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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纲领

——论当前历史时期与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
费迪南德·拉萨尔

1862年4月12日



　　先生们：
　　接到你们要我作讲演的邀请之后，我认为最好是选择一个按其实质来说必定会使你们特别感到兴趣的题目，并且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加以论述。就是说，我想谈谈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同工人等级思想之间的特殊联系。
　　我已经说过，我对这个题目的论述将是纯科学的。
　　但是真正的科学性只能是彻底的明确性，因而就要完全排除预先的设想。
　　既然在探讨我们的题目时，要排除任何预先的设想，那末甚至在开始就必须弄清楚“工人”和“工人等级”这两个词的精确含义。因为即使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也不敢预先设想它是某种完全已知的东西，绝对不能!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工人”和“工人等级”这两个词往往包含各种不同的含义，因此在适当的场合必须首先弄清楚我们使用这两个词时的含义。
　　但是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让我们先从另外一个问题谈起吧。
　　就是说，从下面这个问题谈起：工人等级不过是构成市民社会的许多等级中的一个，而工人在各个时期都是一直存在的。那末，这一独特等级的思想同我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原则之间的某种特殊联系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意义呢?
　　先生们，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追溯历史，即回溯过去；正确地理解过去就可以说明现代的意义，并且展望未来。
　　先生们，这个问题，我们必須尽可能简略地加以概述，否则限于我们的时间，恐怕根本就不能讲解我们原定的题目。
　　但是尽管面临这样的危险，我们也必须回顾一下过去的一般情况，哪怕只是约略地回顾一下，以便了解我们的问题和题目的意义。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世纪，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构成市民社会的所有那些居民中的等级和阶级，在当时都已经存在，只是远远没有象现在这样发达罢了；但是，我们还发现，有一个等级和一个因素在当时占统治地位，这就是地产。
　　先生们，地产在中世纪的各个方面都占统治地位，它给当时的一切制度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自己的特殊烙印。因此，地产应当被认为是当时的统治原则。
　　地产所以是当时的统治原则，原因很简单。这是中世纪的经济、经营管理的性质以及生产状况所决定的。这种解释，至少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当时商业还很不发达，工业更差。中世纪社会的主要财富在占压倒优势的程度上来自农业生产。
　　与地产相比，动产在当时很少受到重视。这在当时是何等普遍的现象，甚至连私法也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们，因为私法一向是它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关系的真实反映。譬如，为了一代一代地保护家产，防止其浪费，中世纪的私法规定家产或“世袭领地”不经继承人同意不得出让。但是所谓家产或“世袭领地”，指的仅仅是土地。相反地，Fahrnis（当时对动产的称呼）不经继承人的同意就可以出让。一般说来，古代德意志私法根本不把 Fahrnis 即动产看作独立的生产财产的基金即资本，而仅仅看作土地的果实，例如土地的年租，并且把动产同它们置于同等地位。当时，通常只是把地产看作独立的生产财产的基金。因此，如果说地产和主要支配它的等级，即你们所知道的贵族和僧侣，构成中世纪社会各个方面的统治因素，那末，这是最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并且是它的直接结果。
　　无论考察中世纪的哪一种制度，你们都会碰到这种现象。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某些最重要的制度，即地产成为其统治原则的制度，也就够了。
　　第一，由地产所制约的社会权力制度或封地制就是如此。先生们，你们知道，这种制度，就是国王、诸侯和领主把土地让给别的领主和骑士使用，而土地承领者为此特别要宣誓承担兵役，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宗主之间发生战争或械斗的时候，不但本人，而且连同自已的仆从都要去援助他们。
　　第二，公法制度或国家根本制度就是如此。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里，只有诸侯等级和拥有大地产的帝国伯爵和僧侣才享有代表资格。至于城市，只有在它取得帝国自由市的特权之后，才能够在国会中享有席位和表决权。
　　第三，大地产的免税权就是如此。先生们，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并且经常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特权等级总是力图把国家开支的负担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加在被压迫的非有产阶级身上。1641年，当黎塞留[1]要求教士交纳六百万法郎的特别税来满足国家的需要时，僧侣通过桑[2]的大主教对此作了一个能说明问题的答复；“教会全盛时期的惯例是∶人民以自己的财产、贵族以自己的鲜血、僧侣以自己的祈祷为国家的需要服务。”
　　第四，除了经营土地以外，社会上对于其他任何一种劳动都采取鄙视的态度。
　　对两个享有特权的、占统治地位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来说，管理工业企业，靠做生意或经营其他行业牟利，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不体面的；惟有靠地产获得收入才是光明正大的。
　　上述四个决定时代基本特征的重大而又典型的事实完全足以说明，地产在中世纪是怎样在一切方面都打上自己的烙印，并成为它的统治原则的。
　　情况确实如此，甚至1524年在德意志爆发并席卷了整个士瓦本、法兰肯、亚尔萨斯、威斯特伐里亚及德意志其他地区的、表面上十分革命的农民战争运动，在实质上也完全贯穿上述原则，因此，它尽管具有革命的外表，而实际上是反动的运动。先生们，你们知道，当时农民焚毁了贵族的城堡，用当时常见的方法，驱赶贵族穿过梭镖行列，杀死了贵族本人。但是尽管具有这种革命的外表，这个运动实质上仍然是反动透顶的。
　　因为照农民的理解，国家关系的复兴，即他们想要恢复的德意志自由，就是要废除诸侯在皇帝和帝国之间所处的特殊的、有特权的中间地位，代之以自由独立的地产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绝对代表资格。而且至今没有代表资格的农民地产和骑士地产，将同各种贵族，如骑士、伯爵和从前的诸侯的自己的、独立的地产一样，而不考虑它们已往的差别。这样，贵族地产就和农民地产具有同等代表资格。
　　于是，先生们，你们就会看到，这种设想归根结底无非是要更彻底更公平地实行作为即将灭亡的那个时代的基础的原则，无非是要更彻底更完全和更公平地实行这样一种原则，即地产应该成为统治的因素和每个人有权参加国家统治的唯一条件。每个人，即使他没有地产，他也有权参加国家统治，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理性的生物，这一点农民是万万想不到的! 当时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当时的思想的革命性还很差，因而要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可见，这种表面上具有很大革命坚定性的农民运动，实质上是反动透顶的，也就是说，农民运动所维护的不是新的革命原则，相反地，它不知不觉地实质上完全是维护旧的原则，维护保持现状的原则，维护日益没落的时代的原则。农民运动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自以为是革命的，实际上却是反动的。
　　无论农民起义还是贵族起义（弗兰茨·冯·济金根[3]），它们追求的原则都是共同的，即比以往更加彻底地根据地产参加国家统治。可是与此相反，当时日渐强盛的诸侯权力却代表了不以地产为转移的国家主权的思想，维护了不以私有财产关系为转移的国家观念，因而它往往是一种更公正的和更革命的因素。因此，它就能够顺利地发展，并且把农民运动和贵族运动统统镇压下去。
　　先生们，我所以要比较详细地论述这一点，第一，是为了要借助于一个例子，来向你们说明自由在历史发展中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而这个例子表面看来是绝对不能说明问题的。第二，因为历史学家还远不承认农民运动的反动性，不承认这是农民运动失败的唯一原因。他们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仍然认为农民战争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理由，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怪事，一些思想糊涂的人们荒唐地、错误地把那种不过是日益没落的时代和社会制度的比较彻底和比较纯粹的思想表现看成新的革命原则。先生们，那些表面上最有学问的人甚至教授，可能都属于这种思想糊涂的人，而且，正如圣保罗教堂给我们留下的痛苦的记忆那样[4]，他们确实是常常属于这种人。
　　先生们，我想提醒你们，要谨防这类纯粹是自以为革命的人和派别，因为这种人和派别今后同过去一样少不了。
