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1卷 抵制布里根杜马和起义 （1905年8月3日〔16日〕） 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是这样的：最近可能召开布里根杜马，即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咨议性会议。这些代表是在专制政府的奴仆监视和协助之下选出来的，而选举的方法是采取等级的、间接的、资格限制很严的选举制，这种选举制简直是对人民代表制思想的嘲弄。对这个杜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自由主义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它的左翼——“协会联合会”，即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主张抵制这个杜马，主张不参加选举和利用这个时机来加强宣传，以利于争取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宪法。它的右翼——地方自治和城市活动家七月代表大会，确切些说，即这次大会的一部分人则反对抵制，主张参加选举，主张让尽可能多的自己的候选人选进杜马。不错，代表大会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把它留到应当在布里根“宪法”颁布后用电报形式召开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但是，自由主义民主派右翼的意见已经相当明确了。 革命民主派，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和它的有觉悟的代表——社会民主党，总的说来，是完全主张起义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解放》杂志正确地理解了这种策略上的差别，它在最近一期（第74期）上一方面坚决斥责“公开鼓吹武装起义”“是发疯，是犯罪”，另一方面批评抵制的思想，说它“实际上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表示确信，不仅立宪“民主”（应读作：君主）党中的地方自治派，而且协会联合会也“会经受住国家的考试”，就是说，会拒绝抵制思想。 试问，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对抵制思想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它在人民群众面前应当把什么样的策略口号提到首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回想一下布里根“宪法”的实质和根本作用是什么。它的实质和根本作用就是沙皇政府勾结地主和大资产者，通过无害的、完全无损于专制制度的所谓立宪的小恩小惠使他们逐渐同革命，即同起来斗争的人民分离，而同专制制度和解。既然我国的整个立宪“民主”党渴望保存君主制和参议院（就是先要在国家制度上保证“一万个上层”富翁享有政治特权和政治统治地位），那么勾结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不但如此，这种勾结，至少是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勾结，不论形式怎样，不论时间早晚，总是必不可免的，这是由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阶级地位本身决定的。问题只是在于什么时候和怎样实行这种勾结，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推迟这种勾结，尽可能地分化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利用资产阶级暂时面向人民的态度为革命谋取最大的利益，在这个时期里，准备革命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以便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抛开、中立叛变的资产阶级。 其实，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实质，正如我们屡次指出的，就在于它站在沙皇和人民中间，想扮演“诚实的经纪人”的角色，背着起来斗争的人民窃取政权。因此，资产阶级今天面向沙皇，明天面向人民，向前者提出“重大的切实的”在政治上投机的建议，向后者空谈自由（伊·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七月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资产阶级面向人民，对我们有利，因为资产阶级这样做，就能为在政治上唤起和教育落后的、广大的群众提供材料，而目前要使所有这些群众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还不过是个空想。让资产阶级去激发最落后的人吧，让资产阶级去翻掘某个地方的土壤吧，而我们却要不屈不挠地在这片土壤上播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在西欧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曾经不得不唤起人民的政治自觉性，同时又力图在工人阶级中间散播资产阶级理论的种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对专制制度所进行的破坏工作，不断地教育工人阶级懂得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懂得自己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因此很明显，目前我们的策略首先应该是支持抵制的主张。这个抵制的问题本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内部的问题。这同工人阶级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支持较为革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阶级显然是有利的，扩大和加强政治鼓动，对工人阶级也是有利的。抵制杜马，就是资产阶级更加面向人民，就是加强它的鼓动，就是为我们的鼓动增加论据，就是加深政治危机，即革命运动的根源。