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反对论

Ⅰ

　　我们现在来检讨那些非难共产主义的反对论。大部分的反对论都是出于单纯的误解，然而它们也引起了重大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那强权的共产主义所引起的反对论，我们是不答辩的，——因为我们自己也反对强权的共产主义。文明各国的国民为着个人解放的长久的艰难的斗争，劳苦过甚，他们不能放弃他们过去的努力，让那个干涉人民生活细故的政府存在，纵使这政府的目的是在谋社会的福利，他们也不能忍受。强权社会主义的社会纵然能够建设成功，它也不能够继续下去；一般人的不满不久便会使它消灭，或者使它不得不依据自由的原理而自行改造。
　　我们所说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即是承认个人的充分的自由，而不容许任何强权的存在，也无强迫人劳动的必要的社会。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且看看假使这样的社会仍是由象现在一样的人民（既不较好，也不较坏，既不较现在的人勤勉，也不较现在的人懒惰）组织成的，这样的社会有没有成功发达的机会呢？
　　下面的反对论我们是知道的：“倘使各人的生存都得到了保证，倘使没有挣取工钱的必要来强迫他们劳动，那么，谁也不会劳动罢。要是自己不做也可以，那么无论谁也会把他的劳动的责任放在别人的肩头上的。”我们最先要说这个反对论是由于出乎事实以外的过分的浅虑而起的。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不能不知道：一方面，究竟以工钱为目的劳动所得的结果是否更为有效；他方面，志愿的劳动的生产量是否少于受着工钱鼓励的劳动。然而发出反对论的人却不曾想到这个问题。适当地说，这个问题是值得严密研究的。然而在精密的科学里，人对于那些极不重要极简单的问题，却加以严密的探讨，而且满慎地搜辑和分析事实，然后才决定他们的意见。——独独对这个问题，他们并不稍加考察，而且仅以一件特殊的事实，如美洲几处的共产社会不曾成功^[1]之类为满足，便立刻加以判断了。他们的举动恰象一个律师，他不顾反对方面的理由，以及和他自己的意见相反对的主张，他只知道对方是他在辩论时的敌人；假使他的运气好，能够临机应变制胜，他并不管自己的理由是否正当。因此一切经济学的本质的基础的研究，即以人类精力的最少浪费供给社会以最大量的有用生产品之最有利的条件之研究，便不能前进了。人们或则仅限于反复地述说着平凡的断定，或则装出不知道我们的主张的样子。
　　在此种浅见之中极可惊异的，便是甚至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中，也有几个著作家迫于时势，不得不疑惑这个科学的创立者所定下的公理：饥饿的威胁乃是对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之最好的鼓励。他们现在知道，在生产中有一种集合的要素，这种要素到现在差不多还没有人注意过，但是实际上却要比个人的利益重要得多。工钱劳动的下劣性质，近世农工业的劳动中人类精力之可怖的浪费，那些把自己的负担放在别人肩头上的快乐追求者之不断的增加，以及生产中某种活气的缺乏之渐渐显著；凡此种种现在已开始成了“古典派”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自己也疑惑起来，究竟走入迷途没有：那个假定被不义之财或工钱所诱惑的想象中的恶人究竟存在不存在。这种异端的见解居然进到了各大学里面，便在正统派经济学的书籍中也可以见着了。
　　虽然这个个人报酬说和工钱制度的旧城堡已由其旧的防守者一块一块地拆除下来，使敌人有攻击的机会了，可是许多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仍还拥护着它。
　　他们耽心着要是没有人来加以强制，民众便不会劳动。