　　同时，令人宽慰的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无数次运动，或者立即失败，或者虽然一时取得成功、只是昙花一现就失败了，并且使某些好心的、目光短浅的人民的朋友充满痛苦的忧虑，这些运动始终只不过是一些纯粹自以为革命的运动。
　　一个真正革命的、遵循崭新思想原则的运动，正如深刻的思想家能够欣慰地从历史研究中得到证实的一样，还从来没有失败过，至少没有最终地失败过。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题上来吧!
　　如果说农民战争只是自以为革命的，那末在当时，工业的进步、资产阶级生产和日益发展的分工的进步以及因此而出现的资本财富，却是真正革命的。资本财富完全积聚在资产阶级手中，因为正是这个等级从事生产，并把生产的全部利益攫为已有。
　　人们通常把宗教改革，即1517年，看作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
　　是的，从下述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宗教改革后最初的两个世纪中，缓慢地、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根本改变了社会面貌并引起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后来，1789年的法国革命并没有产生什么新的变革，它不过是把这种变革宣布一下罢了。
　　你们会问，这种变化表现在哪里?
　　贵族的法律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在法律上，贵族和僧侣仍然是两个占统治地位的等级，资产阶级依然是到处被轻视和被压迫的等级。然而，尽管在法律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在事实上，在实际上，这些等级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资本财富，即与地产相对立的动产在资产阶级手中形成和积聚起来，贵族就完全丧失了意义，甚至沦于真正依附这个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地位。它为了保持同资产阶级大致相同 的地位，不得不背弃所有的贵族等级原则，而开始采用资产阶级所赖以致富并从而获得实力的那些工业赢利手段。
　　莫里哀生活在路易十四时期，可是在他的喜剧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现象；当时的贵族既卑视富有的资产阶级，又依附于资产阶级。
　　路易十四是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国王，可是他为了借钱却在自己的凡尔赛宫里向当时的路特希尔德[5]，一个犹太人萨穆埃·贝尔纳德脱帽求情，卑躬屈膝。
　　十八世纪初，当著名的苏格兰金融资本家罗先生在法国建立了商业公司，即为了在密西西比河沿岸、路易西安纳、东印度等处进行商业剥削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法国摄政王竟亲自做了该公司的董事，从而成为商业界的一员!不仅如此，摄政王在1717 年 8月还被迫颁发敕令，规定贵族可以在这个商业公司担任海上和军事勤务，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尊严!请看，法兰西威武傲慢的封建贵族当时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他们竟充当了在全世界到处钻营的资产阶级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武装雇员了!
　　与这种变化完全相适应，当时已经产生了一种实利主义，也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对于这种实利主义来说，特权等级通常舍不得丢掉的一切道德观念，甚至一切等级利益都成为可以出卖的了。就在法国这位摄政王当权时期，一位与法国许多豪门显贵、甚至与摄政王本人有亲戚关系的第一流贵族霍恩伯爵，竟作为普通杀人盗犯被处以车裂刑。奥尔良公爵夫人，一个德意志公主，在1719 年 11月29日的信中写道∶一天，有六位高贵夫人在一个庭院里拦住了刚才提到的那位罗先生，这个人当时在法国赫赫有名，终日忙碌，所以很难找到他；这几位夫人缠着他，恳求他把他建立的那个公司的股票转让给她们一些。这个公司的股票，当时法国各地都在争购，而且交易所的价格比罗先生发行时的面值高出五至七倍，甚至更多。罗先生有急事要办，不愿听她们的话，最后，他看夫人们缠住不放，就对她们说；“太太们，实在抱歉，如果诸位还不放我走，我就要憋死了，我要小便，再也憋不住了。”对此，六位高贵的太太们回答他说；“没关系，先生，请方便吧，可是您得听听我们的话。”这位罗先生小便时，夫人们果真依旧站在他旁边，并向他陈述她们的恳求。
　　如果你们进一步问我，工业如此发展和资产阶级因此而发财致富的原因何在，那末为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就必须大大超过现有的时间。我只能简略地向你们列举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美洲的发现及其对生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绕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路的发现（因为过去所有同东方国家和印度的贸易都必经旱路、取道苏伊士地峡）；磁针和指南针的发明以及因而使海上贸易更为安全和迅速，保险费也随着减少；国内水路和运河的开辟以及公路的铺修，从而减少大宗产品的运费并使产品第一次有可能销往过去由于运费高昂而无法赢利的远方市场；市民财产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司法整顿就绪；火药的发明以及君主政权因此而得以破坏封建贵族的军事力量；随着贵族城堡被破坏，贵族的独立军事力量被打垮，雇佣兵和骑兵都被解散，他们现在只得到中世纪的作坊去谋职业。资产阶级所以能凯歌行进，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事件!
　　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但它们的结果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由于开辟广阔的销路，以及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随之降低，便出现了大规模的生产，即供应世界市场的生产；这种情况又反转过来要求进行廉价生产，为此就必须进一步地实行分工，也就是说，愈来愈细致地将劳动分为最简单的机械的操作；而分工的改善，反过来又促使生产规模不断地扩大。
　　先生们，这里有着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一个事实引出另一事实，后者反过来又影响前者，把它的范围扩充和扩大。
　　因此，你们将会理解，某种商品的大量生产，也就是说，供应世界市场的商品生产，一般说只有在生产费用低、商品运费不使商品价格涨价太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为实行大规模生产，就必须大量销售商品，而商品只有价格便宜、广大买主买得起，才有可能大量销售。因此，由于商品的生产成本低、运费低，商品生产的规模就必然会大，数量也就必然会多。反之，你们立刻又会看到，商品一经大量生产，商品价格也就会便宜，并且还会逐步地降低。例如，一个厂主一年销售二十万匹棉布，另一个厂主一年只产五千匹棉布，在出售每匹棉布时前者的售价就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比后者便值得多，因为他购买批发原料比较便宜，而且因为布匹数量很大，每匹布为他提供资本利润，提供固定资本、厂房和机器的利息可以比较少一些。因此，生产成本降低导致大批生产；大批生产通常使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又导致更大批的生产，更大批的生产又使生产成本再降低，如此循环不已。
　　分工的情形也完全一样∶分工是大量生产和低成本的必要前提，而没有分工无论低成本或是大生产都是不可能的。
　　分工把一种产品的制造分为许多十分简单的、往往纯粹机械的、不用头脑的操作，并把每一操作交给一个工人去完成。分工只有在产品大量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之，分工最初是随着大规模生产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但把劳动分成如此简单的操作，会进一步导致下列情形∶（一）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二）从而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就不再以某个邻近的销售地区为对象，而以世界市场为对象；（三）因此，再加上由于生产的扩大而在各种操作中采用新的划分，分工本身也就更加向前发展。
　　由于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渐渐地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从而也在各种社会生活关系中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以下这种简略的对照可以再好不过地说明这一变革。在中世纪初期，因为只有极少量贵重产品才负担得起昂贵的运费，所以生产仅仅满足本地和极有限的邻近销售地区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市场的需要是已知的、固定的，是一成不变的。当时，需要即需求先于生产即供给，而且成为生产的公认的准绳。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生产是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与工厂生产或大规模的生产不同，小规模生产或手工业生产的特征就在于，要进行生产，就非有需求不可，譬如，裁缝等我定活以后，才能给我做外衣，锁匠等我提出要求，才能动手做锁；或者是，即使许多产品是预先制做的，那末其数量也极为有限，它们的生产，是参照已往的经验，与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十分明确的需要相适应的。比方说，如果白铁匠预先制做了一定数量的灯，那末他是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市场的需要所吸收的。
