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抽象思想的起源


Ⅰ 关于抽象思想起源的矛盾看法
Ⅱ 本能和抽象思想的形成


Ⅰ
关于抽象思想起源的矛盾看法


　　在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假设和理论一度成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之后便从智力活动的领域消失了，而后就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遗忘时期，又重新出现于舞台，这时它们在这段时期所积累的知识面前再次受到考察而终于被放进既得的真理的行李包里去。
　　拿物种不断发展的理论来说罢。它已为原始人不自觉地承认，他们认为植物和动物是自己的祖先并赋予它们以人的特性，古代世界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已预见到它们的科学构造，它是被十八世纪末的自然科学家以天才的精确性所确定下来，而后在乔夫路阿·圣—伊莱尔和居维叶之间的一场值得纪念的争论之局又被深深地遗忘了，以致人们把这个理论的构想归到达尔文名下，当他在1859年在自己的《物种起源》一著中使它重新复活的时候。在1831年乔夫路阿·圣—伊莱尔要想使他也“计划统一”的原理获得胜利证据是不充分的，现在已收集得这样丰富，使得达尔文及其学生能补充这理论并且迫使科学界承认它。
　　抽象思想的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论也有同样的命运。开始它是由希腊的思想家提出来并加以讨论；而后又被英国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国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所采纳，而且自资产阶级获得胜利之时又从哲学作业的规划上被勾选了。
　　除了与有灵界和无灵界相适应的思想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思想，它们在客观世界中是找不到可感觉的相同的东西的，如正义、真理、善、恶、数目、原因、无限等等就是这样的思想……人们虽不知道脑子把感觉变成思想的过程，正像他们不知道发电机如何把运动变成电，这并不妨碍他们去弄清楚作为可感觉之物的反映的思想之起源；事实上不与任何客观现实相适应的抽象思想的起源早就成为研究的对象，只是还没有得出决定的结果。
　　希腊哲学家，我们在任何思想领域的入口处都会碰到他们，已经提出并试图解决抽象思想问题。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Zenon）曾视感觉为知识的来源；但是感觉只有在经过一系列的精神的改变之后才变成概念。创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显然在这位哲学家之前便认识到思想来源于感觉；例如希腊文idea是指物体的物理的外表，即对视觉起作用的东西，意指“思想”，而拉丁文sapientia是指物体的味觉，即指对上颚起作用的东西，意指“理性”。[1]
　　相反地，柏拉图认为善、真、美的思想是先天的、不变的、普遍的：“灵魂，跟随上帝周游，蔑视我们不正确地称为存在的东西，抬高自己的视线向着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它就观察到和回忆到它所曾见过的东西”（斐德若）。苏格拉底同样也把自然法放在人类的一切之上，自然法虽然什么地方也是不成文的和什么时候也没有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而决定，但它却为全世界所尊重。[2]②
　　亚里士多德，显然地，对自然法没有这么强烈的信念和对它作了一个轻微的嘲弄，他相信自然法只有神才不能违犯；然而永生的奥林普山的诸神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这个自然法；他们的事业和行为如此粗暴地凌辱了凡人当中流行的道德，以致毕达哥拉判处荷马和赫雪得的灵魂应受地狱之灾，因为他们竟敢谈论这些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没有普遍的性质；照他的看法，它只能存在于相互平等的人们之间；例如，家庭的父亲在对待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奴隶时，在对待一切隶属于他的人时不会发生非正义的事；他可以打他们，出卖他们，杀死他们，而不会因此而越出自己的法权。亚里士多德像通常的做法一样，使自己的“法”适应于那时代的风习；父权制家庭的发展的思想他是不了解的，因此他不得不赋予习惯以法的原则的意义。但是他不赋予法的原则以普遍的和确定不变的性质，而认为它只有相对的价值和限制它只在处于平等状况的人们中间起作用。
　　但是为什么他的老师，以自己的敏锐的智慧，看到了同样的习惯而没有预见它们的消灭，把奴隶制引进了他的理想的共和国呢？为什么他在正义相对性问题上不采取同样的看法呢？根据从亚里士多德口中漏出的一个词，一般都断定柏拉图也像神圣的神秘教的祭司和大多数诡辩派一样，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全部哲学，只是向小范围内经过考验的学生才作了详细的讲解：他似乎害怕苏格拉底的审判和阿拉克萨哥尔在雅典所遇到的危险，因为他把自然哲学从伊奥尼带到雅典而只是靠逃亡才免去一死。
　　这种意见只要详细地和比较地阅读《对话集》便可得到证实，在《对话集》里柏拉图经常挖苦自己的读者，正如歌德所指出的。无论如何苏格拉底的老师和他的某些学生关于正义的固定不变的意义的概念是很薄弱的。阿尔赫拉（Archelaiis），享有博物学者（phusicas）的外号和曾经作过苏格拉底的老师，他否认自然法而断言民法才是正义和非正义概念的唯一根据。阿里士底卜（Aristi-ppe）同柏拉图一样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对自然法表示深恶痛绝而宣扬哲人应站在民法之上和敢于做民法所禁止的一切，假如他能在十分安全的情况之下做它的话。为这些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只有按照一般人的意见去看时才是坏的，因为这种意见是为严厉控制蠢人而想出来的[3]。柏拉图没有勇气发表同样的学说，他用自己有名的赞扬男色来表示他对自然法是如何不尊重。这种反乎自然的爱对奴隶是禁止的，它是自由民和有德行者的特权。在《共和国》（第五编）里苏格拉底使它成为奖励战士的英勇的方法之一。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重新掀起了思想起源的争论，当时的资产阶级已动起来了，准备夺取社会的专政。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宣称：没有先天的概念！人们走进世界像一块光板（tabula rasa），自然界的实物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在它的上面烙下自已的印记。康迪拉克（Condillac）的感性派重新提出那著名的公理：一件东西若非先出现于感觉，便不能存在于理性之中。布封（Buffon）劝人收集事实，这才可以获得思想，思想不是别的，只是感觉的比较的结果或者说得更好些，是感觉的联合。
　　笛卡儿复活了内省法和苏格拉底式的“你认识你自己罢”；他重新使用了亚历山得里亚学派的中国式的游戏说法；认识“我”就要求找到上帝。笛卡儿孤独地躲在他的“我”中来认识宇宙，并从他的“我”的深处去发掘哲学的原理，维科就在这一点上批评了他。笛卡儿就这样在“他的那个‘我’中，清除了学习得来的信仰或如人们所说的从童年时代就由感觉培养起来的偏见和清除了一切由科学所教给的真理”，就发现了实体、原因等等，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先天的，而非由经验所获得。用康德的话来说，它们是普遍的和必要的概念，纯粹理性的结构，它们的对象不能由经验提供，但是它们却无可争辩地存在于我们的理性之中。我们在每秒钟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出必要的和普遍的判断。在最简单的句子中都包含着实质、本质、原因和存在的原理。
　　洛克及其追随者相信思想是经由感觉才产生的，实际上假如某物不首先在感觉里出现，就不能在理性里存在，除了理性本身之外。莱布尼茨反对这种看法。照他的意见，思想和概念是与生俱来的，只是以隠蔽的形式存在他的理性里，但在外界的对象的影响之下便显露出来。理性在个人的经验开始之前已经形成。莱布尼茨把那先于经验的思想和概念同布满大理石上的色彩杂多的纹理作比较，手巧的雕刻家利用这些纹理来装饰由他所作的雕像。
　　霍布士还在洛克之前就在自己的《论人性》一文中说：“如果没有先行的感觉，心灵里就不会有概念”，思想是从感觉中产生的。在自己的《论公民》（De Cive）中，霍布士重新提出阿尔赫拉的原理，即为了认识正义和非正义必须求诉于民法。正是这些法律吿诉我们，什么应当“称为盜窃、凶杀、通奸或者什么是对公民的侮辱，因为简单地夺取某人占有的东西不就是盜窃，而只有夺取了依法应属于失者的东西才是盜窃。同样地法律的诉讼指出什么属于我们，什么属于其他的人。因此不是一切谋害人命都是凶杀，而只有当谋害是加在法律所禁止杀害的人身上时才是凶杀。同样地同一个妇女睡觉不构成通奸，而只有同法律禁止接近的妇女做这种事才是通奸”。[4]罗马和雅典的贵族同手工艺人的妇女性交不算通奸，—— 粗野的法律条文载称：in quas stiiprum non conmititur （对她们无所谓淫乱），——她们注定是供贵族淫乐的对象。在我们今日的 英国，一个丈夫当场杀死了犯通奸罪的妻子，他就会没有二话被绞死，像处死普通的杀人犯一样。而在法国他不但不受处罚，反而是一个英雄，敢于为隐藏在他的妻子的连衫裙之下的荣誉而复仇。还在巴士嘉（Pascal）之前怀疑论者蒙田（Montaigne）就说过：“界分两国的河流足以使罪行变为善行。”（《略论》，第二编，第八章）。
　　洛克认为思想出自两个泉源：感觉和反省。看来康迪拉克丢掉了英国哲学家的学说中的两个思想来源之一——反省，为的是要把转变为注意、比较、判断、推理和最后转变为愿望和意志的感觉提到首位。他以前的学生麦纳·得·毕朗（Maine de Biran）[5]重新拒绝感觉而侧重笛卡儿的方法，——笛卡儿从他的“我”中便从某一口井中引出一切——在理性中找到了思想的出发点。毕朗说，原因和实体在我们的头脑中先行于其中所包括的两个原理。一开始我们在我们自身想这些思想，因为既然承认我们自己是它们的原因和实体，这样的思考一经养成习惯，我们就通过归纳法把它们带到我们的“我”之外而承认凡有现象和特性之处就有原因和实体存在。因此原因和实体的原理归结到使它成为只是现象或然宁可照休谟所说只是我们头脑的虚构。笛卡儿和苏格拉底的内省法，为资产阶级的唯灵论者如此轻率地滥用着，一方面引到怀疑主义，另一方面引到无能为力，因为如穆得斯莱（Maudsky）所说：“想要借助个人的意识来阐明心理活动的底蕴，这等于想用一根火柴来照亮宇宙。”
　　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在哲学思想上引起了彻底的改变：霍布士、洛克和康迪拉克的哲学曾经占据如此光荣的位置，现在被拉下来了；人们并不反驳他们而只是在引用时加以曲解和窜改，当作人类智慧因脱离上帝的道路而陷入迷误的例子。反动走得这么远，以致在查理十世（Charles X）时代甚至连唯灵论的诡辩派的哲学也被怀疑；人们曾想法禁止它在学校中讲授。[6]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理性的宝座上恢复了永久的真理和最庸俗的唯灵论。正义曾被希腊、英国和法国的哲学家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使它适应于它所赖以表现的社会环境的条件，如今却变成永久的、固定不变的和普遍的原则。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学院式的诡辩家之一大声疾呼：“正义是不变的和永久的，虽然它只是逐渐地钻进人类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它的活动地盘的界限是逐渐地扩大和任何时候也不会缩小；任何人类的威力也不承迫使它离开已获得的地盘。”
　　百科全书派带着革命的狂热去研究思想的起源；他们希望在儿童和野蛮人的智慧中找出、这个起源[7]。新的哲学轻蔑地拋弃了这些研究，因为它可能引起危险的后果。维克多·枯桑（Victor Cousin），这位诡辩派的大师在他的真、善、美辩论中大声疾呼地说：“首先就得取消起源的问题。上一世纪的哲学对待这类问题是太宽容了。怎么可能向黑暗要求光明和向假设要求事实的解释呢？为要说明自己现在的状态本来可以在他本身上去研究，为什么要追溯到假想的原始状态呢？那些本来可以在完成了的和完善的形态中看出和应当认识的东西为什么要从萌芽状态中去探索呢？……我们无条件地否认到臭名远扬的阿维罗（Aveyron）的野蛮人当中或者到澳大利亚群岛或美洲大陆的野蛮人当中去研究人类的本性之必要……。人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即指自己同种的理想化身；真正的人类本性就是达到高度发展的人类本性，正如真正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完善的社会……“让我们把视线从儿童和野蛮人身上移开而把它们放在现在活着的人，真实的和完成了的人。”（第十五和第十六讲）。苏格拉底和笛卡儿的“我”必然会引到对有产者的崇拜，因为有产者被看作人，一种完善的、真实的、达到了完全发展的人类本性的完成了的典型；它也必然引到使资产阶级社会神圣化，因为资产阶级社会被看作一种建立在善和正义的永久的和不变的原则之上的完善的社会秩序。

