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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6卷 革命冒险主义[187] （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8月14日和9月14日〕） 一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革命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发展，“我国的派别”也在异常迅速地成熟（和凋谢）。凡是在俄国这样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中有着扎实基础的派别，几乎一下子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探索到了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阶级。司徒卢威先生的演进就是一个例子。仅仅在一年半以前，革命工人还要求“撕下”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现在他自己已经撕开假面具亮相了，成了为自己的坚固基础和沉着冷静而自豪的自由派地主的领袖（或奴仆？）。反之，凡是只代表知识分子这些中间的和不坚定的阶层所特有的传统的动摇观点的派别，却竭力用喧嚷来代替同一定阶级的接近，而且事件的声势愈大，它们就喧嚷得愈厉害。“我们大声喧嚷，老兄，大声喧嚷”，这是很多怀有革命情绪的人提出的口号，他们是被事件的旋风卷进来的，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社会基础。 “社会革命党人”就属于这种“喧嚷的”派别，他们的面貌暴露得愈来愈清楚了。到时候了，无产阶级现在应该仔细认清他们的面貌，确切地搞清楚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愈是感觉到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不紧密地靠拢真正革命的社会阶级就无法存在，他们就愈加坚决地想从无产阶级这里寻找友谊。 下面三种情况最有助于弄清社会革命党人的真面目。第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在“批评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下抬起头来的机会主义发生分裂。第二，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以及某些革命者在情绪上重新倾向于使用恐怖手段。第三，也是主要的，最近的农民运动迫使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而没有任何纲领的人不得不事后发表稍微类似纲领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所有这三种情况的时候，必须声明一点：在报纸论文中只能简单地提出一些主要论点，至于更详细的阐述，恐怕只能留到杂志论文或小册子里去谈[188]。 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和危机》的未署名的编辑部文章中，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理论声明。我们非常愿意把这篇文章介绍给一切想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理论上毫无原则性和动摇性（以及用滔滔不绝的话来掩饰这种无原则性和动摇性的技巧）的人。这篇十分精采的文章的全部内容，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发展成了世界的力量；由于革命者（“正统派”）同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斗争，现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分裂。我们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从来没有同情过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对使我们摆脱了教条束缚的“批评”感到欢欣鼓舞，我们也要重新审查这种教条，虽然我们还没有进行过任何批评（除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虽然我们还没有作过什么重新审查，但是我们这种摆脱理论束缚理应认为是我们的莫大功劳。之所以理应认为是功劳，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些摆脱理论束缚的人竭力主张普遍联合，严斥各种原则性的理论争论。《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27页）煞有介事地硬要我们相信：“严肃的革命组织不会去解决那些永远会引起分裂、引起争论的社会理论问题，当然这不应当妨碍理论家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而我们，趁事情还没有头绪，乐得趁这空当寻寻开心。 现在要认真地分析这种脱离（因争论本身）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还没有可能。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加倍注意理论，更坚决地采取严肃坚定的立场，更果断地同动摇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划清界限。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既然“连德国人”也在分崩离析，那上帝也会让我们俄国人为自己不知道蹭到哪里去而感到骄傲。在我们看来，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没有理论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件“对联合”特别便利的事情。可见，我们和他们是谈不拢的，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唯一的希望是：司徒卢威先生也许能使他们明白过来，因为司徒卢威先生也在谈论（只是更加煞有介事）消灭教条，说“我们的”任务（同任何向无产阶级求援的资产阶级的任务一样）不是制造分裂，而是谋求联合。社会革命党人在司徒卢威先生的帮助下是否会有一天看到，他们为了联合而脱离社会主义和在脱离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去联合的立场，真实意义究竟是什么？ 现在来谈第二点，即恐怖手段问题。 