　　先生们，主要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生产的社会的特征 是贫困，或至少是不怎么富裕，不过各方面的关系却是相当巩固而稳定的。
　　但是，由于我对诸位讲过的那种不断的相互作用，社会劳动，从而一切社会生活关系，都逐渐地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特征；这种特征现今确实以完全不同的、大大发展了的形式标志着社会劳动。现今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的这种特征，同前面谈到的相反，有以下几个主要标志；从前，需求先于供给即生产，需求激发和决定生产，成为生产的准绳和公认的尺度。现在，则生产即供给先于需求，生产力图迫使需求出现。生产不再是为了一定的地区、为了邻近销售市场的已知的需要，而是为了世界市场。生产规模极为广阔，它是为了世界各大洲，为了完全未知的和无法确定的需求进行生产，而产品能够迫使人们对它产生需求的武器就是∶廉价。廉价是产品的武器，产品运用这个武器，一方面可以为自己争得买主，另一方面可以把那些也想来争夺买主的其他同类商品排挤出去。事实上，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每个生产者，无论他的产量有多高，只要他能把他的商品用廉价较好地武装起来，从而能够挤垮其他同行的商品，这样，他就不愁全部商品没有销路。
　　这种社会的突出的特征是，财富多得不可计量，可是这里各方面的关系却非常不稳定，人们时刻为自己的地位而担忧，此外，生产的收益在生产的参加者之间分配得也极不平均。
　　先生们，早在上世纪末以前，工业的这种平静的、革命的、摧毁一切基础的活动在社会内部不知不觉地引起的变革是多么巨大啊！
　　如果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还不敢在地产以外设想任何其他的国家基础，如果说，他们甚至不能想象摆脱这样的信念，即地产是国家统治的必要因素，占有土地是参加这种统治的条件，那末，早在上世纪末以前很久，工业的平静的、不知不觉的、革命性的进步，就已经使地产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意义。面对着日益发展的新的生产方式及其内部蕴藏着的与日俱增的财富，面对着新的生产方式对全体居民及其各方面的关系，甚至对大部分已经贫穷的贵族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地产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
　　这样，早在法国革命前很久，社会内部的即社会实际关系中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剩下的问题只是给予这种变革以表面承认和法律认可。
　　先生们，一般说来，一切革命的情形都是这样! 革命是绝对不能制造的。无论何时，人们只能给予在社会的实际关系中已经发生的革命以表面的法律上的承认，并将革命进行到底。
　　试图制造革命是那些对历史规律毫无所知的幼稚的人干的蠢事。
　　因而，企图阻止在社会内部已经实现的革命，拒绝在法律上承认革命，非难这样的社会或在它诞生时起过助产士作用的每个人，说他们富于革命性，这同样也是未成熟的和幼稚的行为。革命既然存在于社会内部，存在于社会的实际关系中，那末它就一定会出现，一定会进入法典，这是毫无办法的。
　　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在我所谈的那个时期，它已经深入到什么程度，你们最好看一看下面即将谈到的一件事实。
　　我刚才已经向诸位谈过分工。分工的发展就在于把一切生产分为一系列十分简单的、机械的和不用头脑的操作。
　　由于分工日益进步，人们终于发现∶每一操作既然十分简单并且不用头脑，它就可以由没有头脑的东西来完成，其效果完全一样，甚至更好。于是在 1775 年，法国革命前十四年，阿克莱[6]在英国发明了第一部机器，即著名的阿克莱纺纱机。
　　当然，这部机器本身并没有促成革命。机器的发明距离革命太近了，而且并没有立刻被法国采用。但是可以说，这部机器体现了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已经实现的革命。这部机器本身，看来是无辜的，但它却是活生生的革命。
　　这是不难说明的。
　　你们可能听说过行会制度。中世纪的生产就是在这种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
　　我在这里既不能详细谈论中世纪的行会，也不能详细谈论法国革命时期以来普遍取代行会的自由竞争。我在这里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中世纪的行会是同中世纪的其他制度有密切联系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不能把这种密切联系的原因向你们说明白，那末事实本身无疑地也会得到历史的证实。行会存在于整个中世纪，一直到法国革命。早在167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就曾讨论过取缔行会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在那以前，即1614年，在法国的三级会议上，资产阶级曾要求撤销已经处处阻碍他们进行生产的行会，但是同样没有结果。不仅如此，在法国革命前十三年，即1776年，法国的大臣、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家杜尔哥曾经取缔了行会。但是中世纪的封建特权界有充分根据地意识到，如果他们的生存原则即特权停止渗入各社会阶级，那末他们就要遭受致命的危险。于是在取缔行会六个月以后，国王就被怂恿撤销了原来的敕令，并恢复了行会。只有革命才在一天之内，以攻占巴士底狱的方式，推翻了那个在德国从1672年起、在法国从1614年起，即在将近两个世纪内，用合法手段没有能推翻的东西。
　　先生们，你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合法改革的道路尽管具有各种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一切比较重要的方面却有一个大缺点，那就是延续了整整几个世纪的软弱无力；另一方面，革命的道路尽管具有种种明显的缺点，但是却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迅速而坚决地达到实际目标。
　　先生们，假如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行会是同中世纪的整个社会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实，那末你们立刻就会明白为什么第一部机器即阿克莱发明的纺纱机当时就体现了那个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
　　在行会制度下，每个地区的每个师傅可以拥有多少帮工，多少学徒，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在这种制度下，难道谈得上机器生产吗?在行会制度下，不同的劳动部门都极其精确地按照法律彼此分开，每个师傅只能从事一种行业，例如，巴黎的裁缝同修补工，制钉工人同钳工，为了确定他们的行业的范围，穷年累月地打官司；在这种行会制度下，难道谈得上要求把各种截然不同的工作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下用整套的机器进行生产吗?
　　这样，由于生产不断的，逐步的改善，引起了生产工具的制造，生产工具一定会摧毁现存制度，因为在现存制度下，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再也没有发展的余地。
　　我说第一部机器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其意义就在于此。因为尽管从外表看来并不明显，它在自己的齿轮中已经包含有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整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这种制度一定会由于生活的力量和必然性从这种萌芽中发展起来。
　　先生们，如果我没有十分弄错的话，那末现在也许已经有很多. 现象，它们不但包含一种新制度，而且这种新制度必将从这些现象中产生出来。从表面上观察这些现象时，是完全看不出这一点的，所以官府对那些无足轻重的鼓动者实行追捕，可是对这些现象不仅熟视无赌，而且当作我们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代表者，当作文化的精华加以欢迎，并且时常在节日的演说里对它们备加赞扬。
　　先生们，经过上述的探讨，现在，你们对于西哀士[7]神父在1788年即法国革命前一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的真正意义就可以完全理解了。小册子的内容可以扼要地表述如下∶“什么是第三等级?——什么也不是!它应该是什么?——什么都是!”
　　在法国，人们称资产阶级为第三等级，这是因为在法国的三级会议上，与贵族和僧侣这两个特权等级相对立，资产阶级构成代表所有无特权人民的第三等级。
　　那本小册子把西哀士提出的两个问题及给予的答复概述为∶“什么是第三等级?——什么也不是! 它应该是什么?——什么都是!”
　　西哀士就是这样提出和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但是根据我以上所说的，对于这两个问题和答复的真正含义这样表述更有力更确切∶
　　“第三等级事实上、实际上是什么? ——什么都是。
　　但是它在法律上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可见，问题在于必须使第三等级的法律地位同它的实际作用相等，必须使第三等级已经具有的实际作用得到法律认可和承认。1789 年在法国爆发的并且胜利了的革命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此。这次革命对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先生们，关于法国革命史，我就不准备现在向诸位叙述了。我们只能在这里谈谈各社会时期中若干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时刻，而且限于时间，也只能十分简略地叙述一下。