Ⅱ
本能和抽象思想的形成


　　可以把哲学家称为先天思想的东西加到动物本能上去。动物带着机体的秉赋，即带着莱布尼茨所说的智力的先在形成（prifm mation intellectuelle）而生。这就使它们可以不必预先经过任何经验的学校而能随意地执行为它们的个体的保存和为繁殖种类所必要的最复杂的行动。这种“先在形成”任何地方也不像在靠变形发展的昆虫（蝴蝶、五月金龟子等等）里表现得那么明显。随着自己的变形它们都能适应与它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新形态严格地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塞巴斯丁·麦西（Sébastien Mercier）说：“本能是先天的思想”[8]，是完全正确的。唯灵论者不懂得本能可能是动物的某种形态对自己的自然环境的条件长期适应的结果，却大胆地作出结论说，本能是上帝的恩赐。人任何时候也不犹豫地把他所疏忽的现象的原因说成是某种处于人所能理解的界限以外的东西。
　　但是本能不像唯灵论诡辩派的正义一样是一种不变的，不受任何偏差、任何变化影响的机能。家畜已经把上帝本着他的无限仁慈而赐予它们的野生祖先的本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养禽舍里的鸡和鸭几乎完全失去了飞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为它们所安排的人为环境中已变成无用的了。锡兰的鸭的水生鸟的本能消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要推一推才能使它们下水行动。有各种不同的鸡（les Houdan， les La Fléche， les Campine等）都失去了母性的强大的本能：它们下蛋很多，但是从不伏卵孵雏。德国某些地区的小牛由于许多世代以来，从它们一生下来就夺去它们的母畜，所以在这些母牛中母性本能的削弱看得很明显。日亚尔（Giard）认为哺乳动物的母性本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想把引起乳房肿胀的乳汁解除掉的这种需要[9]。另一个自然科学家证明棘鱼的筑巢本能不应归功于上帝，而应归功于这些鱼在性欲发动时期所易患的临时性的肾脏炎。
　　消灭一种本能，即使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罗曼内斯（Romanes）讲过一件母鸡的例子，人们预先让它一连三次孵化鸭蛋；它就能自觉地把那以后由它所孵出的真正的雏鸡也推到水里去。人可以改变各种狗类的本能，按照自己的需要赋予狗以新的本能而压抑旧的。狗在野生状态之下是不吠的，野蛮人的狗都静不发声；正是文明人使狗养成吠的本能，然后又使某种狗消灭这种本能。猎狗碰着猎物想抓它时总是压着声音，正是猎物的出现使得吠叫的狗变成哑巴和钉在那个地点。假如吠叫的狗是好种的，那末它就不需要受教育就能表现出这种不久前才获得的本能。年轻的狗初次出猎无所分别地在石块前也好，在绵羊前也好，在什么别的东西之前也好，都停着不动，也不出声。癖好植根于头脑中，但它是盲目的并且需要特别的指引。既然为了改变和压制某种动物的本能和为了发展它身上的一种新的本能只需要把动物放在新的生存条件之下，那末，因此野生动物的本能不过是它们对它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条件适应的结果而已。本能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它是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现象的作用和影响之下在动物身上逐渐地发展起来的；这些现象存在着，它们的作用是不能避免的，虽然它们可能始终不为动物本身所知道。
　　人可以在自身上研究本能的形成。他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脑筋紧张，便不能学习什么东西，无论是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都一样，这脑筋的紧张将随着对所学的对象的熟习程度而减弱。例如某人开始学弹大钢琴，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着手和指的运动，以便准确地按下他所想按的琴键；习惯了之后，他就开始随心所欲地按，不再看琴键而且还可以想别的事物。同样地在学习外国语时必须经常集中注意于选择词、前置词、词尾、形容词、动词等等；所有这些在以后熟习了语言时就会本能地在记忆中发光。人和动物的脑子和身体具有一种性能，就是把开初由愿望、意识所引起的东西和作为紧张的注意之结果的东西转变为自动的行为。人如果不具有这种自动动作的性能，他就不能接受肉体的和精神的教育。假如经常被迫注意说话、走路、吃饭等的一举一动，那他就只好永久停留于儿童的状态。教育教导他不靠理性也能行；它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他变成越来越复杂的机器：结论简直是反常的。
　　成人的脑子按照他的个人教育的程度和社会文化的高度或多或少地自动化了。像原因、实体、存在、数量、正义等等基本的抽象概念对于他已成为一种先天的和本能的东西，像饮食一样；人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他是怎样获得它们的，因为文明化了的人也像会吠的狗一样，一生下地就继承了传统的习惯，一有可能就获得这些概念。但是这种获得概念的倾向是他的祖先几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经验的结果。以为抽象思想是在人的头脑里自发地生长起来，这同认为形式最完善的自行车或某种其它的机器是第一次就造成功一样的糊涂。抽象思想和动物的本能相似，不论在个别人身上也好，在整个人种里也好，都是逐渐地形成起来的。为要找出它们的来源，不仅应当分析成年的文明化了的人的思维机能，像笛卡儿的作法，还必须像百科全书派所想那样转向于儿童的理性和沿着时代往上追溯，以便研究半开化人和野蛮人的理性，正同人们想找出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智识的起源而必须这样做一样[10]。
　　上世纪的感觉论者把脑子看作“光板”，这是从根本上恢复笛卡儿的“清洗”，但却忽视了一件主要的事实，即文明人的脑子是经过许多世纪耕作过和经过几千代播下概念和思想种子的一块田地，照莱布尼兹的正确说法，脑子在个人经验之前已经“预先形成"。必须假定脑子具有这样的分子配列，它可以供大量的思想和概念产生之用。只有这样的假设才能说明像巴士嘉这种非常的人能靠本人发现许多的抽象思想；欧几里德第一本几何学的定理也是如此，这些定理本来只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才能制定。无论如何脑子具有这样一种获得某些基本概念和思想的机能，以致它甚至不觉察到它们的获得的这个事实。脑子不限于只接受经过感觉而从外面来的印象。它本身还作分子的工作，英国的生理学家称之为无意识的脑的活动，帮助它补足自己的获得，并且甚至不靠经验的帮助也作出新的东西。学生从这种宝贵的机能中得到益处：他们在睡眠之前不能完全牢固地记熟自己的功课，就让睡眠在记忆中来关心它们的巩固。
　　此外，脑子充满了奥秘；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terra ignota），生理学家只是才开始探索。无疑地，它具有一些机能，往往在个人和他的种族依以发展的环境中找不到应用。这些沉睡状态中的机能不能看作是外界环境对脑直接作用的秸果，而是这环境作用于其它器官，其它器官再影响于神经中枢的结果。脚掌、眼睛或所有其它器官的改变或新的适应都对脑产生作用，增加它的总的体积和使它的组织复杂化，这是可能的。自然科学家非常重视由爬行而变成直立行走的绿木猿的脚掌的改变：这是人类（genus homo）的开始阶段。不能否认脚掌变成手，变成专门用为攫取和操持武器和工具的器官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最有效的原因之一。动物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若不引起机体的其余部分的改变，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单独变化。歌德称这现象为“机体的平衡”（balancement des organes）
　　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也同样不能作另外的解释。喇叭鸟，南美洲的鸡类，在野生状态中捉到并放到禽舍里去，它就会担负起监视禽舍的工作，迫使鸡、鸭甚至比它更大更强的火鸡也服从于它们，当它监视着它们，当喂食时它不允它们打架和远离鸡窝；早上放它们出来的时候和晚上赶它们回去的时候，它都到场。它在野生状态中它怎么能够发展这种本能呢？假如它不能发展这种本能，那么这种本能又如何能够存在呢？既然这种本能一到驯养状态就找到应用，那又是如何存在的呢？
