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9卷 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 （1905年2月1日和8日〔4日和21日〕之间） 这是很久以前、一年多以前的事情。据不无名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证明说，俄国党内发生了“原则分歧”。无产阶级政党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反对集中制的极端表现，反对从日内瓦这类地方向工人“发号施令”的思想，反对夸大鼓动家组织、领导者组织的思想。这就是孟什维克帕尔乌斯1903年11月30日在他的德文周报《世界政策问题小报》（《Aus der Weltpolitik》）[134]上所陈述的深刻的、坚定不移的看法。 当时曾向善良的帕尔乌斯指出（见1903年12月列宁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95页。——编者注］），他成了谣言的牺牲品，他所看到的原则分歧其实是无谓争吵，新《火星报》开始显露出的思想转变是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帕尔乌斯一声不响了，但是他那夸大领导者组织的意义的“思想”，却被新火星派千音百调地唱来唱去。 过了14个月。孟什维克对党的工作的破坏和他们的说教的机会主义性质，已完全显露出来了。1905年1月9日事件充分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巨大潜力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的十分薄弱。帕尔乌斯觉醒过来了。他在《火星报》第85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其实质来说，标志着他从机会主义的新《火星报》的新思想彻底转向革命的旧《火星报》的思想。帕尔乌斯在谈到加邦时大声喊道：“有英雄，但是没有政治领导者，没有行动纲领，没有组织……”“缺乏组织的可悲后果已经表现出来……”“群众是分散的，大家各行其是，没有一个进行联系的中心，没有指导性的行动纲领……”“由于缺乏进行联系和指导的组织，运动垮台了。”于是帕尔乌斯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在《前进报》第6号上已经提到）——“组织革命”［注：见本卷第236—245页。——编者注］。帕尔乌斯在革命教训的影响之下，深信“我们在当前政治条件之下无法组织这几十万人”（指准备起义的群众）。他正确地重复了《怎么办？》一书中早已提出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能够成为联系的酵母，而在革命时刻能够把这几十万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组织。”“必须组织工人小组，这种小组的明确的任务就是训练群众准备起义，在起义时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按照提出的口号发动起义。” 终于出现了！看到这些埋没在新《火星报》垃圾里的旧日的正确思想，我们不由得轻松地这样高喊一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者的革命本能，终于战胜了（哪怕是暂时地）工人事业派的机会主义。我们终于听到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声音，他不是向革命后方匍匐献媚，而是无所畏惧地指出支持革命先锋队的任务。 当然，新火星派是不会同意帕尔乌斯的。编辑部的附注说：“帕尔乌斯同志所表述的思想，不是全部都得到《火星报》编辑部的同意的。” 可不是！这种思想给予他们一年半以来的全部机会主义空谈以“迎头痛击”，他们岂能“同意”这种思想！ “组织革命！”可是，我们这里不是有个聪明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吗，他知道革命是由社会关系变革引起的，革命是不能规定的。马尔丁诺夫会向帕尔乌斯说明他的错误并指出，即使帕尔乌斯指的是组织革命先锋队，那这也是一种“狭隘的”和有害的“雅各宾”思想。再有，要知道，我们的聪明的马尔丁诺夫正在牵着马尔托夫这个特略皮奇金[135]的鼻子走，马尔托夫能够进一步加深他老师的思想，他大概要以“放任革命”（见第85号，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的口号来代替“组织革命”的口号。 是的，读者，《火星报》的社论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口号。显而易见，现在，只要“放任”自己的舌头，去完成一个自由的饶舌－过程或饶舌的过程，就可以写出指导性的文章来。机会主义者向来都需要这样的口号，仔细看来，其中除了动听的词句，除了颓废派的某种文字上的矫柔造作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帕尔乌斯一再强调组织，好象他突然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他这个不幸的人不了解，组织是一种过程（《火星报》第85号，——以及新《火星报》以前的所有各号，特别是华丽的罗莎的华丽杂文）。