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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8卷 告全党书[99] （不早于1904年1月18日〔31日〕） 同志们！我们的党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清楚，我们的中央机关报上也公开地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地自觉地参加为尽快地尽可能无痛苦地摆脱危机所必需的一切活动。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及此后很久召开的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一直是属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同志，现在却在《火星报》第57号上为少数派的要求进行辩护，指责中央委员会“偏袒”，不肯让步，说这只对敌人有利，责备中央委员会不愿增补少数派分子。普列汉诺夫同志认为，只有进行增补才是“使我们党摆脱严重危机的唯一办法，这个危机正在使我们的力量大大削弱而使我们的人数众多的敌人和对手的力量大大加强”。普列汉诺夫同志说，我们不但要遵守党章（这里想必是就这种严重的危机而言），而且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当前党内的力量对比。我们必须摆脱小组习气的和学理主义的观点，因为它强调的是把工人分开的东西而不是把工人团结起来的东西。 这些一般道理无疑是正确的，而全体社会民主党员要正确地运用这些一般的道理，必须确切了解事实，认真考虑实际情况。 当然，我们应当用一切办法，尽一切努力，不怕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消除我们党内的小组习气、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为争夺指挥棒而发生的不体面的不成体统的争吵！看看我们党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发生的事件吧。我们应当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老老实实地进行诊断，对症下药地加以治疗。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现已全部出版；还为党员出版了国外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党的出版物已经揭示了我们危机的不少表现和征象，虽然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作出一些总结了。 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以在我党中央机关成员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告终的。以24票对20票的多数选出了由三人（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也由三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拒绝选举，同全体少数派一起，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从这次代表大会起，就开始了少数派反对中央机关的激烈斗争，这是争夺指挥棒的真正斗争，是小组习气同党性的真正斗争，是为恢复旧编辑部、为把相应数量的（按少数派的看法）党员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斗争进行了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少数派完全拒绝在中央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实行抵制，进行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的典型例子，党员同志们在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斗争主要集中在国外，是在完全脱离正常工作和没有自觉的无产阶级代表参加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斗争使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的中央机关拿出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去奔走、会晤和商谈，以消除无数琐碎的不满、冲突和无谓争吵。至于反对派的要求既没有考虑到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也没有考虑到整个党内的力量对比，这从下面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例如，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甚至同意增补两人，就是说，同意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有相等的代表。反对派却要求在编辑部占大多数（4比2）。在立即就要发生分裂的情况下，两个中央机关最后对于争夺指挥棒的要求作了一系列让步：编辑部成员进行了增补，列宁辞去了编辑部和总委员会的职务，多数派的一个委员退出了总委员会[100]，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破坏了党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的国外同盟没有改组，建议给反对派两个中央委员席位。 反对派不接受最后一个条件。他们显然要求有更多的席位，而且不是给中央委员会挑选的人，而是给反对派指定的人。无论是从力量对比，还是从事业的利益来说，都不能认为这种要求是对的，这些最后通牒只能通过以分裂相威胁，通过抵制和扣留经费这类施加压力的粗暴的、机械的手段来支持。 这种迫使我们抛开了正常工作的争夺席位的斗争，使党处于极其严重的组织瓦解和思想混乱的状态。少数派的所谓原则分歧为这场斗争披上了伪装，这就使党内的思想混乱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更加严重。 过去，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并多次断然声明——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一切选举对自己具有绝对的约束力。现在少数派实际上已经拒绝承认整个党章和一切选举；现在，坚持一致通过的决议的人倒成了“形式主义者”；所有接受了代表大会的全权委托的人被称为“官僚”；依据反映了（根据我们共同一致的看法）党内力量对比的多数票办事的人被指责为抱着粗暴的、机械的、文牍主义的观点。谁在代表大会上受全体同志的委托选举负责人员，让某些编辑去当撰稿人和让某些组委会委员去当一般工作人员，他就被斥责为把党员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少数派早在党代表大会上就持有的不正确的和不坚定的立场，必然使他们采取这种虚伪手段，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不是到了结束这种涣散状态的时候了吗？每个珍惜我们党的命运的人都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吧。 现在不是到了坚决结束这种争夺中央机关的斗争，这种对我们整个工作起着严重瓦解作用的计较地位的时候了吗？经过好几个月的商谈之后，还一再提出同反对派进行新的商谈，提出中央委员会片面或者说偏心的问题，这样做合适吗？在编辑部进行了增补，和平已经得到了保障以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必然又会产生我们中央机关报是否片面和偏心，甚至违背党性的问题。这场关于中央机关成员问题的不体面的争吵，我们还要进行多久呢？我们怎样才能够解决某一方的要求是否合理的问题呢？衡量是否合理的尺度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在代表大会所决定的问题上已经作了许许多多让步的“坚定派”说成是不肯让步的，而不把在竭力制造分裂和直接准备分裂方面实际上表现得异常坚定的那些所谓“温和派”说成是不肯让步的呢？ 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怎样摆脱这种反常状况吧。中央委员会曾经希望，中央机关报的内阁的更迭能够导致和平。当争论双方都已走得很远的时候，当争夺指挥棒的斗争已达到分裂边缘的时候，本来还有一线希望，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彼此隔离开来，以便互不妨碍，以便通过在一个党内共同工作来逐步消除一切磨擦，以便不触及或少触及那些“麻烦的”问题。原以为中央机关的分开至少能部分地使危机得以消除，因为少数派有了自己的中央机关报，可以自由地聚集在它的周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地进行自己的党的工作，而不会感到自己在党内是“外人”了。多数派也会因为掌握中央（或者说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样，争夺中央机关的斗争就可以停止，而转到完全从原则上来分析各种意见分歧和差别。 由于《火星报》提出对中央委员会进行增补的问题，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我们认为，不能再在使我们感到厌恶的争夺席位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了。如果没有其他办法，而少数派又只有占据最高职位才能在党内工作，我们甚至宁愿把所有的指挥棒都交给他们。随着我们运动的这种新的使人厌恶的病症变成慢性的顽症，随着这些琐碎的争吵变得愈来愈琐碎，愈来愈使人无法容忍，我们采取这种步骤的决心也愈来愈大了。 但是，我们首先要尽可能明确地了解全党的意见，我们还要考虑革命舆论，特别是国内的革命舆论。我们请同志们仔细地考察和研究一下有关我们的“危机”的实际材料，从各个方面来估量一下党内的现状，对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
注释： [99]《告全党书》（草稿）是针对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可悲的误会》一文（载于1904年1月15日（火星报》第57号）写的，当时没有发表。——164。 [100]退出总委员会的这个多数派委员是列·叶·加尔佩林（卢）。——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