　　然而我们一生不是听见人两次表示过这同样的恐怖么？一次是在美国解放黑奴以前，反对废止奴隶的人所表示的；还有一次，是在农奴解放以前，俄国贵族所表示的。反对废止黑奴的人说：“不用鞭笞，黑奴便会不劳动的。”俄国的农奴所有者也说：“农奴要是不受主人的监督，便不去耕田，而任其荒废。”这是在1789年法国贵族所唱的“复唱词”；又是中世纪的“复唱词”，也可说是自有世界以来的“复唱词”；凡起了扫荡不正不义的问题的地方，我们便可听见这样的“复唱词”。然而每一次，现实的事实又证明出来它的虚伪。1792年解放的农夫曾以他们的祖先所不知道的那样热烈的精力来耕种田地；解放了的黑奴也比较他的祖先更加勤劳地努力工作；俄国的农夫把星期五当作和星期日一样的休假日，来庆祝他们解放的“蜜月”以后，便以他们所获得自由之程度为比例而努力从事工作。最自由的农夫，便工作得最勤苦，最热心。在田地属于他自己的地方，他便不顾死活地劳动；这是一句很恰当的话。那些反对废止奴隶的人的“复唱词”对于奴隶所有者是有价值的；至于奴隶自身，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覆唱词”的动机，所以也知它的真实价值了。
　　而且，经济学家自己告诉我们说，工钱劳动者劳动总是淡漠的，只有那些知道自己财富的增加是与其努力为比例的人的劳动，才是热烈的生产的劳动。一切称颂私有财产的赞美歌皆可以归结为此种公理。
　　我们应该注意，经济学家想称颂私有财产的恩惠，向我们说，虽是不出产的、卑湿的、象石头一样的土地，若用农民的私有者去耕种，也可以得到非常丰饶的收获；可是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能够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拥护说的证据。经济学家承认使你的劳动结果不会被人掠夺去的唯一保证便是占有劳动机关（这是真实的），他们也不过证明一个人能够自由劳动，他能够自由选择职业，没有监督者来妨碍他，而且他又知道他的劳动所得的利益只有他自己和那些同他一样劳动的人才能够享受得到，懒惰者是得不到的，那时候他的生产量实在是最高的。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论据中演绎出来的，就只有这一点；而且这也就是我们自己所主张的。
　　至于占有劳动机关的形式，那些经济学家只不过在他们对于耕作者保证他的生产和改良所生的利益的论证中，间接论及。并且，他们又拥护私有财产，反对一切其他形式的占有，所以他们又指出土地在共有财产的形式下，不能够生产出象在私人占有下面那样丰富的收获。然而他们也不能证明这个；实际上事实所表现的恰与这相反。
　　例如瑞士服区的公社在冬季村民全体一同去斫伐共有的树林。在这劳动的节期中，对于工作的最大热心以及人类精力的最大表现完全显示出来了。一切工钱的劳动和私有主的努力都不能与这个相比。
　　又如俄国的某村，全村人民一同到公社所有或租借的田地上去割草。在那里你们便可以看出当人们为着共同生产而共同劳动的时候，能够生产若干量的东西。同伴中间互相竞争所割的草的多少，妇女们也奋勇做事，不落刈草者之后。这也是一个劳动的节期，在这个节期中一百个人在几小时之间便能够完成平日各人分开做时，几天中方能够做完的工作。孤立的所有者的工作，如果拿来和这个比较，便是一个何等可怜的对照。
　　实在，我们还可以从美国的开拓者和瑞士、德国、俄国以及某一些法国的村落中，引出许多的例子。又如俄国石工、木匠、船夫、渔夫等的“阿尔特耳”（Artel，即同业公会）所做的工作也可以引用的，这些人共同地担任一种工作，自己分配他们的生产或者所得的报酬，并不要经过中间人（经纪人）之手。我在英国造船所中所见到，依照这同样的原则，付给报酬时所完成的工作量，也是可以引用的。我们还可以举出游牧种族的共同大狩猎以及其他无数伟大的共同事业。无论在什么地方共同事业确实要比工钱劳动者与孤立私有主的工作优胜得多。
　　安乐——即是生理上，艺术上，道德上的欲求之满足，常常是鼓舞劳动者的最有力的东西。做佣工的人虽辛辛苦苦，还难于维系生命；而自由的劳动者知道为着他自己和别人的安宁与奢侈，是以他的努力为比例而增加的，因此他便愈加发挥他的精力与智力，更得着很多很多的生产物。一个是永远钉在贫穷上面的，其他一个却有将来的安宁和奢侈的希望。全个秘密就在这里。因此在一个以万人的安乐为目的的社会，以人人有享受生活的一切表现之可能性为目的的社会中，当然只有志愿的劳动，是比较在现在的奴隶制、农奴制、工钱制的鞭笞之下的劳动所生产的物品更多而且更好。