　　野蛮人和半开化人有能力胜任远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完成的更大的精神活动。近百年来欧洲人把成千的黑人，——与文明离开好几个文化世纪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从非洲沿岸运到自己的殖民地去；然而经过了一个短促的时间之后他们就学会了文明民族的工作。当耶稣教徒在巴拉圭开始对瓜拉尼人进行教育时，他们还是裸体在森林里游荡；仅仅以弓和粗木棍作武器；他们不懂得种植玉蜀黍；他们的智力还只处于萌芽状态，他们不会计算二十以上的数目，并且计算时手指和脚指一起用上；然而耶稣教徒从这些野蛮人中培养出手巧的工人，能以胜任困难的工作，如复杂的乐器、地球仪的制作，装饰的雕刻、绘画等等。这些手艺和这些艺术连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不是瓜拉尼人的手和脑天生就有的；就是说，它们是由耶稣教徒带给它们的，如像把新歌放在手摇风琴里一样。假如瓜拉尼人的脑子不能自发地发现它们，那么它至少是已经奇妙地安排好了或如莱布尼兹所说，已是先在形成了，这才能获得它们。
　　同样确实的是野蛮人不懂得文明人的抽象概念，正如不懂他们的艺术和手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表示一般思想的用语便足以证明。对于文明人习以为常的抽象观念和概念又是怎样钻进人的脑子里去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与百科全书派一起走维科所开辟的道路，研究野蛮人和儿童，探究语言，——假如这不是表达感情和概念的第一种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方法[11]；语言起的作用是这么重要，以致基督教徒重复了原始人的思想，说：“语言是上帝”（Verbe est Dieu），希腊人用同一个术语——logos——来表示语言，也表示思想；由动词phrazo（说话）他们引伸出phiazomai，意指自己对自己说话，即思想。实际上最抽象的头脑如不靠语言帮助，不在心中自言自语便不能思想，虽然在思想时不一定像小儿那样发出声和许多成年人那样爱嘟嚷他们所想的东西。语言在智力的发展上占了过分大的位置，以致词的词源学的形成及其相继产生的意义不能不反映出创造和使用它们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态。
　　首先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同样的字往往被用来既表示抽象思想，又表示具体事物。欧洲语言中表示物质财富或直线的词同样也表示道德意义的善，或者法和正义：
　　ta agadm（希腊文），作财货、财富解；to agathon，作善解。
　　bona（拉丁文）作财货、财产解；bonum，作善解。
　　goods（英文），作商品、财货解；the good。作善等等解。
　　orthos（希腊文），rectum（拉丁文），derecho（西班牙文），tight（英文）等等既表示位于直线上的东西，又表示法，正义。
　　这里还可以从希腊文中选出更多的例子：kalon作箭、镖枪，也作善、美德解；phren作心、内脏解和作理性、意志解；kakos作贱民出身的人解，也作恶棍、恶、丑八怪；kakon作恶、恶德解，也作恶行解。kakos这词用以组成一系列表示污秽的和不好的东西的用语：kakké作粪解，kakkoó作出恭解；kakkia作恶德、卑贱；kakkoth-eos作渎神的；kakkôphonia作音调不和谐等等解。
　　这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很少为人所觉察；日常现象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正因为它们刺眼，所以人们看不见。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普通人的语言同哲学家和法学家的语言能够结合在同一个物质的和观念的，具体的和抽象的词里面呢？首先发生两个问题：是抽象的和观念的降低到具体的，降低到物质的呢或者相反地是物质的和具体的转化为观念的和抽象的呢？这个转化又是怎么完成的呢？
　　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的意义。
　　aissa（希腊文），这个词原先用作分配时某人所得的份额、部 分，最后用来表示命运的决定。
　　Moira，原先是指会餐中分给客人的一份，战士在分配战利品时所得的一份，后来又指命运，最后才用以表示司命运之女神，“神和人同样都应服从”她。
　　nomos，原先用来表示牧场，而最后则用来表示法律。
　　结合抽象的意义同具体的意义的联系常常不是很明显的；因此很不容易一下子理解人的头脑怎么能把牧场同法律的抽象屛想，把直线同正义的思想，把宴请客人的份额同确定不交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我将在正义和善的思想的起源的概论中指出结合这内些不同意义的联系，在这样的时候只有说事实才有意义。
　　人类的头脑通常在工作中都采用同样的方法，虽然他所要处理的对象有区别，例如在他把声音变成母音和子音时所走的道路同他为了把具体的上升为抽象的所曾走过的道路是一样的。字母的起源对于马林克洛（Mallinkrot）主教显得如此神秘，为了安息自己的头脑，他在自己的著作《印刷的艺术》（De arte typography ca）中把字母的发明归功于上帝，这个上帝已经有一次担任过本能和先天思想的负责的创造者了。但是语言学的探索揭掉了一层又一层的盖着字母的神秘的幕布；它们证明字母不是以现成的形式从天而降的，而只是人逐渐地达到用母音字母和子音字母来表现声音。我在这里要指出最初通过的阶段，这对我的论证是有益的。
　　人是从象形文字开始；他用物象的描写来代表物：狗表现为狗的图画。而后他过渡到象征的文字，全身只用它的某一部分来表现用动物的头来表现它的全身。而后他上升到借喻的文字，他根据某物同被表现的思想有着真实的或假想的类似之点而作出描写：狮子的前部被用来表示首位的思想，前臂被用来表示正义和真理，兀鹰被用来表示母性之道等等……。声响表现法的第一个尝试是靠字形谜帮助而进行，人们用有同样声音的物的形态来代表声音。埃及人称猪尾巴为deb，所以他们画一个猪尾巴，一个弯折的小圏，来形容deb的声音。以后之所以保留着相当数量的形象，或多或少有了些变化，已经不是为了许多音节的发音的意义，而是为了为首的音节的意义等等[12]。
　　既然原始人靠借喻思想和说话，书写文字就必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借喻阶段。美洲的红种人想说：勇敢的战士，他就说，他像一头狮子，一个人眼光锐敏做被说成像一只鹰；为了肯定他已忘记了屈辱，他就声言把它埋入地下等等。我们有时不能弄清这些借喻，同样很难理解为什么埃及人在自己的象形文字中用前臂的形象来表现正义和真理，而用兀鹰来表现母性之道。我现在先来辨认兀鹰的借喻，进一步再来说明前臂的借喻。
　　母权制家庭在埃及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在它的宗教传说中可以看出两性对抗的许多遗迹，他们互相斗争着，一个要保存自己在家庭中的崇高地位，另一个则要削弱前者的这种地位。埃及人像埃斯库勒斯（Eschyle）的《欧门尼德》（Eumenidcs）中的亚波龙（Apo-Hon） 一样，宣称正是男人在种族繁殖的行为中担负着主要的职务，而妇女则“像果实的外壳只是承受和培育自己的胎儿而已”与埃及的妇女把这恭维话奉还给他而且自夸说没有男人的协作也能怀孕。据普鲁塔克说，莱斯（Neith），这母亲之神——“天上的女皇”，她的雕像给了萨伊（Sais）城这句挑衅性的题词：“我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存在的一切；谁都不能掀起我的外衣；太阳是我所生的果实”。她的名字在其余的字形中是用兀鹰和母亲（Mou）的第一个字母当作象征来标示[13]。荷拉波龙（Horapollon）的象形字也使我们知道埃及人相信兀鹰中没有雄的，而雌的靠风力就能受孕。这种鸟在所有其余的地点都被认为是凶残的和贪食的，而埃及人则认为它有极度的母性的温柔，它可以撕裂胸部来喂养自己的小鹰。因此，使兀鹰，——由于它的奇怪的种族繁殖能力，——成为母亲之神莱斯的鸟，它也一样不需要男性的协作而生殖子女，——埃及人使这种鸟成为母亲的象征，而后来又成为母性之道的象征。
　　这个明显的例子使我们理解人的智力为了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示抽象思想所经历的转折和曲折。假如在借喻的和象征的文字中某种物质的东西的描画成为某种抽象思想的象征，那么就应当懂得，一个词创造出来以表示一个实物或它的某一属性最终便会用来表示抽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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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孩子和野蛮人——照维科的说法，这种“人类的小孩子”——的头脑中只存在着特定的实物的形象；当小孩子说“木偶”时，他所意指的不是任何一个木偶，而是他所熟认的木偶，即他曾经拿在手里的或者大人已经指给他过的那一个；假如给他别的一个，有时他还会怒气冲冲地推开不要。同样地，每一个词对于他都是专有名词，他所接触的实物的记号。在他的语言中，也同在野蛮人的语言中一样，没有包括同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而只有一连串的专有名词；同样在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词，如“人”，“物体”等等，也没有时间、原因等等抽象思想的词。在某些语言中没有动词“是”。在塔斯马尼亚[14]的土人中有丰富的词来表示不同种的每一棵树，但是就没有表示一般“树”的词。马莱人（Ma-nais）没有“颜色”这词，虽然每一和颜色各别地都有名称。亚毕崩人（Abiponne）没有人、物体、时间等等的词，也没有动词“是”，他们不说：我是亚毕崩人，而说：我，亚毕崩人[15]。