自由派资产阶级参加杜马，就是削弱它目前的鼓动，就是它疏远了人民而更加面向沙皇，就是促成沙皇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勾结。 无疑，布里根杜马即使不被“搞垮”，它自己将来也必然会产生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一定会被无产阶级加以利用，但这是将来的问题。如果“发誓拒绝”利用这个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杜马来进行鼓动和斗争，那是可笑的，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的左翼提出了用抵制来同杜马作公开直接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支持这场比较坚决的进攻。我们应该抓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解放派的话，尽量广泛地传布他们那些“彼特龙凯维奇式的”关于面向人民的词句，在人民面前揭露他们，指出对这些词句的第一个也是最小的实际考验正好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抵制杜马，即表示抗议，面向人民呢，还是接受杜马，即拒绝提出抗议，再一次走向沙皇，接受对人民代表制的嘲弄。 其次，我们还应该尽一切努力使抵制实际上有利于扩大和加强鼓动，而不要成为单纯消极回避选举的行动。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个思想在那些在俄国进行工作的同志中已经相当普遍，他们用积极抵制这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消极回避相反，积极抵制就是要十倍地加强鼓动，到处组织集会，利用选举集会，甚至用强力打入这些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等等。当然，为了在这方面进行鼓动和斗争，最适当的办法是，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团体达成为我们党的许多决议一般所容许的暂时协议。同时，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特性，一时一刻也不放松根据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对我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目前民主革命时期不能在鼓动中提出先进的革命口号，那我们就不能履行先进阶级政党的职责。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直接的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我们已经说过，“积极抵制”就是以两倍的毅力、三倍的努力、更大规模地来鼓动、征集和组织革命力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和直接的［注：手稿上在“直接的”之后有：“能够团结它的、并表明当前任务的”。——俄文版编者注］口号，进行这种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口号只能是武装起义。政府召集伪造得很拙劣的“人民”代表会议，就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根据来鼓动人民争取召集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来向最广大的群众说明，现在（在沙皇这样欺骗和嘲弄人民之后）只有临时革命政府才能召集这种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而要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就必须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并且真正推翻沙皇政权。比这更好的广泛宣传起义的时机是难以想象的，为了进行这种宣传，还必须有十分明确的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这种纲领应当是我们早先拟订的（《无产者报》第7号，《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22页。——编者注］）六条：（1）召集全民立宪会议；（2）武装人民；（3）政治自由——立即废除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法律；（4）一切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享有充分的文化和政治自由。俄罗斯人民如果不为其他民族的自由而斗争，就不可能争得自己的自由；（5）八小时工作制；（6）建立农民委员会，以支持和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包括直至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 总之——要最有力地支持抵制思想；揭露反对抵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右翼的背叛行为；把这种抵制变成积极的抵制，就是说，要展开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武装起义，号召立即组织义勇队和革命军战斗队，来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传播和解释这个临时革命政府的基本的和绝对必要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成为起义的旗帜，成为即将重演的一切敖德萨事变的范例。 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策略应当是这样的。为了充分说明这个策略并达到策略上的一致，我们还应当谈谈《火星报》的策略。它的策略在《火星报》第106号的《是防御还是进攻》一文中得到了说明。我们不打算讲局部性的小分歧，这些分歧一当转入实际行动的时候就会自行消失，现在只谈根本的分歧。《火星报》正确地斥责了消极抵制，同时提出了立即“组织革命自治”作为“起义的可能的序幕”这样一种主张来同消极抵制相对抗。按照《火星报》的意见，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工人鼓动委员会来夺取进行选举鼓动的权利”。