Ⅱ

　　如今凡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劳动的负担放在别人肩上的人，都这样做，而且谁也相信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这样的。
　　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主要的乃是筋肉劳动。我们无论做艺术家也好，科学家也好，要是我们没有筋肉劳动所做出来的东西——面包、衣服、道路、船舶、灯光、热度等等，我们连什么事都不会做出来。而且无论我们的快乐是何等高尚的艺术的，何等深远的玄学的东西，然而都是离不掉筋肉劳动的。这种劳动乃是生活的基础，但是一般人想避免的又正是它。
　　我们早就想到如今的情形一定是这样。
　　因为现在要做筋肉劳动，便是把自己每天关闭在不卫生的工厂里面经过十小时至十二小时之久，把自己锁在同样的工作上面，经过二三十年，甚至于一生。
　　这便是说这些人被命定为得着些少的工钱，不能顾到明日的安全，常有失业的恐惧，永远是贫穷困苦的，其中大部分的人在为着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以外的人的衣食住、娱乐、教育等等劳动了四十年之后，总是悲惨地死在慈善病院里面。
　　这便是说把你的一生盖上了“劣等”的印记；因为政治家常说：筋肉劳动者总要劣于头脑劳动者，那个在工厂里劳动了十小时的人并没有时间，更没有方法，来享受科学与艺术的高尚的快乐，甚或没有欣赏此等快乐的修养准备；他不能不就拾起从特权阶级食桌上面落下来的面包碎屑认为满足了。
　　我们知道在此种情形之下，筋肉劳动自然会成为命运的诅咒了。
　　我们又知道所有的人只有一个梦想，——即是使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脱离这种劣等的状态为着他们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便是也靠着别人的劳力来生活。
　　只要筋肉劳动者的阶级与头脑劳动者的阶级分开存在的时候，只要黑手与白手中间的区别存在的时候，情形总是如此的。
　　实在，要是劳动者知道从生到死所等待着他的命运，便只是生活在凡庸，贫穷与明日的不安中间，那么，他对于这沉重郁闷的工作还能够有什么兴趣呢？因此当我们看见大多数的人每天早晨动手去做他们的艰苦的工作时，我们不禁惊奇他们的坚忍和对于工作的热心，以及那种使他们象盲目地服从动力的机械一样，过他们的困苦生活的习惯：他们不但丝毫没有明日的希望，而且他们永远不曾想到有一天他们自己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子孙会因为是人类的一份子，便应该享受今日少数特权者所垄断了的人类共有的一切丰富的自然界的宝藏，一切由知识与科学的和艺术的创造等等所产生的快乐。
　　我们要废止工钱制度，我们要实行社会革命，便是要废止筋肉劳动与头脑劳动中间的区别；如此，则劳动便不会再是命运的诅咒了；它将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而成为：人的全部才能之自由的行使。
　　而且现在应该把那假定优等的劳动只能在工钱制度的鞭子下面产生的传说加以严格的分析了。
　　我们不必去参观什么特殊的模范工厂和制造场，只要到那些普通的工厂里去看一下，就足以看出那种成了近代工业特征的人类精力之巨大耗费。例如有一个组织多少合理化的工厂，同时就有一百以上的工厂把人的劳力任意浪费掉，而其真正的动机也不外是每天替雇主多挣几镑金钱罢了。
　　在这里你又会看见许多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终日坐在板凳上，胸部陷入，象患着热病那样地摇着他们的头和身体，又象魔术家那样快地挽系那些织花边机上剩下的废物——不值价的棉丝断节的两端。象这样摇摇战栗的身体能够生出怎样的子孙贡献给社会呢？雇主们却要说：“但是他们在我的工厂里所占的位置很小，每天不过替我赚了六便士的净利。”