　　但是小孩和野蛮人逐渐地把名字和概念从他们最初所知的人和物的身上移到那些真实地或想像地具有相似之点的人和物；因此他们是通过类推和比较的方法而造成包容更为宽广的物群的抽象思想；有时专有名词变成抽象思想的象征性的用语，代表与为之编造该词的实物有类似之点的物群。柏拉图认为一般的思想——由这样的方法取得而反映物群的相似之点，不管它们的年别的差异——表现为“神的起源的实质”。苏格拉底在《共和国》第十卷里说“床的观念”是神所创造的实质，因为它是不变的，永远是一个样子，然而木匠所制造的床是可以拆开的。
　　人的脑子常常把一些只有模糊的相似之点的最不合式的东西相互加以对比。由于采用拟人法，于是人体的各部分就变成比较的词语；这可以从文明民族语言中保留着的借喻得到证明，虽然它们还应上溯到人类存在的初期；例如说地腑，矿脉，橡心，锯齿，果肉，河袖（即河的支流。——译者），桌腿，椅背等等〔15〕。当人的头脑中产生了“测量”的思想时，他就用手、脚、指来作度量的单位（希腊的尺orgyia相当于伸直的手臂的两倍长度）。一切的度量都是借喻。当人们说一件东西有三尺二吋长，这就是说它的长度等于三脚和两只大拇指。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不得不采用其它的测量单位：因此希腊人便有stadion——奥林匹克竞走运动中竞赛者所通过的距离，而拉丁人则有jugum，套在一起的几头牛一日内所能耕完的面积。
　　抽象的词，如马克士·穆勒（Max Muller）所说，往往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用作名词的形容词而已，就是物的属性变成物自身，转变为它的抽象的实质；这转变正是靠借喻来完成；借喻是抽象思想借以钻入人脑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原始的借喻里说：洞口，火舌，因为口表现为一个窟窿，而舌有长的形式。就靠这样的方法，随着人们对这个需要的增加，便积累了新的比较的词。往往是物的，突出的属性，即在感官上引起最强烈印象的东西起了这些比较词的作用。在许多野蛮人的语言中没有表现硬、圆、热等等抽象概念的词，其所以没有是因为野蛮人还没有达到创造想像上的存在我或形而上的实质；例如不说硬的，他说“像石头”；不说圆的，而说“像月亮”；不说热的，而说“像太阳”；因为硬的、圆的、热的这些属性在他的脑子里还没有与石头、月亮、太阳分离开。只是在长期的脑力劳动之后这些品质才从这些具体物分离出来，抽象化出来，于是品质就转变为名词和供作人脑中形成的抽象思想的记号之用。
　　在野蛮民族中还没有找出完全缺乏数的观念——主要是抽象观念的事实，虽然某些野蛮部落的计算本领是极其有限的。很可能人类已经在由动物继承下来的知识行囊中找到了动物在实践中采用着的数学公理；例如鸽子只是在雌的下了两个蛋之后才开始孵蛋，好像它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狗、猛禽以及一切动物当趋赴想望的目的物时总是按直线走去，好像它们知道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由此可见，数的抽象观念与维科所设想的相反，是在动物和人的脑子里形成的最早的抽象观念之一，假如不是第一个的话。因为假如不是一切物所有的属性都是硬的、圆的、热的等等，然而它们有一个属性是共同的，这就是依照形状和依照它们在空间所占的相对的位置使彼此区别的属性；而这个属性是计算的起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毕达哥拉斯派说：“物是数”[16]。必须使数的观念为脑的物质所特有；只有这样脑物质才能把物彼此区别开来而开始工作，也就是开始思考。毕达哥拉斯派的菲洛拉（Philolaüs）承认这一点。据底阿根·得·拉埃斯（Diogène de Laërce）说，弗洛拉第一个肯定地球是沿着圆形运动，井宣称“数存在于现有的一切之中，没有它便不能认识什么，也不能思考什么。”
　　但是超过二以上的计算对于人脑来说是最繁重的海枯勒士式的艰苦工作之一；被赋予前列的十个数字[17]的神秘性质便足以证明，与某应数字相联系的神话和传说也可证明：十是指特洛伊（Troie）和威一士（Veies）的围困，恰恰延续了十年；十二是指奥林普的十二位神，海枯勒士的十二功勋，十二使徒等等；五十是指蒲里安（Priam）的五十个儿子，五十个达纳伊得（Dannaïdes）；据波沙 尼亚（Pausanias）说，昂第蒙（Endymon）使塞列纳（Caena）成为五十个女儿的母亲；阿克东（Actéon）当黛安纳（Diane）使他变形时，便带着五十对猎犬去出猎；达纳士（Danaüs）按照米勒威（Minerve）的指导而制造的船有五十把桨，正如海枯勒士出征特洛伊时的船一般无二，如此等等。这些数字意味着道路的阶段；标记着人脑停止的次数，以使为达到这些阶段而作的努力得到休息；人用传记来标记出这些阶段目的是保留下有关它们的记忆。
　　野蛮人在用尽了自己的计算本领之后就说许多来表示他因为缺乏数字而不能计算的多余之物。维科指出罗马人在不同的时期曾用六十，而后又用一百，而后又用一千来标记不能计算的数字。马达加斯加的荷瓦人（Hovas）不说干而说“晚”，不说万而说“夜”； 被他们用来表示百万的tapitrisa这个词按字义翻译是指计算终极的意思〔16〕，我们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70—1871年战争和美国托拉斯时起，十亿才成为我们计算的极限。
　　我们的语言证明人曾以手和脚来作长度的单位，以后又加上被他们用来计数的手指和脚指。南逊（F. Nansen）曾在爱斯基摩人中住过一年，他说他们没有五以上的一切数字的名称；他们用右手指头计数，而当数完和举起全部指头之后就停止了，他们用左手的指头来计算六而说：第二只手的一个指头，计算七就用第二个指头，这样依次数到十；此后他们依同样的方法用脚指来计数而停于二十上，这是他们计数的极限；但是他们的大数学家走得更远而为了计算二十一就说：——别人的第一个指头——又重新开始用手和脚的全部方法。二十是指一个人，一百是指五个人。在阿拉伯数字输入以前曾通行使用的罗马数字是这种原始的计算方法的回忆：I是指一个指头，II是指两个指头，V是指一只手的中间两个指头张开而大拇指、小指和无名指曲下的形状；X是指两只交叉的手。但是当计算一百和一千以上的时期到来时，这就必须求助于其它的物，而不是求助于人体。罗马人就用鹅卵石——calculi来计算，由此而产生现代的（拉丁语系的）语言中的计算一词calcul；拉丁语的calculum ponere （放上石子）和subducere calculum（拿掉石子）指出他们在增加或拿去石子时就是加和减。一切用作计数的石子都是作记号用；我们回想起石子已经在分配俘获物和土地时作投签之用.
　　野蛮人不懂在脑子里计算；他们必须把要计算的东西放在眼前。因此在交换时他们把准备给人的东西和他们准备接受的东西都堆在地上：只有这种原始的平等，归根结底是一种可感触到的借喻，才能唯一地满足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概念中，如像在儿童的概念中一样，数这是具体之物；当他们说二、三、五时，他们要看见二、三、五个指头，石子或者不论其它的任何东西；在许多野蛮民族的语言中最初的五个数都带着五个指头的名称。只是通过脑力的清洗，成年的文明人的脑子中数已经成为失去了与任何东西相似的一切形式，而只保留着有条件的符号的图形[18]。最极端的唯心主义者没有词也不能思想，没有符号，也就是没有具体之物便不能计算。希腊的哲学家一开始探索数的性质时，便给它们以几何学的形象；他们把数字分为三组：直线数（mékos）组，为测度平面的数--平方数（epipedon）组；为体积、即为三面测量的数——立方数（trikéauxe）组。现代的数学家还保留着用直线数来表示根数。
　　野蛮人不说长的、硬的、圆的、热的，而说像足，像石头，像月亮，像太阳。但是足的长短不是一样的，石头硬度也有差异，月亮不常常是圆的，太阳夏天比冬天热。因此当人的脑子感到需要高度精确性时，他就承认一直供他使用的比较的词的不够，于是他就想出长、硬、圆、热的类型，.以便拿它们作为比较用语来使用；正是这样数学家在抽象的力学中设想出绝对硬的，没有厚度的杠杆和绝对不能压缩的角；这些抽象使他们有可能继续自己的由于真实的杠杆和角的不完善所阻碍的理论研究。但是数学家的角和杠杆正如长、圆、硬的类型一样，虽然来源于真实的物，但是他们的属性由于受到脑力的蒸馏，已经不复同任何真实的物相符合了，而只表现为人脑里形成的观念，因此现实世界里的物是互不相同的，而理想的类型常常是同一的。柏拉图称真实的物为幻影，极不可靠的形象；而理想的类型是神的来源的本质。在这个场合也像在许多其它的场合一样，人本身是神的创造者。
　　艺术家用同样的方法创造了希梅拉[19]，它的各个器官虽然都是取自不同的动物，但与真实的动物毫不相同，而只是想像的结果。希梅拉是一种最抽象的观念，是与那些美、善、正义、时间、原因等观念同样的抽象；然而柏拉图却不敢把它放进他的神的本质的数目之内。
　　人大概当半开化部落开始阶级分化时才使自己脱离动物界而上升到万物之灵的阶段，其命运是神和天力经常关心的对象；后来他又使脑子与其它器官孤立起来，以使它成为灵魂停留的地点。自然科学使人复归于动物界，人是动物发展锁链中的最后成果，而社会主义的哲学又把人脑本身复归为人的器官之列。
　　脑有思维的机能，正如胃具有消化的机能一样；脑子只有靠观念才能思想，而观念则是它从自然环境和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或人为环境所提供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



