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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图书馆战线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1932年10月24日）
王澍 译
《苏共历史问题》1983年第4期发表了克鲁普斯卡娅的五篇新文献，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原名为《图书馆战线》）。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6辑。
图书馆在列宁的一生中起着很大作用。他曾广泛利用过萨马拉的图书馆。到彼得堡后，整天整天坐公共图书馆，从“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借书。坐监的时候，也在那里继续利用图书馆的书籍，而他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则变成了真正的送书员。侨居国外的时候，他整天整天都在图书馆度过，曾在英国博物院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柏林“帝国图书馆”、慕尼黑各图书馆、瑞士各图书馆用功。瑞士的事情组织得很出色。不仅可以得到瑞士各图书馆的任何一本存书，而且可以得到德国各图书馆的存书。列宁比任何人都了解各国图书馆事业的组织情况，他读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他在克拉科夫写的《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一文中，描述了美国图书馆事业的组织情况。
列宁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组织情况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夺取政权以后，他马上开始强调这项事业。还在1917年11月，他就写文章论述应当怎样改组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工作。[2]关于保护图书馆和书库的法令提了出来。[3]1918年6月提出关于必须采用瑞士—美国制度的法令[4]。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双周汇报，说明为实现这个法令并为扩大和改善图书馆网采取了什么措施[5]，1919年1月又在两项法令中坚持这一点[6]，1919年2月坚持把居民吸引到这项事业中来，并号召图书馆工作人员举行竞赛，指出应当怎样汇报，应当围绕哪些问题进行社会主义竞赛[7]。
1920年，列宁提出图书馆事业集中化法令[8]，但并不以此为限，而是继续找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深切关注如何用最好的方法组织对图书馆的供应工作。1921年他写道：“必须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正确地为全国，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那时人民就会干劲百倍地、迅速地、顺利地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识。那时教育事业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9]在同一篇文章（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他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会这种办法，争取在一年内，甚至在目前贫困状况下，给五万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各两份报纸，给人民一切必需的教科书和一切必需的世界[10]文学，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的经典著作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做。”[11]在给利特肯斯[12]的信中，他要求，如果每本苏维埃书籍出版后过了一个月而每个图书馆（伊里奇在这儿是指全国的、省级的、县级的，后来也指乡级的图书馆）还没有这本书，中央出版物供应社要负最严重的责任[13]。
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开始尝试在学校和图书馆实行经济核算、采取交纳学费和图书馆使用费的办法。伊里奇提出了禁止收纳学费和图书馆使用费的法令[14]。
当时我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工作，伊里奇经常指示如何吸引图书馆事业的专家和内行、有经验的图书馆员等，要求经常汇报，要求工农检查院监督法令的执行，关心为群众性图书馆创作必需的书刊等等。从一开始就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下面组成了中央图书馆委员会，它应协调图书馆事业，罗致专家和各部门的代表。
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和中央图书馆委员会，无论是在伊里奇在世时还是在后来，都曾竭尽所能来执行列宁的指示。但是实现这些指示却碰到了一系列很大的困难。最主要的困难就是革命前图书馆事业的推广很差。在许许多多经济组织、许许多多苏维埃工作人员看来，推广图书馆事业并不重要，并且毫不费力地立刻就把极有价值的图书馆抛弃出它所占的地址。每当商店、大学生宿舍、中小学校需要地址时，人们往往首先抛弃存书极其丰富的图书馆，把它赶到郊区的什么地方去，否则，干脆把书籍堆到地下室、堆到栅子里。教育人民委员部曾经千方百计地同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作斗争。但是应当说，许多国民教育局也像许多工会组织一样，都对图书馆事业重视不够。必须要有保护图书馆，禁止迁出图书馆，把下令迁出、封闭图书馆的人送交法庭审讯的法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的供应问题。起初，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国民教育局都附设有图书配发处，为图书馆的供应和各图书馆之间分配书籍问题而操心。
现在，对图书馆改为分散供应。国家出版局设置了自己的配发处，但它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商业目的，往往在现在的配发处，除废物以外，什么也没有。这个问题已经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过。因此，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在进行工作，它得出结论说，印书时应当指出该书对哪类图书馆适用（在这儿，图书出版总局[15]可做的事情很多）。从鼓动和宣传的观点来看，特别重要的是要使许多书籍和小册子从中央立即发往地方的群众性图书馆。这个问题应当办妥。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可以成为强有力的鼓动工具，而列宁关于在最短期间给群众提供他们必需的书的要求，现在也和十年以前一样迫切。现在居民的文理通顺得多了，他们比以前更加渴求书籍，因此及时地经常地供应书籍的问题，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应当把必需的书尽快投放给群众。正确选书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书是劳动的工具，是宣传鼓动的工具。书可以成为启蒙的、掌握知识的工具，有助于解释清楚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但它也可以成为进行蒙蔽、混淆视听的工具，成为反革命宣传的工具。我们不允许白党的书刊进入图书馆。十月革命以后，各图书馆清除了宗教的、形形色色黑帮的书刊，反布尔什维克的书刊。这个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但即使是那个时期，在一些旧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出版总局。图书馆里也时而会碰到一堆祈祷书，时而会碰到社会革命党的书刊。这些书刊现在已停止流传。这是必要的。所以会在群众性图书馆中时而碰到这些书，通常是因为基层图书馆员的语文程度不高，没有素养。但这种事情是可以改正的。重要的不是在几千本书中会碰到一本宗教书，而是要使读者能在图书馆中找到他所需要的、重要的和引人入胜的书，是要使图书馆源源不绝地得到这种书并善于把它们推荐给读者群众……如果没有必需的书籍，对图书馆没有正确的供应，那就会显得旧的、谁也不需要的书特别多。