　　在伦敦的某大工厂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因为常常把放着火柴的木盘顶在头上从这间屋搬到那间屋去的缘故，在十七岁便秃头的女子，其实把火柴搬到桌上去的工作，一架最简单的机器便可以做了。然而“没有特别技能的妇女的劳动并不值钱，为什么还要用机器呢？假使这些女工不能再做下去，我们还可以另外雇用一些来代替，因为在街上这类女子多得很”。
　　在一个结冰的晚上，你可以看见一个赤足的小孩挟着一束报纸睡在一所大厦门前的石阶上——因为童工是如此价廉，雇用的人便也很多；这个小孩每晚沿街卖报，卖得十个便士，他只能够得到一便士或一便士半。而在所有的大城市中，你又会看见许多强壮的男子在街头彷徨，他们已经失业数月了；同时他们的女儿在机织工场里过度炎热的蒸汽中，渐渐失去了脸上的血色；他们的儿子或则提着鞋油瓶在街中替人擦鞋，或则呆立在街角，向过往的人乞讨一两个便士，或则把应该用来学习一种技能的光阴耗费去替卖小菜的人提篮子，到了十八岁或二十岁就变成了永远的失业者。
　　从旧金山到莫斯科，或者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情形都是一样。人类精力的浪费，便是近代工业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至于商业上的浪费，比较更大得多，这是不用说的。
　　把经济学这个名称，给与在工钱制度下面浪费人类精力的学问，这是何等可悲的讽刺！
　　还有呢，假使你去和一个组织很完备的工厂的管理人谈谈，他便会直率地向你说，现在要得到一个熟练、勤勉、热心的专心作工的工人很不容易。“假使每星期一来求工作的二三十个人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纵然是在我们要裁人的时候，我们也决定雇用他。我们一见这样的人便知道的，我们一定要雇用他，纵使第二天就不得不把一个年纪较大，工作较不勤快的工人开除，我们也情愿。”而那些已经接到解雇通告的，和那些明天就要接到这通告的工人便只有跑进资本的预备兵大队（即失业的工人）里去，这些人仅仅在工作很多或者发生罢工潮雇主抵抗罢工工人的时候，才能够在织机或工作台旁边作工。至于那些因厂内的工作减少被上等工厂辞退出来的普通的工人，他们也会加入这群老朽和不勤快的工人的可怖的队伍，到二等工厂里去做工，这些二等工厂就靠着用谲诈欺骗的方法对付购买者（特别是远方国家的购买者），来赚钱维持。
　　假使你又去同工人们谈谈，你一定会明白工厂里的通例是——永不要你尽你的能力做去。“下等工钱——下等工作。”这便是工人初进这样的工厂时，他的同伴给他的忠告。
　　因为劳动者都知道，假使他们起了好心，依着雇主的愿望努力劳动，增加物品的产量，以适应大批急迫的定货，那么，这种辛苦的劳动便会成为将来工资表的标准了。所以在这一类的工厂里，他们决不愿意尽力去生产。在有些工业里，人们为着维持高的价格起见，故意限制着生产额，有时还有一种口号，“狡猾地去干”，这就是说，“工钱少，工作坏”。
　　工钱的劳动便是奴隶的劳动罢；这样的劳动并不能够，而且也不可以生产出它所能生产的。现在正应该把以为工钱制度是生产的劳动之最好的奖励的那种传说抛弃了。如果论到现在的工业比我们祖父时代的工业，在生产上增加了几百倍，这是由于前世纪末叶物理化学的突然发达；不但不是靠着工钱制度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力量，而且还是与这组织完全无关的。

Ⅲ

　　那些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决不能否认共产制度的利益，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共产制度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换句话说，是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知道受着金钱的报酬的劳动，甚或就在“劳动券”的假面目之下（由国家付给它所支配的劳动团体的），也仍旧保存着工钱制度的特质及其弊害。他们承认纵使社会占有了生产机关，全个组织不久也会受到工钱制度的害。他们更承认：要是对于所有儿童实施一种“完全的”教育，保持着文明社会的勤劳的习惯，而且让各人有选择和变更职业的自由，使大家都看见同等的人为了万人的安乐所从事的工作的引诱力，那么一个共产的社会中是不会缺乏生产者的，反而这些生产者立刻会使土地的生产力增加到三倍乃至十倍以上，并且给工业以一个新的刺激。