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维护已被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证明是不适用的恐怖手段，竭力声称他们所承认的只是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恐怖手段，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用以驳斥（而且在很长时间内已经驳倒了）这种斗争方法的合理性的那些论据，是与他们不相干的。这里重现了同他们对待“批评”的态度十分相似的情景。社会革命党人嚷嚷说，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却又仅仅根据机会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批评，就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教条束之高阁了。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没有重犯恐怖主义者的错误，我们没有放弃群众工作。但同时他们又热心地向党推荐象巴尔马晓夫刺杀西皮亚金这样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并看到这种行为同群众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就其实现的方式来看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干这种事的人既没有指望也没有期待群众会进行某种一定的发动，或者会给予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天真地不去发觉他们倾心于恐怖手段同下面一件事实有极其密切的因果关系：他们一开始就站在并且继续站在工人运动之外，甚至不打算成为进行自己阶级斗争的革命阶级的政党。热中于指天誓日往往反而使人不得不存戒心，怀疑这样大肆渲染的东西是否真实。每当我听到社会革命党人担保说，我们采用恐怖手段决不放弃群众工作，我就常常想起这样一句话：干吗要这样起誓呢？其实作这种担保的正是那些已经脱离了真正能提高群众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人，而且他们抓住随便什么理论的只言片语，还在继续脱离这个运动。 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发的传单[189]，是上述情况最好的说明。这是一份极生动的、使直接活动者感兴趣的最确凿的材料。根据《革命俄国报》可贵的旁证（第7号第24版）［注：诚然，《革命俄国报》在这一点上也在搞什么左右逢源。它一方面说“完全吻合”，另一方面又暗示是“言过其实”。《革命俄国报》一方面声明，这份传单只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个小组”印发的，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传单上印有“社会革命党刊印”的字样，而且就是这个《革命俄国报》还刊载了“祝你在斗争中争得自己的权利”的题词。我们知道，触及这个痛处对《革命俄国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躲躲闪闪简直是不光彩的。“经济主义”的存在，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是不愉快的，但是它公开揭露经济主义，从来不想蒙蔽任何人。］，这份传单“关于恐怖斗争问题的提法”“同党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4月3日的传单非常认真地抄袭了恐怖主义者那一套“最新的”论据。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号召采用恐怖手段，不是代替群众工作，而正是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并和群众工作同时进行。”这句话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句话是用比其他字体大两倍的铅字排印的（当然，《革命俄国报》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把“不是代替，而是同时进行”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论据、历史的全部教训马上就不存在了。可是，不妨读一下传单的全文，你们就会看到，假借群众名义用黑体字发出誓言是枉费心机的。“工人群众摆脱蒙昧状态”和“以强大的人民浪潮把铁门冲垮”的日子，“可惜！”（真的是说：可惜！）“还不会很快到来，一想到这样将要作出多少牺牲，就令人不寒而栗！”“可惜还不会很快”这几个字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对群众运动的完全无知和不信任吗？难道不是故意虚构这个论据来嘲笑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事实吗？最后，就算这个陈旧的论据说得有根有据，如同它实际上荒诞无稽一样，那也由此特别突出地说明了恐怖手段的不中用，因为没有工人群众，任何炸弹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请继续听下去：“每一次采用恐怖手段的打击，似乎都夺去了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力量，并且把这部分力量〈！〉完全转换到〈！〉自由战士方面去。”“既然恐怖手段将经常〈！〉采用，那就很清楚，我们最终将会占优势。”是的，是的，任何人都很清楚，我们看到的是无与伦比的，最露骨的恐怖主义偏见：政治谋杀自然而然会“转换力量”！你们看，一方面是转换力量论，另一方面说“不是代替，而是同时……”干吗要这样起誓呢？ 但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哩。社会革命党边问边答说：“应该刺杀谁？”应该刺杀大臣而不是沙皇，因为“沙皇不会把事情弄到极端地步”（！！他们怎么知道的？？），再说“这也比较容易做到”（真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一个大臣能够深居在象城堡那样的宫廷里”。这种论证最后所作的如下论断，可以作为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典范万古长存。这就是：“专制制度对付群众有士兵，对付革命组织有秘密的和公开的警察，但是什么东西来解救它……”（它是谁？是专制制度吗？作者不自觉地已经把专制制度同比较容易刺杀的大臣一视同仁了！）“……免受那些个人或小组的袭击呢？这些个人或小组都不断地、甚至互不通气地〈！！〉在准备进攻和实行进攻。