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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格·叶·季诺维也夫
娜·克鲁普斯卡娅
（1923年10月31日）
原文原载于《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2—3期。中译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1辑（中共中央编译局）。
亲爱的格里戈里，全会[1]结束后，我给您写了一封信，但您已经动身，信就没有发走。现在，我又反复看了这封信，决定不把它寄给您了，因为信中的所有问题都提得太尖锐了。在充斥于全会的那种“信口开河”[2]的气氛下写这封信还是合乎时宜和可以理解的，而一周以后就不同了。
我会将信中所写的内容告诉您的。
您知道，在奥新斯基、拉法伊尔那些人[3]面前我不能采取别的做法。
不过，在整个这件令人气愤的事情（您也会认为，整个事情太令人气愤了）上要指责的远不只托洛茨基一个人。[4]所发生的一切也要怪我们的集体：您，斯大林和加来涅夫[5]。你们当然能够防止这一令人气愤的事情发生，但你们不想这样做。如果你们确实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说明我们的集体十分软弱，十分无能。不，问题不在于做不到，而在于不愿做。我们的人自己就采取了错误的，不能容许的做法。不能让这种勾心斗角和发泄私愤的做法形成风气。
工人们（我说的不是像叶夫多基莫夫[6]或扎卢茨基[7]那样的工人，他们工人出身，但早已成为职业革命家[8]，我说的是来自工厂的工人）不仅会对托洛茨基、也会对我们进行严厉指责。工人的正常的阶级本能会促使他们激烈地反对双方，但更激烈地反对的是我们的集体，因为它对整个风气负有责任。
正因为如此，大家很担心这起纷争会原原本本地传到群众中去。整个事件[9]应该瞒着工人。而领袖们肯定对工人有所隐瞒（我说的不是十分秘密的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不敢把一切都告诉工人，——这有什么奇怪的？！可不能那样做。
全会上出现的以伊里奇的名字来压人的做法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我想，伊里奇要是知道有人用他的名字来压人，一定会非常气愤。彼得罗夫斯基[10]说伊里奇的病是托洛茨基引起的这番话时我刚好不在场，不然我就会大声地说：这是捏造，最令弗·伊·担忧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民族问题[11]和我们的上层形成的那种风气[12]。您知道，弗·伊·认为分裂的危险不仅在于托洛茨基的个人特点，而且也在于斯大林和其他人的个人特点.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所以拿伊里奇的话来做文章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别有用心的。不能允许这样做。这样做很虚伪。这种做法给我本人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我想：既然伊里奇的最亲密的同志都这样对待他，这样不尊重他的意见、歪曲他的话，他又何必再恢复健康呢？
现在谈主要的一点。情况已十分严重，搞不好就会造成分裂，并且，从心理上看，无法再做托洛茨基的工作。应当试着同他进行同志式的接触。表面上看，对分裂的仇恨现在全都发泄到（不过，的确已发泄到）托洛茨基身上，而就事情的实质来看，难道托洛茨基不是被人家搞到这一地步的吗？我不知道细节，而且问题也不在细节上（只看见树木，往往就看不见森林），问题的关键是：应当把托洛茨基当作一种党内力量来对待，并且能够创造使这种力量最大限度地为党所用的环境。
好啦，我已经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弗·伊·看了有关《星》杂志和该杂志所载他的文章的公告[13]。他请求，杂志一出版就给他搞一本。显然他还记得自己的这篇文章。恳请您待载有伊里奇文章的那期杂志出版后立刻寄给我。
祝一切都好！
娜·克鲁普斯卡娅
注释：
[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于1923年10月25—27日举行，出席全会的还有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党组织的代表。全会讨论了以下问题：（1）托洛茨基的信发表后的党内状况；（2）保加利亚的事件；（3）德国的事件；（4）关于列宁健康情况的公告，等等。克鲁普斯卡娅出席了全会。没有发现会议速记记录，也许根本就没作速记记录。保存下来的只有全会记录以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全会闭幕时的发言提要。
[2] 在激烈的论战中，争论各方时常有越轨的表现，有的说话没有分寸，有的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例如，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在10月25日第二次会议上说列宁的病是托洛茨基引起的，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信口开河”、“勾心斗角和发泄私愤”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以及对托洛茨基的粗暴攻击，从信的后半部分看，她不赞成这种攻击。
[3] 指应邀出席联席全会的“46人纲领”的代表。
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1887—1938），1907年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联邦国家银行行长，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席。1921—1923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拉法伊尔（法尔布曼）（1893— ）（此处原文卒年为空白—录入者注）——1910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后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局长。1933年被开除出联共（布）。其他情况不详。
应邀出席全会的“46人纲领”的代表还有；维·维·柯秀尔（1891-1938），1907年入党；米·伊·洛巴诺夫（1887—1937），1904年入党；尼·伊·穆拉洛夫（1877—1937），1903年入党﹔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1903年入党；季·弗·萨普龙夫（1887—1939），1902年入党；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1888—1937），1905年入党；伊·尼·斯米尔诺夫（1887—1937，1907年入党；英·尼·斯图科夫（1888—1937），1905年入党；瓦·尼·雅柯夫列娃（1885—1944），1904年入党；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885—1937），1901年入党；他们都受到非法镇压，死后被平反。
“46人纲领”的支持者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取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各种派别活动的决议，克鲁普斯卡娅不赞成这样做。
[4] 托洛茨基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种官僚化首先表现在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权力的加强。
[5]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张不折不扣地执行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各种派别活动的决议。
[6] 叶夫多基莫夫（1884—1936），1903年入党，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
[7] 彼·安·扎卢获基（1887—1937），1907年入党，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局书记。
[8] 指当时的专门从事党的工作并靠党的经费生活的人。这一称谓在革命前就已流行。
[9] 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的分裂。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工人阶级要是知道这件事，就会指责党的领导。全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定：不公布托洛茨基的信和“46人声明”、以及就这些文件作出的决议。克鲁普斯卡娅完全服从全会的决定。
[10] 格·伊·彼得罗夫斯基（1878—1958），1897年入党，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1] 参看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9—355页）。列宁于1923年3月5日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党中央全会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
[12] 从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看，令他，十分不安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内存在分裂的危险，这个问题首先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分裂和机关官僚化的危险，列宁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7—342、373—377页）。1923年秋，中央委员会内分裂的危险加剧了。
[13] 列宁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发表在《星》杂志1924年第1—2期合刊上．收到这期杂志后，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读了这篇文章。
感谢 纱列里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