　　这个，反对我们的人也同意的。他们却又说：“但是危险是要从那些少数的懒惰者方面来的，他们即使在那种使劳动成为愉快的优良的情形下面，也不肯劳动，而且也不会有正规的劳动习惯。如今因为有饥饿的恐慌，所以无论谁，即使是最倔强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人一起动作。迟到的人便要被斥退。然而一只黑羊可以染污全体的羊群，二三个怠惰者和倔强者就足以诱惑他人，惹起工场里的混乱与反叛的精神，使得工作成为不可能；所以结果我们不得不恢复原来的强制制度，强迫那些倔强的罪魁与他人同样工作。那么，以工作的成绩为标准而付给工钱的制度，岂不是既不伤害劳动者独立的感情，又可以行使强制的唯一方法吗？所有其他的手段多少总带有由强权来不断干涉的意味，这是自由的人所极憎厌的。”我们相信这个反对论的真义便是如此。
　　我们第一便要认清这样的反对论是属于拥护国家、刑法、裁判官、狱吏一方面的。
　　强权论者说：“只要还有极少数的人不服从社会的习惯，我们便不得不保存行政官、法庭、监狱等等，纵然这些制度已经成了一切新弊害的根源，也是无法的事。”
　　所以我们只能够重述着我们关于强权本身屡次说过的话：“你们要避免一种弊害，却把一种更大的弊害用来做避免的方法，而且这个弊害就是你所要补救的那些弊害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你们是早已知道的了。你们不要忘记创造出现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便是工钱制度，即不出卖劳力便不能生活的事。”而且此种强权论者的论法，不过是诡辩地替现制度的罪恶作辩护。工钱制度并不是为着要除去共产主义的弊害而创设的；它的起源和国家，私有财产的起源相同，是从别处来的。这是从被武力强迫实施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生出来的，不过穿上近代的服装罢了。因此，拥护工钱制度的议论，和替国家与私有财产辩护的议论一样，都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仍还想把这个反对论考察一下，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真理。
　　第一，一个依照自由劳动的原理而建设的社会，假使遇到懒惰的人，是不是用不着象现在有的那种强权的组织和工钱制度，也能够维持下去吗？
　　例如有一个为着某种特殊企业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的团体，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个企业会得到成功，他们一心一意地劳动着，然而其中有一个人，他却常常缺席，不尽他的责任。难道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便必须把这团体解散吗？或者选举出一个会长来课以罚金吗？再不然，制造出惩罚的条例吗？其实，显然用不着这样做，只有在某一天这个使企业陷于危险地位的朋友会受到劝告：“朋友，我们很愿意和你在一起做工；可是你时常放弃你的责任，你又荒废了你的工作，我们现在不能不和你分离了。去罢，去找那些对你这种行为觉得不要紧的同伴罢。”
　　这是极其自然的方法，各处都在实行，即便在如今所有的工业里，这个方法和罚金、扣薪、监督等制度还同时流行，甚或彼此竞争着；一个工人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然而假使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又有懒惰的习惯和其他的缺点足以妨害他的同伴工作，假使他是爱吵闹的，那么，就只有最后一个手段：他必须要离开这个工厂。