　　因此，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在法国革命中战胜特权等级并取得国家统治权的第三等级或者说资产阶级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由于第三等级同社会上受法律保护的特权等级是对立的，因此，第三等级在初期认为自己同全体人民是一致的，自己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有一种日益高涨和极其巨大的热情。人权宣布了，似乎随着第三等级的解放和取得统治地位，社会上的一切法定的特权都已经消除，在权利、特权方面的那种差别已溶解于统一的人类自由中而不复存在了。
　　固然，在运动刚刚展开的时期，即 1789 年 4月，国王就进行三级会议选举一事曾发布指示，规定这一次第三等级一个等级要派出同贵族和僧侣两个等级同样多的代表，在当时，就已经有一家绝非革命的报纸写道；“谁能担保徒有其名的贵族政治不被资产阶级的独裁制度代替呢?”
　　但是在当时一片热情洋溢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人注意这种呼声。
　　虽然如此，我们应当回到上面提出的问题上来。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问∶第三等级的事业是否真的就是全人类的事业呢?或者说，这个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里面是否还包含着一个第四等级，它既想在权利方面不同于第四等级，又想使第四等级服从自己的统治呢?
　　先生们，现在我该解释一下作为一个政治派别标志的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这个词的意义了，该说明我使用资产阶级这个词的含义了，不然，我的讲演就有引起很大误会的危险。
　　资产阶级这个词，翻译成德语，本来应当是市民等级。但是我使用它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含义。我们大家，工人、小市民、大市民等全都是市民。但是，资产阶级这个词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了特殊的含义，它标志一个完全特定的政治派别，关于这个政治派别，我将在下面加以阐述。
　　当法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整个非贵族的市民阶级分成了两个下层阶级，而且直到现在整个说来依然分成两个下层阶级；属于第一个阶级的人，完全是或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劳动取得收入，他们或者完全没有资本，或者仅有微薄资本，可以补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因此，属于这个阶级的有工人、小市民、手工业，者和全体农民。属于第二个阶级的人，拥有大量资产即巨额资本，他们依靠巨额基金或从事生产或孳生利息。这些人可以称为大市民。不过，先生们，基于上述理由，大市民本身还根本不是资产者!
　　如果贵族呆在自己家里，为自己的祖宗和自己的地产而洋洋得意，那末市民是概不过问的。倘若贵族凭借他的祖宗或地产，要求在国家中享有特殊地位和特权，并以此要求享有支配国家意志之权，那末市民就要对贵族产生愤怒，称他为封建主。
　　至于市民阶级内部实际的财产差别，情形也是如此。
　　大市民呆在自己家里，享受巨额资产给他带来的种种舒适和好处，那是再简单、再自然和再正当不过的了。
　　当然，工人和小市民，总之，一切不占有资本的阶级，有权要求国家全心全意地改善劳动阶级悲惨的、贫困的物质境遇，有权要求国家帮助他们这些以自己的双手创造表现人类文明的财富、创造整个社会每天必不可少的各种产品的人们获得一种更高的和更有保障的收入，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从而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劳动阶级固然完全有权要求国家实现上述一切，有权宣布上述一切是国家的真正宗旨，但是，工人永远不能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一切既得的、合法的财产，都是完全不可侵犯的和正当的。
　　但是如果大市民不满足于巨额财产给他带来的实际的舒适，还想以自己的资产即资本作为参加国家统治、参预决定国家意志和国家宗旨的条件，那末他就变成资产者，就把占有财产这一事实变成参加政治统治的权利条件，就表明自己是人民中新的特权等级，正象前面谈到的中世纪的贵族利用地产特权所作的那样，这个等级企图给各种社会制度打上自己特权的统治烙印。
　　因此，说到法国革命和此后开始的历史时期，我们想提出下面一个问题∶由于法国革命而获得统治权的第三等级，就这个意义上说，是否把自己看成资产阶级呢?第三等级是否曾经企图使人民屈从或者已经使人民屈从它的拥有特权的政治统治呢?
　　伟大的历史事实应当回答这个问题，而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事实，就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早在法国革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即1791年9月3 日的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和第二条）中，就规定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间的差别。只有积极公民享有选举权，而按照宪法只有缴纳一定数额直接税的人才是积极公民。
　　这个税额当时规定得还算适当，不超过三天的工资，就是说，如果每日工资以十个银格罗申计算，那末，税额就等于一塔勒。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雇佣工人，一律被宣布为消极公民；这样，整个工人等级就等于丧失了选举权。归根结底，在这样的问题上，事情不在于数额，而在于原则本身。
　　这样，就规定了资格限制，就是说，一定数量的资产是人们通过选举权（选举权是一切政治权利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权利）参加决定国家意志和宗旨的条件。
　　所有不缴纳直接税或缴纳的直接税低于规定标准的人，或者雇佣工人，都被排除于国家统治之外，变成受统治的受支配的群众。资产即资本正象中世纪贵族的财产或地产一样，成了参加国家统治的条件。
　　1793年的法兰西共和国由于自己的方向不明和当时总的情况而夭亡。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不能详谈了。除了这个短暂的时期以外，资格限制的原则一直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各个宪法的基本原则。
　　不仅如此，这项原则同各种原则所固有的情形一样，很快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1814年宪法中，按照路易十八钦定的宪章，选举权的条件由先前的三天工资的直接税改为三百法郎，即八十塔勒。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了，可是尽管如此，1831年4月19日颁布的法律，规定选举权的条件是∶直接税为二百法郎，即将近五十三塔勒。在路易·菲力浦和基佐时期，所谓法治国家，也就是“注重法律的国家”，共由二十万男子组成。在法国，拥有那样的资产的选民总共不过二十万人，可是他们竟然统治了一个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国家!
　　让我们顺便提一下∶贯彻资格限制的原则，即取消非有产者的选举权，如在上述宪法中那样无论是采取直接的公开的方式或是采取某种隐蔽的方式，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结果总归是一样。
　　例如，1850 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公开废除一度宣布了的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关于这种选举权，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但是，共和国在 1850年5月31日颁布一项法律，规定一个地方的公民只有在该地连续居住起码三年才有选举权，用这样的办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法国，工人追于自己的处境而不得不经常变更居住地点，到其他地区谋职业；因此，可以指望——而且是有充分根据的———剥夺极其大量工人的选举权，因为工人无法证明自己在一个地方连续居住了三年。
　　请看，这就是隐蔽形式的资格限制。
　　在我国，自从钦定的三级选举法颁布以来，情况就更糟了。按照这个选举法，根据各地的情况，第三级选民中每三名、十名、三十名，甚至更多的非有产者选民，所拥有的选举权只等于第一级选民中的一名资本所有者，一名大市民所拥有的选举权。因而，事实上如果平均比例数为一比十，那末在 1848年享有选举权的每十人就有九名由于 1849 年钦定的三级选举法而丧失了选举权。选举权对他们说来有名无实。
　　但是，为了表明这个平均比例数究竟有多大，我只须向你们指出一些政府官方统计数字也就够了。
　　1848年，由于当时实施普选权，我国拥有三百六十六万一千九百九十三名初选选民。
　　按照1849 年 5 月30 日钦定的三级选举法，凡是没有固定居住地点和领取贫民救济金的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这样一来，选民总数首先就减少为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七百零三名。就是说，仅此一端就已经使四十万零六千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然而这还是最少的。
　　剩下的三百二十五万五千名初选选民，根据钦定选举法，分为三级；根据1849年钦定选举法颁布后的官方统计，各级选民的数量如下：