任何力量都对付不了这种抓不住的活动。可见，我们的任务是明确的，就是用专制制度给我们留下的〈！〉唯一手段即暗杀的手段来搞掉专制制度的每一个掌权的暴吏”。不管社会革命党人费尽多少笔墨，不管他们怎样担保说鼓吹恐怖手段不会脱离、不会破坏群众工作，但是他们滔滔不绝的言词推翻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上述传单如实地反映了现代恐怖主义者真正的心理状态。转换力量论自然是同这种不仅把过去的全部经验而且把任何常识都彻底颠倒过来的抓不住论相辅相成的。革命的唯一“希望”就是“群众”，只有（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领导这种群众的革命组织，才能够同警察进行斗争，——这是起码的常识。来论证这一点真有点不好意思。只有那些把一切都忘得精光、什么也没有学会的人，才会提出“相反的”解决办法，发表奇谈怪论，胡说八道，说什么士兵可以“解救”专制制度免受群众攻击，警察可以解救它免受革命组织打击，然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救它免受那些追踪大臣的个人袭击！！ 这种奇谈怪论我们相信一定会成为一句名言，决不单单只是一种荒诞的论断。不，它是很有教益的，因为这样大胆地发表谬论，揭露了恐怖主义者同“经济派”（或许应当说，同死去的“经济主义”的过去的代表？）共同的基本错误。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就是不了解我国运动的基本缺点。由于运动的发展异常迅速，领导者落后于群众，革命组织的发展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不能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这种不适应的现象是存在的，任何一个诚实的、对运动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既然如此，那就很明显，现在的恐怖主义者就是改头换面的地道的“经济派”，只是他们走到了同样愚蠢却又是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在革命者的人力物力不足以领导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的时候，号召采取象组织某些个人和某些互不通气的小组去谋杀大臣那种恐怖手段，这就意味着不仅会因此而中断群众工作，而且会直接破坏群众工作。我们在4月3日的传单中读到：我们革命者“过去惯于怯生生地抱成一团，甚至〈注意〉近两三年来产生的那种新的勇敢精神暂时还是使群众的情绪比个人更为高涨”。这两句话里有很多无意间道出的真情。正是这种真情彻底击溃了恐怖主义的鼓吹者。任何一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可以从这种真情中得出如下结论：应当更坚决、更勇敢、更严整地抱成一团行动。而社会革命党人的推论却是：“开枪吧，抓不住的个人，因为一团人可惜还不能很快地行动，而且还有士兵来对付他们。”先生们，这全是胡扯！ 传单上当然也少不了激发性的恐怖手段论。据说：“英雄的每一次决斗都能激励我们大家的斗志和勇气。”但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和从当前的事实看到，只有进行新形式的群众运动，或者唤醒群众的一些新阶层参加独立的斗争，才能真正激励大家的斗志和勇气。至于决斗，只要它依然还是巴尔马晓夫之流的决斗，直接地引起的只是瞬息即逝的轰动，而间接地却使人变得冷漠，消极等待下一次的决斗。他们还硬要我们相信，“每一次恐怖手段的闪电都会启发人们的智慧”，可惜我们在鼓吹恐怖手段的社会革命党身上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们还奉送给我们一种大小工作论，说什么“谁能力强、机会多、决心大，他就不要安心于小〈！〉工作；他应当去寻求并献身于大事业，比如向群众〈！〉宣传恐怖手段，准备复杂的……〈抓不住论已被遗忘了！〉……恐怖活动。”这真算得绝顶聪明了：让革命者为了向恶棍西皮亚金报复和用另一个恶棍普列韦来代替他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大工作。而象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游行示威这样的工作，却是小工作。《革命俄国报》第8号正是作了这方面的解释，它声称，武装游行示威“作为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写起来容易，讲起来也容易”，“然而这一切议论至今只不过是理论而已”。［注：这两句话引自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告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全体工作者书》（1902年6月25日《革命俄国报》第8号第6版）。——编者注］这些不受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的束缚、无视一切人民运动的痛苦经验的人所讲的话，我们是多么熟悉啊！他们把直接产生显著的和轰动一时的结果同求实精神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要求坚持阶级观点和保持运动的群众性是“不明确的”“抽象理论”。在他们心目中，所谓明确性就是盲从每一次情绪的转变并……因而在每一次转变时必然束手无策。游行示威一开始，这些人就发出血腥味的论调，说什么这是末日的开始。游行示威一停止，他们就垂头丧气，不等靴子穿破[190]，就已经叫喊什么：“可惜，人民还不能很快……”沙皇的暴吏们又在干新的下贱勾当了，于是他们就要求给他们指出一种可以彻底回击这种暴力和立即“转换力量”的“明确的”手段，这样他们就可以骄傲地允诺力量的转换！这些人不了解，单拿这种“转换”力量的诺言来说就已经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他们的冒险主义是由他们的无原则性所决定的。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冒险主义，无情地揭露那些最终必将令人完全失望的幻想。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革命阶级的运动，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要不断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改变形式或者把新旧形式重新配合。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当学生运动尖锐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工人帮助学生（《火星报》第2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46—351页。