　　强权论者认为在工厂里使得工作有规则而且品质优良的人，便是万能的雇主和监工，实则，在每个稍为复杂的企业中，在一件生产品完成以前必须经过多数人的手，那个使工作优良的人，便是工厂本身，换句话说，即是全体工人。因此在英国私人工业的工厂中，所谓监工那样的人实在很少，平均比法国工场中监工的数目少得多，而且比英国国有工厂里的也更少。
　　维持公共道德的某一种标准，也用这样的方法。强权论者说这是靠乡丁、裁判官、警察等的力量，而实际上公德的维持，和乡丁、裁判官、警察等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人在很久以前就这样说过了：“法律多，罪人多。”
　　不仅在工业制造所里事情的进行是向着这方面的；其实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事实大都是如此，只有那些书呆子，才是没有注意到。要是一个和其他铁路公司联合的某铁路公司不能履行它的契约，让火车耽误了时间，使货物凌乱地堆在车站上，其他的公司便会以解除此种契约来威胁，这种威胁常常是有效果的。
　　一般人都相信，至少赞成国家的一派是这样相信的，商业上的契约之所以被遵守履行，全是因为惧怕法律的缘故。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十分之九不守信约的商人都不会到裁判官面前去受审判的。象伦敦那样的商业最繁盛的地方，万一有债权者提起诉讼的事，大多数的商人就会完全拒绝和那个强迫他们中间的一个发生诉讼的人进行任何交易。
　　既是这样，那么在工厂里的工人，商业中的商人，以及运输组织中的铁路公司中间，现在所通行的方法，为什么又不能用于以志愿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呢？
　　例如有一个团体，它的各个会员约好履行下面的条约：“我们共同承认凡是我们的房屋、粮食、街道、运输机关、学校、博物馆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你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这二三十年间，每天应该拿出四五小时来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选择你所愿意加入的生产集团，或者另组织新的集团，但以从事必需的生产为限。其余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和你所喜欢的人共同从事于娱乐、艺术、科学，总之，依着你自己的趣味的倾向去做就是了。
　　“我们所求于你的，不过是一年中间在从事衣食住的生产集团中劳动，或者在公众卫生，运输等机关中服务一千二百小时乃至一千五百小时。我们对于这些劳动的报酬，便是你可以自由使用这些集团所已生产或将生产的东西。然而倘使属于我们联合的几千个团体都不容纳你（不管动机如何）；倘使你绝对不能生产有用的物品，或者你不肯去做，那么，你就象孤独的人或废人那样地过日子罢。倘使我们是异常富裕的，能够以生活必需品给你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给你的。你是一个人，你也有生活的权利。然而你如果要在特殊的条件之下生活，离开人民的队伍，那么，你在和别的公民间的日常关系上，一定会受到苦恼。如果不是你的朋友们发见你的才能，亲切地替你去做必要的劳动，解除你对于社会的一切道德的义务，那么你就会被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的鬼魂。
　　“最后，假使你不喜欢这个，你就去罢，你到这个广大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去找别的条件，找别的同志，和他们一起根据新的原理组织起来。我们却还是喜欢我们自己的东西。”
　　假使共产社会里懒人太多，这便是在那个社会里去掉懒人的方法。

Ⅳ

　　我们不相信在真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中，会有担心这样的事故的必要。
　　其实，不管资本私有权怎样鼓励懒惰，事实上没有病而真正懒惰的人却是比较的少。