（1）第一级选民 153808人
（2）第二级选民 409949人
（3）第三级选民 2691950人


　　我们暂且撇开第二级选民不谈，只把第一级和第三级选民即大市民和非有产者加以比较。原来，十五万三千八百名富人享有同二百六十九万一千九百五十名工人、小市民和农民阶级一样的选举权；就是说，一名富人享有同十七名非有产者同样的选举权。如果我们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来回忆一下，1848年4月8日的法律已经确立了普选权，因而在1848年，十五万三千八百名工人或小市民在选举中同十五万三千八百名富人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一名非有产者同一名富人相等，那末，很清楚，现在当十七名非有产者享有同一名富人相等的选举权的时候，每十七名工人和小市民中就有十六名被剥夺了自己的合法选举权。
　　但是，先生们，这还仅仅是平均比例数。实际上，由于各个地方的条件不同，情况也完全不同，还要糟得多；在财产状况最不平衡的地方，情况最糟。以杜塞尔多夫地区为例，第一级选民为六千三百五十六人，第三级选民为十六万六千三百人；因而，在那里，每二十六名第三级选民才享有同一名富人一样的选举权。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我们刚才已经说明，而且还要继续说明，资产阶级由于法国革命而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现在怎样使自己的基本原则即资产变为一切社会制度的统治原则；说明资产阶级现在怎样同中世纪的贵族利用地产完全一样，给一切社会制度打上自己的特殊原则即资产或资本的绝无仅有的统治的烙印，也就是自己的特权的烙印。在这方面，贵族和资产阶级并无二致。
　　就最重要的基本点，即国家的根本制度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中世纪地产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代表资格的统治原则，而现在，议会选举权，也就是说，参加国家统治，则决定于纳税额这种直接的或隐蔽的资格限制，从而归根结底，也就是决定于资本占有，因为纳税额是以个人的资本多少为先决条件的。
　　其他制度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已经说过，在中世纪，地产是这些制度的统治原则。
　　我已经向你们指出，中世纪贵族地产是免税的，并且说过∶任何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特权等级都力图把国家开支的负担加在被压迫的贫苦阶级身上。
　　资产阶级绝不例外。固然，资产阶级不能公开宣称；它希望免除纳税。相反地，它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是∶人人应当按照自己收入的比例纳税。但是，它以隐蔽的手段，通过把直接税和间接税区别开来的办法，尽可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先生们，所谓直接税，就是按照收入征收的税，例如分类所得税或等级税，因此，是由收入和资本的多少来决定的；间接税则是对于各种必需品，如食盐、谷物、啤酒、肉类、燃料或对于要求法律保护，如诉讼费、印花纸，等等所课的税。这种税往往包含在物价里面，人们在付款时，不知道也不会觉察到他同时就是在纳税，不知道也不会觉察到正是捐税提高了物价。
　　先生们，你们知道，即使一个人比另一人富裕二十、五十乃至一百倍，可是，他并不能因此而比一个工人或小市民多吃二十、五十乃至一百倍的食盐、面包和肉，不能多喝五十或一百倍的啤酒或葡萄酒，多用五十或一百倍的取暖用品即燃料。
　　由此可见，所有的间接税并不是按照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加在每个人身上，它的绝大部分是由无财产者即国内较贫穷的阶级支付的。固然，间接税并非是资产阶级发明的，在资产阶级以前，间接税就已经存在，但是，资产阶级却第一次把间接税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制度并且用间接税收入来支付几乎全部国家开销。
　　为了向诸位证明这一点，我来举1855年普鲁士的国家预算为例。
　　这一年，国家收入总额，约计一亿零八百九十三万塔勒。其中应当除去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七千塔勒，这是国家土地和森林的收入，即不在我们考虑之列的国家财产的收入。可见，余下的大约九千七百万塔勒的国家收入是另有来源的。按照预算分类，其中大约二千六百万应该是直接税所得。其实并非如此，这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我们的预算并非根据任何科学原则，而是按照征税的表面形式制订的。从这二千六百万塔勒中，应该除去一千万塔勒土地税；这项土地税虽然是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但是土地所有者却把土地税加在谷物价格上，因此，土地税实际上是由谷物消费者负担的，也就是说，构成了间接税。根据同样的理由，还应该除去二百九十万塔勒的营业税。
　　真正的直接税收入只余下：