——编者注］，既不预测游行示威的形式，也不轻许诺言，说游行示威可以立即转换力量，启发智慧，可以不被抓住。当游行示威经常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号召组织游行示威、武装群众，并且提出准备人民起义的任务。我们在原则上丝毫不否定暴力和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要求准备的是这样一些暴力形式，它们必须依靠群众直接参加并能保证群众直接参加。我们并没有闭起眼睛无视这个任务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坚定顽强地去完成这个任务，即使别人反对说这是“遥遥无期的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惶惑不安。是的，先生们，我们是赞成未来的运动形式的，而不是仅仅赞成以往的运动形式。我们宁愿为有前途的事情干长期的艰苦工作，而不愿意“轻松地”重复那些已经注定成为过去的事情。我们要时刻揭露那些人，他们在口头上反对老一套教条，而实际上提出的也无非是一套最陈腐最有害的转换力量论、大小工作差别论，当然还有决斗论和单独决斗论。4月3日传单最后这样写道：“从前人民的领袖在人民的血战中用单独决斗解决了战斗，同样地，恐怖主义者也将在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中为俄国争得自由。”这样的论调只要转载出来，就会被驳倒。 凡是真正把自己的革命工作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人，都会清楚地知道、看到和感觉到，无产阶级（以及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的人民阶层）有多少迫切的直接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他知道，在很多地方，在很多大地区，工人群众简直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斗争，然而由于缺乏文献和领导者，由于革命组织缺乏人力和物力，他们的激情白费掉了。于是我们便陷入（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一种该死的绝境，这种绝境象厄运一样长期笼罩着俄国革命。一方面，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和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革命激情白费掉了。另一方面，那些不相信能同群众列队前进、并肩工作的“抓不住的个人”的开枪行刺也徒劳无用。 但是，同志们，事情还是完全可以挽回的！对目前事业丧失信心，不过是很少的例外。迷恋于恐怖手段，不过是一时的情绪。愿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要把革命者的战斗组织同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英雄主义结成一个整体！ 在下篇文章中，我们将考察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 二社会革命党人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特别引人注意。无论是旧的俄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继承人，还是俄国无数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总认为自己特别通晓土地问题。那些拥护机会主义批评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嚣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批评”完全打乱了阵脚。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可说是把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了，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偏见……过时了的、早被生活驳倒了的教条……革命知识分子闭眼不看农村，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被正统思想禁止了”以及很多诸如此类的话。目前，诋毁正统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有些诋毁正统思想的人，到农民运动开始时连自己的土地纲领都没有来得及制定，该把他们归入哪一类呢？《火星报》在第3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79—386页。——编者注］上阐述自己的土地纲领时，《俄国革命通报》只知道嘀咕说：“既然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又一个意见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消失了。”［注：引自对《火星报》头三号的评论（1901年7月《俄国革命通报》第1期第85页）。——编者注］在这里，《俄国革命通报》编辑部又倒了一个小霉，就是它根本不了解《火星报》对问题的提法（“把阶级斗争引进农村”）。现在《革命俄国报》才迟迟引证了《当前问题》这本小册子，虽然小册子中没有任何纲领，有的只是对赫茨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机会主义者的颂扬之词。 这些在农民运动开始前既同意《火星报》的观点也同意赫茨的观点的人，在农民起义后的第二天，就“以社会革命党农民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宣言，然而在这个宣言中，你们找不到一句话真正出自农民之口，你们所看到的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你们在民粹派、自由派和“批评派”……那里见到过几百次的东西。人们说，勇能夺城。这固然不错，不过，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粗制滥造的广告证明不了这种勇气。 我们看到，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优越性”就是摆脱了理论的束缚，他们的主要技巧就是善于讲些言之无物的空话。但是，要制定纲领，不管怎样总得发表意见。比如说，必须彻底抛弃“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除了城市无产阶级不存在其他革命力量的教条”。