　　工人们常说资产阶级是懒惰者。自然在这些人中间懒惰者确实是很多的，不过他们也是例外。反而在各个制造工业中我们常常看见几个异常勤勉的资产阶级的人。诚然资产阶级的多数凭借着特权地位的利益，安排他们自己去做劳苦最少的工作，而且他们要在空气、食物等等合于卫生的条件下面工作，所以他们做起事来不会感到多大的疲乏。然而这些工作的条件，正是我们认为所有的劳动者应该没有例外地享受的。
　　我们还应该说，有钱的人靠着他们的特权地位只去做无益的事，或者有害于社会的事。不过阁员、局长、工厂主、商人、银行家等每天也不得不做几小时他们自己多少有点讨厌的工作，虽然他们中间谁都不喜欢这些义务工作，宁愿享受他们的闲暇时间。倘使这种工作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他们也是一样地感到厌倦。然而正因为资产阶级用过大的精力来防卫他们的特权地位，甚至来做有害的事（有意或无意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打倒地主的贵族，而得长久支配民众。假使他们是懒惰者，他们早就不能够存在了，象古代贵族那样地消灭了。所以在将来那个只要求他们每人每日作四五小时的愉快有益而且合于卫生的工作的新社会中，他们一定会好好地劳动，而且他们也不能让现在劳动者所享受的可怕的条件继续存在，而不加以改良。假使象赫胥黎^[2]那样的人，只要跑到伦敦沟渠里作了五小时的工，他一定会发见把这沟渠弄得象他自己的生理学实验室那样卫生的方法。
　　至于说大多数劳动者的懒惰，只有那些卑俗的经济学家和慈善家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胡话。
　　你如果去问一个聪明的制造家，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要是工人只知道懒惰，那么所有的工厂都只得关门了，无论什么严酷的手段和侦察的制度也是不中用的。你该记得1887年几个煽动者用“狡猾地去干”主义——“工钱少，工作坏！”；“马马虎虎地做就行了，不要过于劳苦，把你的能力耗责尽了”，等等来宣传的时候，英国的雇主们恐慌狼狈的情形。这些人先前还痛骂劳动者的不道德和他的工作的粗恶，这时候却大声疾呼：“他们使工人堕落，他们要毁灭工业了。”假使工人早就是懒惰者，对于他们，雇主还不断地拿着逐出工厂的话来恐吓；那么，“堕落”二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当我们说起懒惰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社会中极少数人的问题；而且在为少数人立法以前，我们先来研究懒惰的原因，岂不更好吗？任何人如果用贤明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他一定可以看见在学校里被称为懒惰者的儿童，大半是那些不懂得教师所讲授的功课的人，他们之所以不懂，实则并非由于他们的懒惰，而是教授法不良的结果。又有很多儿童因为贫穷与不合卫生的教育的缘故，得到了“脑贫血”的病，以致对于教师讲授的功课不易理解。一个对希腊语、拉丁语等等功课不用功的儿童，如果教他学习科学，在教授时一面用筋肉劳动来帮助讲授，这个学生的功课就能够做得很好。一个在数学方面愚钝的女孩，如果偶然有人把她从来不曾理解的算术初步对她详细解说一番，她也许会成为班中的第一等数学家。在工厂里懒惰的工人，如果去培植他的园地，他在天刚刚发亮时就会起来，一面眺望着初升的红日一面劳动；傍晚当一切都休息的时候，他又会到园里去工作。
　　有人说尘埃便是那在不适当地方的物质之谓。这个定义在现今所谓懒惰者的十分之九身上都可以适用。他们是走错了和他们的性质，才能都不适合的方向的人。我们读到伟大人物的传记，一定会惊诧在他们中间竟然有很多的“懒惰者”。他们在未发见正当的路以前，总是异常懒惰；但是后来就非常勤快了。达尔文，斯蒂芬森^[3]及别的许多人都是这一类的懒惰者。
