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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克·蔡特金[1]
娜·克鲁普斯卡娅
（1925年7月3日以后）
原文原载于《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2—3期。中译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1辑（中共中央编译局）。
亲爱的蔡特金同志：
同意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我只想作如下补充。
在我国，这个问题极其尖锐，因为广大的农民和工人阶层都把知识分子同大地主和资产阶级视为同类。人民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是很强烈的。我认为，在国外一定不会有如此深仇大恨。
其他方面的情况比较好。
我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很弱，在思想上也很弱。因此，我国的知识分子不像西欧和美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充满反对派情绪并且热爱人民。即使是在沙皇制度时期，也没有一位教师说过一句我曾经在瑞士的一所学校里听到的那种话：有位女教师对孩子们讲，穷人应当明白，在瑞士共和国他们不能去做只有富人才能做、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做的事。我国的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比欧洲的知识分子少得多。
现在，苏维埃共和国中知识分子的怠工行为已经结束。知识分子打算完全真诚地与苏维埃政府共事。
然而，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用旧办法建不成新生活。新的社会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它建立在有组织的群众的首创精神基础之上。
困难在于，这些新办法现在根本就没有，必须从头开始制定。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也在努力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但他们绝对找不到那种新办法。在新的条件下，照搬旧办法只会带来害处。例如，在我国的条件下，即在旧的传统已被打破、新生活处处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官僚制度比过去要有害得多。
这是主要的一点。
工人们已觉察到旧办法是有害的，但是他们还拿不出自己与这些旧办法截然不同的办法来。
列宁同志曾多次谈到这些新办法。他多次谈到群众监督﹔谈到那种以同志式的帮助为出发点、由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众进行的深入监督。他曾撰文论述新的集体劳动形式的萌芽；他说应当精心培育这些萌芽。列宁知道制定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办法有困难，便打算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试点，由其认真考虑这些新办法并在科学和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把它们制定出来。因此他希望中央监察委员会只由直接来自工厂中、自身具有高度的阶级敏感性的工人和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知识分子组成。
我认为﹐西欧和美国的麻烦大多会出在这方面，因为那里的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尤为根深蒂固﹐他们不懂得﹐他们要成为有用的人就必须认真地重新学习。这种重新学习越早开始越好。
我草草地写了这些，不知您能否看明白。
您的娜·克鲁普斯卡娅
注释：
[1] 信上只标有“克鲁普斯卡娅，1925”几个字，日期是根据蔡特金的来信确定的。1925年7月3日，蔡特金致信克鲁普斯卡娅，并随信寄去自己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请她提意见。——译者注
感谢 纱列里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