“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从《共产党宣言》开始，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所依据的无可怀疑的真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其余的阶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和实际成为革命阶级。有些人把这个真理“说成是”某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教条，并且企图要天真的读者相信，似乎这个教条的“全部基础就是确信公开的政治斗争遥遥无期”，试问，对这样的人该怎样看待呢？ 为了反对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唯一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学说，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这就暴露了他们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如果你们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相提并论，那就是说，你们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为一定的社会阶层，即象雇佣工人和农民一样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集团。但是作为这样一个阶层的俄国知识分子，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司徒卢威先生对待这个阶层的态度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他把自己的机关报叫作俄国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如果你们说的是还没有任何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生活迫使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正常地位而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那么，把这种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相提并论，也是极其荒谬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任何阶级一样，不仅在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还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中间物色拥护自己的人。社会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条”的攻击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党的全部力量就是一小撮离开了旧立场而没有走上新立场的俄国知识分子。 至于谈到农民，社会革命党人的见解更为混乱。他们问道：“哪些社会阶级一般〈！〉总是〈！！〉支持现存……制度〈仅仅是专制制度吗？还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制度呢？〉，保护这个制度并且自身不受革命化的影响呢？”单是问题的提法就够混乱的了。老实说，对这个问题只能反问一句：哪些知识分子一般总是支持现有的思想混乱状态，保护这种混乱状态并且自身不受一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呢？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对这个不严肃的问题却想作出严肃的回答。他们首先把资产阶级列入“这些”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得到了满足”。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似乎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参看《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132—133页），这种陈旧的偏见现在成了“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共同财产。再说一遍：司徒卢威先生不可以使他们的头脑开开窍吗？ 其次，社会革命党人把“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列入这些阶级，说“这些阶层的利益是个人主义的，没有形成为阶级的利益，也没有在改良的或革命的社会政治纲领中表述出来”。这是从何说起，只有天晓得。小资产阶级不仅不一般和总是保护现存制度，而相反地，它往往甚至进行革命发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即当它依附无产阶级的时候），经常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几乎总是制定出社会改良的纲领，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位作者只是“更加喧嚷地”胡乱对小资产阶级攻击一通。承袭了屠格涅夫在自己《散文诗》中的一首借“老滑头”之口所讲的那种“处世之道”：对于感到自己也有的丑事要更加大声地骂［注：参看《屠格涅夫全集》1956年俄文版第8卷第464页。——编者注］。请看，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感觉到，他们那种脚踏两只船的立场的唯一社会基础只能是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所以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写成这样，似乎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不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只是一种论战性说法。他们还想回避另一个不愉快的问题，即他们不懂得现代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答复这个问题呢？