这些委员会“所应抱的目的是：冲破将在内阁草案中规定的‘法律’限制，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全权革命代表”，我们应该“使革命自治机关布满全国”。 这种口号没有任何用处。从一般政治任务的角度来看，这是混乱观点，从目前政治局势来看，这是助长解放派的声势。组织革命自治，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不是起义的序幕，而是起义的尾声。现在，在起义之前，离开起义，把完成这种组织工作当作自己的目标，那就是给自己提出一个荒唐的目标，就是使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发生混乱。必须首先使起义胜利（哪怕是在个别的城市），建立起临时革命政府，才能通过这个起义的机关，通过这个革命人民公认的领袖来着手组织革命自治。用组织革命自治的口号来代替或者哪怕是排挤起义的口号，就等于劝别人先捉住苍蝇再撒上灭蝇粉。假如在发生著名的敖德萨事变的时候劝敖德萨的同志不要组织革命军队，而要组织敖德萨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作为起义的序幕，那敖德萨的同志一定会讥笑这种建议。《火星报》重犯了“经济派”的错误，“经济派”曾想把“争取权利的斗争”看作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序幕。《火星报》重蹈了不幸的“地方自治运动计划”的复辙，这个计划曾以“高级形式的示威”的理论来排斥起义的口号。 在这里不宜谈论《火星报》这个策略错误的根源，请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去看看尼·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注：见本卷第1—124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这里更重要的是要指出，新火星派的口号怎样落到了和解放派的口号相同的地步。实际上，试图在起义胜利之前组织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这只会对解放派有利，这会使社会民主党人成为解放派的尾巴。专制制度只要还没有被临时革命政府代替，就不会让工人和人民进行任何稍微名符其实的人民选举（对于专制制度下表演的“人民”选举的滑稽剧，社会民主党是不会赞同的），——可是解放派、地方自治人士和议员们却一定会举行选举，毫不客气地把这些选举冒充为“人民”选举，冒充为“革命自治”。现在，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整个立场就是想回避起义，想不通过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迫使专制制度承认地方自治选举是人民选举，想不通过真正的革命而把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变为“革命”（按彼特龙凯维奇的说法）“自治”。在《解放》杂志第74期上，这个立场表现得特别明显。怯懦的资产阶级的这位思想家硬说什么鼓吹起义会使军队和人民“士气沮丧”，比这更可恶的说法是难以想得出来的！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正好连瞎子都看得到，只有通过起义，俄国老百姓和士兵才能使自己免于士气完全沮丧，才能证明自己有做公民的权利！资产阶级的马尼洛夫为自己描绘出一幅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83]美景，好象只要有“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就不得不步步退让，最后走投无路，只得象社会所要求的那样，把政权交给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设有参议院的吗？）“政权这样由现政府和平地〈！！〉转归全民立宪会议，全民立宪会议将根据新的原则组织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机构，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的这个天才哲学还增添了一个建议：把军队特别是军官争取过来，“不经官方许可”建立民兵，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应读作：地主和资本家的机关），以作为“未来临时政府的因素”。 说这些鬼话是有用意的。资产阶级正是想使政权不经过人民起义就“和平地”转到它的手中，因为人民起义可能取得胜利，赢得共和制度和真正的自由，武装起无产阶级，唤起千万农民。替换掉起义口号，自己寻找借口抛弃这个口号，劝别人也抛弃这个口号，建议立刻组织自治（这里只有特鲁别茨科伊、彼特龙凯维奇、费多罗夫之流才能插足）作为“序幕”，——这正是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所需要的活动，这正是勾结沙皇（君主制和参议院）反对“庶民”所需要的活动。可见，自由派的马尼洛夫精神表现了财主们的最隐秘的思想，代表了他们的最切身的利益。 《火星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马尼洛夫精神不过是表明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的轻率，表明他们不接受无产阶级的唯一革命的策略：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种种幻想，如沙皇政府可能和平地让步，不推翻专制制度就能实现自治，人民可能选举自己的代表作为起义的序幕等等。不，我们应该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起义，应该直接号召起义（当然不预先确定起义的时间），号召立刻组织革命军队。只有最勇敢地、最广泛地组织这种军队，才是起义的序幕。只有起义才能实际保证革命的胜利，——当然，了解当地条件的人要经常注意避免过早举行起义的尝试。真正地组织真正人民的真正自治，只能是胜利的起义的尾声。
注释： [83]阿尔卡迪亚的田园生活是人们用来描绘宁静、闲适的牧歌式生活的一种比喻，含有讥讽的意味。阿尔卡迪亚是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山区，居民主要从事牧畜，终年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无虑。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阿尔卡迪亚被描绘为世外桃源。——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