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11卷 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是当前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中心。十分详细地分析代表会议其余各项决议，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仅限于简略地指出几点，来证实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代表会议决议在策略方针上的原则区别。 就拿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问题来说吧。你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仍然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答案。这个决议估计到特殊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以及要反击黑帮。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这个问题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反击黑暗反动势力”，只是在关于对其他政党的态度的决议的引言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举的问题，是和沙皇政府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问题分开考察的。冠有《关于经济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专门决议不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重复（在说了一堆关于“工人问题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聪明的话以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谓“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口号现在已经不够和落后了，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用不着再来证明。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计到我们的活动即将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工作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不考虑公开行动的问题。必须立刻为这种行动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须为此目的准备好特别的机关——秘密程度较少的机关。必须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们尽可能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基地。 代表会议在这里也把问题弄得很分散，没有提出任何完整的口号。特别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注意“安置”合法的著作家。关于“使那些以协助工人运动为目的的民主报纸服从自己的影响”的决定是十分荒谬的。我国一切合法的自由派报纸按倾向来说几乎全是“解放派”的报纸，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为什么《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不首先执行自己的这个建议，给我们作出一个使《解放》杂志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榜样呢？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利用合法的社团来建立党的基地的口号，而是提出：第一，仅仅涉及“职业”工会的局部性的建议（党员必须参加这些工会），第二，对“革命的工人组织”＝“无定形的组织”＝“革命的工人俱乐部”进行领导的建议。“俱乐部”怎样成了无定形的组织，这些“俱乐部”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真主才知道。这不是党的最高机关的明确的指令，而是著作家们的一些思想札记和笔记草稿。关于党应当怎样开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全新的基础上的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完整的说明。 关于“农民问题”，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会议制定了《关于在农民中的工作》的决议。在前一个决议中，提出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反沙皇制度斗争的全民利益而领导整个广泛的革命民主运动。在后一个决议中，问题仅仅归结为在一个特别的阶层中“工作”。在前一个决议中，提出的鼓动工作的中心实践口号是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在后一个决议中却说“成立委员会的要求”应当向立宪会议提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待这个立宪会议呢？它真的会成为立宪的会议吗？如果不预先和同时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立宪会议是否会巩固呢？——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会议都忽略过去了。它的一切决议都反映出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一个总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只应进行自己的专门的工作，而不要希图领导和独立进行整个民主运动。正如“经济派”总是要社会民主党人只进行经济斗争，而让自由派去进行政治斗争一样，新火星派在他们的整个推论过程中也是要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尽量靠边站，而让资产阶级去积极进行这个革命。 最后，不能不说说双方关于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的是要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切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而并不那样幼稚地想列举每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局限性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并且在好资产者和坏资产者之间划一条分界线。代表会议却重复着斯塔罗韦尔的错误，硬要找出这样一条分界线，发挥其有名的“石蕊试纸”论。斯塔罗韦尔是从一个很好的思想出发：要向资产阶级提出比较严格的条件。他只是忘记了，任何一种想预先把值得赞许、值得与之取得协议等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不值得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分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得出一种立刻就会被事变的发展所抛弃并且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的“公式”。结果就把重心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转移到声明、诺言和口号上去了。斯塔罗韦尔认为“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就是这种根本性的口号。为时还不到两年，“石蕊试纸”已经证明自己毫不中用，普选制的口号已经被解放派接受过来，但是解放派不仅没有因此而接近社会民主党，反而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工人，引诱工人离开社会主义。 现在，新火星派提出了更“严格的”“条件”，“要求”沙皇制度的敌人“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坚决行动”等等，一直到“积极参加人民自我武装的事业”。分界线是划得更远得多了，但是这条分界线又已经陈旧了，一下子就证明了自己毫不中用。比方说，为什么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呢？社会民主党人为着“用无情的革命战争来反对等级君主制度的一切基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唯独不要求他们为共和制而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挑剔，新火星派的错误确实具有最实际的政治意义，“俄国解放联盟”就是证明（见《无产者报》第4号）［注：在1905年6月4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长篇论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65—276页。——编者注）。这篇论文转述了这个联盟所发表的宣言的内容，这个联盟采用了“俄国解放联盟”的名称，并且说它的宗旨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召集立宪会议。其次，在这篇论文中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非党的联盟的态度。至于这个联盟的实际情形如何，它在革命中的命运怎样，我们就全不知道了。（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这些“沙皇制度的敌人”完全能适应新火星派的一切“要求”。可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俄国解放联盟”的纲领中（或者在其无纲领的立场中）充满了解放派的精神，解放派是能够很容易地牵着它走的。而代表会议在决议的末尾一段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照旧象反对虚伪的人民之友一样，反对所有一切打着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但是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党”。“俄国解放联盟”不仅不拒绝，而且热心地表示愿意给予这种支持。这是否就能担保它的领袖们即使是解放派但却不是“虚伪的人民之友”呢？ 由此可见，新火星派预先臆造出一些“条件”，提出一些虚张声势的滑稽可笑的“要求”，这就立刻使他们自己陷于可笑的地位。他们的条件和要求一下子就显得不能适合活生生的现实。他们那种追逐公式的狂热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公式都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不彻底以及局限性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包罗无遗。问题并不在于“石蕊试纸”，并不在于公式，并不在于写印成文的要求，并不在于预先区分开虚伪的“人民之友”和非虚伪的“人民之友”，而是在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每一个“不坚定的”步骤都进行坚持不懈的批评。为了“真正团结一切关心民主改造的社会力量”并不需要象代表会议那样勤勤恳恳、那样白费力气地规定种种“条款”，而是要善于提出真正革命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把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任务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参加起义，而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推脱刻不容缓的武装起义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