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你们在重复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言只语（比如关于农民离乡背井和到处流浪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却闭眼不看正是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俄国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你们是否要向我们解释，现代社会中的“私有者或半私有者”怎么能不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 不会的，别指望了！社会革命党人在实质问题上不会作出任何答复、任何说明、任何解释的，因为他们（还是同“经济派”一样）牢牢掌握了在理论方面一言不发的策略。《革命俄国报》指着《俄国革命通报》说，这是他们的事情（参看该报第4号给《曙光》的答复）。而《俄国革命通报》则向读者讲述机会主义批评的功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说，还要进行更加厉害的批评。先生们，这还少了点儿吧！ 社会革命党人洁身自好，不受现代社会主义学说的有害影响。他们保留了庸俗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旧方法。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即某一人民阶层的新运动。社会革命党人不研究这个阶层的状况，也不打算从这个阶层的性质以及它同正在发展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来说明这个运动。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全是空洞的教条，都是过时了的正统思想。他们的做法简单得多，只要看看正在发动起来的阶层的代表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们讲的是土地、是补分土地、重分土地。你们看，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半社会主义的纲领”、“完全正确的原则”、“光辉的思想”、“在农民脑子里已经萌芽的理想”，等等。只要“把这种理想加以纯化和提炼”，就能得出“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读者，你们不相信吗？这些灵巧地照本宣读最新著作的人，会把这种民粹派的破烂货重新搬到世界上来，你们是否觉得不可思议呢？然而这是事实，我们上面援引的话都是从《革命俄国报》第8号上的“农民联合会”的声明中摘来的。 社会革命党人责备《火星报》，说《火星报》把农民运动叫作农民的最后一次骚乱，就是过早地做安魂祷告。他们教训我们说，农民也可以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责难清楚地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混乱不堪。他们甚至分辨不清，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民主运动是一回事，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一回事。他们对农民运动的本身不了解，也就不能了解《火星报》这些使他们感到可怕的话只是针对前一种运动讲的。日暮途穷的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关于这一点，《火星报》不仅在自己的纲领中作了说明，而且还确切地规定了他们参加运动的条件。但是当前的农民运动根本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反，这个运动联合了农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因为这两者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确实是团结一致的。当前的农民运动清除了束缚我国农村中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基础的农奴制羁绊以后，能够建立的和一定要建立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结构，而是资产阶级的农业结构。 但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法理解的。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硬要《火星报》相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是一种空洞的教条，因为“改革”（60年代的）“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足够的〈！！〉场地”。灵巧人竟然会写出这种话来，他挥舞着灵巧的笔杆，以为“农民联合会”随便什么都可以写，反正农民不了解！但是，可爱的作者，请想一下：您从来没有听说过农奴制的残余正在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吗？您不觉得这甚至是近乎多余的重复吗？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读到过目前俄国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吗？ 《火星报》说，行将到来的革命将是资产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反驳说：这个革命“首先将是政治革命，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提出这种可爱的反驳意见的作者们，你们是否打算给我们解释一下，历史上是否有过哪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革命”？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能够设想吗？其实，连社会革命党人自己的纲领（平均使用归社会所有的土地）也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纲领的范围，因为只要保存着商品生产和允许私人经营制存在（即使是在公有土地上的），那也丝毫不会消灭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 社会革命党人愈是轻率地对待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就愈容易编造出什么“基本的演绎法”，甚至还以自己的“纲领能归结为”这样的演绎法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所有的三点演绎法，这些演绎法想必会作为社会革命党人思想敏锐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的纪念碑而永世长存。 