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1948）
四
《共产党宣言》的实际结构是十分精简的。它恰当地断言了欧洲各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进而坚持，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历史变革的中心线索。但是，在以前各个时期，社会结构是一种“复杂的编排”，而在新的“资产阶级时代”，社会却日益“简单化”了，因为它正趋向于分裂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宣言》强调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革命作用，强调它使”现金交易关系”成为人和人之间唯一联系的那种无情趋势。它消除了无数种自由而用使它控制住世界市场的一种自由、即贸易自由来代替了。它以剥削为生；它无休止地寻找市场，这就使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永无尽止的深刻变化。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民族的孤立状态消失；一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内部互相依赖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就从各国吸取科学和知识，当作共同享受的东西。它意味着政府的集中，城市统治乡村，落后的民族依赖于掌握先进生产方法的民族。
《宣言》雄辩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怎样使工人成为受资本家剥削的工资奴隶。资本家对童工和女工也不放过。他使小生产者日益无法和他竞争；生产力从四面八方日益集中，工农业各行各业中的小人物被迫沦于工人阶级的依赖状况。这种剥削极其残酷，以致工人们完全为了自卫，被迫联合起来和老板作斗争。他们组织了工会，这种组织愈来愈广泛，最后联合成为一个阶级，成为代表这个阶级的政党，共同进行斗争。如果说战斗时起时落，得失不一，那么工人们的团结成为一个和剥削者敌对的阶级，却有一个特色，它使这种战斗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切以前的斗争有所不同；工人阶级运动日益成为广大的多数人民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代表着广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如果说开头它的斗争范围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框里，那么很快就明显起来，这个斗争只是一个广大的国际戏剧的一幕罢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到法了这样一个时候，“它的存在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它不能养活它的奴隶了。它驱使他们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宣言》于是转而谈到共产党入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任务。它坚持，共产党人并不另行组织“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分立的政党”[1]。他们并没有任何同工人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但如此，《宣言》还说，“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宗派的原则”。他们的任务是坚持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站在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前列，并且凭借他们在理论上善于更深刻地掌握历史的运动，在工人夺取政权的努力中贡献岀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要废除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使社会的十分之九的成员被剥夺了获得个人财产的能力。共产党人直率地承认，他们要废除资产阶级对家庭的腐化，要用社会教育来代替家庭教育。他们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资产阶级家庭是剥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因为资产阶级教育意味着教育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目的。如果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废除对祖国的爱，那么《宣言》回答说，除非工人先从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他们不可能有什么祖国；工人一旦取得政权，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就消失了。同样的，工人取得政权之后，宗教和哲学的传统观念也会改变。因为工人取得政权之后，经验将被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所以作为经验之表现的观念将随之而改变。
《宣言》承认，各国工人解放的道路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由于发展方面的不同。但是《宣言》提出一些纲领性的办法，认为是先进国家“都可以采取的”，这些办法将使工人能够赢得争取民主的战斗。当这一胜利赢得之后，在上述的那些条件之下，阶级的区别将会消失，政权也将会消亡，因为它只是为了维持阶级的区别而才成为必要的。取国家而代之的将是公民的自由联合体，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这样一个提要当然不能反映《宣言》本身那种宏伟的思想内容于万一。但是就这个《宣言》所强调的含义来加以论述还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提一提这个文件本身的题名，也许是有益的。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意见，这个文件原来打算叫做“问答”，后来终于写成了《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要这样改呢？没有疑问，部分地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把这个本来主要只供国内一时之用的宣传品，变为一个能有永久历史价值的宣传品。很难使人不相信，他们把它叫做《宣言》是为了纪念巴贝夫主义的《平等派宣言》[2]。他们始终承认巴贝夫是一个真正的先驱者，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至于“共产党'”一词，大可以认为它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这个词强调了他们这个作品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关系和他们是受同盟之命执笔写作的；另一方面，这个词也用来划出他们自己深刻感觉到的他们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同以卡尔·格律恩[3]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界线，对于这些人的批评在《宣言》本文内就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责备“真正的”社会主义感伤、虚伪、用抽象的态度对待具体问题，以致使问题被剥夺了所有的现实感。从他们在1847年8月和9月所写反对格律恩的那些文章里[4]，人们早已能够看出他们是多么敌视格律恩了。他们要为他们的文告选择这样一个题名，既能追忆一位伟大的革命前辈，同时又能避免同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种空洞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混杂不清的危险，这是并不令人惊奇的。
