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斯基 -> 《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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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2月。至于它的两位作者，那时马克思正是三十岁，恩格斯正是二十八岁。两人不但已经熟悉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文献，而且已经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欧的大部分团体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他们结为密友已经四年了；他们各自都出版过成为社会主义史上里程碑的书本和专著。作为一个记者和社会哲学家，马克思早已经历过风浪；他早已十足是各个反动政府的眼中钉，不得不避居巴黎和布鲁塞尔。恩格斯呢，他已经服过兵役，已经接受了莫泽斯·赫斯^[1]的看法，即认为德国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社会问题，只能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从而完成了改信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到1843年年底，已经在他父亲的曼彻斯特的商行里受了差不多十五个月商业训练。他对英国的情况有了深刻的观察。他已经了解到各主要政党之间的冲突的意义、那时正由丹尼尔·奥康奈尔^[2]领导的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重要性，以及宪章运动内部的一切紧张斗争；他充分估计到宪章运动的意义，并且参加了它的队伍。他知道欧文的观察是多么深刻，而欧文的影响又是多么巨大。他是《北极星报》的热心读者，1848年夏天以后跟乔治·朱利安·哈尼^[3]过从甚密，那时哈尼在菲格斯·奥康瑙尔^[4]手下工作，是对《北极星报》最有影响的人，也是了解欧洲大陆上情况和各种运动的少数宪章派人物之一。恩格斯为欧文的刊物《新道德世界》写了不少稿，其中有一篇出色的文章论卡莱尔^[5]的《宪章运动》，还有一篇则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抨击。在他回到巴门的几个月里，从1844年秋到1844—1845年冬末，他发表了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无疑是受了毕莱^[6]那部较早出版、引人注目的作品^[7]的影响，但是予人一种清新之感，而且那种哲学的概括力远出毕莱之上。他早已确知，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是未来历史的根本线索。
　　历史上没有任何伙伴关系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的关系更有名了，他们每个人的品质都对对方起着取长补短的作用。马克思本质上是个思想家，他缓慢地、有时甚至痛苦地较尽脑汁钻研到问题的核心里去。有时他是个才华焕发的作家，但他的文章往往晦涩难懂，因为他的思路太快或太深；文字跟不上。尽管非凡地博学——他的渊博是他在德国时所有青年黑格尔派学者所公认的——他有点儿像德国学究那么不切实际；他热衷于系统化；他很容易发脾气，这是耽于思考、欲罢不能、神经质地耗尽了心力的人的通病。他心地古怪固执，领袖欲很强，渴望行动，却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满足；由于一开始就遭到种种困难，他也郁郁寡欢，渴盼得到别人的赏识，这就使他过多地好疑和骄傲，而且尽管一生作出了高尚的自我牺牲，却很特殊地成了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物，除了在自己的家庭里和始终以恩格斯为其中最亲密的知己的一小群友人里，他当然总是易于轻视和憎恨别人，而难于尊重和热爱别人。马克思的性格里有许多极可爱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在他的私生活里，比他作为一个鼓动家和社会哲学家而活动的时候，要显著得多。而且，尽管他具有极大的分析判断力和战略决策力，这种能力却很少使他能够隐藏起内心里那种智力超人的自信，以致很难在他急于——大多数场合是无私地急于——主宰的运动的每个阶段跟一般干部和好相处。
　　恩格斯思想敏捷，对人始终亲切友好，总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无论在采取实际行动和与人相处方面，都有卓越的才能。他很早就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他既不能独闯天下，也不能领导群雄。他读书极广，有一种真正的天才，能够迅速流览大量资料，不过他下笔很快而不够深透。他完全没有妒忌和虚荣。他性格开朗，从来不为困难的思考所苦。在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经过略一踌躇之后，他就决定自居于马克思的忠诚助手的地位；在四十年的友谊中只有一次短暂的误会，他总是竭尽所能为马克思服务，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这种义务。他比马克思是个更好的组织家；对于在一定的形势下应该采取的实际措施，他的反应要迅速得多。行动的必要性来自深远的历史关系，他认识这种历史关系比较慢，但却能很快判明该怎么办。如果说马克思让他看到了他从未了解的哲学图景，那么他以第一手的深刻见解向马克思解释了现实经济情况，那是马克思无法从别处得到的。同样重要的是，正当马克思还把德国当做历史发展的中心因素的时候，他使马克思看到了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历史演进中的重要性。没有他，马克思肯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左派社会哲学家；有了他，马克思才能够把无上的智力方面的成就和广大的实际影响结合起来。当他们的伙伴关系开始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实行家们在理论和鼓动工作方面都还只是一些散漫的小组。当这个伙伴关系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给一个世界运动奠定了基础，使这个运动具备了完整的历史哲学和直接产生于这种哲学的明白清楚的未来行动方法。