他这个可怜的人不知道，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个精神，不仅组织，而且连策略也是一种过程。而他却象一个“密谋家”一样，热中于组织－计划。他又象一个“空想主义者”一样，幻想在什么第二次或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上帝保佑，一下子就组织起来。 请看，这位帕尔乌斯的话真是集“雅各宾主义”之大成。“按照提出的口号发动起义”，请想想看！这种说法比我们大名鼎鼎的马尔丁诺夫所驳斥的“规定”起义的思想还要糟糕得多。的确，帕尔乌斯应当向马尔丁诺夫学习。帕尔乌斯应当读一读《火星报》第62号，他可以从那一号的社论中了解到，在1902年和1904年，我们党内曾不合时宜地流行过的关于准备起义的“空想”是多么有害。帕尔乌斯应当读一读阿克雪里罗得给“一工人”的小册子写的序言，以便了解那种“严重有害的和对党有直接破坏性的病毒”（原文如此！），那些“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中最落后、最不觉悟和根本不开化〈！！〉的分子的自发起义上面的”人，正带着这种病毒威胁着社会民主党。 帕尔乌斯认为目前不可能组织几十万人，他把“建立能够成为联系的酵母的组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当诸如此类的东西出现在我们新火星派机关报的版面上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不辗转不安呢？要知道，所谓作为联系的酵母的组织，这就是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而只要一提这种组织，我们的新火星派马上就会晕倒。 我们十分感激《火星报》把它的社论和帕尔乌斯的文章登在一起。在旧《火星报》清晰的、明确的、直言不讳的、大胆的革命口号的衬托下，空泛混乱的尾巴主义的空谈显得多么突出！说什么“为了永远不再欺骗俄国和欧洲，信任的政策正在走下舞台”，这难道不是空洞浮夸的空谈吗？实际上任何一号欧洲资产阶级报纸都表明，这种欺骗还在继续并且正在奏效。“温和的俄国自由派已被置于死地。”如果把自由派“策略性的”隐蔽愿望看作是它的死亡，那是一种幼稚的政治上的天真。实际上，自由派是活着的，它活着并且生气勃勃。它现在正处于执政的前夕，它过去隐蔽起来，正是为了在适当的时机更稳妥可靠地伸手夺取政权，它正是为了这点才竭力向工人阶级送秋波。除非极度近视的人，才会认为这种调情（恰恰在当前时刻这是百倍危险的）是真的，才会吹嘘说：“祖国的解放者无产阶级，全民族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英雄作用，现在已被自由主义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舆论所承认”。新火星派先生们，你们总归要知道，自由派资产者承认无产阶级是英雄，正是因为这个无产阶级虽然在打击沙皇制度，但它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大，社会民主主义觉悟还不够高，还不足以争得它所要得到的那种自由。你们要知道，我们不应当称赞自由派现在的这种奉承，而应当提醒无产阶级并向它说明这种奉承用意何在。你们看不到这种用意吗？那么你们看一看工厂主、商人、交易所经纪人关于立宪的必要性的声明吧！这些声明清楚地谈到温和自由派的死亡，不是这样吗？自由派饶舌家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无产者的英雄气概，而工厂主们却在郑重其事地要求残缺不全的宪法，最亲爱的“领导者们”，情况就是这样！［注：当我们从自由派营垒方面收到如下的耐人寻味的消息时，上面的几行字已经写完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法兰克福报》（1905年2月17日）驻彼得堡的特派记者转引了彼得堡自由派记者对政治形势的如下评论：“如果自由派错过了目前的时机，那是愚蠢的。现在，自由派掌握了全部王牌，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工人套在自己的车上了，而政府方面却没有人，因为官僚制度对谁都压制。”新《火星报》在这个时候竟谈论自由派的死亡，这说明该报是多么纯朴天真啊，不是这样吗？］ 然而，再妙也不过的是《火星报》关于武装问题的论断。“武装无产阶级的工作，系统地筹备组织以保证人民在各地同时起来进攻政府的工作”，被说成是“技术性的”（！？）任务。而我们当然站得高于被轻视的技术，我们看到事物的深处。“不论它们（“技术性的”任务）如何重要，我们训练群众准备起义的工作的重心并不在这里……”“如果地下组织不能以一种不可缺少的武器——进攻专制制度和为此而进行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人民，那么它们的一切努力就没有任何作用。可见，我们应当努力向群众宣传：为了达到起义的目的，要进行自我武装。”（最后两处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的确，这真是对问题的一种深刻的提法，不象狭隘的、几乎达到“雅各宾主义”的帕尔乌斯那样提问题。重心不在于武装工作，也不在于系统地筹备组织，而在于用武装而且是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人民。看到这种企图把我们的运动拉向后退的庸人之见，真为社会民主党感到莫大的羞耻！