[1] 希腊人显然很看重视觉，而拉丁人则看重味觉；以下的例子可以作证：
　　eidos（希腊文）作外貌、物理的形态解；eidolôn作形象，影子，幻影，思想解
　　phantasia作外貌、外形解，也作形象、思想解，
　　gnoma作记号和思想解；
　　gnomon作测角器，日晷解；也作知道的人、学者解；
　　noeo作看和想解
　　saphea作明白的、明显的解，即指投入眼帘的东西
　　sophia作知识、智慧解。
　　sapor，（拉丁文）作味觉、味感和理性解；sapidus作有味的解，也作有智悬的、有德行的解；
　　sapiens作有感觉的上颚解，也作有智慧的解；
　　sapio作有味道解，也作有理性、认识解。
　　思想之大脑感觉来源的这种差异使这两个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民族各具特征，一个表现在思想的发展及其诗歌的和造型的才能上；另一个则表现在法律的制作上，表现在残酷地把人和民族改造为古代世界的统一的组织。
　　小孩和野蛮人想要认识一件事物，就把它拿到嘴边试试；化学家也是这么做法；在埃及人的会意字里，画了一个把手举到嘴边的人就是指思想的意思。
　　生理学家认为思想在动物身上起作用是与吞咽知觉的发展一起开始，因为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脑皮质的萌芽还只是刚同吞咽器官发生联系，而只是后来在这种联系建立以后才使其它的感觉器官固定地联系于脑半球的外壳。
　　人的胎儿的神经纤维不是同时地，而是相继地带上髓素（myeline）。髓素出现的先后次序说明不同的神经机能出现的先后次序：从脑皮质中形成的纤维中那形成吞咽的网的纤维最先带上髓素。
　　胎生学吿诉我们智力生活是怎样构成的。感觉活动的大脑中枢开始动作常常在智力活动的中枢之前；恰恰是前者给后者带来材料并点起火焰。
　　附注：本书中将希腊文印成拉丁字母，目的是便于不认识希腊字母的同志能够大致读得出来。

