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政党在专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一

　　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对抗和社会对抗，各阶级内部在社会上和在国家范围内的阶层矛盾，表现为各政党之间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之前，根据匈牙利经济关系和阶级组成情况，资产阶级组织了下列各党：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特别是城市中的激进分子组成卡罗伊党，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十一月革命后企图在社会民主党内找到自己利益代表的那部分人除外）组成小农党；金融资本、工厂工业、中等地产和大商业则组成全国市民党^[1]，以参加国民议会选举。这个党是匈牙利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压迫政策的最公开的和最明确的代表。他们高声疾呼，要求实现领土完整。其他各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尽管隐蔽的程度不同，也都支持这个要求。
　　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大地主，即使在这样反动的党内也没有多少代表。十一月革命后，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力量单独组织政党。除了一些要求特权的老口号外，他们还想不出什么争取群众的新口号。真正“遵守秩序的”政党——这只是狭义的，因为每个党都自称是这样的党——是全国市民党。这个党的纲领虽然没有要求恢复君主国形式，但是主张在组织机构上和管理办法上恢复大战前和大战时的状况。他们还没有取得政权，但离开政权已经不远了。
　　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政党——卡罗伊党、小农党和装满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民主党一的手中。
　　下级官吏都溶化于各个执政党内。他们通过工会组织，形式上主要是参加社会民主党，但意识形态上则更多地倾向于纯粹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高级官吏都以一定的克制态度^[2]观察着形势的发展。十一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组成了两个党。多数派党是社会民主党。从形式上看，整个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党之间的特殊关系，都在向它交纳党费。少数派党是共产党。大部分由无产者，但主要是流氓无产者组成的军队，形式上也属于社会民主党。如果可能的话，由社会民主党人占绝大多数的军事委员会本来是可以支配军队的。
　　由于阶级组成和国际关系的特殊性，我们只有通过各执政党的恃殊性质，才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产生过程。也只有在了解各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性质之后，我们才能懂得政权为什么会这样轻而易举地、不流血地转到工人阶级的手中。
　　在10月——3月革命时期，总的来说，尤其是后期，虽然还不能说匈牙利没有政权，但当时的政权肯定不具备单纯是某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性质。卡罗伊伯爵和由解散了的激进市民党转而支持卡罗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空喊民主口号，说他们不代表阶级，也不代表，“古老的特权民族”，而是代表“人民”这全是骗人的鬼话。这些空洞口号来自于还要革命的那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个小资产阶级中，“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3]。这些政党并不代表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只是一般地代表私有制度。他们代表的不是大地产的利益（人们在全国都叫嚷着反对它），也不是金融资本的利益（卡罗伊政府的财政部长曾在手术台上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为它动手术，想从中挖出点财产税来），而是一般地代表私有制的利益。他们不明白，这种不可能再恢复的私有制的最发达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这些党不可能建立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统治和组成这一统治的权力机构。他们在3月20日那天即使不是自愿地放弃部长的交椅，他们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即使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大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也会夺取政权。从而——正如社会民主党动摇不定的领袖们所猜想的那样——，社会民主党最终将会变成资产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可耻工具。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来都是愿意这样干的。
　　现在这个政权实际上掌握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这个政权还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社会民主党参加执政或在政府中拥有权力地位，丝毫也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就象卡罗伊·米哈伊伯爵担任共和国总统丝毫也不意味着大地主的统治一样。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只意味着建立阶级统治机构的推迟。而且旧政权所保存下来的部分仍然在保护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度，除了群众反对以外，它没有遇到任何其他严重的障碍。
　　总之，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之前的政权统治是一种典型的政党统治。如果卡罗伊·米哈伊伯爵和库菲·西格蒙德两人所作的内容一致的声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就可以看出，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辞职时并没有想改变国家的形式，也没有打算在保持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条件下把政府权力由一个党的手中转交给另一个党的手中。他们的声明说，政府的所有成员在20日已认为，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部长们在21日的部长会议上也认为，以社会民主党政府为首的资产阶级国家，将同“共产党结成战斗友谊”，共同保护私有制度。
　　资产阶级感到加倍的失望。首先，它对共产党感到失望，因为它原以为共产党会同意与它结成战斗友谊或者至少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当然包括对社会民主党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同时，它对自己的盟友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轻信也感到失望。
　　.资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被击败的而是被欺骗的第三者的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资产阶级的抵抗并不凶猛，这除了其他因素外（没有组织起来，国际形势等），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一部分资产阶级看到资产阶级可靠的老盟友也参加了革命苏维埃政府，二是因为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被自己的老盟友欺骗得晕头转向，以致于在苏维埃共和国对私有制一再的沉重打击下也难以清醒过来。
　　各政党之间的这种待殊关系使无产阶级专政的诞生具有一定的政变性质。如果有人想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匈牙利的成立也列入政变这一非常灵活的概念之中，那么应该指出，这种政变并不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政变（它的策略从来不建立在政变的基础上），而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变。资产阶级的这些帮凶并不是由于自己的革命性而焦虑发愁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焦虑发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机会主义，他们担心失去对工人群众的统治，因而去适应共产党人及其纲领；一是沙文主义，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发挥作用。就是这些动力和原因促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搞政变，欺骗自己的盟友。由于机会主义而搞革命的政变——这在革命历史上确是少见的。