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来武装人民，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一般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同样适用于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凡是有被压迫的和为反对剥削而斗争的阶级的地方，社会党人的宣传总是一开始首先就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去武装这些阶级，而这种“需要”从一有工人运动时起就已存在了。社会民主党只是应当把这种迫切需要变为有意识的，使体验到这种需要的人重视组织和有计划行动的必要性，重视整个政治形势。《火星报》的编辑先生，请您观察一下任何一次德国工人集会，请您看一看，人们譬如说对警察的仇恨表现得多么强烈，讽刺话说得多么尖刻，拳头又握得多么紧。是什么力量抑制着这种要求立即制裁骑在人民头上的资产者和他们的走狗的迫切需要呢？是组织和纪律的力量，是觉悟的力量，人们认识到个人谋杀是荒唐的，认识到严重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时刻尚未到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政治形势还不具备。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党人不向人民说，而且永远不会向人民说：你们武装起来吧，而始终必须（否则他便不是一个社会党人，而是一个空喊的饶舌家）用自我武装和进攻敌人的迫切需要去武装人民。俄国目前的条件和这些日常工作的条件恰恰不同。正是因为这样，在此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拿起武器！而始终是用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去武装工人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所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也跟在具有革命主动精神的工人之后，提出了口号：拿起武器！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当这个口号终于提出来的时候，《火星报》却说：重心不在于武装，而在于自我武装的迫切需要。难道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死气沉沉的说教吗？难道这不是不可救药的特略皮奇金精神吗？难道这些人不是把党拉向后退，使党离开革命先锋队的迫切任务而去注视无产阶级的“后背”[136]吗？这种把我们的任务极度庸俗化的做法，并不取决于这个或那个特略皮奇金的个人品质，而取决于他们的整个立场，即用组织－过程或策略－过程的名言所绝妙无比地表述的那个立场。这种立场本身必然会使人们害怕一切明确的口号，回避一切“计划”，在大胆的革命主动精神面前退缩，进行空洞的说教和重复陈腐的老调，害怕跑到前面去，虽然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明显地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的后面。老实说，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工人事业派理论也使新《火星报》不可救药地失去了生机。 现在来看一看《火星报》“关于作为民族解放者阶级的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作用”的论断。他们教训我们说：“我们就是把起义的技术组织工作和进行起义的工作完全抓到自己手里，也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更不可能永久保持这种作用。”请想想看：即使我们把进行起义的工作完全抓到自己手里，也不可能起到先锋队的作用！这些人竟然还在大谈先锋队！他们生怕历史把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忐忑不安地想着最好不要让他们去“进行起义”。他们有一种想法（他们只是还不敢在《火星报》上直截了当地把这种想法说出来），认为社会民主党组织似乎不应当“进行起义”，不应当力求把向民主共和制的革命过渡完全抓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这帮不可救药的吉伦特分子，他们仿佛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雅各宾主义。他们不懂得，我们愈是努力设法把进行起义的工作完全抓到自己手里，我们就愈能把这个事业的更大的部分抓到自己手里，而这一部分愈大，反无产阶级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影响就愈小。他们一定要做尾巴，他们甚至为自己杜撰了一套特殊的哲学，说应该做尾巴，——马尔丁诺夫已经开始阐述这一哲学，也许明天在《火星报》上将进行全面透彻的阐述。 让我们试着来一步一步地分析该报的论断： “觉悟的无产阶级依据历史发展的自发过程的逻辑，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一切参加组织的分子，利用革命前夕的时机所造成的一切不满分子……”