　　后来，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亲密的朋友，而且已经共同形成一种建筑在巩固的哲学基础上的深刻见解，而他俩对于社会发展诸问题的历史知识和当代知识，无论广度或深度，都是当时无人能及的。他俩都曾经着迷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几乎一开始和它接触，他俩就首先情不自禁地趋于黑格尔左派，然后又越过了它，到达马克思所谓非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不可的境地。他俩都从直接的个人接触中，认识到德国王公们的根深蒂固的暴政，这些王公总是愚钝，总是渺小，而且又总是官僚主义的。他们都看到，政权是被用来维持一种法律关系的特殊制度的，而这种关系是由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他们都理解到，对于封建贵族不能存任何幻想，对于中产阶级也很难存任何幻想，只有无产阶级充分自觉起来，知道它必须去夺取什么的时候，才能取得什么。他们都懂得，没有这种自觉，什么也不能使挣工资的人避免主子的剥削；而且，一切社会手段，从教会叫人虔诚、报纸和书刊检查制度施加压力、直到野蛮而周密地使用军队和警察，都会用来击破对这种剥削的叛变。他们知道，任何社会都是阶级社会，而任何社会的教育、司法、习惯，都服从于掌握经济权力工具的那个阶级的要求。他们已经看到，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是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他们也已经看到，自由从来不是从上面恩施的，而必须从下面去夺取；然而只有掌握了哲学同时又具有习惯的人们，才能夺取自由。他们两人都看透了官方教会的空虚，同时也明白了教会的实际行为和官样文章之间的鸿沟有多宽。同样重要的是，正如马克思后来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著名附录再作补充时所表现的那样，他们都已经对哲学的使命抱有一种十分实际的看法。马克思后来写道，“从来哲学家的使命是解释世界，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改变世界。”^[8]他们所以结成了举世无双的伙伴关系，正是为了确保这种改变。
　　当他们动手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进行硏究的历史知识基础也同样是十分广泛的。马克思不仅仅是个胜任愉快的哲学家和知识丰富的法学家。他博览德国史籍。他特别深入硏究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尤其充分地硏究了1789年革命及其后果；他向来无书不读，这时已经开始对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理论进行令人注目的研究，后来终于在1867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熟知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的英国工人运动。他深悉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不但看到它们的内幕底细，而且用了当时无出其右的历史知识和对当代欧洲情况的洞察力来硏究它们。尤其必须着重指出的是，除了他们的专门知识，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都有非常广博的一般修养；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内心的责任感始终要求我做到nihil a me alienum puto^[9]他们都是博学之士；他们从早期起就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充分了解每一时代脉络里科学的重要意义，正是科学的发展影响着每一时代的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没有一个杰出的社会哲学思想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年龄，能达到这样成熟的境界，去胜任地担当提交给他们的任务。

^[1] 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译者

^[2] 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775—1847），爱尔兰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右翼领袖，———译者

^[3] 乔治·朱利安·哈尼（Goorgo Jalian Harney，1817-1897），英国宪章运动左翼领袖，《北极星报》的编辑。——译者

^[4] 菲格斯·奥康奈尔（Foargus O'Connor，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左翼领袖，《北极星报》创办人和主编，1848 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译者

^[5] 托马斯·卡蒙尔（Thoman Oarlyle，1795-1881），英国无产阶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译者

^[6] 欧仁·毕莱（Eugène Burot，1810-184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译者

^[7] 书名“La Misère dos Classes Laboreams en Franoo et en Angle-terre”（《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两卷，巴黎1840年版。

^[8]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6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ndwig Feuerbach，1804—1872），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

^[9] ：拉丁文；我想，没有一样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