[2] 苏格拉底的不成文法之一是普遍同意禁止父母和他们的子女之间的性的关系。克塞诺芬旅行到波斯，得知波斯教的僧人为了敬神和生下伟大的祭司而乞援于乱伦，他断言这同自然法和神法是矛盾的，因为由这种结合生出来的子女是病态的；他把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自然法的规律归结为由经验所确定的简单的生理法.
　　苏格拉底不愿意回忆赫雪得（Hesiode）在传述他那时代的宗教轶事时把乌拉诺（Ouranos）自己的母亲费亚（Gaia），这位最古的女神，荷马说她是万物之母，给他作妻子；在印度、斯堪的纳维亚，埃及的宗教中也常碰到神中乱伦的情形：布拉马（Brahma）娶自己的女儿萨拉瓦斯梯（Saravasty）为妻，阿丁（Odin）娶自己的女儿弗里格（Frigga）为妻，而阿芒（Amon），按照柏林保存的古代纸莎草纸文献回纳斯塔西（Anastasy）的记载，则自夸他是自己的母亲的丈夫。这些神话，——而它们在一切原始宗教里都可以碰到，——有历史的价值：传说和宗教仪式证明着久被遗忘的时代。《圣经》上关于祭祀亚伯拉罕的故事和基督教的圣餐会是象征性的会餐，在这种餐会上虔诚的天主教徒吃到体现在人身上的自己的上帝，这是史前期的闪族人以人作牺牲品和残忍的庆宴的遥远的反应。人创造自己的传说正如同制作自己的思想一样：他利用日常生活的材料。经过了若干世纪，产生它们的现象改变了和消灭了，但是作为它们的精神反映的传说的形式和祭仪的形式却被保留下来；问题只归结到一点，为了唤回那过去的、似乎是永远消失了的习惯只要充分透彻地解释它们就行了。
　　埃及祭司的乱伦婚姻和如此不同种的民族的宗教传说使我们不能不作这祥的设想，即在遥远的时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的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关于这点恩格斯指出，最先消灭了这种习惯的野蛮部落只凭这一点就必定取得对自己的敌手的优胜，因此就一定会消灭他们或者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习俗。因此，这是十分可信的，乱伦婚姻，这是最普遍的一种习惯，以致苏格拉底认为它是自己的“自然法”的规律之一，乱伦婚姻的禁止常常行不通，相反地这种性的关系在刚刚脱出动物状态的人类之间是很自然地流行着的。但是经验证明这种婚姻的后果很坏，像克塞诺芬所想那样，因而被迫禁止。同样畜牧家也禁止家畜中的乱交，以阻止家畜退化。

