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里，并须根据要求，通知每个党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我用方括号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定（而不是它的一切决定和任何决定吗？）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辞藻或十足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即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文牍主义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既新颖又聪明！）“（4）[凡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存在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现有的某地方组织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增补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不超过地方委员会名额总数三分之一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好一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由于遭到迫害而瓦解或者被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规定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公安法相似呢？）“（9）[党的例行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注：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这就是甚至……甚至弄到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们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哎哟天哪！要这些话干什么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管辖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疏忽：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管辖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分配比例上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这种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准则，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多余的空话。）“在党的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组织应当作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17）[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顺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专门的机关报和领导机关，但这些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由它自行规定，但是必须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语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17条所规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就不成其为党的委员会”。］（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组织同该联盟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机关报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21）[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政治的和学术的机关报——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负责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组织，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机关报负责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传党纲，通过学术的和政论的形式阐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编辑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组织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编辑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可以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补充和更换自己的成员，但每次都必须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经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载。（28）党中央委员会经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同意后，可以成立专门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著作家小组。（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增补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人数不限），但每次都必须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五）国外的党组织。（30）国外的党组织主管党在国外俄国侨民中的宣传工作并把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国外的党组织由它们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设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专门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资格加入总的国外组织。（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33）[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则；监督各级党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们之间发生的冲突。］（34）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组织和机关选派：（a）党的各地方委员会；（b）所有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c）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d）国外的党组织。（35）代表委托书可以转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张有效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张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委托书。（36）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请该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在修改党纲或党章的问题上，须经占总票数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38）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现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我们听了索罗金和萨布林娜两位代表关于编辑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愿意参加（某一天［注：据我计算（见本卷第496页。——编者注），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会议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举行的。这种时间上的考证很重要。它证据确凿地驳斥了马尔托夫同志的说法，即所谓我们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组成问题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引起的。它证据确凿地证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在《给编辑部的信》里的说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会议以后，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两同志大谈什么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成员增补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25、26、27次会议上曾经争论过）。］的）会议问题的解释，同时我们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会议上宣读过一个似乎是由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同时我们注意到，第一，人们丝毫没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们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编辑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们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编辑部成员的一个完全确定的计划有联系的，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作的关于不让参加会议的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而不愿意让我们参加会议就是证明不愿意让我们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须有的罪名。
　　至于我们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问题，我们声明：我们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们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们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派的愿望表示让步，因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们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具备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参加中央委员会候选人问题的谈判一事，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我们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编辑部成员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马尔托夫和斯塔罗韦尔”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注：我把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e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著作家和编辑〉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所以，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借自己的个人素质才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他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才需要，对上等人物是不必要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
　　……尼采的哲学主张超人崇拜，对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哲学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它使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斯多克芒医生（《人民公敌》一剧中的人物）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任何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试图在运动中起作用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注：最能表明我们的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组织问题都弄得一塌糊涂的事实，就是他们在转到阿基莫夫方面和鼓吹不适当的民主的同时，却又拼命反对民主选举编辑部，即照大家原先计划的那样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先生们，也许这就是你们的原则吧？］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心甘情愿地行进在普通士兵的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处于少数地位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Weichliches　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不想突出自己，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尊敬的同志们：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对你们拒绝参加《火星报》和《曙光》的工作不得不正式表示遗憾。虽然我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刚闭幕就邀请你们撰稿，之后又多次敦促，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收到过你们任何一篇稿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声明，它认为你们拒绝撰稿不是由编辑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种个人意气用事，当然都不应该成为你们参加党中央机关报工作的障碍。如果你们拒绝参加工作是由于你们和我们之间在观点上有某种分歧，那我们认为把这种分歧详细地说清楚对党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还认为最好是尽快地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这些分歧的性质和深度。”［注：在给马尔托夫同志的信中，还补充了一段关于一本小册子问题的话以及如下的话：“最后，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再一次通知您，我们现在仍然准备增补您为中央机关报的成员，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党的最高机关正式申述和坚持自己的一切观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尊敬的同志们：为了回答你们10月6日的来信，我特声明如下：你们曾向我们建议，让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韦尔和我参加编辑部，条件是我们要保证把列宁同志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收回这个建议的，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在10月4日由一名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拒绝给予答复，因此我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之间已经用不着再来讨论在一个机关报内共同工作的问题了。既然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再拒绝说明你们自己当着见证人发表的声明，那我也认为不需要在给你们的信里说明在目前情况下我拒绝参加《火星报》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我将向全党详细说出这方面的意见；党已经可以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看出，为什么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又提出来的要我在编辑部和总委员会里占一个席位的建议……［注：接下去是马尔托夫对他那本当时已经再版的小册子问题的回答，这里从略了。］

尔·马尔托夫”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这样的范例：可以处在‘失败者’的地位而不成立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场是出自他们对党组织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们对他们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间的牢固联系的认识。少数派不相信‘纸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意愿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证他们在党内用纯粹思想宣传手段使自己的组织原则取得胜利。”（黑体是我用的）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象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