二

　　对这种特殊历史形势的形成，可以在无产阶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找到解释。
　　11月革命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它的官方领袖们同11月革命的关系只是：两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革命爆发后^[4]曾向帝国宪法宣誓效忠；在革命胜利后两个星期，不止一个领导人强烈反对成立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声明为谋求权力的热炽愿望熔化了。他们公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把工人阶级公开地出卖给资产阶级。
　　党和工会官僚们完全可以广大群众的愿望作为借口。大批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使他们空前壮大起来。然而为了搜罗选票和保证政府在选举中的地位，他们也空前地向右转。
　　共产党是由那些因为社会民主党一再出卖大战期间进行的罢工而对党和工会官僚们永远感到恶心的工人，从俄国回来的战俘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的老反对派（《人民之声报》说是被开除的分子）组成的。它成立后不久就给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当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拒绝共产党，而各个政党又无力控制政权的时候，这样的口号是特别危险的：“一切政权归工人、士兵和贫农苏维埃！”
　　在上面一章中所谈到的经济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形势下，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革命的共产主义宣传，并不是特别困难的。
　　参加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群众的心理是被压迫阶级的心理，他们的思想是反对派的思想。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政治朋友是工人的阶级敌人，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政治敌人则是工人的阶级战友。这种情景使得领袖们对待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态度，在工人党员面前显得十分荒唐。
　　党的官僚集团对本阶级实行垄断统治，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原来却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政府代言人和急先锋。
　　被各种没有革命觉悟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称之为蛊惑煽动的共产党宣传工作，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那些为了躲避群众的强烈要求几乎是被迫逃走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不明白，共产党人向无产者群众提出的“荒唐”口号，都是严格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的药方配制而成的。考虑到大部分社会民主党领袖现在也不懂得，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则会自动消失的要求对科学的政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打算从马克思写的一本革命小册子中引用几段话：“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
　　……可是，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即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5]
　　这些就是失业者、退伍士兵和受工厂压榨的工人向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自称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所提出的要求。在专政建立后，这些要求被自动放弃。在上述引语的那一部分论述中，还可以找到共产党人宣传反对分配土地的根据。
　　社会民主党已经同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完全同流合污。为了抵销共产党的影响，它虽然没有重新宣布搞阶级斗争，但至少又重新喊出空洞的革命口号。他们到处讲什么“我们现在同过去一样，我们过去同现在也一样。”他们使社会民主党左派陷入了一种令人啼皆非的迫害共产党人的境地。
　　一个容易动感情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说，这是一种“必须在列宁和诺斯克之间进行选择”的局面。^[6]
　　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起诺斯克的作用，而且装出支持列宁的样子。可是专政失败后，参加过专政和没有参加过专政的社会民主党领袖都说，他们当时根本不相信或甚至反对列宁的主张。
　　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曾说，他们“无保留地”接受了十分明确而符合实际的共产党纲领。
　　正如那位有感情的领袖所说，这是彻底的投降。共产党人对这种投降当时就有所怀疑，但是怀疑得不够。
　　这些发表谈话的社会民主党人还说，投降的原因是由于大批群众脱离党和工会官僚集团。领导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连一个星期也存在不下去。即使用诺斯克的手段也不行，因为这种手段当时已不复存在。
　　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试图同共产党人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知道，要取得任何原则的或策略的让步都是毫无希望的。
　　可是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不得不同意与社会民主党合并。
　　拒绝接管政权，这本来也可以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回答。社会民主党曾经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拒绝过接管政权。
　　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尽管意识形态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但是要求接管政权的时候，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接管政权，那将会是一种永远无法纠正并使共产党永远威信扫地的犯罪行为。
　　共产党独自一家接管政权，这可以是第二种回答。可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组织，还只有少数无产者参加。尽管大多数无产者具有革命的思想，强烈要求政权，但他们也至少象要求政权一样地坚持要求工会。要对工会进行革命的改造，使它摆脱官僚集团的控制，需要做长时间的工作。在没有工会或者反对工会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组织生产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以联合执政的形式实行专政。但是这种联合执政一个星期内就可能垮台，专政也会随之失败。
　　还是同那些多少有些威信扫地的阶级合作保护者合并，同那些在革命问题上不可靠的人合并为好。这在当时来说，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校长时间的喘息机会的最合适办法。使专政摆脱反对革命的人的控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此外，使动摇分子脱离右派看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在一个党的范围内这样做要比较容易一些。尤其是要考虑到年轻的共产党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组织和管理机构，所以这样做是很必嬖的。当然，如果共产党当时能够促使社会民主党分裂（共产党一直在作这种努力），在这种形势下，也只有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才能采取另一种行动。可惜，坚持党团结一致的人却正是那些在党的左面动摇不定的分子。
　　对社会民主党的老“现实政治家们”来说，革命是当时唯一的现实政策。专政成了机会主义者进行投机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就参加了革命和专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合并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合并决定了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取得政权就意味着能使广大群众革命化，提高革命觉悟，使社会主义建设不致受到外来的必然破坏，使我们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加强第三国际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
　　我们并不等待历史学家来作判决。专政的继续发展不仅判决了共产党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在道义上也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作了判决。

《红色报》（莫斯科），1920年6月27日。
《库恩·贝拉文选》，科苏特出版社，1966年，第2卷，第98—105页。

^[1] 正确的名称是：民族自由市民党。主席为大五金商人、佩斯匈牙利商业银行副行长海恩里赫·费伦茨。

^[2] 保留态度。

^[3]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5页。

^[4] 库菲·西格蒙德和高拉米·埃尔诺。

^[5]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95页。

^[6] 指库菲·西格蒙德在匈牙利社会党1919年6月12-13日会议上的发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