演绎法之一：“俄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现在已经属于国家，应当使全部土地都属于人民。”这种在警察民粹派（如象萨宗诺夫等人）和各种讲坛改革派作品中令人感动地引证俄国国家土地占有制的手法，“现在已经”使我们讨厌了。“应当”使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以及革命者的人去跟在这些先生的屁股后面转。“应当”使社会主义者强调“国家”假想的万能（甚至忘记了很大一部分国家土地都集中在荒无人烟的边疆地区这一事实），而不要强调半农奴式的农民和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大土地占有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些大土地占有者占有大量优等耕地，“国家”一向同他们心心相印。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他们演绎出了纯粹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实他们由于对旧民粹主义采取了非批判态度而玷污了这种思想。 演绎法之二：“现在土地也已经在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应当由国家来完成这个过程。”入林愈深，木柴愈多。我们向警察民粹派再跨一步，就会呼吁（阶级的！）“国家”来扩大农民土地占有制。这真是绝妙的社会主义化，惊人的革命化。既然这些人认为农民购买土地和租佃土地并不是土地从农奴主－地主手中转到农业资产阶级手中，而是“从资本手中转到劳动手中”，那对他们还能抱什么希望呢？我们不妨提醒这些人至少注意一份关于“正在转到劳动手中”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材料：农民购买的土地的6/10—9/10，农民租佃的土地的5/10—8/10都集中在五分之一的农户，即为数很少的富裕农户手中。由此可以判断，社会革命党人硬说“我们并不指靠”富裕农民，而只指靠“纯粹劳动阶层”，这些话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 演绎法之三：“农民已经有了土地，而且大多数场合都在平均分配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土地，应当把这种由劳动者使用土地的做法贯彻到底……并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用集体的农业生产来完成这一过程。”剥开社会革命党人的外壳，你们就能看到瓦·沃·先生的原形！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在遁词掩饰下非常顺利地保存下来的民粹派的一切旧偏见便立即暴露出来了。国家土地占有制——由国家把土地转交农民——村社——合作社——集体主义，这就是萨宗诺夫、尤佐夫、尼·—逊、社会革命党人、霍夫施泰特尔、托托米安茨等先生们的宏伟公式，而在这个公式中只是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既没有包括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也没有谈到阶级斗争。这些人的整个思想行囊里满装着民粹派的褴褛衣衫和时髦批评的漂亮碎布，他们脑袋里怎么会想到这种区区小事呢？难道布尔加柯夫先生本人不是讲过在农村中不可能有阶级斗争吗？难道用“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不是可以使自由派、“批评派”以及所有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块传统性招牌的人感到心满意足吗？难道不是可以试试用保证来安慰天真的人们，对他们说“我们同任何把村社理想化的思想当然是格格不入的”吗？虽然你们在读到这种保证的时候，还可以读到侈谈“村社农民的庞大组织”，说什么“在某些方面俄国没有一个阶级能象农民那样容易地被推上纯粹的〈！〉政治斗争”，说什么农民自决权（！）的范围和权限远远超过了地方自治机关，“广泛的”……（到村子边上吗？）……“主动精神”同缺少“最起码的公民权利”这两者的结合，“好象故意想要……激发和锻炼〈！〉社会斗争的政治本能和政治素养”。不爱听就不要听，而…… “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从村社支配土地的传统转到土地社会化的主张，是多么容易。”先生们，情况不正是相反吗？有些人至今还不知道，半农奴制的村社把农民分成极小的组织和束缚农村无产阶级的手脚，正是半农奴制的村社这种中世纪的闭关自守状态维持着因循守旧、备受压抑和野蛮无知的传统，这些人难道不是不可救药的瞎子和聋子吗？你们承认离乡背井的好处，而离乡背井的现象已经把村社的那种臭名昭彰的平均传统破坏了四分之三，使这种传统只是变成了警察式的勾心斗角，这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社会革命党人根据上面分析的理论所制定的最低纲领是一件真正的奇闻。这个“纲领”包含两点：（1）“土地社会化，即把土地变为全社会的财产，供劳动者使用”；（2）“在农民中发展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经济合作社……〈以便进行“纯粹的”政治斗争吗？〉……以便使农民逐步摆脱货币资本的统治……〈去受工业资本的统治吗？〉……以便准备未来的农业集体生产”。就象一滴水珠反映出整个太阳一样，这两点反映出了现代“社会革命主义”的全部精神。在理论上，只有革命的词句，没有深思熟虑的和严整的观点体系；在实践上，只是无可奈何地仿效某种时髦的手段，而不参加阶级斗争，——这就是它们的全部内容。说实在的，要在最低纲领中把土地社会化和合作社相提并论，非有罕见的公民勇气不可。这个最低纲领，一方面是巴贝夫，另一方面是列维茨基先生。真是无与伦比。 如果可以对这个纲领作一个认真的评价，那我们不得不说，社会革命党人在用响亮的词句欺骗自己，也在欺骗农民。说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似乎“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起着革命的作用，培养着集体主义，而不是在巩固农业资产阶级，这是欺骗。说什么可以使“农民”看到土地社会化似乎也是“最低要求”，也是一种同合作社一样很快就能实现的东西，这也是欺骗。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会向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说明，消灭土地私有制现在只能是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直接前奏，仅仅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满足，因为成百万、成千万的破产农民即使自己有土地，也没有能力去经营。