分类所得税2928000塔勒
等级税7884000塔勒
附加税203600塔勒
共计12848000塔勒

　　先生们，可见，在九千七百万塔勒的国家收入中，来自直接税的实际上只有一千二百八十万塔勒。这一千二百八十万塔勒以外的数额（这里不能再依据非科学的预算分类，例如，八百三十万塔勒的食盐专卖收入或者八百八十四万九千塔勒的诉讼费这一类收入在预算中就没有列入间接税），我认为，除了极少数很不重要的项目情况特殊外，全都是来自具有间接税性质的来源的，因而也就是通过间接税得来的。
　　因此，先生们，间接税是这样一种财政制度，资产阶级利用它来实现巨额资本的免税特权并将国家经费的开支加在社会的比较贫穷的阶级身上。
　　同时，先生们，请注意这种做法的奇特的矛盾和奇特的公正——把维持国家所需要的全部经费都摊派在间接税上面，从而也就是摊派在贫苦人民身上，却又把直接税作为选举权，从而也就是作为政治统治权的标准和条件，而在国家所需要的为数一亿零八百万塔勒的全部经费中，直接税只提供一千二百万塔勒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份额!
　　而且，先生们，我在谈到中世纪的贵族的时候，曾经向你们指出∶市民的任何活动和工业，总是受到贵族的社会鄙视。
　　在我们这一时代，情形也完全一样。的确，现在任何一种劳动都受到同样的尊重，即使某个人靠拣破烂或打扫厕所而成了百万富翁，他也可以满有把握地确信他会受到社会很大的尊敬。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产的人，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劳动或如何努力劳动，都会遭到社会的鄙视。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实，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已屡见不鲜，无须我在这里赘述了。
　　在某些方面，资产阶级实行其特权和基本原则的统治的彻底程度，比起中世纪的贵族实行其地产的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世纪，国民教育——我在这里指的是成人教育——是由僧侣掌管的。此后，报纸承担了这一职能。但是，由于报纸应交纳保证金，特别是由于报纸无论在我国、法国或别国都要交纳印花税，使出版日报成为非常昂贵的事业，非有雄厚的资本不能维持。因此，在今天甚至左右舆论、启迪和指导国民便成了大资产的特权。
　　先生们，如果情形不是这样，那末你们的报纸就会完全改观，并且会好得多!
　　先生们，有趣的是，大资产阶级很早以来就企图把报刊变为资本的特权。而且它的手法何等幼稚和露骨!在1789年7 月24 日，即攻占巴士底狱后几天，也就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最初几天，巴黎市区的议会代表就发布命令，规定印刷业的人员若承印“缺乏一定的生活资料”的作家的小册子或传单，将予以追究。可见，刚刚争取到的出版自由只有那些“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的作家才能享用。财产在这里竟然成了出版自由的条件，甚至是作家的道德条件! 资产阶级统治初期的这种幼稚仅仅以天真的公开的方式所表现出的东西，现在则要通过保证金和印花税等伪装形式来得到。
　　先生们，我们在这里只要举出这些重要而说明问题的、同我们对中世纪的考察相一致的事实也就够了。
　　先生们，我们已经考察了两个世界历史时期，其中每个时期都受社会上一个特定的等级的统治思想所支配，这个等级把自己的原则加之于当时的一切制度。
　　首先，就是贵族等级的思想或地产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世纪的统治原则，它贯穿在中世纪的一切制度中。
　　这个时期以法国革命告终。虽然诸位知道，特别是在德国，这个历史时期有很多的、而且是明显的残余迄今仍然存在。在德国，变革不是由人民而是由政府实现的，其方法是进行非常缓慢的、非常不完善的改良；这些残余直到现在还处处严重地妨碍着资产阶级。
　　其次，我们考察了上世纪末以法国革命为起点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以大量资产或资本为自己的原则，并把它变成了特权，这种特权不仅贯穿在一切社会制度中，而且成了参加决定国家意志和宗旨的先决条件。
　　但是，先生们，这个时期实际上也已经结束了，虽然表面看来似乎还没有结束。
　　1848年 2 月24 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曙光出现了。这一天，在法国这个以国内争取自由的强有力的斗争的胜败标志着全人类的胜败的国家里，爆发了革命，革命让一个工人[8]参加了临时政府，宣告国家的宗旨是改善劳动阶级的命运，宣告实施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根据选举权，凡年满二十一岁的公民，不论其财产状况如何，均享有参加国家统治、决定国家意志和宗旨的平等权利。
　　可见，先生们，如果说1789 年的革命是第三等级的革命，那末这一次的革命就是第四等级的革命；第四等级在1789年还潜伏在第三等级的内部，而且看来和第三等级是一回事。现在，第四等级希望把它的原则变成社会的统治原则，希望一切社会制度都贯穿这一原则。
　　但是，在这里，在第四等级的统治下，重大的差别立刻就暴露了出来。第四等级是社会上最末的和最下等的等级，也是被剥夺了继承权的等级。它再也提不出，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可以形成新的特权并贯穿于一切社会制度的权利方面或事实方面的特殊条件，无论是高贵的地位，还是地产，还是资本占有。
　　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我们愿意对人类社会有所裨益，我们大家就都是工人。
　　所以，在第四等级的内心里并没有包含任何新的特权的根苗，正因为如此，它同全人类是一致的。它的事业真正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自由是人类本身的自由，它的统治是一切人的统治。
　　从我向你们解释过的意义上说，呼吁以工人等级的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原则，这绝不是号召社会各阶级相互分裂和分离；相反地，这是和解的呼声，是对整个社会的呼声，是消除社会集团之间的一切对立的呼声；这是团结的呼声，所有反对特权、反对特权等级压迫人民的人都应当响应这个呼声；这是仁爱的呼声，它一经从人民心里进发出来，便永远是人民的真正呼声，而且就其内容来说，甚至当它作为人民的战斗号召的时候，它也仍不失为仁爱的呼声！
　　 现在我们仅就三个方面来研究一下作为社会统治原则的工人等级的原则∶
　　（1）关于实现它的形式上的手段；
　　（2 ）关于它的道德内容；
　　（3）关于它对国家宗旨所持的政治观点。
　　今天，我们不能研究这个原则的其他方面，即使已经提到的几个方面，由于时间不多了，也只能非常简略地谈谈。
　　实现这一原则的形式上的手段，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先生们，我说的是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而不仅仅是我们在 1848 年有过的那种普选权。规定初选和复选两级选举，这无非是一种诡计，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通过选举伪造民意。
　　的确，先生们，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也并不是什么魔杖，可以使诸位不犯一时的错误。
　　我们看到，在法国，1848年和1849年连续进行了两次不成功的选举。但是，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是归根结底能够消除由于一时运用不当而可能发生的错误的唯一手段。它是那样一种矛，能够把自己造成的伤口治好。实行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当选代表毕竟不能不真实地、确切地代表他们的选民。
　　因此，人民必须永远把普遍的和直接的选举权看作自己不可或缺的政治武器，看作他们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
　　下面来谈谈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社会原则的道德内容。
　　把社会最下层阶级的原则变为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原则，这种思想或许会被看作是很危险、很不道德的，有使道德和教育毁灭于“现代野蛮制度”的危险。
　　如果今天的确有人这样看待这种思想，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先生们，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借助于报纸的作用，甚至现在的舆论都被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而且受具有特权的大资产阶级的操纵。
　　其实，这种担忧不过是一种偏见罢了。相反地，可以证明∶这种思想将会显示出道德有史以来所取得的最大的进步和最光辉的胜利。
　　我再说一遍，那种看法是偏见，而且恰恰是今天这一仍被特权统治的时代的偏见。
　　在另外一个时期，甚至盛行过与此完全相反的偏见。那是在1793 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时代。关于那个共和国，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今天不能细讲了。那个共和国由于它的方向不明，而不可避免地灭亡了。在当时，说一切上层阶级都缺德和腐败，说唯有贱民才善良和有道德，简直就成了一种信条。这种见解是卢梭提出来的。在法国国民公会即法国最高制宪议会所宣布的新的人权宣言中，甚至以特别条款，即第十九条予以明文规定，其中宣布∶“一切制度，只要不认为人民是善良的，不认为官府是可以贿买的，便是有缺陷的。”请看，这同现在人们要求的那种轻信恰恰相反。按照那种轻信，怀疑当局的善意和仁政是大逆不道，而把人民看作洪水猛兽和万恶之源却理所当然。
　　当时，这个相反的信条甚至陷入了极端∶ 几乎任何人，只要身穿整齐的外衣，单凭这一点，就会被认为是腐化的和可疑的；只有衣衫褴楼的人才被认为又有美德，又正直，又爱国。那是长裤汉[9]主义时期。
　　先生们，这种观点事实上是有其真理根据的，只是在这里真理是以错误的和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没有比以错误的和荒谬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真理更危险的事情，因为不论怎样对待这样的真理，结果总是不妙的。真理一旦以错误的和荒谬的形式被接受，那末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造成损失惨重的破坏，长裤汉主义的情形就是这样。假如由于错误的和荒谬的形式而把整个信条都当成错误的加以摒弃，那就更糟了。因为那样一来，真理本身就被摒弃了，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不承认这种真理，要在现今的国家生活中采取有益的行动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此说来，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抛弃那种信条的错误的和荒谬的形式，弄清它的真实内容。
　　我已经说过，现在的舆论倾向于把整个信条看作是完全错误的，看作是法国革命和卢梭所鼓吹的。但是，如果说可以这样轻蔑地对待卢梭和法国革命，那末，绝对不许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各民族、各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费希特。这位哲学家的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本城将于下月举行。
　　费希特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等级越高就越不道德。以下是他的原话∶“卑贱程度的加深是与等级的提高成正比的。”
　　但是关于这一信条的基本论据，就连费希特也没有充分地说明。他指出，上层等级的自私自利和利己主义是腐化的原因。但是由此立刻就产生一个问题∶自私自利是否在最下层阶级中就不普遍，或者说，为什么在这里就比较少呢?上层等级无论在受教育或教养这些公认使人高尚的因素方面都大大超过下层等级，因此，说下层等级不如上层等级自私自利，初看起来，这岂不是一个惊人的矛盾吗?
　　乍一看来如此惊人的矛盾的真正原因和解决方法如下∶我们看到，很长时期以来，各民族的发展即历史的呼吸，都导致逐步废除那些保证上层等级处于上层统治等级地位的特权。所以，维持这种地位的愿望或个人的利益，驱使上层等级的每个成员（他们没有断然以远大的眼光完全超脱和无视个人的存在，而先生们，你们知道，象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例外）从一开始就对民族发展、教育和科学的普及、文化进步，对历史生活的一切呼吸和胜利采取根本敌视的态度。
