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第6卷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

(1902年6月底—7月)



  (1)因为我国这种以“社会革命派”闻名的社会思潮,实际上正在离开而且已经离开了只有现在才有的、国际上唯一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又称“伯恩施坦派”)和革命派的大分裂中,这个思潮采取了十分不明确的和不能容忍的脚踏两只船的暧昧态度,它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批评,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动摇了”(《俄国革命通报》第2期第62页);它承诺按照自己的主张来“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而对履行这个危言耸听的诺言却什么也没有做。
  (2)因为社会革命派束手无策地屈从于应该称之为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潮的这种盛行的俄国社会政治思潮。社会革命党人重复“民意党”和俄国整个旧社会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到这个派别的萎靡不振和它的内部矛盾,而只是简单地给自由主义民粹派深奥的旧约全书增添一些革命词句,作为自己在俄国革命思想方面的独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粉碎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揭露了它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内容,过去和现在都在同它作战,并不因整批批评派的(=机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投入敌人阵营而感到不安。但是在整个这场战争中,社会革命党人过去和现在都是采取(至多是)敌对的中立立场,总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里他们只抄袭了少得可怜的只言片语)和假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脚踏两只船。
  (3)因为上面指出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国际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毫无原则,他们不懂得或不承认阶级斗争这个唯一真正革命的原则。他们不懂得,在现代俄国,真正革命的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只能是把社会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俄国工人运动现在正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强大、日益广泛地产生着。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国工人运动始终采取旁观者和外行人的态度,例如当这个运动由于发展异常迅速而患了“经济主义”毛病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一方面对别人从事唤醒工人群众这样一件新的困难的工作所犯的错误幸灾乐祸;另一方面又对进行了并且胜利地进行了反“经济主义”斗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百般干扰。对工人运动抱骑墙态度,必然会实际脱离工人运动;社会革命党脱离了工人运动也就失去了一切社会基础。它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作为依靠,因为那些动摇不定的、把自己的暧昧态度和无原则性称为“兼收并蓄”的知识分子集团是不能叫作阶级的。
  (4)因为社会革命党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想一视同仁地既依靠知识分子,又依靠无产阶级,又依靠农民,这就必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奴役。轻视理论,对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躲躲闪闪、摇摆不定,就必然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俄国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与无产阶级相提并论的社会阶层,只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支柱。这不仅是从我们全部学说中(根据这种学说,比如说,小生产者只有同商品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断绝一切关系,并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算是革命的)必然产生的看法,——不,除此而外,这也是现在已经开始表露出来的确凿事实。而在政治变革时期和政治变革后的第二天,这个事实必然会更加强有力地表露出来。社会革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上的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之一,对这些表现,社会民主党现在和将来始终应该进行坚决斗争。
  (5)因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我不说提出,而就说拟订吧)的那些实际纲领的要求,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个派别的无原则性在实践中带来了多大的危害。例如,《革命俄国报》[186]第8号所拟订的(也许说是散见于我国民粹派陈腐论断中的更确切吧?)最低土地纲领,一方面迷惑农民,答应他们实现“最低”纲领即土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迷惑工人阶级,在他们中间散播歪曲农民运动实质的完全错误的观念。这种轻率的诺言只能损害革命政党的声誉,其中也损害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作为我们最终目的的学说的声誉,这是第一。第二,社会革命党人把支持和发展合作社列入自己的最低纲领,因而就完全离开了革命斗争的立场,把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降低到最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第三,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消灭一切中世纪桎梏的要求(这些桎梏束缚了我国的村社,把农民拴在份地上,剥夺了他们的迁徙自由,必然使他们处于受屈辱的等级地位),从而表明他们甚至还不能使自己摆脱俄国民粹派的反动学说。
  (6)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把恐怖手段列入自己的纲领,并且鼓吹恐怖手段是政治斗争手段的现代形式;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工作同革命阶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给运动带来了极严重的危害。任何口头上的保证和誓言都推翻不了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社会革命党人采取和鼓吹的现代的恐怖手段,同群众工作、同为群众做的以及和群众一起做的工作没有丝毫联系;党来组织恐怖行动,使我们为数极少的组织人员放弃了他们困难的和远还没有完成的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的任务;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手段实际上无非就是受到历史经验全盘谴责的单独决斗。甚至外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开始为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样大肆鼓吹恐怖手段感到不安了。而在俄国工人群众中,这种鼓吹简直是在散布有害的幻想:似乎恐怖手段“在迫使人们甚至违反自己的意志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革命俄国报》第7号第4版);似乎恐怖手段“比几个月的口头宣传都更能改变成千上万的人对革命者,对革命者活动的意义〈!!〉的看法……”;似乎恐怖手段能够“以新的力量激励那些被许多次游行示威的悲惨结果吓得灰心丧气、失魂落魄的动摇分子”(同上)等等。这些有害的幻想只能引起迅速的失望,削弱发动群众攻击专制制度的准备工作。


载于1923年《探照灯》杂志第1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6卷第372—376页



  【参考文献】
  [186]《革命俄国报》(《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秘密报纸,由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于1900年底在俄国出版,创办人安·亚·阿尔古诺夫。1902年1月—1905年12月,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机关报在日内瓦出版,编辑为米·拉·郭茨和维·米·切尔诺夫。——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