　　所谓懒惰者常常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不愿意把一生的光阴牺牲来专门做针的工作的十八分之一，或表的工作的百分之一，却想把他有的丰富的精力用在别的地方。他又是一个反叛者，他不甘为了替雇主获得无数的快乐的缘故，让自己一生都在工作台旁边过日子，同时他也知道他的雇主比他更愚笨，不幸的只是他没有生在高楼大厦中，却出生在一间破陋的屋子里面。
　　还有多数懒惰者之所以懒惰，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被强迫学习用以谋生的职业不大清楚了解。他们看见自己亲手做出来的物品并不完全，尽力想好好地去做，却总不成功，后来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不良的工作习惯，永远不会成功了，因此就憎恨起他们的职业来，而且因为他们又不知道别的职业，他们便憎恨起一般的劳动来。无数的劳动者和技术家都失败在这个原因上面。
　　反之，从年青时候便学习钢琴弹得很好，或者把刨凿、毛刷、锉子等等使得很好的人，他决不会抛弃他的钢琴、凿、锉子等等的。只要他不劳动过度，他便会觉得他的工作是愉快的，不致使他疲乏。
　　在这个懒惰的名称之下集起了由各种原因生出来的结果，这些对于社会并不是害恶之源，而且能够成为利益之源。象关于犯罪和人类才能的一切问题一样，人们聚集起许多事实，但彼此间并无共通点。他们说起懒惰和罪恶，却不去分析它的原因。他们只忙着处罚这些过失，而不去考究刑罚是否反能奖励“懒惰”与“犯罪”。^[4]
　　所以自由社会如果看见了其中懒惰者数目的增加，要设法阻止，它在求助于刑罚之前便会先去考察懒惰的原因。例如在那个我们先前所说的患贫血病的儿童的脑筋中，是不能够再把学问灌输进去的了，我们应该先给他吃营养品，使他的血液增多，使他的体质强壮；不要再把他的时间浪费了，带他到乡下或海边去；并不用书本，就在露天给他讲授各种学问——教几何，就测量某尖顶的距离，某树木的高度；教博物学，就采集花草或在海里捕鱼；教理科，就制造捕鱼用的小船。然而千万不要把什么古典的文句和已经死了的语言，^[5]再装入他的脑里去。不要把他弄成一个懒惰者。
　　这样的儿童是不会有秩序和正规的习惯的。所以应该使他们先在自己中间保持秩序，然后，在聪明的教师的指导下，实验室、工场以及在一定的地方以许多器具所做的工作，都会把这方法教给他们，然而千万不可让你们的学校把他们教育成混乱无秩序的。因为学校的唯一秩序便是桌子的排列整齐，而且学校在讲授教育方面真是混乱得很，它决不会引起任何人对于和谐团结的爱心，也不能教授任何人以工作的规律方法。
　　八百万个学生代表出八百万不同种类的才能，你们用一个教育部长为这八百万学生所制定的教授法，只不过实行一个便利一般平凡人的制度罢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么？你们的学校成了一个懒惰的大学，恰如你们的监狱是一个犯罪的大学一样。让学校自由，把你们的大学学级废掉，只靠着志愿者的讲授；你们应该从这种方法开始，不要再制造什么制止懒惰的法律了，因为这样的法律只有使懒惰者的数目愈见增加。
　　那么，对于那些不愿一生专门去做某物品的极小部分的劳动者，以及整年整月闷在制钉机旁边终于发生憎厌的工人，应该使他们有机会去耕种田地，斩伐树木，冒风雨，航大海，乘火车头在世界各处奔驰；但不要再强迫他们一生去伺候一架小机器，或凿螺旋钉的头，或钻缝针的眼孔。
　　去消灭懒惰的原因罢，而且你们也会明白真正嫌厌劳动，特别嫌厌志愿劳动的人，是极少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因此也没有特别为他们制定法律的必要了。

　　
^[1] 指卡贝和欧文以及其他许多宗教的共产主义者在美洲建立理想社会的实验。——译者
　　
^[2] 指Thomas 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译者
　　
^[3] 指George Stephenson（1780—1843），英国工程师，火车头的发明者。——译者
　　
^[4] 参看我的《俄法狱中记》（In Russian and French Prisons），1887年伦敦出版（译者按原书已绝版，译文即中译本全集第二卷）。——著者
　　
^[5] 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译者