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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6卷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第二版序言 （1902年8月） 现在由于鼓动需要而出第二版的这本小册子，从写成到今天已经整整五年了。在这段不长的时期中，我国年轻的工人运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及其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至这样一本旧的小册子需要重印，未免令人感到奇怪。难道1902年同1897年相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没有丝毫改变吗？难道当时只是对自己的党务活动的“初步经验”作了总结的作者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没有前进一步吗？ 产生这种（或类似这种）问题的，自然不止一个读者，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提到《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并对其中某些地方加以补充。其所以要提到，为的是指出作者怎样叙述自己对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的看法；而要补充的则是那本小册子谈到的（第31—32、121、138页）［注：见本卷第42—44、149—150、172—173页。——编者注］写作这本现在正要重印的小册子的条件，以及它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中的特殊“时期”的关系。在上述《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我指出这样的时期一般说来有四个，最后一个时期包括“现在，以及将来的一部分”，第三个时期称为“经济”派占统治地位（至少是风行）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897—1898年开始，第二个时期是1894—1898年，第一个时期是1884—1894年。与第三个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时期中我们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发生意见分歧。社会民主党当时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当时还进行了谋求实践上一致和组织上一致的尝试（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注意力不是放在澄清和解决某些党内问题方面（象在第三个时期那样），而是一方面放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敌人进行思想斗争上，另一方面放在开展党的实际工作上。 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没有“经济主义”时期所存在的那种对抗。 这本小册子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当时的状况和当时的“任务”方面的特点。小册子只是号召深入广泛地开展实际工作，它既没有看到由于某些总的观点、原则和理论讲得不够明确而可能使实际工作受到的任何“阻碍”，也没有看到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方面（当时并不存在）的困难。小册子对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对民意党人和民权党人[191]，作了一些原则性说明，竭力消除那些使他们对新的运动抱旁观态度的误解和偏见。 现在，“经济主义”时期看来就要结束，社会民主党人的状况又很象五年以前那样了。当然，由于这段时期中运动获得了巨大进展，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要复杂得无可比拟，但是现时的基本特点仍旧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一样，不过基础更加广泛、规模更加宏大了。我们的理论、纲领、策略任务同实践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正随着经济主义的消失而消失。我们又能够而且应当大胆地号召深入广泛地开展实际工作了，因为进行这个工作的理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澄清。我们又需要特别注意俄国那些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秘密派别了，而我们面前的这些派别，实质上也还是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那些派别，只不过它们现在发展多了，定形多了和“成熟”多了。 民意党人在扔掉自己那套旧袈裟的过程中竟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人”，而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停在半路上。他们离开了旧立场（“俄国的”社会主义），而没有走上新立场（社会民主党）。对于只有现代人类才知道的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他们却根据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和机会主义的（－“革命党人”！）批评把它束之高阁。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使他们实际上成了“革命冒险主义’，这既表现在他们力求把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农民这样一些社会阶层和阶级相提并论，又表现在他们大声鼓吹“系统地”使用恐怖手段，也表现在他们制订了出色的最低土地纲领（土地社会化，——合作社，——农民束缚于份地。见《火星报》第23号和第24号［注：见本卷第365—386页。——编者注］），还表现在他们对自由派的态度（见《革命俄国报》第9号和《社会主义月刊》[192]第9期上日特洛夫斯基先生对《解放》[193]的评论）以及我们还势必要不断谈到的其他许多问题上。现在俄国还有那么多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在培植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使怀有激进情绪的个人希望把过时了的旧东西同没有生命力的时髦东西结合起来，妨碍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同正在进行自己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融合起来，——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演进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还没有使“社会革命党”这样一个派别或这一类派别失去任何基础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党还必须同它们进行清算。 民权党人在1897年的模棱两可的特点（见下面，第20—2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43—445页。——编者注］，并不亚于现在的社会革命党人，因此他们很快退出了舞台。但是他们的“清醒的”思想——把政治自由的要求同社会主义完全分开——并没有死去也不可能死去，因为在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阶层中，自由主义民主派思潮还很强大，而且愈来愈强大。因此希望把俄国资产阶级反政府派中的代表人物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自由派的《解放》就成了民权党人的合法继承者，就成了他们的坚定的、彻底的、成熟的继续者。改革前的旧俄国、宗法式农民、既迷恋于村社又迷恋于农业合作社和“抓不住的”恐怖手段的旧式知识分子，必然衰老和腐朽到什么程度，资本主义俄国的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必然要发展和成熟到什么程度，而他们的清醒的自由主义现在开始意识到，养活一个笨拙、野蛮、代价高昂而一点也防御不了社会主义的专制政府是不划算的，他们要求实行欧洲式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它们本能地（在无产阶级觉醒和发展的时代）力求用否认一般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所以我们有理由感谢企图建立“地方自治派立宪党”的自由派地主先生们。第一，——我们从最不重要的讲起——我们感谢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拣去了司徒卢威先生，彻底把他由假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派，这就帮助我们用活生生的例子向所有的人表明了一般伯恩施坦派，尤其是俄国伯恩施坦派的真正意义。第二，《解放》力图把俄国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变为自觉的自由派阶层，它这样也就帮助我们更快地把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变成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在我国，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那么多面目不清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假社会主义，而新的自由派比起它们来显然是前进了一步。现在工人们就很容易看清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很容易弄清楚建立同国际社会民主党联合一致的独立工人政党的必要性，现在就可以十分直接地号召知识分子明确自己的立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那些模棱两可的理论和派别很快就会被这两个正在发展和加强的“对立物”的磨盘碾得粉碎。第三，——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自由派所持的反政府立场会动摇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的联盟，那我们是要感谢他们的。我们之所以说“如果”，是因为自由派向专制制度卖弄风情，对和平文化工作赞不绝口，同“心怀叵测的”革命派进行战斗等等，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动摇了专制制度，不如说是削弱了同专制制度的斗争。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和毫不留情地揭露自由派的任何不彻底性，揭露他们向政府讨好的任何企图，从而削弱自由派资产者先生们政治活动的叛卖性这一面，使他们的左手瘫痪，而保证右手作出最大的成绩。 可见，无论是民意党人还是民权党人，他们在发展、确定和形成自己的真正意图和真正本性方面，都迈开了很大的前进步伐。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半期在革命青年小组之间所进行的那种斗争，现在作为成熟的政治派别和真正的政党所进行的决战而重现了。 因此，《任务》这本小册子的再版大概不无好处，它可以使年轻的党员们回忆起党的不久前的过去，可以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在其他派别中取得直到现在才完全确定了的那种地位，可以帮助他们更清楚更明确地了解实质相同但更为复杂的当前“任务”。 现在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特别有力地提出的一个任务是：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任何涣散和动摇现象，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并在组织上合并，全力以赴地联合所有进行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使他们的活动深入和扩大，同时密切注意向尽量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说明社会民主党早就注意到的上述两个派别的真正意义。 尼·列宁
注释： [191]民权党人指俄国民权党的成员。民权党是俄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秘密团体，1893年夏成立。著名成员有前民意党人奥·瓦·阿普捷克曼、安·伊·波格丹诺维奇、亚·瓦·格杰奥诺夫斯基、马·安·纳坦松、尼·谢·丘特切夫等。民权党人主张联合一切反沙皇制度的力量为实现政治改革而斗争。1894年春民权党的组织被沙皇政府破坏。大多数民权党人后来加入了社会革命党。——388。 [192]《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389。 [193]《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地方自治人士立宪派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3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