临时政府这一“伤透脑筋的问题”进行争论，——这说明写的时候没动脑筋。（3）说成立立宪会议“不用任何政府，当然也不用临时政府来促进”，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这同火星派所说的把“政府”和“万岁”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会“弄脏了”嘴的名言完全一样。这表明他们不懂得作为完成政治变革的最重大的和最高的“手段”之一的革命政权的意义。崩得跟着《火星报》在这里炫耀的廉价“自由主义”（说什么完全不要政府，就是临时政府也不要！），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成立立宪会议不用起义来促进，这是资产阶级庸人才有的想法，这一点崩得的同志们也是看到了的。不用临时革命政府来促进，起义就不能成为全民的起义，胜利的起义。我们要一次再次遗憾地指出，崩得分子完全不能自圆其说。（4）如果需要准备起义，就必须把宣传和解释人民武装起义、革命军队、临时革命政府这些口号列入这种准备工作。我们自己应该研究新的斗争方式，新的斗争方式的条件、形式，新的斗争方式有什么危险、实际上如何实现等等，并且还要让群众了解这一切。（5）“目前我们还没有力量发动起义”的论点是不对的。“波将金号”事件所表明的，倒是我们没有力量阻止还在准备中的起义过早爆发。“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准备得不如别的军舰上的水兵那样好，因此起义的结局也不如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圆满。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防止还在准备中的或者几乎已经准备好的起义过早爆发，是准备起义的一项任务。结论就是，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起义超过了我们有意识有计划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没有力量阻止零星分散的、忽而这里忽而那里自发地爆发的起义。因此，我们更应该赶快宣传和解释，要完成什么政治任务和在什么政治条件下起义才能成功。因此，提议停止对临时政府这一“伤透脑筋的问题”进行争论，就更加愚蠢了。（6）“用不着把起义和杜马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对不对呢？不对。预先确定起义的时刻，那是荒谬的，特别是我们在这里，在国外，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联系”，这一点《无产者报》已经多次指出了。但是，鼓动起义，宣传起义必须同所有重要的和激动人心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的整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该用什么鼓动口号来作为我们整个“杜马”鼓动运动的中心。杜马是不是这样的事件呢？无疑是的。工人和农民会不会问我们最好怎样对付杜马呢？一定会问，并且已经在问了。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不能抬出什么自然发生来（这只会引人发笑），而是要解释起义的条件、形式、前提、任务和机关。我们通过这种解释争取到的东西愈多，就愈有可能使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起义比较容易和迅速地发展为成功的、胜利的起义。
注释： [132] 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232。 [133] “在汉堡做的月亮太糟糕”出于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狂人日记》（1835年）。小说主人公波普里希钦是彼得堡的一个低级文官，由于天真的理想遭到破灭、精神上受到严重折磨而发疯。他写的日记中全是疯话，如说：“月亮普通都是在汉堡做的，而且做得太糟糕。”——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