[3] 阿里士底卜和昔勒尼学派的无政府的观点在历史过程中屡次三番地重复出现。公元初期的几个世纪和中世纪的耶稣教派，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的政治派别都曾使它们复活，而在我们时代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又在宣扬它们。社会的不稳定通过这种昔勒尼派对流行的和制约的道德概念的蔑视而反映到头脑里去。

[4] 霍布士《论公民》，沙比叶（Sorbière）译本，阿姆斯特丹，1649年。
　　霍布士在《巨灵》（Leviathan）中重新提出同样的原则，大概他只能把它托付给《论公民》中的拉丁语：“愿望和热情本身并不是罪恶”，他说：“同样由这些热情而产生的行动不是罪行，除非受到法律的禁止。”

[5] 麦纳·得·毕朗的精神进化是很典型的；它可以测定十九世纪初期的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突然的、急剧的变化，这时曾经是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已变成为统治的因而是保守的阶级了。
　　得·毕朗——在1794年的手稿里，这手稿在他死后的1824年才发表，一声称培根和洛克奠定了哲学的科学，而康迪拉克“给它规定了极限”和永远打消了那些冒充形而上学的梦想”。
　　康迪拉克的感觉论占优势的国家学院在共和第九年（1801年）的雪月（共和历四月，相当于阳历的12月21—23日至1月19—21日。——译者）给毕朗为应试而作的论文《习惯在思维机能上的影响》发了奖。毕朗在这篇论文中把下述的原则当作公理提出来：即“感觉机能是一切机能的基础”，他还打算运用培根的方法来研究人和借助物理的方法来阐明形而上学。得·乔朗多（DE Gerando）后来也同样被迫放弃康迪拉克及其哲学，看他的受到学院奖励的论文《暗示在思维机能的影响》中肯定地说，“康迪拉克的学说似乎是人类理性在它所最关切的学说中的一种最后的语言。”
　　1805年学院又授给毕朗的新著《思想分析》以奖赏。政治舞台已改变了局面：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又想重新使用和雇佣天主教为自己服务，而以前当这种宗教为它的敌手——贵族当女仆的时候曾被他们嘲笑、揭露、践踏过。当政治家重新采用旧制度的镇压方法并加强它的时候，哲学担负了从精神领域中清除百科全书派的“分析的”和带破坏性的哲学的工作。奖励了毕朗论文的学院和写作论文的毕朗，两者都忠实地完成了新的社会条件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毕朗的论文指出了康迪拉克的臆测的分析中和他的关于感觉可以转变为判断和意志的学说中的虚幻的东西，因为在康迪拉克的学说中没有指出这个转变的原则。他使不适时地应用于研究有思维能力的人的培根的方法对十八世纪的哲学的谬误负责，并且反对把感觉所理解的物理现象同内在过程作对此，诡辩派代替了哲学家。
　　加巴尼斯（Cabanie）本人虽然死于1808年，但是还有时间来得及改变自己的信念。在1802年出版的他的著名的《人的机体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一书中写道：“医学和道德都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人的本性的认识上面……精神的来源是在人的机体中……假如康迪拉克认识了动物的构造，他就懂得精神只是一种性能，而不是本质。应当把脑看作一种特殊的器官，专门用于思维的过程，正加胃和肠之用于消化一样。印象是脑的食料……它们钻进脑子和使它行动……它们一个一个钻进脑子去，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脑子开始活动，对它们起感应和把它们变成思想的形态……加巴尼斯写过这些危言耸听的唯物主义思想，而在他死后十六年才发表的论最初原因致弗利叶尔（Fauriel）的通信中却宣称上帝——这个世界的指挥的理性——的存在和灵魂不朽，因为死后“我还保留着”。弗利叶尔使加巴尼斯转向，正如芬丹纳（Fontanes）使《法国革命概论》（Essais sur les Réuolutions，1797年）时期的略带红色的和有无神论情绪的夏多布利昂（Chateaubriand）转变为《基督教的善神》（La Cenie du Christiamame，1802年）时期的神秘宗教仪式祭司的夏多布利昂。当时曾存在着人数不多的、但在新闻界和政界颇有影响的集团，致力于使背弃信念者转向。他们从事于使那些误入迷途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日回到神圣的理论。
　　不值得浪费时间去指责那些叛变和脱离了自己的过去的人们，他们曾经通过革命而又退出革命。这些知名人物本来或许宁愿保留那在他们生活初期把他们推到前列位置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但是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信念，为的是保留生存资料和既得的地位，为的是取得聪明的资产阶级的青睐。他们用更适合于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要的观点来代替他的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井且，他们是有产者；当受到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时，他们就同自己的阶级一起进化并且能够毫无痛苦地脱掉自己的皮。因此问题不在于道德的愤怒，而应当去研究和分析那引起他必在政治信念中产生转变和精神失常的社会原因。在历史上很少碰到这样的时机，使我们有比十九世纪初期更好的可能去找出社会事件对思想的直接影响。这时代的明显的特点是在于恰好这时几乎所有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学的和艺术的理论都获得了自己的公式，这些形成了新兴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精神财富的大部分。

[6] 一个哲学教授在1828年写道：“在最近的年代，当局把哲学的研究几乎引到经院哲学的时代……命令要求用拉丁文和古代论据的形式来讲课；这个命令在我们的大多数学校里都已完全执行……从法国的一头到另一头都是用拉丁文并以古老的三段论法的仪式和礼节来研究哲学。哲学又研究什么呢？研究各学派的论题及与之相适应的对象，就是提出关于逻辑、形而上学、道德的论证。”——布尔邦学院哲学教授达米朗（Ph. Damiron）著：《试论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史》，巴黎1828年版。