对于这个看法的有力支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宣称：共产党人并不另行组织分立的政党。相反地，他们准备同真正致力于社会主义任务的一切工人阶级组织合作；而且，他们否认自己曾提出任何“宗派的”理论，这种理论只能使他们脱离工人阶级运动的其余部分。坚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除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原则抱着何等样的批判的态度，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各种力量团结的关心却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事业一开始就表现了这种情况。甚至在《宣言》发表之前，恩格斯就出力支持宪章运动，但是宪章运动领袖里一定没有什么人眞正深入了解以恩格斯为代表的学说。恩格斯和马克思常常十分敌视德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他们攻击拉萨尔（Lassalle）、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倍倍尔（Bebel）、考茨基（Kautsky）。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设法另外组织一个德国共产党。马克思早在1847年就攻击蒲鲁东，可见他是敌视法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分子的，但是他和恩格斯始终鼓励法国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分子，马克思本人的《法兰西内战》（1871年）一书就说明他们念念不忘要帮助它，尽管他们认为它的政策是错误的。的确，《宣言》第四章本身就坚持这个观点。共产党人支持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他们“联合”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他们支持瑞士的激进党人，而“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在波兰，他们支持“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支持曾经发动过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的那个政党”；在德国，他们同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共同斗争，只要这些人认为有必要“采取革命的行动”“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
毫无疑问，《宣言》坚持共产党人和其他团体发生关系，以给予它们指导，散播他们自己的信念，使工人认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敌对情形的意识”。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是这个宣布是紧接在宣告三个目的之后而提出的，这三个目的必须牢记在心，如果要充分理解他们的宣布的话。他们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而且，在每个运动中，他们最为注重的是所有制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宣言》说，“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民主主义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
如果这一切同恩格斯于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著名导言[5]和两人合著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6]联系起来阅读，那么很清楚，《宣言》是要提出一种不断革命的理论。他们用的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工人应该像布朗基所鼓吹的那样去进行一系列连续的尝试，以夺取政权。他们知道，革命是一种艺术，同时，如果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具备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们是说，当社会的各种进步势力的联盟推翻反动势力的时候，工人决不能容许资产阶级民主派或社会改良派在还没有触及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关头就停下来。他们必须驱使这些人从这个改良主义的观点前进，直到到达直接攻击私有制的革命阶段为止。即使条件不允许革命成功，至少他们可以大大地教育那些还没有具备阶级觉悟的工人，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地位。然后，由于普选的实施，革命意识将通过历史环境的作用，使共产党人“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长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一切其他势力都是不免要在这个力量面前表示屈服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个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7]。
下文的重要意义也并不稍逊。恩格斯写道，“世界历史的恶作剧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复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它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驱入街巷斗争，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法制。”[8]恩格斯这里的话丝毫不意味着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过渡，很可能将是和平方式的。刚相反，很明显：他期望社会主义的各种和平力量将要那么发展起来，以致终于构成对私有制势力的威胁。他预言，这种威胁将导致私有制势力自己去破坏宪法。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就有自由为保卫自己而行动了。在他看来，那正是革命斗争开始的时刻。他并没有忽略向社会主义的前进有可能因发生全球规模的战争而拖延的危险。他写道：“除了一种世界战争，一种具有前所未闻的规模和残酷性的世界战争以外，对于普鲁士-德意志再不会有其他任何的战争了。八百万到一千万的兵士将要互相屠杀，而在这个屠杀中，他们将要比一群蝗虫还要厉害地吞噬整个欧洲。三十年战争的蹂躏将集聚于三四年中，蔓延到全部欧洲大陆；饥馑、瘟疫将要发生，而由于极端的贫困，军队和民众将普遍堕落；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用事业中的巧妙机构将发生不可救药的混乱，最后导致总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国家智慧将要崩溃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成打的王冠会在街道上乱滚，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拾；绝对不可能预料这一切将如何告终，并且谁将成为这个斗争的胜利者；但是只有一个结果却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普遍的筋疲力竭和工人阶级最后胜利的条件的形成。当在军备中互相竞争的那个制度发展到顶点而最后产生它不可避免的结果时，那么前途便是这样。我们的王侯老爷和政客先生们，那正是你们的聪明已经把旧欧洲带到了的地方。如果除了开始那最后的战争大舞蹈以外，你们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作的话，那么就这么办吧。战争也许暂时会使我们退居次要的地位，可以夺去我们一些已得的阵地。但是如果你们解放了那些你们以后将不能再控制的力量，那么事态的发展将不可收拾；在悲剧的结局，你们将要毁灭，而无产阶级的胜利或者已经争取到了，或者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在1888年1月7日写给左尔格[9]的信中，他也没有忘了指出：“美国工业将要沿着发展的道路胜利前进，把我们推向作出这样的选择：要么倒退到供国内消费的生产要么实行社会改造……但是第一枪一打响，势必如野马脱缰，再要控制就不可能了。”这里还要补充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作关于因路易·拿破仑在普法战争中败北而引起的法兰西内战的报告那本书中所说的一些话，这本书是恩格斯编辑付印的。