当1929年展开文教运动对扫盲事业起了巨大作用的时候，当列宁关于必须把广大劳动者阶层吸引到文化建设事业中来的指示开始实现的时候，也展开了图书馆运动。图书馆运动搞清了我们的群众性图书馆很贫乏，对图书馆的供应不良，基层图书馆员没有素养，群众性图书馆中存在着各种无用书刊。
1929年10月30日联共（布）中央指示：1929-1930年内要对各图书馆的全部存书进行检查，清除思想上有害的，陈旧的和不适合该类图书馆的书刊[16]。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审查政治教育系统和工会系统群众性图书馆全部存书的指示信，信中对如何进行清除作了详细指示。
工农检察院对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的改组，使中小学部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部门合而为一。这不能不反映到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上来，因为这是普及教育问题采取最大突击性的时期。图书馆司化归乌有了。中央图书馆委员会不再存在，开始出现图书馆事业按主管部门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工会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但都竭尽全力来独树一帜。
1930-1931年广泛开展的争论[17]，使得对图书馆战线也特别警惕起来。开始了对非党和党的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意见进行尖锐批判，当时说出了许多正确的想法，但批判的洪流给许多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此以前图书馆事业中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领导。一些国民教育局出于自己的恐惧，纷纷发出关于清洗图书馆、关于出卖停止流通的书籍等等指示，甚至没有让图书馆司知道这件事。文教局也对自己所属的各图书馆进行了清洗。
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训开始收缩。在莫斯科停办了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所属的一个图书馆系，学生并入了列宁格勒政治教育学院。
现实生活现在要求保护图书馆及其财产，正确地供应图书馆，成立各主管部门之间致力于建立统一图书馆网、统一制度的机构；要求固定图书馆的工作骨干，提高他们的技能和改善物质状况，－特别是在供应方面；也要求社会上注意图书馆事业。
注释：
[1] 参看《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273页。
[2] 参看同上书，第26卷第310页。
[3] 指《关于保护俄罗斯联邦图书馆和书库的法令》。
[4] 1918年6月7日列宁写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图书馆事业》的决议草案（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422页），同日为人民委员会通过（参看同上书，第621页）。
[5] 1919年1月30日列宁写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事业状况》的决议草案（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0页），同日为人民委员会通过，2月1日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号（参看同上书，第619-620页）。
[6] 指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14日再次警告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正确组织俄国图书馆事业以及对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图书馆事业集中化和实行瑞士—美国制度关心不够的决定（参看《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68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295页）及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30日关于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发表有关对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7日和1919年1月14日两项决议的执行情况、有关扩大图书馆和阅览室数量、有关在居民中传播书籍的实际材料的决议。
[7] 指列宁1919年2月8日以后写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封信（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4-477页）。
[8] 指人民委员会1920年11月3日《关于图书馆事业集中化》法令（参看《苏联工农政府法令和命令汇编》第87号第439页以及1920年11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9号）。
[9]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0-121页。
[10]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手稿中不是“世界”，而是“现代”。
[11]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2页。
[12] 叶·亚·利特肯斯（1888-1892—1921年为副教育人民委员。
[13]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2卷第195-196页。
[14] 1921年11月16日俄共（布）中央发布了《教育经费开支使用地方资金办法》的通告，其中谈道：“必须保持中小学和图书馆免费的原则”（参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1921年第36号第23-24页）。
[15] 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出版总局。
[16] 《党工作人员手册》1930年莫斯科第7版第2卷第272页。
[17] 指关于图书学、图书馆学和图书目录问题的争论。详见K·N·阿布拉莫夫《苏联图书馆事业史》1980年莫斯科版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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