好得很！然而所谓利用一切分子也就是完全掌握领导权。《火星报》自己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它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急忙补充说： “……所有这些分子将夺去它对革命本身的一部分技术性领导，这样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的要求带到人民群众的最落后阶层中去，对此丝毫不要感到不安。”
读者，这话您懂得吗？利用一切分子，同时，不要因为他们将夺去一部分领导而感到不安！！？？别胡说八道了，先生们，如果真是我们利用一切分子，如果真是我们的要求被我们利用的人所采用，那么他们将不是夺去我们的领导，而是接受我们的领导。而如果所有这些分子真的要夺去我们的领导（当然，不只是“技术性的”领导，因为把革命的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分开是极其荒诞的），那就意味着，不是我们利用他们，而是他们利用我们。 “有个神父曾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我们的政教分立的要求，君主派工人协会曾组织人民向冬宫进军，如果在他们之后会有一个首先率领人民群众去同沙皇军队进行最后战斗的将军，或者有一个首先宣布正式推翻沙皇政权的官员来充实俄国革命，那我们只会感到高兴。”
是的，对此我们也会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希望对可能发生的快事的喜悦感情，不要模糊了我们的逻辑。会有一个神父或将军来充实俄国革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一个神父或将军将成为革命的拥护者或领袖。这些“新手”可能成为完全自觉的革命拥护者或者不完全自觉的革命拥护者。在后一种情况下（对新手来说，这种可能性最大），对他们的不自觉我们不应当感到高兴，而应当感到担忧，并竭力加以纠正和弥补。当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当群众还跟着觉悟不高的领袖走的时候，应该说，不是社会民主党利用一切分子，而是一切分子利用它。一个革命的拥护者，一个昨天的神父或将军或官员，可能成为满怀偏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而，只要工人跟着他走，资产阶级民主派就会“利用”工人。新火星派先生们，你们明白这一点明？如果明白，那为什么你们害怕完全自觉的（即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拥护者掌握领导权呢？为什么你们害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军官（我故意用类似你们所举的例子）和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根据这个组织的倡议和委托把你们所设想的那位将军的职权和任务担负起来，“完全抓到自己手里”呢？我们再来谈谈帕尔乌斯。他在他那篇出色的文章的末尾提出了一个出色的建议——“抛弃”瓦解组织分子。从我们在《党的生活》栏里刊登的消息[137]中可以看出，排除瓦解组织分子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最强烈、最坚决的口号。说得对，帕尔乌斯同志，应当毫不留情地“抛弃”，并且先从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用组织－过程、组织－倾向的“理论”来称颂瓦解行为的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英雄们身上开始。不应当光这样说，而且要这样做。应当立即召开一切愿意把党组织起来的党的工作者的代表大会。应当不限于劝说和忠告，而是向一切动摇不定的人，一切不坚定的、没有信心和怀疑的人提出直接的和坚定的最后通牒：抉择吧！我们从我们报纸的创刊号起，就以《前进报》编辑部的名义，以对瓦解组织分子义愤填膺的全体俄国国内党的工作者的名义，提出了这种最后通牒。同志们，请尽快抛弃他们，同心协力地抓起组织工作吧！宁可要一百个接受组织－计划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要一千个空谈组织－过程的特略皮奇金式的知识分子！
注释： [134]《世界政策问题小报》（Aus der Weltpolitik》）是德国的一家周报，由亚·李·帕尔乌斯于1898—1905年在慕尼黑出版。——246。 [135]特略皮奇金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一个未登场的人物。他靠写低级庸俗的新闻和小文章赚钱，为了追求噱头和耸人听闻可以不顾一切。特略皮奇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了庸俗文人的代名词。——248。 [136]“后背”一词出自圣经中摩西见耶和华只能看到后背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此处是借用这个典故来形容机会主义者的尾巴主义特点。——252。 [137]指1905年2月21日《前进报》第7号《党的生活》栏刊登的短评《破坏地方委员会的行为》和明斯克、敖德萨两地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决议。——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