然而要供给这成千万破产农民农具、牲畜等等，就要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要求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进行反对农奴制残余的农民运动。社会革命党人把土地社会化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了。抽象地说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不消灭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实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社会革命党人的例子却清楚地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在警察国家里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就等于模糊阶级斗争这个唯一革命的原则，助长一切官僚习气。 不仅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竟反对我们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废除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这个要求，这样他们就堕落到了公开反动的地步。为了坚持民粹派关于“村社原则”和“平均原则”的偏见，他们竟拒绝为农民争取象支配自己土地这样“最起码的公民权利”，他们闭目养神，无视现实村社中的等级制闭关自守状态，他们成为警察禁令的辩护人，成为“国家”所设置和支持的……地方官的捍卫者！我们认为，不仅列维茨基先生，而且波别多诺斯采夫先生都不怎么害怕这种为了平均使用土地而提出的土地社会化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作为最低要求提出来的，而且与此同时既提到合作社，又为采取警察手段把农夫束缚在保障他们生活的官有份地上的做法辩护。 愿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能成为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教训和借鉴，成为说明被某些轻浮的人称之为摆脱教条束缚的无思想性和无原则性的后果的鲜明例子。只要一涉及实际问题，那么为提出彻底的社会主义纲领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社会革命党人一个也不具备：对于最终的目的没有明确的思想，对于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没有正确的了解，对于当前的实际形势和最近任务没有确切的概念。他们把土地社会化和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混为一谈，他们把农民关于小规模地平均使用土地的朴素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关于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学说搅在一起，这样只是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提出用发展合作社来代替阶级斗争，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们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设想。在评价当前俄国农业演进问题时，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农奴制的残余还在压抑着我国的农村。现在，除了表明他们理论观点的著名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和农民三位一体论，又加上了“纲领方面的”同样著名的土地社会化——合作社——农民束缚于份地的三位一体论。 请把这同《火星报》的纲领比较一下，《火星报》的纲领向全体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指出了唯一的最终目的，没有把这个目的缩减为“最低要求”，也没有为了迁就某些不开展的无产阶级阶层的思想或小生产者的思想而降低这个目的。无论在城市或农村，达到这一目的的道路只有一条——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除了这种阶级斗争而外，在我国农村中还进行着另一种斗争，即全体农民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政党也答应支持全体农民，竭力给他们的革命热情指出真正的目标，指导他们举行起义来反对他们的真正敌人；无产阶级的政党认为，如果把农民当作被监护人，向他们隐瞒目前他们能够立即做到的只是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痕迹和残余，只是为全体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更广泛更艰巨的斗争扫清道路，如果这样，那是不诚实的和不体面的。
注释： [187]《革命冒险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火星报》第23、24号，随后印成了小册子。1902年9月15日《火星报》第25号报道了小册子出版的消息。——365。 [188]列宁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保存下来的有关材料则有：《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片断》、《一本驳社会革命党人的小册子的提纲》（1903年春）、《一篇驳社会革命党人的文章的提纲》（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366。 [189]指1902年4月3日社会革命党印刷所印发的传单《告俄国沙皇全体臣民书》。列宁在下句中说的《革命俄国报》可贵的旁证，是指1902年6月《革命俄国报》第7号对这个传单的评论。——368。 [190]不等靴子穿破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意为时间十分短暂。丹麦王后在国王死去一个月后就嫁给了国王的弟弟。王子哈姆莱特在独白中责备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改了嫁（第1幕第2场）。——3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