在1871年3月18日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写道：“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的一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的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为止。近来社会民主党里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只要老老实实地细读《宣言》的这一部分，谁都不会不得出两个结论，特别是如果把它和两位作者后来亲自所作的解释作了比照的话。他们并不期望，资本主义社会将能不通过暴力革命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坚持，跟他们抱同样观点的人决不可分裂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些人的责任是避免宗派主义，决不可另行组织分立的政党。他们的任务是充当党的先锋，公开宣布他们的观点，尽他们力之所及使这些观点被接受为行动的基础，但是仍得留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队伍里。还不止此：在恩格斯编辑的《宣言》的最后一个版本里，虽然他仍旧强调资本主义最后消失必然要有暴力这一信念，同时却也着重指出，如果工人依靠在街垒中作巷战的老方法，那将是愚蠢的，因为新方法和新武器已经改变了形势，有利于武装力量和警察。战斗也许仍然是必要的，但工人必须不放弃合法的方法，直到到达这样一个阶段，那时他们所处的地位将抵消资产阶级社会在政权中所具有的新的力量——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便是愚蠢的。
在什么条件下，工人才到达了那个地位呢？答案无疑在于这个事实：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结果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时法国在1870年的战争中败于普鲁士。恩格斯呢，如《宣言》的1895年版序言和波尔克海姆那本书的序言所表明的，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全球战争所造成的惨况的结果。我们得根据列宁本人对这两种观点的解释来考虑它们，这样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完全公正地指出，从发表《宣言》到发表《雾月十八日》从发表这两个小册子到写《致库格曼》和《法兰西内战》，马克思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他也十分公正地指出，恩格斯从写《宣言》到在《反杜林论》里作细致的分析，观点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但是列宁自己的重要观点，那是在他那经典性的《国家与革命》和一些有关文件中提出的。这里只要说清楚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列宁所关心的，是要向列宁格勒的同志们说清楚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原来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十分注意于把自己的观点同布朗基的观点区别开来。他认为必要的是，第一，政权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应该是不忠于统治阶级的。他认为国家机器必须被打碎；工人阶级间必须掀起广泛的革命骚乱，这将以罢工和示威为标志；同时必须有一个坚强一致的工人阶级权力，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去夺取政权。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的胜利才有真正成功的希望。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所考虑的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机器的彻底崩溃将开辟新方针的前景[10]。1939年战争的结果，一些古老的政权崩溃了，这跟列宁预言的情况有些相像。那是战败的结果。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国家，它们的形式却没有变更。列宁坚持得很不错；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后壁垒，而不会是按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拿马考莱[11]和丹尼尔·韦伯斯特[12]等人的言论来看，也可以注明这一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不断坚持，反对强加于人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不应该在原有的社会民主党之外，另行组织分立的政党；列宁在他的讨论里，却没有谈到他所代表的极左派是不是有理由和为什么有理由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主张这一根本之点。关于这，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著名的分裂，是列宁的前辈所没有考虑过的新发明。这次分裂是否明智，以及自1919年成立第三国际以来，分裂所引起的巨大的后果，都不属于这篇导论的范围之内，暂置勿论。
[1] 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原文里，这句话是：“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汉文版的译文也是这样的。英文版的译文是：“The Communists do not form a Separate party opposed to other Working-Class Parties”。拉斯基利用其中“form”与“separate”两词所含有的歧义，把这句话加以歪曲并借此对各国共产党大肆攻击，题为“分裂工人运动”。下面，凡拉斯基引用此句时，概照拉斯基对原文加以歪曲的意思译出。——译者
[2] 《平等派宣言》（Manifeste des Egaux），西尔文·马勒沙尔（Sylvan Marshal, 1750—1803）著。马勒沙尔是法国政治活动家，巴贝夫的战友。——译者
[3] 卡尔·格律恩（Karl Grun, 1817-1887），德国政治家，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译者
[4] 这些文章最初发表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后来重载布1895到1896年的《新 时代》上（第1卷，第51页起）。
[5]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年一1850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3页。——译者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4-94 页。——译者
[7]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年一1850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译者
[8] 同上。——译者
[9] 弗里德里希·阿伯特·左尔格（Friedrich Albert Sorge, 1828—1906）德国社会主义者，参如1848年革命。第一国际及美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译者
[10] 这在《国家与革命》的初版序言里说得很清楚。列宁写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达个革命对国家所抱的态度，已经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11] 托马斯·马考莱（Thomas Macaulay, 1800-185），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12]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782-1852），美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演说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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