　　正是上层等级的个人利益同民族文化发展之间的这 种对立，使上层等级必然产生严重的不道德。只要设想一下这种生活的日常条件，就可以了解它必然导致深刻的内部的腐败，每天都要反对一切崇高和善良的东西，要为它的成就而悲伤，为它的失败而高兴，要阻止它的继续发展，使它已获得的成就或者倒退回去，或者遭到谩骂。这无异于永远生活在敌人的国家里，而这个敌人就是自己人民的道德上的一致，人们生活在这种一致之中，一切真正的道德都争取实现这种一致。我再说一遍，这无异于永远生活在敌人的国家里。这个敌人就是自己的人民，而对于把人民当作敌人这一点无论如何还需要经常狡猾地加以掩饰，并把这种敌对态度比较巧妙地加以伪装。
　　此外，还必须∶或者违反自己的良心和理智的呼声而这样做，或者按照习惯把这种呼声窒息，以免再受到它的烦扰，最后，或者根本不去了解这种呼声，根本不去了解还有比自私自利更天经地义的东西，根本不去了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先生们，这种生活必然导致完全藐视和轻视一切实现理想的志向，甚至一谈到理想这一伟大的名词时，就会出现怜悯的冷笑；这种生活必然导致对于一切美好伟大的事物失去知觉并产生反感；使我们的一切道德原则完全沉没在利己和享乐的无穷欲望中。
　　先生们，很幸运，社会的下层阶级不存在个人利益同民族文化发展之间的这种矛盾。
　　诚然，令人遗憾的是，在下层阶级当中，自私的现象也是够多的，远远超出了应有的限度。但是，在这里，这种自私不管表现在哪里，它都是个人的缺陷，是个别人的缺陷，而非阶级所固有的缺陷。
　　下层阶级的成员本能地感觉到∶他们每个人如果自顾自和只关心自己，那末要显著地改善自己的状况便是一种妄想。
　　但是，当社会的下层阶级力求改善自己的阶级状况、改善自己的阶级命运的时候，这种个人的利益不仅不和历史运动相抵触，不仅不因此被谴责为不道德，而且，相反地，就它的方向来说，它同全体人民的发展、同思想的胜利、同文化进步、同历史本身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而历史不是别的，正是自由的发展。换句话说，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你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
　　先生们，你们很幸运，因为你们对待思想的态度不可能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你们的个人利益使你们极其容易领会思想。你们很幸运，因为你们的真正个人利益是与历史的跳动着的脉搏、与道德发展的具有推动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相一致的。因此，你们可以怀着个人的激情投身于历史发展，并且可以坚信，从刚才所说的那种纯正的意义上，这种激情越强烈越热烈，你们也就越有道德。
　　先生们，我们说如果第四等级统治国家，那末道德、文化和科学就必定会获得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其道理就在于此。
　　然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同我们阐述过的一切问题有非常密切联系的、成为这一切问题的关键的原因。
　　第四等级不仅拥有和资产阶级在形式上不同的政治原则，即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资格限制，第四等级不仅由于自己的地位，对道德力量的态度也不同于上层等级，而且，它——部分地由于上述原因——对于国家的道德宗旨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无非是∶保证每个人毫无阻碍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假如我们同样有才能、同样聪明、同样有文化和同样富裕，那末这种观念是足够的，并且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既然不是也不可能是这样，那末，这种思想就是不够的，而且归根到底必然导致极不道德。因为它将导致强者、智者、富者，对弱者进行剥削和欺压。
　　与此相反，工人等级的道德观念是∶个人毫无阻碍地、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在一个有道德规范的共同体中，还必须加上利益上的一致、发展上的合作和互惠。
　　同这种差别相适应，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国家道德宗旨是∶仅仅保护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财产。
　　先生们，这是守夜人的思想，所以说是守夜人的思想，因为它只把国家本身设想为一个守夜人，其全部使命就是防止偷盗和抢劫。可惜，由于缺乏思想教养，这种思想不仅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中间，而且甚至在很多所谓民主主义者中间也很流行。如果资产阶级肯把话讲清楚，那末它就应当承认∶按照它的这种思想，强盗和小偷一旦绝迹，国家就根本是多余的了[10]。
　　先生们，第四等级对国家宗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它对宗旨的理解确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先生们，所谓历史，就是同自然的斗争；就是同贫困、愚昧、穷苦、软弱无力以及人类在历史的初期遭受的种种不自由所进行的斗争。逐渐克服这种软弱无力就是历史所表现的自由的发展。如果我们过去和今后都是单个地各自为己地、独自地进行战斗，那末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无论过去和今后永远也不会前进一步。
　　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实现这种自由的发展，实现人类向自由的发展。
　　国家是个人在一个道德整体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得包含在这一联合内的所有个人的力量增长千百万倍，使他们作为个人能够支配的力量增长千百万倍。
　　可见，国家的宗旨并不是仅仅保护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和财产，按照资产阶级的观念，似乎个人原来就是带着个人自由和财产而进入国家的；恰好相反，国家的宗旨在于；通过这种联合，使人们能够达到他们作为个人永远也不能达到的目标和生存阶段，能够获得他们作为个人难以想象的那样多的教育、力量和自由。
　　因而，国家的宗旨就是使人的本质能够积极地发展和不断地完善；换句话说，就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即实现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文化；国家的宗旨就是教育和推动人类走向自由。
　　先生们，这就是国家的真正的道德本质，国家的真正崇高使命。而这一使命从来都是在事物本身的压力下，由国家甚至不管自己的意志、甚至不自觉地、甚至违反自己的领导人的意志，而或多或少地加以实现的。
　　但是，先生们，工人等级和一般的社会下层阶级，由于它们的成员作为个人所处的无依无靠的地位，已经深刻地本能地感觉到∶国家的使命就是而且必须是通过一切人的联合，帮助每个人实现他作为个人不能实现的那种发展。
　　因此，一个工人等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就自然不会象以往一切国家那样，不自觉地、甚至往往违反自己意愿地受事物的本性和环境的压力所驱使。它将十分明确地和完全自觉地把国家的道德本质当作自己的使命。国家将以更加自由的意愿、极其彻底地实现那至今只是零碎地、小范围地从与它相反的意志那儿夺得的东西。并且正因为如此，它必然会——虽然时间不允许我向诸位详尽论述这一必然联系的性质——造成世界史上空前的精神高涨和幸福、教育、安宁和自由的高度发展，连历代最光辉的盛世也要在它们面前黯然失色。
　　先生们，这就是必须称为工人等级的国家观念的东西，这就是工人等级对国家宗旨的理解。你们可以看到，它不同于资产阶级对国家宗旨的理解，正如工人等级的原则——一切人参加决定国家意志的原则即普选权，不同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原则即资格限制一样。
　　我在这里向诸位所发挥的一系列思想，也就是必须称之为工人等级的思想的那些东西。我在讲演开始的时候曾向诸位谈到我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级思想的联系，我指的就是这种思想。正是1848年2月开始的这个历史时期负有实现这一国家思想的使命。先生们，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们诞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注定要完成这一无比光荣的历史任务，而我们为此也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是，这又使工人等级的一切成员有义务表现出一种崭新的行为。
　　一个等级若能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成为统治的等级，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于把本等级的原则提高为整个世纪的原则、把自己的思想变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社会本身变成自己的模样，那末，这是最值得尊敬、最合乎道德的。
　　这项使命的崇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光荣感应当充满你们的全部思想。被压迫者的恶习，糊涂人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甚至小人物的无辜轻率，这一切现在都是和你们不相称的。你们就是山岩，现代教堂应该建筑在这块山岩上!
　　这种思想的崇高的道德严肃性，必将以特有的激情支配你们的头脑，充满你们的心灵，使你们的全部生活无愧于它、与它相适应并永远贯穿着它。这种思想的道德严肃性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无论在工场做工，或者在闲暇、散步、集会之时，它都在你们心中；甚至当你们躺在自己的硬床上就寝时，这种思想必将充满和占有你们的心灵，直至进入梦境。你们越是专心地深刻理解这种思想的道德严肃性，你们对它的激情越强烈，那末——请你们相信——你们就会加速目前历史时期实现自己任务的时刻的到来，你们就会更迅速地实现这个任务。
　　先生们，假使侥幸，今天在座听讲的诸位中哪怕只有两三位能在内心燃起这种思想的道德火焰，其深刻程度同我所想象和我向诸位所描绘的一样，那末我就认为这是一大收获，并且也是对我的讲演的优厚酬劳。
　　先生们，最要紧的是不要悲观失望，不要心怀疑虑，因为如果对历史事件不加以深思熟虑，那末就容易产生这种情况。
　　譬如，说法国的共和国是被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推翻的，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当时在法国维持不住的、当时真正垮台的，不是共和国本身，而是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在1850年5月30日颁布了选举法，从而废除了普选权并且为了剥夺工人选举权而实施了一种隐蔽形式的资格限制的那个共和国；因此，那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烙印，资本的统治，打在共和化的国家身上。法国的篡位者所以能假恢复普选权之名，推翻共和国，其原因就在于此。不然的话，法国工人的胸膛本来可以成为这个共和国的不可摧毁的堡垒!
　　所以，当时在法国的确维持不住的和被推翻的，不是共和国本身，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因而，如果认真地观察一下，那末这个例子恰好可以证明；从1848年2月开始的历史时期是不会让一个企图把第三等级的政治统治的烙印强加于社会或保持在社会中的国家存在的，而不管它是采取君主政体的形式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
　　先生们，从科学的高峰比从下面、从纷乱的平凡生活中可以更早地看到新的一天的曙光。
　　先生们，你们可曾在高山上观赏过日出的景色?
　　一道紫红色的光带把天际染成血红色，预告新的一天就要来临，云雾冉冉升起，浙渐凝成一团，迎着朝霞疾奔而去，顷刻间，云雾遮敲了光芒；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太阳缓慢而雄伟地升起；一小时以后，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太阳已经高悬天空，金光万道，温暖大地。
　　每天自然景象中的一小时，在世界历史的日出的壮丽得多的景象中是一二十年。