[7] “人的观察者会”，其中有居维叶、精神病学家毕列尔（Pinel）、哲学家日第多、法学家波尔大里（Portails）等人参加，在法国共和历第八年（1800年）的牧月（相当于公历5月20，21日至6月18， 19日。—译者）以600法郎的奖金发给以下的著作：《通过对一个或几个哺乳婆儿每日的观察确定肉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机能的发展次序，并且也确定婴儿周围的人和物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者阻碍这发展》
　　在同一次会议上，据牧月30日的《哲学旬刊》载称，日朗多宣读了关于观察野蛮民族所应遵循的方法的意见。另一会员作了关于某一个生而聋哑的马洗尔（Massieu）儿童的报导。
　　会议以极大的兴趣来观察在第八年（1800年）末从阿维罗岛带到巴黎的一个野蛮人。三个猎人在森林里找到他，他在森林里生活，赤身露体，靠橡实和根块果腹，看样子有十二岁光景。

[8] 法国共和历第八年（1800年）雪月七日塞巴斯丁·麦西在刚刚脱离革命状态的巴黎宣读了第一次关于先天思想的公开讲演，目的是推翻康迪拉克、洛克和他们的形而上学”。把已经隐退了半个世纪的唯灵派哲学第一次唤回来应归功于罗耶·柯拉（Royer-Collard）。这光荣，假如在这里有光荣的话，——其实应归麦西，这个精神不定的心灵，他曾使康德与百科全书派对立起来并且因为想推翻牛顿——“这个光的解剖家，他除了迫使地球像母火鸡一样围绕着太阳中心旋转之外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可笑的事了。”而名噪一时。资产阶级的唯灵论在法国不能有更可敬的后继者。
　　麦西的演讲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到场的听众很多。花月（法国共和历第八月.—译者）十日的《哲学旬刊》报导关于先天思想的演讲：“我承认它们，——塞巴斯丁·麦西在演讲的开头大声地说，——而我在这里服从我的内在理性……人可以离开实物和感觉而思想……先天思想说明一切。人的某种思想的图样本来就是神的真理的图样……本能就是先天的思想”……
　　麦西有先驱者，这就是罗伯士庇尔的法令，它恢复了上帝的权力，正如把某一个简单地撤职了的警吏复职一样。
　　这法令的第一条：——“法国人民承认天主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
　　第二条：——“为了把人的思想集中于神和人的存在的崇高的意义，将设纪念节日。”
　　在罗伯斯庇尔演说之后恢复天主的节日唱的一首赞美歌预言无神论的末日：
　　敢于威胁你的人在何处？就是那些用文明外套掩盖着的人们，——卑贱的无神论宣传者——希望把你从人心里放逐！
　　难道他们以为……回到自然，可以忘记自然的创造者？

[9] 《费加罗》（Figaro）副刊在1880年1月18日根据一个傅教士的通信转载了厄瓜多尔的一个印第安女人对她的新生子的尸体的纯朴的哭诉。最能说明乳在原始的母性爱中的作用：“我的天啊，我的心肝儿子啊，我的爷啊，我的爱，为什么你离开了我?你爱玩的这乳房每天都为你充满了热呼呼的、甜蜜蜜的乳汁！忘恩负义的东西，难道我有一次忘记叫醒你俯在你身上给你喂奶吗？唉，倒霉的事来了！再有谁来解除我的被乳汁挤压的乳房呀！

[10] 古代人为了发现我们某些知识的起源，并不害怕向动物求援.例如例如在把医学的起源全归功于上帝时，他们承认有许多药剂和小的外科手术其起源应归功于动物。老蒲利宁（Pline V Ancidn）在他的《自然历史》中讲到克里特的野山羊教会人们使用某些有益健康的草，狗教会人们使用韮葱，埃及人把泻药的发现归功于狗，放血应归功于河马，而灌洗法则归功于埃及的神鹤。

[11] 维科在他的一本小的著作《意大利古代的智慧》里说：“我决心在拉丁语的泉源中找出意大利古代的智慧……我们从语言的起源中可以知道它的哲学是什么样子。
　　斯丹尔夫人说，“一切都通过语言，一切都可以从语言中发现，假如懂得分析的话。”

[12] 莱诺尔曼（F.Lenormand）：《古代各民族中腓尼基字母的传播概论》。

[13] 年轻的尚波利昂（Champollion）：《埃及的万神殿》，1825年。

[14] Tasmanien，澳洲南边的一大岛。--译者

[15] 时间观念很迟才钻进人的头脑。维科指出他那时代的佛罗伦萨农民不说几年而说“几次收获”。“拉丁人不说‘几年’而说'几次麦穗'（artistas），—这个说法比收获更具体。这句话只是指出语言（他还可以把思想增加上去）的贫乏而文法学家却在其中发现了艺术的形象。”人在取得了季节和月亮运行的概念之后才有年和太阳运行的概念。老蒲利守说；“人们以夏季为一年，冬季又是另外一年。亚尔加底（Arcadien）人以三个月为一年，他们用季节的数目来计算年，而埃及人则用月圆的数目来计算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活一千年的原因。”

[16] 柏拉图在提缪（Timée）中写了与天文家的一段对话，在这里他忘记了自己的“神的起源的本质”而把物质的起源给予数和时间，他说：“昼和夜，月和年的交替的观察给我们提供数，打开时间，引起认识自然和世界的愿望。”

[17] 对于毕达哥拉斯派和卡巴里士特派（Kabbaliste）来说，十这个数目有神圣的性质。斯堪的纳维亚人把三和三的自乘数九看作是神所特别珍视的数目：每九个月他们都举行血祭，延长到九天之久，在这期间要杀死九个牺牲——人或动物。天主教的唸九日祈祷经是这种祭祀的流风余韵，正像神圣的三位一体保存着一切野蛮民族的三这个数字相连系的神秘性质。我们可以在一切原始宗教中找到它；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三个潘基（Parque，司命运之神。——译者）；易洛魁人有三个司生命之神等等。五这个数字在中国人中享有特殊的优越地位：五行，五官，古老音律中的五音，五方（我们的四方加一方，即观察者所占的一方）等等。我们把时间分为七天一周的奇怪分法既不与月符合，也不与年符合，是从迦勒底人（Chaldéens，古代西部亚细亚的民族，有一时期统治过巴比伦。——译者）继承下来的，七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具有魔术的性质。

[18] 希腊人不用数字而用字母，他们保存了古代加得曼人（Cadméenes）的字母，这些字母有二十七个。最前的九个是单位数，其次的九个是十位数和最后的九个是百位数。
　　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数字计算是很费事和困难的，因为其中没有零。只有抽象的，像涅槃的抽象一样的形而上学者才能想出零这个奇怪的数字，它是没有的记号，它没有意义，但是能赋予意义；照巴士嘉的说法：零是“真正不可分的数，正如不可分是真正的零一样。”零在现代计算中起着这样这样重要的作用，以致它的阿拉伯名sifr，葡萄牙文变成sifra，英文变为cipher，法文变为chiffre，开始使用时只是表示零，现在竟用来表示一切数字的记号，sifre即数字。

[19] Chimaira，古希勝神话中狮头蛇尾羊身吐火的巨怪。——译者


〔15〕 拉法格原文里举的一些例子在俄文中不通用，所以用别的例子来代替。——第61页

〔16〕 同拉法格的例子比一下，我们的口语也用“无数之多”这词来表示“不能计算的”数目，例如，“无数之多的人”等等。——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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