写于1862年4月12日




[1] 阿尔芒·让·杜·普勒西·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 Richelieu 1585一1642），法国的红衣主教。——编者注

[2] 法国城名。——编者注

[3] 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 1481—1523），1522—1523年德国骑士起义的首领，这次起义的目的是要废除诸候，在农奴制的基础上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但为诸侯所击溃。济金根身负重伤死去。马克思指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编者注

[4] 圣保罗教堂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座教堂，1848年5月18日到1849年5 月30日，全德国民议会在这里开会。1849年6月初，全德国民议会把会议地点迁到斯图加特，6月18日，维尔腾堡邦政府的军队驱散了该议会。——编者注

[5] 路特希尔德家族是欧洲最大的金融财团之一。迈尔·安瑟伦·路特希尔德（Maier Anselm Rotschild 1743—1812）最初在类因河畔法兰克福经营高利贷。十九世纪初，他的几个儿子分别在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设立银行。——编者注

[6] 理查·阿克莱（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英国企业家，占有他人在英国的许多发明专利权。——编者注

[7] 艾曼组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es 1748—1836），法国神父，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编着往

[8] 指阿尔伯（Albert）（真名是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 1815—1895），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曾领导秘密革命组织，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编者注

[9] 长裤汉（无套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贵族给激进共和党人起的绰号，讽刺他们不象贵族那样穿短套辨。但是人民大众却以长裤汉的称呼有别于贵族和资产者面感到骄傲。——编者注

[10] 这种实质上底废除国家和把国家变成纯粹的、利己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观念，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并且在历史上是由自由主义产生的。由于这种国家观念必然达到的以及同国家观念的表面有直接关系的影响，它是使人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堕落的真正危险，是目前存在的“现代野蛮时期”的真正危险。幸亏，在德国，它受到已经成为德意志精神的永恒基础的古典教育的强烈抵抗，由此便产生了一种观点，“相反地，国家的概念必须大大扩展，我认为可以扩展到这样的程度，使国家成为实现人类的一切美德的制度。”（引自奥古斯特[b] ·伯克1862年3月 22日校庆演说）——作者注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